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红颜知己的真实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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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红颜知己的真实与谎言

    据莱妮回忆，希特勒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衫上系着一条不起眼的领带，神态自然，态度谦和。两人在沙滩上漫步，希特勒说他看过莱妮主演的所有电影，印象最深的就是《蓝光》。在谈到某个地方时，希特勒忽然说：“一旦我们掌权，一定让你给我拍电影。”
文 ｜ 上林

    1938年4月20日晚7点，阿道夫·希特勒来到柏林乌发公司的动物园电影宫，在泛光灯的照射下，纳粹卐字旗和奥运五环旗密密麻麻地竖立在电影宫正面。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陪同下，希特勒走进放映厅，观众全部起立，伸出右臂向他行礼。希特勒边还以“希特勒式”的敬礼，边走向他的私人包厢。陪同他前来的，还有内政部长弗里克、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经济部长冯克、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冲锋队的首领卢策、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施佩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凯特尔等数十名纳粹党政军高官。一楼的头等座位上都是企业家、银行家及他们的妻子，以及文化界的名流——著名指挥家富尔特文格勒、第一届奥斯卡影帝得主埃米尔·强宁斯??这一晚，是希特勒49岁生日之夜。
     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精英们汇聚一堂不完全是为了希特勒庆生，而是出席一部电影的首映式，如此盛况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长达四个小时的放映结束后，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元首亲自登台，为电影的女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献上由白丁香和红玫瑰混合的大束鲜花。当天深夜，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莱妮·瑞芬斯塔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个成就因力量、深度和美而激动人心。”
     这部电影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纪录片《奥林匹亚》，这是奥运会官方电影百年来最著名的作品，也是电影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品之一。

希特勒对奥运会态度的大转变
     1936年的第11届奥运会把会址定在柏林是在纳粹上台之前，那时还在野的希特勒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指责奥运会是“犹太人与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并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一起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
     等到1933年1月底纳粹成了执政党，希特勒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大概是出自第三帝国体育部长奥斯滕和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影响，希特勒看到了奥运会所蕴藏的政治潜能——一个让全世界为第三帝国的现代、高效和友善而赞叹的绝佳机会。10月5日，希特勒视察了正在扩建的老体育场，立即决定推倒重建，在原址建造一座拥有10万个座位的新体育场。他宣布：“新体育场必须由帝国来建造。这是民族的任务。如果德国想成为整个世界的东道主，它的准备必须是完备而非凡的。” 此外，还要修建一个有两万个座位的游泳场，以及体操馆、篮球场，奥运村将有160栋建筑和38个餐厅为5000名运动员提供食宿。到1934年10月，纳粹决定把他们在举办大型集会上的经验运用于奥运会，并提供几乎无限的资金支持，使奥运会的开销达到最初预算的30倍。希特勒如此花血本，也许出自那个狂野的梦想，他曾告诉施佩尔，他坚信在1940年以后的下个千年，奥运会只会在德国而不是世界上其他什么地方举办。
     在那个时代，电视转播技术虽已诞生却没有推广，能在奥运会期间亲赴“新德国”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形象地展现希特勒所说的“德国需要和平也渴望和平”的言辞，让奥运会和电影结合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而这一任务落到莱妮·瑞芬斯塔尔手里一点不让人意外。毕竟，她是希特勒眼中“德国最完美的女人”，戈培尔说：“她是所有那些明星中唯一能理解我们的人。”
/1936年8月1日,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希特勒（左五）宣布第11届奥运会开幕。右二位指导摄影师拍摄的莱尼 瑞芬斯塔尔
希特勒曾想拥莱妮入怀？
     1902年8月22日，莱妮·瑞芬斯塔尔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经营暖气与通风设备的商人家庭，自小酷爱舞蹈，却在崭露头角时摔伤了腿改行成为电影演员。她的恩师阿诺德·范克本来是一名沉迷于登山的地质学家，热衷于拍摄高山电影，这种电影的基本特征是运用壮美的镜头传播高山信念，包括征服高山的英雄主义。1931年，莱妮执导了自己第一部电影《蓝光》，并出任主演。1932年3月，《蓝光》在柏林进行了首映。
    1932年2月27日，莱妮在柏林的体育馆参加了一场集会，当希特勒站在话筒前说：“市民同志们——”时，莱妮这样形容她当时的反应：“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地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震动”。两个小时后，莱妮站在大街上浑身发抖，“甚至没有力气拦一辆出租车回家。”5月18日，莱妮寄出了写给希特勒的信，表达了自己对纳粹党魁的崇敬之情。三天后，希特勒的副官布鲁克纳给她打来了电话，邀请她去和希特勒进行私人会谈，布鲁克纳解释说，在收到信之前，希特勒正在看电影，并宣称：“我在电影里见到过最美的东西就是《圣山》中瑞芬斯塔尔在海边的舞蹈。”
      5月22日下午4点，莱妮在德国威廉港旁边的垂钓渔村中见到了希特勒。据莱妮回忆，希特勒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衫上系着一条不起眼的领带，神态自然，态度谦和。两人在沙滩上漫步，希特勒说他看过莱妮主演的所有电影，印象最深的就是《蓝光》。在谈到某个地方时，希特勒忽然说：“一旦我们掌权，一定让你给我拍电影。”
      这次会面的细节只有莱妮本人的回忆，据她说，希特勒曾有想将她揽入怀中的举动，在发现她不情愿之后，希特勒松开手说：“在我完成我的事业之前，我是不允许爱上女性的。”这让希特勒的研究者们颇为怀疑，因为希特勒的性取向一直是个谜。而有人曾见过在希特勒掌权后莱妮向其汇报工作，“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但反而让希特勒“陷入惊慌”。
      第二天一早，希特勒用私人飞机把莱妮送到汉堡。此后，她多次出现在纳粹高层的聚会上，认识了纳粹核心人物戈林和戈培尔，希特勒还拜访过她的住处。在纳粹掌权之前，莱妮就打入了纳粹高层圈子。
      1933年1月30日那个历史性的一天，在瑞士达沃斯的莱妮接到了国会议长戈林打来的电话——希特勒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那年六月，莱妮送给希特勒一部哲学家费希特的作品集，一版一印，共八卷，带有金色的装饰，封面是白色的皮革。莱妮在题赠中写道：“带着我全身心的崇拜一并送给我亲爱的元首。”她知道，希特勒是费希特的粉丝。有人研究了这部书，发现希特勒在连续几百页上用“连续不断的下划线、问号、感叹号和空白处的批注”做了标记。

/1936年8月,莱尼 瑞芬斯塔尔及其团队成员在柏林奥运会赛场上进行拍摄

《意志的胜利》是一部“人工历史”
      1933年8月，希特勒问莱妮，拍摄在纽伦堡举办的国会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如何。看见莱妮一脸茫然的表情，希特勒震怒，训斥戈培尔没有把消息传递给莱妮。这是莱妮的一面之辞，根据1989年两德合并后公布的戈培尔日记，早在5月17日，莱妮到戈培尔的办公室，宣传部长建议，莱妮可以考虑拍一部“希特勒的影片”，对于这个设想莱妮非常兴奋。那个夏天，两人见面达十几次，戈培尔在日记中对莱妮报以无限的赞美：“一个优秀的孩子，优雅绝伦。”而莱妮后来在自传中对戈培尔的敌意，更多的是为了和后者臭名昭著的“宣传”撇清关系。
      1933年8月30日开幕的纳粹党国会大会最终被莱妮制作成了纪录电影《信仰的胜利》，名字是希特勒指定的，这部电影的拷贝后来丢失，莱妮对它极力贬低，抹煞自己为纳粹做出的贡献。而希特勒为什么选中她，无人知晓，这或许是因为莱妮在《蓝光》中展现的英雄主义视觉效果，希特勒不要新闻片，而要艺术片，他知道“群众需要一个偶像”。
      莱妮更为人们熟知的是她为纳粹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意志的胜利》，名字还是希特勒“钦定”，内容是1934年秋天在纽伦堡举行的一系列纳粹集会。集会时间只有六天，莱妮为拍摄的素材做剪辑花了七个月，她后来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七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实际上早在当年5月莱妮就介入了集会的策划，尽管许多震慑人心的场面出自戈培尔的大脑，会场、演讲台、灯光由施佩尔设计，但这些都充分考虑了纪录片的视觉呈现。那个著名的“旗帜的海洋”是施佩尔的创意，但是莱妮用长焦镜头才表现出千万面旗帜层层叠叠、绵密无尽的效果。纳粹提供了不惜成本的重金，让莱妮组织起一支170人的制作团队。
     电影一开始，希特勒的专机穿过层层云彩降落到纽伦堡，目的是造成一种天神下凡的效果。在拍摄希特勒从机场到酒店路途上的场面时，希特勒很少正面出现，画面上绝大部分不是完整的希特勒，经常只是半个头、一只致意的手，或是半个背影。这种打破常规的构图烘托出领袖的神秘感和神圣感。戈培尔如此评价：“无论是谁，只要他看到或感受过《意志的胜利》中元首的面孔，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张面孔会不分白天黑夜地萦绕在他的脑海或睡梦中，而且会像无声的火焰一样，在他的灵魂中静静燃烧。”
      电影史诗般的震撼效果为它赢得了“迄今最伟大的纪录片”的美名，与之相配的是无数德国人在看了这部电影后热血沸腾走上战场。莱妮后来否认这是宣传片，认为自己只是在记录历史。根据施佩尔的回忆，有些场景排练了超过50次，莱妮拍摄的是一种“人工历史”，电影美化了它所刻画的内容。但它直至今天都能引起争议恰恰是自身价值的证明。

捕捉希腊古典美
      如果说《意志的胜利》让希特勒征服了德国，那么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纪录片可以让全世界都对希特勒产生信任。1935年的一天，莱妮正在田径场锻炼身体，德国奥委会秘书长卡尔·迪姆走过来自我介绍：出于对《意志的胜利》的崇拜，希望莱妮能拍摄奥运会纪录片。迪姆有一个设想：年轻的运动员手持燃烧的火炬从希腊古奥林匹亚横穿现代欧洲到达柏林的新体育场，点燃奥林匹克圣火。把古希腊与“新德国”勾连起来，让莱妮兴奋不已。
      莱妮后来一直坚称从迪姆手中接下了拍摄奥运会的任务，实际上迪姆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他可以推荐人选，但电影由谁来制作，还是戈培尔说了算。为了向国际奥委会表示电影与政治无关，莱妮在1935年9月9日成立了奥林匹亚电影有限责任公司，以私营公司的名义承接了这部电影。11月7日，莱妮拿到了全部拍摄资金：150万马克，这个数字是三十年代德国故事片标准制作费的三倍，投资人是帝国宣传部。希特勒曾问莱妮：“除了你，还有谁能制作一部奥运会的电影呢？”
      在1936年8月1日第11届奥运会正式开幕之前，莱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1936年5月开始，她带着团队到各个运动队的比赛场地进行试拍，所有摄影师都练习了如何在比赛中抓拍高速动作。当时还没有质量好的彩色胶片，为了取得优秀的画质，莱妮对三个品牌的黑白胶片进行了试验，她发现柯达适合拍人物、阿克发适合拍建筑物，还有一个不太知名的品牌佩鲁兹适合拍自然风光。最终摄制组决定三种都用，摄影师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用什么胶片。
      那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火炬接力，耗时12天，由335名接力选手横跨欧洲从奥林匹斯山直到柏林。1936年7月，莱妮抵达雅典，然而古希腊神庙边凌乱的汽车和遍地的小贩让她大失所望，希腊运动员身上穿的现代服装也和她脑海中的古典美相去甚远。她转战距雅典180公里的古希腊遗迹特尔斐，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当地青年吸引了莱妮的注意，为了拍摄她理想中的古希腊运动员手持火炬的镜头，年轻人迅速被摄制组剥光衣服近乎于全裸。据在场摄影师回忆，莱妮大喊：“多拍他！多拍他！多多拍他身上所有的地方！他太美了！”这个年轻人叫阿纳托尔，莱妮在付给他的父母200马克后把他带到柏林，充当自己短暂的情人。电影以雾霭中的雅典卫城和神像开篇，紧接着就是阿纳托尔奔跑的镜头，舞蹈演员出身的莱妮对人体美的偏爱和塑造能力在这里尽显无遗。

冠军在十万观众面前强吻莱妮
      莱妮在柏林的大本营设在距离主体育场8公里之外的卢瓦尔德城堡，那里容纳了三百名工作人员，城堡里办公室、胶片和仪器储藏区、摄影及修理店、卧室、享有柏林最美味早餐美誉的餐厅，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个体育场模型，每天晚餐后莱妮进行沙盘演练，布置第二天的拍摄机位。开幕式投入了六十多名摄影师，他们配备着拍摄慢镜头的世界上最高速的摄影机和为偷拍观众反应的最小的摄影机。
      莱妮和她的团队在技术上也做出了许多创新，为了拍摄马拉松运动员疲惫而沉重的步伐，她把摄影机吊在运动员脖子上。她甚至不惜冒着妨碍比赛的指责，在场地上挖坑，把摄影机埋入地下，以大仰角拍摄跳高、跳远运动员。摄影机还被装在气球上进行高空俯拍。最著名的试验来自跳水镜头，摄影机外安装了一个水下保护罩，这样就可以在一个镜头内展现运动员起跳、腾空、下落、入水、再升上水面的全部过程。许多技术手段在今天的奥运会电视直播中还在使用。
     在奥运会期间，莱妮充分展示了自己统筹组织的能力。每天晚上她都要看当天拍摄的素材，根据拍摄效果的好坏对摄影师任务进行调整，拍的好第二天就去拍摄难度大的项目。每晚她都要和每个摄影师交流五分钟，交代第二天的拍摄任务。在成绩被宣布之后，她说服冠军们在摄影师面前重新展现他们夺冠那一刻的情形，特别是撑杆跳和跳远的比赛。当有的摄影师对超长的工作时间抱怨：“这简直就是在扔钱”，莱妮的反应永远是：“不，去拍。我们回头来看它是否有用。”
      在摄制组内，莱妮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一个呆在她认为错误位置的摄影师都会从一个助理那里收到一张粉红色的便条：离开你现在呆的位置——瑞芬斯塔尔。为了争夺拍摄机位，她和现场的奥委会官员、裁判、记者经常争吵，有人对她的工作状态颇为不满，说她试图给人留下自己永不停歇的印象，以突显自己的重要性。即便在最紧张的比赛中，她也会从一个机位跑到另一个机位，带着大幅度的手势，好像自己真的在下达导演命令。一个摄影师毫不含糊地说：“别烦我”。旁边一位裁判竟然鼓起掌来。莱妮跋扈的作风甚至引发戈培尔的反感。那是在比赛第五天，当一名裁判要求摄影师离开链球场地时，莱妮宣称要揪着裁判的耳朵直接到元首的包厢去，“你这头猪”。裁判提出诉讼，戈培尔命令莱妮道歉并威胁把她赶出体育场。
      电影中给予了男子十项全能很多篇幅，毕竟这项比赛冠军有“世界最佳运动员”的称号。冠军是24岁的美国运动员格伦·莫里斯，在颁奖仪式结束后，他径直向莱妮走去，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当着十万观众的面，撕开莱妮的上衣并亲吻她的胸部。五十多年后莱妮对此记忆犹新：“莫里斯一定是个疯子。当时我挣脱了他的拥抱，远远地跑开了。但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在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野性的光芒。”莫里斯确实非常上镜，他回国后被好莱坞看中，腰间缠着一块布去演了《泰山的复仇》。

“纳粹同情者”拒不认错
      8月16日，第11届奥运会闭幕，德国拿到了金牌榜第一。而莱妮马拉松式的后期剪辑工作才刚刚开始，她上天入地、大肆铺张式的拍摄方式总共获得了40万米长的胶片，同时也导致预算超支，戈培尔冻结了后续资金。莱妮跑去见希特勒，在元首面前哭了一鼻子，说服希特勒将监管电影制作的权利转交给副元首赫斯，并且又要来了50万马克的资金。戈培尔在日记里发泄着自己的怒火：“这个疯女人简直无可救药了。”
      1937年年初，莱妮和二十名剪辑助理每天工作十小时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才把所有胶片看完，她决定制作两部电影——《奥林匹亚：国家的节日》和《奥林匹亚：美的节日》。在经过一年多繁复的剪辑工作之后，她最终决定在1938年4月20日那天把电影当做生日礼物献给元首。这就是本文开篇的一幕。第二天，在戈培尔私人的请求之下，德国所有的报纸都用大篇幅报道了首映式的盛况，戈培尔还发给莱妮一笔十万马克的奖金，并把1937-1938年的国家电影大奖颁给《奥林匹亚》。
      从6月到9月，莱妮带着《奥林匹亚》的辉煌点燃了欧洲，她成为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奥林匹亚》夺得最高大奖——墨索里尼杯。在今天看来，《奥林匹亚》中的“纳粹美学”并不明显，夺得4枚金牌的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斯的镜头很多，说明莱妮并不认同纳粹的种族主义，电影也没有强调德国在奖牌榜上的优势，许多人也认为电影真的和政治无关。这其实不难理解，相对于《意志的胜利》那种赤裸裸的力量宣示，《奥林匹亚》本来的目的就是宣传德国“热爱和平”，它的目的在于对国家形象进行包装。但电影的解说词中充斥着“战斗”、“征服”之类的词汇，好战气势咄咄逼人，让英国人首先嗅到了电影背后的非体育讯息，他们对发行这部电影不够热情。当年3月，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半年后，德国又强占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在莱妮用《奥林匹亚》对德国进行粉饰的同时，这个国家却向全世界露出了它锋利的獠牙，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之后，莱妮再也没有为纳粹拍过电影， 1944年3月，她和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二战结束，她被关押了四年，但盟军最终认为她是“纳粹同情者”将她无罪释放，但也指出她是一个明显“缺乏道德感的人”。在不可能再制作电影的情况下，她转行图片摄影。从七十年代起，她开始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洗白，始终坚信自己的艺术是超越政治的，拒不为《意志的胜利》而道歉。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讽刺道：“在真相和正义之间，我选择真相。而瑞芬斯塔尔，选择美，哪怕它伤天害理，洪水滔天。”1987年，她的自传出版，被德国媒体讥讽为“元首未完婚的新娘”。另一方面，她的经历被改编成舞台剧，她的作品在许多地方展出，国际奥委会因在艺术方面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向她颁发奖章??
     2003年9月8日，莱妮·瑞芬斯塔尔去世，享年101岁，但有关她的争议远远没有结束。莱妮曾说：“奥运会开14天就要结束的，而我的电影至少要让人家看20年。”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她超额完成了。

个性十足！希特勒的红颜知己作者：未知   发布时间：2010-09-10 20:55:40   浏览次数：94

　　如果说希特勒用谎言欺骗了世界，那么，里芬斯塔尔则用“美”欺骗了世界。桑塔格讽刺道：“在真相和正义之间，我选择真相。而里芬斯塔尔，选择美，哪怕它伤天害理，洪水滔天。”她是世界电影史的传奇。说到世界电影史，提及纪录片，就无法回避里芬斯塔尔。
　　莱妮·里芬斯塔尔，生于1902年，死于2003年，可谓长命百岁。她去世当年，在中国艺术界和思想界都引起过热烈讨论，不仅因为她是位曾祖母级的世界著名电影导演，更因为她最杰出的影片乃为纳粹主义极权统治而拍摄。
　　

　　里芬斯塔尔为世界电影史贡献了两部非凡的、史诗般的电影巨制：《意志的凯旋》和《奥林匹亚》。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1975年出版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篇评论《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对里芬斯塔尔进行了严厉抨击。此文几乎成为批判“法西斯主义美学”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桑塔格也不得不承认里芬斯塔尔的电影“甚至是迄今最伟大的纪录片”。但里芬斯塔尔既不在乎桑塔格的“批判”，对“赞誉”也毫不领情，她压根就没把规则放在眼里。
　　

　　里芬斯塔尔自小酷爱舞蹈，却在崭露头角时摔伤了腿改行成为电影演员;接着又因超凡脱俗的容颜陷入三角恋漩涡;随后，她一脚踢飞两位情人，走上导演之路，自己执导了电影《蓝光》。从这部电影开始，里芬斯塔尔便与法西斯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影的部分镜头需要在意大利境内拍摄，剧组进入意大利时因携带了两万多米的胶片和电影器材，需要缴纳关税。《蓝光》剧组的财务状况并不宽裕，里芬斯塔尔急中生智，立即给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拍去一份呼救电报。6小时后，剧组被免去关税顺利入关。时值1931年，她29岁。1932年3月24日，《蓝光》在柏林首映大获成功，并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奖。
　　

　　此时德国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末期，德国人到处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希特勒。这种气氛也感染了里芬斯塔尔。《蓝光》首映前的一个月，里芬斯塔尔在柏林体育馆聆听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这使她天旋地转：“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地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震动”，“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
　　

　　随后，她从邮局给希特勒发出一封信：“尊敬的希特勒先生：前不久在我一生中首次参加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听了您在柏林体育场作的一次演讲，我不得不承认，您和场上听众们表现的狂热之情深深打动了我，我很想亲自同您认识一下……”此时的里芬斯塔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经注意到了她，不仅看过《蓝光》，甚至看过她主演的所有影片。希特勒立刻召见了她。
　　

　　希特勒对德国人来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魅力。我对影片中的希特勒形象进行过反复观察，他的这种“魅力”在我看来极为古怪，那种充满神经质的举动不仅征服了里芬斯塔尔，也征服了整个德国。一个有力证据便是：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嫁给戈培尔，乃是因为她爱上了希特勒，嫁给戈培尔就可以经常看见她的偶像了。
　　

　　这是一次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会面。希特勒面对里芬斯塔尔时显得平易近人，并迅即“爱上了”她，见面伊始就想拥抱她。里芬斯塔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发现我不是很情愿的时候，他马上就松了手，侧着身子对着我，举起了双手，向我发誓说：‘在我完成我的事业之前，我是不允许爱上女性的。’”从此，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之间开始了“暧昧交往”，尽管她拒不承认自己爱上了希特勒，但希特勒却以“红颜知己”待之。里芬斯塔尔成为希特勒的座上客。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德国总理。希特勒上台不久便邀请里芬斯塔尔前往帝国总理府，希望她加入政府：“我想交给您一个光荣的任务，依据您的才能也一定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您知道，戈培尔先生现在是宣传部长……您可以协助他担任电影和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但里芬斯塔尔对此表示了拒绝。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8月，希特勒再次将她请到总理府——里芬斯塔尔从此深深栽进法西斯主义的泥淖。
　　

　　纳粹党将于9月份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邀请里芬斯塔尔正是为了拍摄党代会纪录片。这次会议被取名为“信仰的胜利”，于是，电影的名称也叫《信仰的胜利》。片子长达1小时，于同年12月1日公映。这是里芬斯塔尔为纳粹党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虽然里芬斯塔尔对片子并不很满意，该片却在纳粹党人中大受欢迎。
　　

　　1934年8月，里芬斯塔尔再度接到纳粹党邀请她拍摄本年度党代会纪录片的信件。希特勒为了这部片子可是花了大价钱，无限制的经费使里芬斯塔尔组织了一个拥有36名摄影师、达170人的庞大摄制组。6天的党代会期间，里芬斯塔尔手下的摄影师穿着清一色的纳粹冲锋队制服，总共拍摄了13万米的胶片，经过5个月的剪辑，为世人留下一部有人激赏有人诟病、时长近两小时、史诗般壮丽的宏伟巨制——《意志的凯旋》，该片片头即标明“受元首委托制作”。1935年首映式结束，希特勒当即送给里芬斯塔尔一串精美钻石项链。这部巨制不久即为里芬斯塔尔带来巨大声誉，她一步跨入了世界顶级导演行列。
　　

　　由于德国国防军对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凯旋》一片中给的镜头太少表示不满，里芬斯塔尔又于1935年度纳粹党代会期间，专门为国防军补拍了一部时长约20分钟的短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国防军》。这是她为纳粹拍摄的第三部影片。
　　

　　就在她为希特勒拍摄的最后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上映不久，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当然不是说里芬斯塔尔制造了怎样的罪愆，但她在精神上与希特勒不仅暗通款曲，简直是心心相印：一个是在用“美”阐释极权，一个是极权主义的直接化身。
　　

　　《奥林匹亚》拍摄于1936年德国柏林举办第11届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鉴于里芬斯塔尔的巨大影响，向她发出了邀请。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剪辑，影片终于完成，总长度约为3个半小时，分上下两集，上集叫《群众的节日》，下集叫《美的节日》。里芬斯塔尔亲自向希特勒提议在1938年4月20日上映，希特勒假作犹豫，随即答应了她的提议——这一天正好是希特勒的生日。《奥林匹亚》再度引起轰动，公映不久便在欧美各国巡回放映。
　　

　　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二战中，她希望自己能在战争中“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仁不让地组建了“一个电影工作组来为前线做战争报道”。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里芬斯塔尔给希特勒发去了贺电。直到二战后期，她还与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
　　

　　从里芬斯塔尔的履历不难看出，她与希特勒可谓“过从甚密”，也正是与希特勒的交往把她推到了事业的顶峰。二战结束后，里芬斯塔尔将面临什么，可想而知。出乎意料的是，盟军对她进行了4年的审查，仅冠以“纳粹同情者”予以开释。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无法想象，像她这样的经历，枪毙十次也绰绰有余。
　　

　　使里芬斯塔尔逃过劫难的正是西方文化中浸淫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位叫巴山姆的作家在采访里芬斯塔尔后不无奉承地写到：“里芬斯塔尔深信，艺术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独li于物质世界。在自己的生活中，她获得了创作艺术的自由，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确实，里芬斯塔尔是自由的：她拒绝了希特勒的情感邀约，回绝了希特勒的入阁邀请，对戈培尔的示爱公然表示厌烦。而她更大的“自由”来自于影片拍摄过程，不仅没有类似“主题先行”、“政治正确”的要求，更没有细节上的框束，即便是主管意识形态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从没有在她的创作过程中给过任何“指导”——何况里芬斯塔尔根本不会接受这些。她给我们呈现的永远是一脸的坚忍不拔、不屑一顾。




希特勒的"紅顏知己"萊妮:用"美"欺騙了世界施京吾（文史學者）

如果說希特勒用謊言欺騙了世界，那麼，裡芬斯塔爾則用“美”欺騙了世界。桑塔格諷刺道：“在真相和正義之間，我選擇真相。而裡芬斯塔爾，選擇美，哪怕它傷天害理，洪水滔天。”

希特勒的“紅顏知己”

　　她是世界電影史的傳奇。說到世界電影史，提及紀錄片，就無法回避裡芬斯塔爾。

　　萊妮·裡芬斯塔爾，生於1902年，死於2003年，可謂長命百歲。她去世當年，在中國藝術界和思想界都引起過熱烈討論，不僅因為她是位曾祖母級的世界著名電影導演，更因為她最杰出的影片乃為納粹主義極權統治而拍攝。

　　裡芬斯塔爾為世界電影史貢獻了兩部非凡的、史詩般的電影巨制：《意志的凱旋》和《奧林匹亞》。美國著名作家、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在1975年出版的《紐約書評》上發表長篇評論《迷人的法西斯主義》，對裡芬斯塔爾進行了嚴厲抨擊。此文幾乎成為批判“法西斯主義美學”的經典之作，盡管如此，桑塔格也不得不承認裡芬斯塔爾的電影“甚至是迄今最偉大的紀錄片”。但裡芬斯塔爾既不在乎桑塔格的“批判”，對“贊譽”也毫不領情，她壓根就沒把規則放在眼裡。

　　裡芬斯塔爾出生在德國一個小工廠主家庭，父親嚴厲、吝嗇、霸道，她卻生性叛逆，而且極具藝術家天賦。裡芬斯塔爾自小酷愛舞蹈，卻在嶄露頭角時摔傷了腿改行成為電影演員﹔接著又因超凡脫俗的容顏陷入三角戀漩渦﹔隨后，她一腳踢飛兩位情人，走上導演之路，自己執導了電影《藍光》。從這部電影開始，裡芬斯塔爾便與法西斯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

　　電影的部分鏡頭需要在意大利境內拍攝，劇組進入意大利時因攜帶了兩萬多米的膠片和電影器材，需要繳納關稅。《藍光》劇組的財務狀況並不寬裕，裡芬斯塔爾急中生智，立即給意大利總理墨索裡尼拍去一份呼救電報。6小時后，劇組被免去關稅順利入關。時值1931年，她29歲。

　　1932年3月24日，《藍光》在柏林首映大獲成功，並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銀獎。

　　此時德國正處於魏瑪共和國末期，被老朽而昏聵的興登堡總統治理得一片狼藉，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卻是德國新興力量，德國人到處都在熱烈地談論著希特勒。這種氣氛也感染了裡芬斯塔爾。

　　《藍光》首映前的一個月，裡芬斯塔爾在柏林體育館聆聽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講，這使她天旋地轉：“我似乎覺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個圓球在慢慢地伸展開來，它中間突然斷裂開，一股巨大的水流從裡面噴射出來，噴射的強度足以使水流直沖上天，並使地球受震動”，“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隨后，她從郵局給希特勒發出一封信：“尊敬的希特勒先生：前不久在我一生中首次參加的一次政治集會上，聽了您在柏林體育場作的一次演講，我不得不承認，您和場上聽眾們表現的狂熱之情深深打動了我，我很想親自同您認識一下……”此時的裡芬斯塔爾並不知道，希特勒已經注意到了她，不僅看過《藍光》，甚至看過她主演的所有影片。希特勒立刻召見了她。

　　希特勒對德國人來說有一種無與倫比的魅力。我對影片中的希特勒形象進行過反復觀察，他的這種“魅力”在我看來極為古怪，那種充滿神經質的舉動不僅征服了裡芬斯塔爾，也征服了整個德國。一個有力証據便是：戈培爾夫人之所以嫁給戈培爾，乃是因為她愛上了希特勒，嫁給戈培爾就可以經常看見她的偶像了。

　　這是一次充滿羅曼蒂克情調的會面。希特勒面對裡芬斯塔爾時顯得平易近人，並迅即“愛上了”她，見面伊始就想擁抱她。裡芬斯塔爾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發現我不是很情願的時候，他馬上就鬆了手，側著身子對著我，舉起了雙手，向我發誓說：‘在我完成我的事業之前，我是不允許愛上女性的。’”

　　從此，裡芬斯塔爾與希特勒之間開始了“曖昧交往”，盡管她拒不承認自己愛上了希特勒，但希特勒卻以“紅顏知己”待之。裡芬斯塔爾成為希特勒的座上客。

　　深陷法西斯主義泥淖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德國總理。魏瑪共和國的覆滅，標志著納粹主義走上了國家化道路。希特勒上台不久便邀請裡芬斯塔爾前往帝國總理府，希望她加入政府：“我想交給您一個光榮的任務，依據您的才能也一定能夠勝任這個工作。您知道，戈培爾先生現在是宣傳部長……您可以協助他擔任電影和藝術方面的領導工作。”但裡芬斯塔爾對此表示了拒絕。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密切合作，8月，希特勒再次將她請到總理府——裡芬斯塔爾從此深深栽進法西斯主義的泥淖。

　　納粹黨將於9月份在紐倫堡召開黨代會，邀請裡芬斯塔爾正是為了拍攝黨代會紀錄片。這次會議被取名為“信仰的勝利”，於是，電影的名稱也叫《信仰的勝利》。片子長達1小時，於同年12月1日公映。這是裡芬斯塔爾為納粹黨拍攝的第一部影片，雖然裡芬斯塔爾對片子並不很滿意，該片卻在納粹黨人中大受歡迎。

　　1934年8月，裡芬斯塔爾再度接到納粹黨邀請她拍攝本年度黨代會紀錄片的信件，盡管裡芬斯塔爾聲稱自己一再推脫，但希特勒卻認為隻有她有能力拍好這部“富有藝術性的紀錄片”。希特勒為了這部片子可是花了大價錢，無限制的經費使裡芬斯塔爾組織了一個擁有36名攝影師、達170人的龐大攝制組。6天的黨代會期間，裡芬斯塔爾手下的攝影師穿著清一色的納粹沖鋒隊制服，總共拍攝了13萬米的膠片，經過5個月的剪輯，為世人留下一部有人激賞有人詬病、時長近兩小時、史詩般壯麗的宏偉巨制——《意志的凱旋》，該片片頭即標明“受元首委托制作”。1935年首映式結束，希特勒當即送給裡芬斯塔爾一串精美鑽石項鏈。這部巨制不久即為裡芬斯塔爾帶來巨大聲譽，她一步跨入了世界頂級導演行列。

　　由於德國國防軍對裡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凱旋》一片中給的鏡頭太少表示不滿，裡芬斯塔爾又於1935年度納粹黨代會期間，專門為國防軍補拍了一部時長約20分鐘的短片《自由之日——我們的國防軍》。這是她為納粹拍攝的第三部影片。

　　我們知道，德國是哲學大師輩出的國度：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即便在納粹統治時期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海德格爾。信仰、意志、自由，是關涉人類精神最核心的超級詞語，這些劃時代的哲學家們終其一生，且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也無法解決人類精神的最終歸宿。裡芬斯塔爾卻用電影宣告了人類精神的終結：信仰，勝利了﹔意志，凱旋了﹔自由的日子也如期而至。可就在她為希特勒拍攝的最后一部紀錄片《奧林匹亞》上映不久，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這當然不是說裡芬斯塔爾制造了怎樣的罪愆，但她在精神上與希特勒不僅暗通款曲，簡直是心心相印：一個是在用“美”闡釋極權，一個是極權主義的直接化身。

　　《奧林匹亞》拍攝於1936年德國柏林舉辦第11屆奧運會期間，國際奧委會鑒於裡芬斯塔爾的巨大影響，向她發出了邀請。裡芬斯塔爾一如既往地表現出了極不情願，但稀奇的是，她總能在“身不由己”的情緒下拍攝出驚人之作，《奧林匹亞》也是如此。奧運會是世界性的，但這一屆卻是德國的，希特勒要通過這次奧運會表達他的納粹思想：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經過長達一年半的剪輯，影片終於完成，總長度約為3個半小時，分上下兩集，上集叫《群眾的節日》，下集叫《美的節日》。裡芬斯塔爾親自向希特勒提議在1938年4月20日上映，希特勒假作猶豫，隨即答應了她的提議——這一天正好是希特勒的生日。《奧林匹亞》再度引起轟動，公映不久便在歐美各國巡回放映。

　　裡芬斯塔爾與希特勒的交往並未到此結束。二戰中，她希望自己能在戰爭中“做些有意義的事情”，當仁不讓地組建了“一個電影工作組來為前線做戰爭報道”。1940年6月，德國佔領巴黎，裡芬斯塔爾給希特勒發去了賀電。直到二戰后期，她還與希特勒見了最后一面。

　　自由拯救萊妮

　　從裡芬斯塔爾的履歷不難看出，她與希特勒可謂“過從甚密”，也正是與希特勒的交往把她推到了事業的頂峰。二戰結束后，裡芬斯塔爾將面臨什麼，可想而知。出乎意料的是，盟軍對她進行了4年的審查，僅冠以“納粹同情者”予以開釋。這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無法想象，像她這樣的經歷，槍斃十次也綽綽有余。

　　使裡芬斯塔爾逃過劫難的正是西方文化中浸淫的“自由主義”傳統。一位叫巴山姆的作家在採訪裡芬斯塔爾后不無奉承地寫到：“裡芬斯塔爾深信，藝術家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獨立於物質世界。在自己的生活中，她獲得了創作藝術的自由，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確實，裡芬斯塔爾是自由的：她拒絕了希特勒的情感邀約，回絕了希特勒的入閣邀請，對戈培爾的示愛公然表示厭煩。而她更大的“自由”來自於影片拍攝過程，不僅沒有類似“主題先行”、“政治正確”的要求，更沒有細節上的框束，即便是主管意識形態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也從沒有在她的創作過程中給過任何“指導”——何況裡芬斯塔爾根本不會接受這些。她給我們呈現的永遠是一臉的堅忍不拔、不屑一顧。

　　正是“自由”地創作，才激發了她的天才想象，使她創造出充滿極權主義色彩的華美篇章。裡芬斯塔爾表示自己“向來關注美”，為了“美”，她可謂不顧一切，她自詡每一個鏡頭都源於“真實”，其詮釋方式則相當標新立異。在《意志的凱旋》中，她把紀錄片陳述性的語言改為敘事性的，創造性地把平面視覺立體化、復合化，使觀眾沉浸在一個個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中。此時的紀錄片所“紀錄”的不再是“純粹客觀”，每一個鏡頭的背后，都銘刻著她表達自我的欲望。如《意志的凱旋》，開場便是希特勒的專機穿越厚重雲層，繞過紐倫堡大教堂的頂端如神靈般降臨地面﹔其大閱兵場面更使后來的所有大閱兵影片相形見絀。影片使人們相信，隻有希特勒才能拯救德國，希特勒就是德國的上帝。裡芬斯塔爾在不知不覺中把希特勒神聖化，並且通過這種“神聖感”鼓動起了納粹意識。

　　裡芬斯塔爾把納粹精神與“美”結合到無與倫比的地步，使觀眾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她對納粹主義的宣傳，當時，有相當多的德國觀眾就是在看了裡芬斯塔爾的影片之后臣服於納粹的。如果說希特勒用謊言欺騙了世界，那麼，裡芬斯塔爾則用“美”欺騙了世界。盡管如此，裡芬斯塔爾卻從不承認她所拍攝的是宣傳片，堅決否認自己是納粹宣傳家。她確實沒與納粹建立過任何官方聯系，而始終以獨立藝術家的身份在進行工作。

　　溫家寶總理曾引蕭伯納名言“自由意味著責任”，此言極好。作為藝術家，如果不能擁有一顆自由的心靈，就不能夠自由地表達。一旦藝術家失去創作自由，不論其作品呈現怎樣的大義，都不會是來自藝術家的心靈，而隻能是虛構。然而“自由”的另一面，是法國大革命中羅蘭夫人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惡行假汝之名！當裡芬斯塔爾以獨立藝術家身份行使自己職責時，她應該問一問自己：“自由”到底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不論是誰，隻要身處極權社會，就沒有自由可言﹔隻要有一個人身陷極權之囹圄，那麼所有人都不會自由。今天對裡芬斯塔爾拷問，並非因為她為希特勒拍攝了4部電影，而是她拒絕懺悔。（正如某大師對自己的“文革”經歷選擇性失憶一樣，裡芬斯塔爾不承認自己“有罪”，大師卻是假裝“記不得”。僅此，就注定他永遠無法達到裡芬斯塔爾的高度。）她總是聲稱：“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七個月而否定我的一生。”桑塔格諷刺道：“在真相和正義之間，我選擇真相。而裡芬斯塔爾，選擇美，哪怕它傷天害理，洪水滔天。”裡芬斯塔爾有愧於自由，也有愧於“美”。

　　真正的自由並非來自裡芬斯塔爾作為“獨立藝術家”身份的工作，而是來自盟軍對她的審判，這個審判真實地秉承了自由主義所恪守的價值——意圖和行為是罪與非罪的界限。精神的無罪即自由寬恕了她。拯救裡芬斯塔爾的正是與法西斯主義完全對立的自由主義情懷。此后，她繼續保持著自己對“美”的激情，在別處釋放得同樣耀眼。

　　雖然裡芬斯塔爾取得了藝術上的至尊地位，這一成就卻成為悲劇性范例。它提醒我們，不論如何“獨立的”藝術家都應懂得：自由，不應是屈從於極權的工具﹔“美”，也不該是取悅於極權的資本。在極權主義的統治下，不會有純粹的藝術，也不會有純粹的“美”，隻有徹底扼制極權主義的膨脹，藝術家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藝術也才擁有真正的生命。


來源：《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