一位教育家教育實踐的探究－田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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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育家教育實踐的探究－田培林
施 宜 煌
臺灣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衛生系講師


摘 要
田培林西元一八九三年出生於河南襄城，並於西元一九七五年卒於臺灣臺北。綜觀田培林一生，除早期在大陸盡心於河南教育的開展外，於民國三十八年渡海來臺後更盡心於臺灣教育的開展，可謂一位教育思想家及實踐家，對我國教育與文化貢獻良多。本文係採文獻分析法，藉由對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試圖梳理出田培林的教育實踐。準此，為達上述目的之故，本文分別依循歷史脈絡探討田培林的生命歷程及其教育學術事業，進而從中一窺其對我國教育與文化之貢獻。
關鍵詞：田培林、教育學術事業
壹、前 言
田培林西元一八九三年出生於大陸河南襄城，並於西元一九七五年卒於臺灣臺北。綜觀田培林一生，對於我國教育的開展貢獻良多，除早年於大陸的教育事蹟為人所稱道外；也在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以後，代表當時中央政府來臺視察教育之情形，並且是當時最高層級的教育官員，對於臺灣教育有著諸多的貢獻。我國教育學者伍振鷟即論述光復之初，田培林剛好在教育部服務，對於早期臺灣教育的接收以及政策的規劃多所著力；並曾奉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之命，來臺策劃與指導國語的推行。1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田培林第二次渡海來臺，2更盡心於臺灣教育的開展。尤其，為其一生中服務最久的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籌設了教育研究所，培育無數從事教育理論研究及實踐的學者，對臺灣教育界的影響確實深遠。田培林曾言：「教育是為『人』的工作，到了忘我無我的境界，教育者才能與歷史文化合成一體」。3由這句話，我們更能知悉田培林對教育之精神內涵的體認，更能體悟教育工作者應該心懷無我之心，並以此教育理念化育學生，使受教者成為價值存有者。因之，田培林認為老子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之主張，從教育的觀點來看確實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理論，並論述老子所說的「生」、「為」，就是創造；所說的「有」、「恃」，就是佔有。所以，他才主張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消滅或至少降低佔有慾望，並進一步養成發揮創造的慾望，4而教育就是「愛創造的理想」，要為沒有價值的自然人，創造文化價值，使其成為有價值的人，因而「教育的愛」是沒有差別待遇的，沒有貧賤及智愚之分，凡是可以有所創造而產生價值的，便是愛的對象。對於「教育的愛」，田培林亦親身實踐之，5樹立教育愛的典範，是一位教育實踐家，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探究其教育實踐，以深化我國的教育視野。
再者，田培林不是出生於臺灣，然而田氏卻將其生命中的後半生奉獻於臺灣教育的開展，可以說是臺灣的教育家，6臺灣教育前輩如賈馥茗、伍振鷟、歐陽教、郭為藩、黃光雄及林清江等人，都曾為文論述受教於田培林，並身受其影響。因之，不難看見田培林對於臺灣教育的影響。準此，筆者更堅決認為有必要探討田培林的教育實踐，讓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了解此位深墾臺灣教育之教育家的生命歷程及其教育學術事業。職是之故，本論文之目的旨在探討田培林的生命歷程及教育學術事業，進而勾勒出其教育實踐，因此有關其教育思想(如教育即文化、教育愛…)，筆者暫不論述。為達此研究目的，本論文採用文獻分析法，針對有關田培林的相關資料進行文獻分析，試圖梳理出其生命歷程及教育學術事業，茲分別論述田培林之生命歷程及其教育學術事業如下：
貳、田培林的生命歷程
從生命的起點到盡頭，本是一連續不斷的生命史，但研究者為了要在闡述田培林的生命歷程時更加清晰明瞭起見，特將其生命歷程分為以下幾個時期，包括家世和幼年生活、從高等小學堂到北京大學的求學生活、北京大學畢業後初期的教育工作、留學德國時期的生活、對日抗戰期間的政教工作、臺灣師範大學時期的教育工作、家人與晚年生活，7所以本節可謂田培林的生命之旅，茲就田培林生命歷程闡述如后：
一、家世和幼年生活
先生諱培林，字伯蒼，河南襄城縣人。先世居河北滿城縣，明季有明威將軍者，鎮襄城(河南)，遂籍焉。8所以田氏族人，仍保留了很多傳統的習俗，和當地人並不相同。9
田氏傳到田培林的曾祖父荊璧公時，已經是襄城的望族，富有田產，並且設有銀號。中原民風淳樸，富有之家而好仁的，是必然的公益事業之興辦者和贊助者，也是貧民的存活者，荊璧公便是一位特別熱心公益和樂於濟助貧困的長者。田培林的祖父經畬公，元配朱太夫人生了田培林的父親樹棠公(字芾卿)後去世；繼配張太夫人過門不久，經畬公去世，所以樹棠公是在侍奉繼母如親母的家庭生活中，教養自己的子女。10而曾祖父荊璧公，祖父經畬公，父樹棠公，皆為邑中耆宿，扶危濟困，興水利，禦匪寇，為鄉人所崇敬，為刻石記事。11
田培林於清光緒十九年十月十四日(西元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2出生。13在出生之前，宋太夫人已經有四個子女，但是都在幼年夭折，所以田培林出世後，實際上便成了獨子，備受呵護，對於飲食等物，有著諸多限制。直到十二歲，才准許吃些不易消化的食物。田培林幼年，仍然進的是私塾，和當時的一般蒙童一樣，讀很多並不懂得的經書。到新學制倡行以後，才到開封讀中學，然後入北京大學研讀哲學。14
二、從高等小學堂到北京大學的求學生活
田培林初進河南襄城「高等小學堂」係新設，願意入學者甚少，有「勸學總董」常來勸各家子弟入學，當時那位勸學總董與田培林的父親相識；堂長是位老拔貢，頗負鄉譽，與田培林家略有淵源，所以家裡答應送田培林入學。之後，田培林考取許州中學堂，中學畢業以後，便進入民國大學，後因袁世凱準備稱帝，就有人勸袁世凱說：「民國大學不能再用『民國』二字，於是改稱朝陽大學」，因為校址在朝陽門內，可是「鳳鳴朝陽」的出典隱隱有勸進的意思，學生都不願意，很多人吵著轉學走了，田培林也就轉學至北京大學文科。當時北大只有文、理、法三科，北洋大學的法科歸併到北京大學來，北京大學的工科則併到天津北洋大學去，這是蔡元培仿造德國的榜樣。15國立北京大學，係承襲前清的京師大學堂而來，京師大學堂則創立於清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16包括有師範館、仕學館及譯學館等等。17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洋務運動宣告破產，有志之士有感於救亡圖存，遂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及嚴復等人為領導，獲光緒的支持，於西元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進行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維新」或稱「戊戌變法」，變法維新運動中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措施即為「京師大學堂」的創設。光緒二十四年起清廷開始全面推行新政，決定興學，首先制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除本身為一最高學府外，同時也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各級學堂。但因隨即發生戊戌政變，慈禧依舊掌權，新政受挫，京師大學堂籌備工作陷於停頓，直至光緒二十八年，僅有仕學館及師範館短期班招收少數學生。18民國後改稱北京大學，後又冠以「國立」二字，19是實行新學制後的第一所國立大學，又設在首都，所以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最高學府。蔡元培由教育總長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網羅中外學者到北大任教，所以教授陣容極盡一時之選，20如田培林在北大求學時，朱家驊為德文系系主任，胡適為英文系系主任等等，21而田培林在就讀北大時的同學們，如楊亮功為田培林的同屆同學，22在學術上享譽成就的吳康及陳康則為田培林在北大的同班同學。23
再者，此時國外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會議中，中國備受歧視。24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因聞日本向巴黎和會提出佔有我山東省境多項權益要求，北洋政府將令出席和會的代表簽字承認，北平學生幾千人反對，乃在天安門集合，並結隊遊行，25此次引起了青年學子的愛國熱潮，北大便是率先反應的學府，倡議由改革而圖強。蔡元培身為校長，以其本身的學養，採用新觀念教導學生，使北大成為學術改革的主要力量，田培林身歷其境，直接受到這項衝擊的影響。26
三、北京大學畢業後初期的教育工作
田培林於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即應聘到保定育德中學任教。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田培林為服務桑梓，回到河南後，27任教河南省立第一、第二中學、開封男女師範及法政專門等校28。曾任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召集委員李曜林，與曾任監察院教育委員會召集委員劉延濤，據所瞭解，是田培林在北大畢業後執教中學時期的受業學生。29劉延濤就曾言受田培林課，為民國十三、十四年間，田培林教學生先自基本論理學始。自此而後，漸知讀書方法。《大戴記》：「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竊謂凡受學於田培林者，當皆有斯感。30
當時河南省有一個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的組織，公選知名之士組織評議會。評議會是聯合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田培林於民國十一年當選為評議會主席，於是倡議為了發展河南省教育，以各縣契稅做為教育專款，以供教育專用。經過再三奔走折衝，得到執政者的允許。所以日後河南省教育發達，都認為是田培林倡議的功效。在教學和發展地方教育之餘，田培林又和同學們開創了一個刊物，名為《少年河南》。每週出版一次，田培林每次都寫時評，反映知識青年的心聲，並且提倡設置河南大學，積極作育人才，遂使中州大學誕生，即是河南大學的前身。田培林也對留學政策，提出積極的建議，申述留學政策的要旨，和派遣留學生的目的。31
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又至北平，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及俄文法政專門等校講席，32教授哲學和心理學等科目。33當時因為新學制倡行不久，大學生中頗多三十歲以上的人，又因為對軍閥割據的不滿，和受新思潮的激盪，常常發生學潮。學潮中最常有的，是反對不稱職的教授。可是聽過田培林課的人，不僅在當時推崇田培林，就是日後仍然對其禮敬有加。34民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田培林任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民國二十四年，赴德國，就讀柏林大學。35
四、留學德國時期的生活
田培林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曾經得到一項獎學金，可以出國留學。36然以身為獨子，雙親在堂，不忍遠遊，惟以任教為務，以便定省，37終於為了事親養親而放棄了。至民國二十四年，太公與太夫人相繼謝世，才於民國二十四年去德國，入柏林大學研讀教育。38由此，也看出田培林的孝順之心。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以論文「德國高級中學統一形式之問題」經審核通過，並經考試及格，德國柏林大學於四月十八日授予哲學博士學位。39
田培林在柏林大學研讀教育的原因，第一是在北京大學就學時受蔡元培的影響，但是對蔡元培所倡導的美感教育卻存有若干疑義，希望能夠親自直接的做一番研讀；第二是由於歷年擔任教學工作，確定了對教育的興趣和研究的熱誠。柏林大學是斐希特(Johann G.Fichte,1762-1814) 和洪保爾特(Baron Welhelm F.vonHumboldt,1767-1835)等計劃建立的，擁有歐洲大學初期時的精神，又具備德國獨有特色，有濃郁的學術風氣和自由精神，而大學的行政管理又表現出德國的務實和科學，這兩者都深深的影響田培林。所以，田氏在學術研究方面，由原具有的哲學基礎，對於哲學家的教育主張求深刻的認識和評價，以發展建立教育理論。40
田培林學問人格， 深受創校校長斐希特及哲學教授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之影響。尤其，當時斯普朗格擔任柏林大學校長，其著有「生活類型」(Lebensformen,1914)、「文化與教育」(Kultur und Erziehung,1919)及「青年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Jugendalters,1924)等著作，對於田培林更是影響深遠。41田培林在德國研究教育，志在回國有所貢獻，故對德國教育之實際狀況，至為留意，42也因此田培林參觀和遊覽的目標，是具有教育特色之處。除為了明瞭教育行政，而訪問行政組織以外，田培林也曾經訪問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故居，參觀過一所為問題青年而設的「叢林學校」，遊覽過匈牙利而了解德國文化的延展狀況。43
田培林留學德國期間，正是希特勒整軍經武，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故而對於國際局勢的演變，非常關心。由於田培林對世局和國際政治的了解，常常是留學生，以至外交人員請教的對象，也經常應邀講演或撰文論述44。十九世紀，德國、英國及法國等歐洲的學術水準，高於世界其他各洲。而美國、日本及中國的留學生，也都流行到歐洲求新知。田培林選擇最著名的德意志國立柏林大學留學，因而結識了很多學術界的領航人物。45
五、對日抗戰期間的政教工作
日本於民國二十六年發動七七侵華事變，田培林在民國二十八年得到柏林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便立即束裝回國，這時正是抗戰期間。46田培林出國時，眷屬留居北平。回國時北平已經淪陷，乃不回北平。47本來已經應西北師範學院院長李建勛電聘為教授，又有香港書院洽聘。最後田培林還是直接回到後方，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48師範學院公民訓育學系，49後來又兼任公訓系主任，同時為大公報星期評論的撰稿人。50
這時，日軍日以繼夜的轟炸後方，田培林常要很早起來，隨便在小攤上吃些東西，趁日機飛到之前去上課。有時課還沒上完，日機已經來襲，師生便一起躲到防空洞裡，繼續未完成的講述或討論，直到入夜以後，日機停止轟炸，才能出來吃飯。這種情況，更激發了田培林的愛國心，印證了斐希特的精神，終田培林一生，只聽到說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卻從來不提抗戰時所經歷的艱苦生活。民國三十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抗戰也進入更劇烈、更艱苦的階段。田培林受朱家驊之邀到中央組織部擔任黨員訓練處處長，於是依據 國父思想，印證斐希特的民族精神，擘畫並執行對黨政人員的組織和訓練。51余瑞麟言及民國三十一年，其從西南聯大畢業，往見陳雪屏。陳雪屏介紹其到外交部工作，要余瑞麟去重慶見李惟果司長。到了重慶，時運不佳，說是外交部改組，李司長去職；那時田培林在中央組織部，要余瑞麟去參加朱家驊部長辦的講習會，名義是實習員，也因此幫助余瑞麟就了業。52由此，我們也從中窺知田培林提攜後進的行誼。
田培林基於愛國的義憤而出任黨政工作，仍然沒有減低對教育工作的興趣。在河南黨務奠定基礎後，便又回到教育崗位。民國三十四年田培林被任為河南大學校長，不久又因為西北農學院常常發生校產管理問題，兼任西北農學院院長。至抗戰勝利，辭去西北農學院院長的兼職，準備將河南大學自陜西寶雞縣遷回河南開封，以當時交通的困難，費盡周章，才完成了河南大學的復校工作。復校之後，因期望河南大學成為國內一所完備的大學，乃恢復因抗戰時停辦之法學院，以使河南大學朝向更整全的發展。再者，田培林一方面擴充校舍，一方面增設工學院；又將醫事專科學校併入河南大學，而增加了醫學院。53至此，河南大學共有文、理、法、醫、農、工六個學院，具備了全科大學的規模。其間合併專科，擴充校園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悉賴田培林秉持教育理念，說服地方人士，努力開啟財源，方始得竟全功。54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田培林轉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當時的教育部長為朱家驊，朱家驊非常禮遇田培林，如朱家驊有事時，不是請田培林到部長辦公室，而是自己到次長辦公室，與田培林商討事情。55田培林為部長朱家驊所倚重，常赴各地處理學潮，對於各大學之復員，各級學制之調整，中小學課程標準之重訂，及國際文教之合作，多所費心。56民國三十六年，田培林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河南代表，該年是教育多事之秋，共黨發動戰爭，大學生罷課遊行事件，此呼彼應，各地學潮迭起，使田培林的教育思想，無法實現。終至大陸全部撤守，田培林於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遷來臺灣。57
民國三十八年，田培林脫離政壇，應聘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授。58政府播遷後，北京大學民國九年畢業同學在臺者計有十人，為羅志希、姚從吾、毛子水、田培林、吳敬軒、鄒湘喬、張儐生、陳梓屏、陸奉初和楊亮功諸人。姚從吾發起每隔月聚餐一次，地點指定為會賓樓，以其烹調具有北京風味。59
六、臺灣師範大學時期的教育工作
田培林於民國三十八年秋季應聘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60四十二年八月當時教育系主任劉季洪以主持正中書局，堅辭本兼各職，改聘田培林兼系主任。61田培林擔任教育系主任時，認為教育系應朝四大方向來發展，即教育學生使成為：(一)為教育研究工作者；(二)為教育行政工作者；(三)為師範學校的教師；(四)為心理輔導人員。朝此四方向來發展，教育系才有出路，不然教育系一出去，教國文怎麼跟國文系比，教英語怎麼跟英語系比。62
民國四十三年，田培林受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及劉真院長之託，籌設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於四十四年師院擴充為大學時，受聘主持教育學院，旋設置教育研究所，63當年首次招收碩士班研究生，田培林兼任所主任，64於是辭去教育系系主任的兼職，只主持教育學院和教育研究所65兩個單位。66當時師資設備與經費俱感不足聲中，田培林曾一再向當局謙辭，但為奠定教育發展之永固基礎計，祇得捨棄個人之利害得失而黽勉應命，傾力以赴。其篳路藍縷，啟闢創業之精神于此可見。67
田培林為達到培育師資的目的，致力於開啟教授進修的途徑，因而師範大學講師得亞洲基金會出國進修者頗多；並促請中山獎學金基金會增設教育學門。至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成立，師大教授得到研究補助或出國進修者歷年皆有。68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初期的三個學院，除了田培林任教育學院院長外，文學院院長是梁實秋，理學院院長是陳可忠，三院院長陣容的堅強，是當時劉真校長最引以為豪的事。而當時的師範大學，除了組織和設備不如臺灣大學，是公認學術水準很高的大學。69
七、家人與晚年生活
田培林德配程毅志夫人(夫人為湖北人)70，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女師大)教育學士，曾任教育行政工作和大專教授多年，行憲後當選立法委員。71忠藎謀國，研學功深，倡和襄贊，一燈對坐，憂樂與共。72
民國五十年後，田培林以患高血壓停止開課，然每日依舊到校處理院務，接見師生。於民國五十八年辭去教育學院和教育研究所主任兼職，但仍每周一次至教育研究所講授「教育與文化」，為其畢生學術之菁華。民國六十年九月，田培林正式退休，而關心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如故，閱讀新出版教育及哲學期刊，兼及各種新知識，從未間斷。73在退休後，雖然子女都遠在美國，但是都各有成就，是田培林最大的安慰和快樂。而且田培林的朋友和學生經常去看問或請益，小小的客廳中，經常客滿，洋溢著田培林宏亮的笑聲和談話聲。74民國六十年時，正值我國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國事多艱之際，因而鬱鬱寡歡，不似往昔之意興遄飛。75自民國六十二年後，田培林因高血壓時感不適，六十三年曾入醫院治療月餘，76六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宿疾復作，77又因血壓升高住進臺大醫院。78惟因患高血壓多年而引起心臟衰竭，午睡後，尚與夫人閒話家常，不久在閉目養神中安詳而逝，時為民國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下午，享壽八十三歲。79遺囑：「不開治喪會，不發訃，不公祭，不受賻，不請褒飾」。其耿介之操，由此可見！80
以上為筆者對田培林生命歷程的論述，筆者認為敘述田培林之生命歷程，必有助於了解其生命史，並且再來探究其生命中較為人們所熟知的教育學術事業，相信能夠更加完整呈現田培林的教育實踐，而這也是本文之目的。
參、田培林的教育學術事業
關於田培林的教育學術事業雖然在上述生命歷程中已有簡要的提及，但筆者認為若能針對以下之教育學術事業深入的論述，將更有助於了解田培林的教育實踐。筆者將分別探討田培林在大陸時期及民國三十八年渡海來臺後，較為人熟知的教育學術事業。大陸時期的教育學術事業，包括奠立河南省教育事業的基礎及規劃國立河南大學之復校；臺灣時期的教育學術事業，包括擘畫臺灣省國語的推行─《國語日報》的復刊、創辦《大陸雜誌》、籌設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及擔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茲分別論述如后：
一、大陸時期
(一)奠立河南省教育事業的基礎
河南省地處中原，古稱豫州，向為治亂必爭之地，亦中華文化發祥最早之中心。自上古以還，文物繁盛，史籍盈篇，歷代人才輩出，實我國文化歷史之淵源，亦為我國早期政治、經濟之腹心地帶。迄乎近代，從事革命與創造輝煌歷史者，更是史不絕書，承先啟後，蔚為大觀，而河南大學之創立，又為各省之先驅，負有文化發揚之重任。81河南大學之創立，實奠立河南省教育事業之基礎。
民國十二年河南初辦大學時，幸賴豫省人士的全力支持，張校長鴻烈之高瞻遠矚，中州大學雖屬初建，而獲至地方教育經費獨立之特別支持。河南教育經費能夠獨立，田培林亦曾參與催生之。當時全國知名學者，紛紛欣然前來講學，留學國外者，多願返里任教。82
在大陸時，田培林早期的教育事蹟較為人所知道者有三：其一爭取為河南教育經費獨立之經過─河南自民國以來，戰亂頻繁，教育經費非政府不能匯至，即為地方軍人括為他用。致各地學校，屢陷絕境。民國十一年，田培林當選為全省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與韓殿珍等人倡議以各縣契稅作為教育專款。惟其時軍政職權不分，困擾百端，終以田培林等人之力爭，與王幼僑、焦易堂等人之大力疏解，始獲解決。此後河南戰痕累累，而能始終絃歌不輟者，胥賴於此。83我國過去有兩省維持教育經費獨立，一為江蘇省，一為河南省。江蘇省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是屠宰稅，而河南省教育經費的來源則是契稅。均有專設機構負責經理，保持專款專用。因此，兩省的教育事業較為安定，也較為發達。84其二為開創講學風氣─如敦請梁啟超、趙元任及傅桐等至開封講學。梁啟超講「中國思想史」，趙元任講「考古學之重要」，傅桐講「道德哲學」，為河南學術界樹立一新氣象。其三為創辦《少年河南周刊》─田培林自言：「余於民國九年，畢業北京大學之後，即至保定育德中學任教。但為服務桑梓，回開封。時方二十餘歲，血氣方剛，構思奇多，每思有所奮立，以救時弊而振士氣，乃約同學王警守、楊立農等創辦《少年河南周刊》。每週必有時事評論，以論時政之得失緩急，並灌輸新知識，啟發新思想。雖然為青年學子所擁護，但卻屢遭時忌，威脅利誘無所不有，而同仁不為之屈。亦曾評河南留學歐美學堂應即改制為河南最高學府。故河南大學之成立，《少年河南周刊》實盡其催生之實。85
(二)規劃國立河南大學之復校
河南大學是我國創立較早的大學之一，民國十二年先由省立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改組而成(民國元年創校)。86最初成立時，各省都在北洋軍人統治之下，財政都很困難，教育經費更是捉襟見肘，河南獨有餘力創辦大學，這是由於該省自民國十一年起就有教育經費獨立的制度，河南教育經費的來源為契稅。87
民國三十三年春，日軍侵犯豫西，潭頭陷敵，河南大學師生死難者多人，大眾結隊跋山涉水南走荊紫關，圖書儀器損失慘重。三十四年春，日軍復侵宛西各縣，河大師生自荊紫關徒步十餘日，到西安時真是精疲力竭，舉目無親。承張伯英分別安頓西北中學和中州會館，代籌救濟金，請西安市民趕製大餅饅頭，安頓分發，生活才有著落。88
民國三十四年，河南大學決定遷至陜西寶雞武城寺、石羊廟姬家店等地復課。石羊廟在寶雞東約二十五華里，為黃土高原經多年沖蝕而成之平臺，亦是山谷中之小平原。房屋為土牆草房，間有少數瓦房。僅有石羊廟、武城寺兩大廟宇，學校即以此地為中心而暫告安定。教授、學生多借住民間。89
民國三十四年夏，遷至石羊廟不久，河南大學校長張廣輿(仲魯)辭職，教育部聘田培林接任河南大學校長。90田培林為人精幹熱誠，處事敏銳果斷，對河南教育貢獻甚大。此時，接掌河南大學，同學無不興奮稱慶。到任伊始，田培林集合同學訓話，宣佈施教方針，同學等聆聽之下，深佩其立論之正大，條理之分明，極為感動，掌聲歷久不停。91時河南大學師生已暫棲於寶雞以東二十餘華里之石羊廟，田校長以該地偏僻而狹小，師生食宿教學諸多不便，乃至西安就商於張伯英，擬請其陪同拜見胡宗南將軍，央求在西安代尋校址。張伯英說：「胡將軍軍務太忙，且對西安房舍不甚清楚，我是西安城隍，地面最熟，我可以陪你到處找找看，只要發現可以利用的建築，都包在我一人身上」。於是，張伯英和田校長一連多日走遍西安城內外，終未發現可容一大學處所，河大師生也只好仍留石羊廟了。92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博海歡騰，河南大學以僻處寶雞鄉間山谷，但亦於當晚獲悉天降喜訊，全校師生歡欣若狂。於是返鄉之念，由然而生。學校當局遂決定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中旬舉行考試，結束學期課程，並立即派員接洽車輛，準備復員，遷回開封校址上課。93
抗戰勝利，師生重見母校美侖美奐校舍，美麗之校園，莫不具有極高之崇敬與懷思。田校長於三十五年即派遣有關人員，組織先遣隊，兼程東下，先行抵汴，連絡有關單位，進行河南大學接收工作，俾能順利復員，早日開課，使八年離亂師生，重新進入巍峨壯觀之河大校園，重建鐵塔、繁塔之固有精神。所幸一切進行順利，即請求專款，日夜趕工。部分先行修繕，添置教室課桌椅、宿舍床舖膳堂等設備。迨至三月初開學，一切準備完成，所以開學後註冊及分配宿舍與上課等，均能有條不紊，同學等均感舒適，教授們都深感滿意。學校復員，仍以開封鐵塔校區為校本部，全部校舍除大禮堂少有損傷，略加整修，即可恢復舊觀，其餘均完整。94民國三十九年底，開封、南京先後淪陷，政府播遷來臺後，河南大學也無形中被迫解散。95
二、臺灣時期
(一)擘劃臺灣省國語的推行─《國語日報》的復刊
甲午戰後，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列強勢力，在華競逐，雖然有康有為、梁啟超等所領導之「維新運動」，但昧於世界潮流，終無法挽救清廷之厄運。96臺灣因甲午年中日戰爭敗績，割讓給日本，日本即於西元一八九五年出兵佔據，直到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一共竊據了約五十一年，才由我國設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予以收復。97日本在統治臺灣的這五十年四個月裡，前後派十九個總督來主政。自首任至第七任，皆由海陸軍將官擔任，其作風多專制，偏向軍政形態，曾以恐怖手段殺害許多反抗的臺灣人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為迎合民主潮流及緩和島民自治自決之要求，第八至第十六任總督，一律改派文官主政。第八任文人總督田健次郎為表現一點民主作風，新宣佈了四項方針：(一)開放臺灣人民問政的途徑；(二)修改殖民地之法律(即法律第六十三號，簡稱六三法)，廢除笞刑；(三)准許臺灣人與日本人通婚；(四)准許日臺兒童同校同班受教育。這是日本對臺政策的改變，開始對臺灣人民實施同化政策，教育乃其中之一環。西元一九一九年頒布「臺灣教育令」作為臺灣教育施行的法令依據(異於日本內地法令)。其中有關教育政策規定，明載於第一章第二條：「教育基於教育勒語之旨趣，以育成忠良臣民為本義」。臺灣總督府解釋臺灣教育令制定之目的強調：「要之臺灣之教育，在於觀察現今世界人文發達之程度，啟發島民順應之智能，涵養德性、普及國語(日語)，使之具備帝國臣民應有之資質與品性」。98由此可知，日本人藉由教育的實施以達其同化臺灣人之目的。而日語教育的推行，則更加速其目的的實現。在收復當時，發現日本政府在這五十一年間，強力推行日語教育，毀滅中國語文，致使三十歲以下的本省人，不但國語講不通，國文看不懂，連「母語」的閩南語和客家話，也都不甚了了，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非趕緊推行國語，予以矯正不可。99
當時長官公署沒有推行國語這類的人才，於是向教育部請求派遣專家，來臺協助推行國語教育。當時是朱家驊擔任教育部長，田培林擔任常務次長；朱部長學的是地質，田次長學的才是教育，所以部裡許多有關教育的大政方針，朱部長大都交給田次長決定。長官公署的求救公文一到，田培林就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中物色人才。可是在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復員伊始，交通既不方便，人員又不整齊的狀態之中，苦心孤詣，選出一位才華洋溢，衝力極強的常務委員魏建功，配以一位奉公守法、埋頭苦幹的何容，帶領少數幾個部屬，攜著一些國語推行上極其需要的有關法令、書籍和器材，來到臺灣。100
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到達臺灣，即刻著手籌設「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各縣市的「國語推行所」。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日那一天正式成立，隸屬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主任委員由魏建功擔任，副主任委員由何容擔任。全省十九個縣市各設一個國語推行所，輔助推行國語，計需人員一百五、六十人，也因找人不易，只好慢慢補充。臺灣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後，就根據民國三十三年教育部所制訂的五條「全國國語運動綱領」，101再針對當時臺灣的特殊情形，另訂六條「臺灣國語運動綱領」。102
就這樣計劃著國語推行的步驟，所以在短短的時期中，能夠收到很大的成績，田培林的這一番苦心擇拔人選，應該算為首功。民國三十七年一月間，教育部朱家驊部長來臺灣視察教育，費了十幾天工夫，走遍都鄙各地，發現臺灣國語教育的推行，十分積極，成績昭著，心裡暗想，如果把三十六年在北平創刊，而始終顯不出成績的三日刊《國語小報》，遷來台灣，一定可以大顯神通。朱家驊部長回教育部跟田培林一談，田培林大表贊成，建議這一件事可以責成魏建功和何容積極去進行，把北平三日刊的《國語小報》遷移臺灣，改為日刊。教育部就依照田培林的提案，下令給魏建功和何容，命其於九月底完成籌備，雙十節日出報。在籌備期間，由魏建功擔任社長，並由北平《國語小報》負責人王壽康擔任副社長，負責搬運北平該社所有的器材，來臺供用，而《國語小報》也就是後來的《國語日報》。田培林為教育、為黨政所致力的功績，知道的人很多，唯獨這樁對於《國語日報》的催生和培育，卻沒有人注意。103
(二)創辦《大陸雜誌》
民國三十九年的夏季某日，有幾個學術界的朋友與朱家驊談天，當時撤退來臺的學人喘息方定，社會人心杌隉不安，國際環境也異常渾沌黑暗，大家都感覺到這又是一度表現中國人堅苦卓絕精神的時機到了。知識份子處此時代，應當發揮定力，越在風雨晦冥的時候，越要立定腳跟，發揚中國文化的價值與特色。當時便初步決定，籌劃出版一份學術性的刊物，一方面補償由於大陸淪陷而來的文化上之空虛和精神食糧的缺乏；一方面穩定學人們的思想與生活。104就這樣，《大陸雜誌》發刊於歷史遭逢空前鉅變，社會危疑震憾之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105
當時的整個歷史背景為民國三十九年春，朱家驊辭卸行政院副院長，專力主持重建中央研究院。朱氏又籌劃集合私人力量，創辦一個較高水準的刊物，倡導學術研究，並為我國學人的發表園地，乃與田培林、董作賓、周鴻經、楊公達及陸翰芹諸人研商這個刊物的方針與內容。當時參與創始的朋友，對這個刊物的性質主張不一，有人建議應為包羅較廣的綜合性雜誌，有人認為適合時勢的要求，應為政論及國際外交問題，見仁見智，各有見地。田培林與董作賓主張創刊一個純學術性雜誌，介紹中西學術思想，闡揚我國優良文化，以作一般學術研究的提倡，並可供海內外學人的發表園地。田培林與董作賓認為學術研究工作為國家之根本，不宜因客觀環境之困難而廢弛。朱家驊採納他們的建議，乃決定為純學術刊物，定名為《大陸雜誌》，寓有發揚我國文化。並聘請董作賓106為發行人，田培林任總編輯，每半個月發刊一次(發刊十六年後，因經費所限，改為月刊)。107記得有一年美國的《亞洲雜誌》，還特別著文介紹推許。所以《大陸雜誌》能夠辦成定型的學術性刊物，而且具有較高水準，田培林與董作賓之遠識與開創之努力，為最重要關鍵。108
(三)籌設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臺灣位於太平洋盆地西緣，孤懸歐亞大陸東海岸上，位於環繞亞東列島群之中樞，在人類遠洋航海才祇數百年的史實裏，臺灣的地理位置具有相當的邊陲性。在近三、四百年間，臺灣一再捲入各大國家競爭攫奪的漩渦，即從荷蘭逐出西班牙勢力，明鄭驅退荷蘭，再經鄭克塽降清東寧王朝敗亡，以至於甲午戰敗清廷割讓予日本，這些政權或長或短的佔領統治臺灣全部或局部。109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當日本無條件向盟軍投降；因甲午中日戰爭而由清廷所割讓給日本的臺灣，也經過一番國際政治會議的討論而交還中國。110伍振鷟論述日本統治臺灣時期，並不是很努力經營臺灣的高等教育(如日本人不給予臺灣人太多的受教機會)。臺灣光復後，當時留學國外不易，我們學術的提昇，老是靠留學生也不是辦法；再加上光復後大陸很多人才來臺，於是政府也慢慢想到要自己培養人才，認為我們的學術要起飛，學術不能永遠依賴別人。因此，在民國四十四、四十五年時，研究所開放，教育部並鼓勵各校籌辦研究所。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111就在此時代背景由田培林籌設成立。112
教育學系設立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由林本兼任系主任，後林本因積勞致病辭職，由程璟、余書麟、楊亮功、黃建中、劉季洪等人相繼主持系務。四十二年八月，當時教育系主任劉季洪以主持正中書局，堅辭本兼各職，改聘田培林兼系主任。113
民國四十三年，田培林受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劉真院長之託，籌設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十次院務會議並通過「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組織規程」。114賈馥茗就曾聽田培林說，本來教育研究所預備於民國四十三年便招生，但田培林認為籌備得不夠成熟，寧可延遲一年才招生，115所以並未於四十三學年度招生。田培林當時創辦教育研究所，係參照美國若干大學之「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與德國之「教育學研究」(Paedagogisches Seminar)與「教育機構」(Paedagogisches Institute)而規劃，含有「研究所」(Graduate School)與「研究機構」(Research Institute)之性質，兼顧教育專業人才之培養與教育學術之研究的功能。116此外，田培林在籌設教育研究所的時候，先訂了兩個條件：第一、必須有學有專長的教授，來指導學生學習和研究；第二、必須有充足的圖書，使研究生有研究的工具。所以不訂定研究生的研讀科目，只要能請到專門的學者，便開這項科目，正是大學的真正精神。這種實施，是基於田培林對教育人員的分類而來。田培林以為教育人員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教育者，是從事教育研究的人；一類是教育工作者，是實際上擔任教學或行政工作的人。教育系和教育研究所，要培養研究教育的人才，一部分作為教育科目的教師，所以這一類的人才，要精而不必多。師大或師院的其他各系，在於培養教師，所以要按照實際的需要，隨時調整數額。至於行政人員，重在執行能力，各個科系都會有這樣的人才，無須加以限定。117
至於在教育研究所設備及研究重心方面，田培林於民國四十七年，即師大教育研究所成立第三年，曾寫專文「本所研究旨趣」，說及教育研究所成立至今三年，更加以經費困難，設備簡陋，所以在研究方面不能不集中力量限於哲學和歷史方面，尤其不能不偏重中國教育思想和中國教育制度方面。118在課程方面，因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在本質上既然是偏重於「教育性」，所以在課程方面的安排，也就是按照這種趨勢，擬訂起來。119田培林曾在民國六十年元月為伍振鷟《英國的公學》一書寫序，在序中曾言：「我自三十八年渡海來臺，即任教師範大學，迄今二十餘年，是我生平服務最久的機關，因此直接上過我的課的學生，也以這一段時間最多」。120而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今日能夠在臺灣的教育學術領域，擁有輝煌的成果，實應歸功於當時田培林的遠見及苦心經營。
(四)擔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十七年國家統一，十八年政府平定變亂，十九年全國安定，國家各項事業在逐漸發展中，各級教育行政及各級學校亦進入軌道。是年夏，京滬兩地教育學者常道直、陳鶴琴、楊亮功、陳劍脩、章益、歐元懷、廖世承、沈亦珍、謝循初及鄭西谷等諸人，聚會於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在聚會中，大家談及美國有全國教育協會之組織，經常研究教育問題和建議教育改進事宜，其所出版年刊，對美國教育改進甚多。復談我國在數年前亦有中華教育促進會之組織，由陶知行負責主持，對國家教育建設，頗多建議。現在我們研究教育學術的同人，亦應有全國性教育學術團體之組織，當時在座各人，均一致贊同。並相約分別徵求其他教育學者的贊助，再行開會商談。民國二十年暑期，京滬杭三地教育學者除上述十人外，增加鄭曉滄、莊澤宣、倪文亞、許恪士、陳選善、劉季洪、吳俊升、劉湛恩、羅廷光及黃建中等諸人，復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聚餐，一致同意發起組織教育學術團體，商定名稱為「中國教育學會」，擬定會章要點，並定在本年寒假期間，召開成立大會。最後推選常道直、陳鶴琴、楊亮功、劉湛恩、鄭西谷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一面分函徵求各地研究教育同人為發起人，先後得各地同人函允加入為發起人者，計有一百二十餘人；一面籌備大會開幕事宜。不意是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一二八松滬戰爭接連而來，國難方殷，教育學會開會籌備工作，因而停頓。直到二十一年秋，當時日軍侵略祇限於東北省地區，國事稍安。籌備會五人商定於寒假期間，即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假上海青年會舉行成立大會，以鄭西谷有上海中學同事協助，所有開會通知、會場佈置、以及開會時應有的準備，均由其負責辦理。121
中國教育學會自民國二十二年在上海成立，122至今已有七十年以上的歷史，可以說是目前國內教育學術團體中會務健全、規模最大的一個。民國三十九年冬，中國教育學會奉准遷臺復會後，人力財力與前迥異，一切體制自難復舊。民國四十年起，在環境限制下，祇於理監事會下設總幹事及幹事各一人，秉承理事長處理會務，會址設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23
田培林曾於民國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臺北市中山堂召開的中國教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與劉真、游彌堅、沈亦珍、吳俊升及孫亢曾等人當選為十一屆的常務理事。當時，當選為理事長的則為鄭通和。之後，田培林分別在第十八屆至二十九屆當選為理事長，即民國四十八年至六十年，在這十二年裡，一直由侯璠擔任總幹事。民國六十二年，田培林被選為常務理事。124師嚴而後道尊，田培林不僅為名師，其處世態度之嚴正與風格之高尚，尤為眾所景仰。中國教育學會，在田培林主持期間，定有兩項原則：其一、絕不與共產及其同路國家交往，道不同不相為謀；其二、堅決保持教育學會清高之學術研究風格。若日英等國之教育學會逐漸流於一般工會之性質，田培林期期以為不可。125民國六十年田培林因退休，才辭謝理事長一職，前後計達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間，田培林穩健的作風，平實的領導，一方面在國內發展會務，一方面在國際加強關係，既不急功近利，亦不好高鶩遠，使中國教育學會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建立了良好的聲譽，這可說是田培林對中國教育學會不可磨滅的貢獻。126
肆、結 論
經由以上對田培林之生命歷程與教育學術事業的論述，我們可以窺知其對我國教育與文化的貢獻。因之，對於一位深墾我國教育之教育家，實有必要將其生命歷程與教育學術事業詳細呈現，以使當前教育工作者興效法之心，期為教育大業而努力之。
在撰寫此文的過程中，筆者遭遇諸多困難，無論是大陸時期的教育學術事業(包括奠立河南省教育事業的基礎及規劃國立河南大學之復校)，或是臺灣時期的教育學術事業(包括擘劃臺灣省國語的推行─《國語日報》的復刊、創辦《大陸雜誌》及擔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等等)，在文獻資料的蒐集上可說極為不易。只有臺灣時期，籌設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之相關資料的取得較為便易。由此可知，研究田培林的教育實踐，倘若沒有史料，根本就無法論述起，而這也彰顯出史料的重要性。再者，也間接引出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的限制。
本文藉由文獻分析的方法，依循時間順序重建田培林之教育實踐，對於田培林生命歷程及其教育學術事業的論述，幾乎是筆者從所能蒐集到的文獻，及訪談田培林之同事與學生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再加以文獻分析，整理成以上幾項可以代表田培林的教育實踐，希冀藉此盡量還原田培林對我國教育及文化開展的貢獻，相信本文有助於人們了解田培林之教育事蹟，進而也能從中窺知我國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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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見伍振鷟：〈光復四十年來的台灣教育〉，《大陸雜誌》，1986，72(3)，頁29。
　　2 在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八期第三版，報導教育系近況，其中敘述系內教授，原有林本、鄒謙、余書麟、林仲達、孫邦正、劉永和、臧廣恩、錢蘋等十餘人。現因大陸受戰事影響，內地教授相繼來臺者甚多。新聘楊亮功教授為本系系主任，更聘請陳大齊、黃建中、田培林、劉季洪、汪少倫、范錡、葉守乾及孫亢曾等為本系的教授，誠極一時之盛。3 參見賈馥茗：〈痛失良師〉，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a，頁66。
　　4 參見田培林：《教育史》，臺北：正中，1975，頁42。
　　5 賈馥茗、伍振鷟、歐陽教、郭為藩及黃光雄等人都深刻描述田培林是教育愛的實踐者，可以參閱施宜煌之碩士論文《田培林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學術事業》。
　　6 田培林於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後，便在當時的省立臺灣師範學院任教，至一九七一年才從當時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田氏自稱臺灣師範大學是其一生服務最久的單位，將近二十二年。7 筆者對於田培林生命歷程的分法，是參酌賈馥茗之分法。
　　8 參見劉延濤：〈田伯蒼先生行述〉，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頁1。
　　9 參見賈馥茗：〈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簡述〉，載於賈馥茗、黃昆輝(主編)，《教育論叢(二)》，臺北：文景，1976b，頁2。
　　10 同註9，頁2。
　　11 同註8，頁1。
　　12 所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都會固定在每年的十一月舉行田培林的誕辰紀念會
　　13 「參見賈馥茗:〈田培林傳〉，載於國史館(主編)，《國史擬傳第七輯》，臺北:國史館，1998，頁79」
　　14 同註9，頁2。
　　15 「參見郭廷以、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從高小到北大的求學生涯─田培林先生訪問記錄〉，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口述歷史(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29-37。16 參見毛子水：〈國立北京大學簡史〉，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北京大學》，臺北：南京，1981，頁1。
　　17 參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北京大學》，臺北：南京，1981，頁26。
　　18 參見劉季洪：《教育生涯漫談》，臺北：臺灣商務，1986，頁11。
　　19 參見賈馥茗：〈田培林〉，載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三冊》，臺北：近代中國，1985，頁84。
　　20 同註9，頁3。
　　21 參見施宜煌：《田培林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學術事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2001，頁20。
　　22 參見李安：〈學人的典範〉，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頁55。
　　23 同註21，頁20。
　　24 同註19，頁84。
　　25 參見田炯景：〈五四的回憶〉，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北京大學》，臺北：南京，
　　1981，頁46。
　　26 同註19，頁84。
　　27 同註9，頁4。
　　28 參見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初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1，頁320。
　　29 同註22，頁55。
　　30 同註8，頁1。
　　31 同註9，頁4-5。
　　32 同註28，頁320。
　　33 同註19，頁85。
　　34 同註9，頁5。
　　35 同註28，頁320。
　　36 同註9，頁6。
　　37 同註13，頁81。
　　38 同註9，頁6。
　　39 關於田培林之博士論文題目名稱及博士學位授予日期，筆者要感謝賈馥茗教授所提供之資料－「田培林哲學博士學位文憑」
　　40 同註9，頁6。
　　41 同註28，頁320。
　　42 同註13，頁82。
　　43 同註9，頁6。
　　44 同註9，頁6-7。
　　45 參見徐南號：〈懷念吾師〉，載於林玉体(主編)，《跨世紀的教育演變》，臺北：文景，1998，頁11。
　　46 同註9，頁6-7。
　　47 同註13，頁82。
　　48 西南聯大最先設立在湖南長沙，本叫國立第一臨時大學，後來搬到雲南，才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此大學是由全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設在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一所私立的南開大學組成(張起鈞，1981：8)。49 同註9，頁7。
　　50 參見戚長誠：〈悼念田培林先生〉，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頁45。
　　51 同註9，頁7-8。
　　52 參見余瑞麟：〈往事如煙〉，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南京，1981，頁338-340。
　　53 同註9，頁8。
　　54 同註13，頁84。
　　55 同註21，頁29。
　　56 同註28，頁320-321。
　　57 同註9，頁8。
　　58 同註13，頁84。
　　59 參見楊亮功：〈人事靡常清遵難續〉，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
　　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頁7。
　　60 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近況〉，《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1949，復刊號8 期，3 版。
　　61 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各系簡介〉，《師大校刊》，1955，5l41 期，7 版。
　　62 同註21，頁30。
　　63 參見孫亢曾：〈追思伯蒼先生〉，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頁13。
　　64 教育學系及教育研究所，在民國四十四年時是系所分開的，所以田培林在兼任所主任後，便辭去系主任的兼職。
　　65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除碩士班外，自民國六十一年起，也增設博士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73：11 版)。
　　66 同註9，頁9。
　　67 同註63，頁13。
　　68 同註19，頁88。
　　69 同註9，頁9。
　　70 田夫人為湖北人，乃是臺灣師大社教系退休教授靳久誠所言。
　　71 同註9，頁10。
　　72 同註8，頁3。
　　73 同註13，頁85。
　　74 同註9，頁11。
　　75 參見周愚文：〈中國文化教育大師─田培林〉，載於劉焜輝(主編)，《人類航路的燈塔：當代教育思想家》，臺北：正中，1992，頁95。
　　76 同註13，頁92。
　　77 同註8，頁2。
　　78 同註13，頁92。
　　79 同註9，頁11。
　　80 同註28，頁322。
　　81 參見周恆：〈河南大學概述〉，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河南大學》，
　　臺北：南京，1981，頁1。
　　82 同註81，頁3。
　　83 同註8，頁2。
　　84 參見劉季洪：〈河南大學回憶記略〉，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河南大
　　學》，臺北：南京，1981，頁72。
　　85 同註8，頁2。
　　86 同註81，頁2。
　　87 同註84，頁72。
　　88 參見李守孔：〈張伯英先生與河南大學〉，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河
　　南大學》，臺北：南京，1981，頁31。
　　89 同註81，頁19-20。
　　90 同註88，頁32。
　　91 參見邵志祥：〈顛沛流離中的河大醫學院〉，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河南大學》，臺北：南京，1981，頁130-131。
　　92 同註88，頁32-33。
　　93 同註81，頁20。
　　94 同註81，頁20-21。
　　95 參見魏仰賢：〈河大工學院與黃河水專的關係〉，載於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主編)，《學府紀聞─國立河南大學》，臺北：南京，1981，頁144。
　　96 參見國立編譯館：《中國現代史》，臺北：幼獅，1991，頁1。
　　97 參見洪炎秋：〈追悼田伯蒼先生〉，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頁29。
　　98 參見徐南號：〈日本統治時期對台灣教育之影響〉，載於徐南號(主編)，《台灣教育史》，臺北：師大書苑，1996，頁309-311。
　　99 同註97，頁29。
　　100 同註97，頁29。
　　101 教育部那五條綱領是：一、實行中國字讀音標準化，統一全國的讀音。二、推行國語，使能通行全國，並作為外國人學習我國語言的標準。三、推行注音國字，普及識字教育，奠定民主基礎。四、推行注音符號，溝通邊疆語文。五、研究國語教學法，增進教育效率(洪炎
　　秋，1998：7)。
　　102 參見洪炎秋：〈推行國語三十年〉，載於國語日報(主編)，《國語日報的故事》，臺北：國語日
　　報，1998，頁6-7。臺灣省另訂的那六條綱領是：一、實行臺語復員，從方言比較來學習國語。二、注重國字讀音。三、刷清日語句法，以國音直接讀文，達成文章還原。四、研究詞類對照，充實語文內容，建設新生國語。五、利用注音符號，溝通民族意志，融貫中華文化。六、鼓勵學習心理，增進教學效能(洪炎秋，1998：7-8)。
　　103 同註97，頁30-32。
　　104 參見大陸雜誌社：〈大陸雜誌十年〉，《大陸雜誌》，1960，21(1)，頁1。
　　105 參見王梓良：〈大陸雜誌三十年〉，《大陸雜誌》，1980，61(1)，頁39。
　　106 《大陸雜誌》首任發行人董作賓，自香港歸來後，體力漸衰，雖以後又在新加坡應該地大學之邀，主試研究生，而五十年終於病倒在臺大醫院，五十一年病倒在榮民總醫院，五十二年五月三入臺大醫院，十一月終至不起，卒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大陸雜誌社，1972：29；王梓良，1980：39)。
　　107 參見方志懋：〈田培林先生與大陸雜誌〉，《大陸雜誌》，1976，52(5)，頁2。
　　108 同註107，頁2。
　　109 參見李鴻禧：〈台灣教育面貌40 年─序〉，載於林玉体著，《台灣教育面貌40 年》，臺北：自立晚報，1991，頁3-4。
　　110 參見林玉体：《台灣教育面貌40 年》，臺北：自立晚報，1991，頁25。
　　111 在民國四十五年六月五日出版的師大校刊曾言：師大(合師院歷史計算)，已有十年的歷史，教育研究所成立尚未滿一年，就時間上來說雖甚短暫，但在師大整個體系和教育研究工作方面來說，意義卻極重大。為了培養教育學術研究人才及從事教育研究工作，臺灣早有設立教育研究所之需要，本校亦早有此動議，但以事實上的困難未獲實現。嗣以各方面之協助，終於在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一日，正式奉准成立，隨即辦理第一期招生事宜。考試結果，計錄取研究生八名，實際報到註冊者只有五名，十月六日，開始正式上課(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56：12 版)。112 同註21，頁155。當時任職教育系助教的靳久誠，曾敘說田培林是在民國三十八年末期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任職的(施宜煌，2001：156)。
　　113 同註61，7 版。
　　114 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組織規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1954，86 期，3 版。
　　115 參見賈馥茗：〈師大教育研究所的建立和發展經過─對碩士班學生講話〉，《教育研究所集刊》，1990，32，頁1。
　　116 參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學研究〉，《師大校刊》，1975，190 期，14 版。
　　117 同註9，頁9-10。
　　118 參見田培林：〈本所研究旨趣〉，《教育研究所集刊》，1958，1，頁2。
　　119 參見田培林：〈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載於賈馥茗(主編)，《教育與文化上冊》，臺北：五南，1995，頁352。
　　120 參見田培林：〈英國的公學─序〉，載於伍振鷟著，《英國的公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1971，序1。
　　121 參見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會史》，臺北：中國教育學會，1979，頁2-3。
　　122 參見潘振球：〈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弁言〉，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b，弁言。123 同註121，頁28。
　　124 同註121，頁62-64。
　　125 參見潘振球：〈憶伯蒼先生〉，載於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主編)，《田故教授伯蒼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教育學會、師大教育研究所，1976a，頁20。
　　126 同註122，弁言。
原载：國民教育研究學報，第13 期：7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