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水深者得蛟龙：读《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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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深者得蛟龙：读《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成了近年出版史研究一种可贵的探索。但无可讳言的是，因为这些以学院派为主的研究者对出版行业的相对隔膜，谈出版文化往往偏重于阐释推演，难免失之于史实的空疏与不确。与此相比，一些出版中人尤其是老出版家因为长年注重史料爬梳，且有亲身的出版经历，一旦从出版文化的角度观照史料，往往豁然开朗，别开生面。出版史家汪家熔即是其中出色的一位。其近著《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之一，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就从文化层面切入，并立足于坚实的史料基础进行了探索。 像诸多知名的出版界长者一样，汪家熔亦是自学成才，从学徒摸索入门而终至卓然成家。上世纪80年代，他即得风气之先，参与整理商务史料《张元济日记》等；随后撰著了被列入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专著《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虽是小小一册，却是张元济研究的先声。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则是汪家熔以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三人为个案探讨出版人文化追求的专书，所论都建立在材料之上，而绝非停留于习见之空论。举例而言，写商务、中华竞争一节，诸多出版史文章通常的说法，是笼统地说中华的成立，使商务课本销售大受影响。而作者指出，中华的诞生，最积极的意义是打破了商务对学校课本的垄断，而所谓“大受影响”这种结论，忽略了辛亥革命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引用清朝学部和民国教育部的统计材料，指出辛亥革命前后几个月，学生人数增加70.67％，即1，149，653人。而据书局统计可知，1912年中华所有营业额与商务当年新增之营业额相加，共为364，575元，仅是商务1911年营业额的21.77％，比学生增加的70.67％之数要差得多。这说明，“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对国民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作为出版基础的教育，有很大的扩大，社会大大增加了需求。这个史实用今天的话就叫作‘把蛋糕做大’，中华书局的出现不会使商务陷入困境。……工业化时代出版事业的命运是紧紧地和社会的状态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进步给予出版业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出版要推动社会进步，才能有自己宽广的明天。” 再如张元济的人才观，出版史界多赞誉其“积极罗致人才”、“用新人”、“不用亲戚”、“赏罚分明”一类，且多爱举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杨贤江编《学生杂志》、章锡琛编《妇女杂志》、胡愈之编《东方文化》等为例，说明他们都是商务培养的人才。对此汪家熔指出，研究张的人才观，不能离开他所处时代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问：后来是谁不让他们编这些杂志了？为什么这些人商务都没能留住？不是商务庙小，他们是离开商务到更小的庙去，如叶圣陶、王伯祥去了开明书店，沈颐、戴克敦等台柱去了中华。汪认为原因在于商务。编译所的负责人奉命调查后，向张元济书面汇报说，沈雁冰月薪四十八元，但担任了不少外稿，又加入了共学社，更是“不免有分心之处”，后来商务将其座位“移于楼上，夹在端六、经宇之间，较易稽察。此后成绩或可稍佳”。“一位翰林公不懂得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文人的普遍性格，以监视手段对待知识分子，何谈爱惜人才，如何能留住人才。”作者以此及另一名编辑杜亚泉死于贫病、衾不蔽体等史实为例，指明商务“总不外以成本会计为准则”，看待编辑如同苦力，致使编辑队伍缺乏稳定，以致自高梦旦后，王云五、朱经农系外请而来，“编译所自己连半个所长都未培养出来，连一般高级资深编辑都没有”。王云五主持商务二十年，作为国内最大出版社，和以往、和开明拿出《二十五史补编》等相比，商务却拿不出重头书来。“原因就是得人失人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什么是出版社的人才观问题。纵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三十年的贡献与兴衰，莫不与此相关。” 作者于张元济这位“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救国救民出发体察文化与国家前途关系之深沉担当，无疑是高度推许，并明确说：“毫无疑问，近代出版的第一把交椅应该给张元济。”但这种追步先贤，并不妨碍作者对其局限性的剖析。再如就商务编辑新式课本昌明现代教育这一伟业，出版史研究者多有论说，但因为无缘观看原书或者不求甚解的学风所致，转述二手资料的做法多见。甚至是专门研究教科书发展史的著作，对商务教科书史也多有语焉不详之病。汪家熔则对原版旧书经眼闳富，充分利用赅博的第一手史料以精当立论。他在后记中说：“接触出版史的任何层面，落笔必须见书。这是自1979年开始出版史研究以来，我感受最深、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杜亚泉编《文学初阶》，作者指出其超出寻常蒙书之外在于其以字入手，以词为根本；注重字的重复出现等特点。作者通过精细统计得出结论，其第一册单字重复率为2.25次，而现行北京语文课本第一册为2.19；前两册重复率为4，而北京现行本前两册为4.76，可以由此想出九十年前的课本编辑水平。对课本所体现的现代公民观念如平等的职业观、民主思想色彩以及游惰等社会问题，都以其中具体的课文为例逐一深入分析；对知名的《最新初小修身教科书》中所体现出的可贵的民主思想如爱国思想、守法教育、伦理观念等，作者皆以具体内容来对照说明，使今天的读者能够充分认识到商务教科书的进步之处，而不仅仅停留于靠他人转述得来的模糊印象。 记得出版史学家王建辉先生在参观心仪已久的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时，曾感慨有加地留言：“张元济不可追。”（《老出版人肖像·后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但对出版史研究而言，更需要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理性的梳理与总结、深层的考量与思索，惟其如此，才会使“文化追求”这一高远的标杆，能够成为后来者可触可感的历史现场。（张国功） 《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