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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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

以商务印书馆的公民教科书为例

[url=]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

　　一

　　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 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罗马共和时代，到16世纪，公民教育在欧洲随国家思想而勃兴。[1]“由国家大规模的担承近代意义的公民训练的学校之设施”则始于19世纪。[2]从那时起，公民教育不仅成为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标。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1924年，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

　　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3]

　　1927年，陈筑山概括了公民教育的三个目的：

　　一、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故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实应今日国家的根本要求而立。”

　　二、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逞私见、好私斗，重私德，轻公德，“处今日公共生活很发达很复杂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性的弱点，非从根本上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团体道德不可。故公民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实为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病症而立。”

　　三、 “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故公民教育的第三个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4]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无论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还是留在国内的张元济、严复、蔡元培这些人，无论是办刊、办学，还是翻译、出版，他们的基本共识，都是要开启民智。开民智乃是为了造就一代新民，正是借助梁启超、严复的笔，“国民”、“权利”、“义务”、“平等”、“自由”、“自治”等词汇相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通过普及最广的教科书将这些思想播洒在幼小者的心中，这是百年中国转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期。

　　到民国早年，公民课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创办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终刊于1948年，三十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80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

　　然而，在以往的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搅动时代风云的思潮，那些一言而为天下法、享有大名的思想家、知识分子身上，对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尤其那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旨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断裂和遮蔽造成的。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晚清以来的修身到民国的公民教科书为例，结合《教育杂志》的讨论文章，观察20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在这块古老大陆走过的路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教育杂志》也曾是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大致上看清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在萌芽、兴起、衰微的演变轨迹。

　　二

　　确切地说，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1912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但此时“公民”还是与“道德”捆绑在一起，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严格地说，“公民道德教育”还不是普遍意义上“公民教育”，而只是新的“修身教育”，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晚清新学初兴之时，承接长期传统儒家教育，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典范，初小10册为张元济所编，高小4册为高梦旦所编，中学5册为蔡元培所编，都署名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三人校订。

　　1896年出生在贵州盘县的张道藩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读过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5]

　　其实，蔡元培编的修身教科书已经依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在“国家”一章大谈“人之权利，本无差等”，“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还专门有“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低，官员、医生、教师都要有职业道德。鼓励学生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等。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私德层面，更多的立足于公德，或者说开始强调公民修养，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所没有的。

　　初小的修身教科书共10册，每册20课，200课中没涉及一个“君”字，300个故事没有涉及一个“忠”字，大体上提倡宽容、公平、进取、尚武、信实这些价值，其中有三课“守法”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第八册19、20课讲“国民”。高小的4册，都是采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实，并附了现代的伦理。可以说，这些修身课本已具有某些公民教育雏形，虽然还拖着一缕道德教育的影子。有些研究者简单断定那时的修身课只是臣民教育，也许是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些教科书。

　　民国的创立不仅是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发难的结果，也与长期以来开启民智的努力分不开，可以说多方合力，最终水到渠成。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了很大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已呼之欲出。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6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这是《自由》一课：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人权》一课说：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

　　《中华国民》：

　　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

　　所谓修德淑性者，恭俭持躬，朴勤处事，入则孝弟，出则忠信，重人道，谋公益，遵奉国宪，惠爱群伦，平时则振起工商，促进文化，战时则踊跃赴难，发扬国威。

　　格言：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至于“尚武”在晚清就已提出，盛行于1906年日俄战争前后的军国民思想，即包含了

　　某些公民教育的因素，并不是民国才开始出现的新概念，《新修身》第二册有“义勇果敢”，第五册有“尚勇”，第六册有“义勇”、“武勇”。

　　1912年6月初版，1917年6月已出到218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其中第十一课是《选举》：

　　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

　　国会之外，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以议一地方之事。

　　议员代议政治，关系甚巨，故选举议员者，及被选举为议员者，皆宜慎重从事也。

　　第十六课是《平等》：

　　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

　　……故一国之民，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为军人，或为农工商贾，各就其性质所宜，任择一业，以自尽其天职。初无贵贱之分也。

　　第十七课《自由》解释，“所谓自由者，即天赋之人权是耳。凡人之身体财产名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营业家宅书信等，苟非依法律，皆不得干涉其自由。此人民固有之权利也。”并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

　　第十八课《好国民》：

　　集众民而成国，一国之兴衰治乱，视其国民之品行能力。故修身善行为爱国之本务。

　　对己则修德、力学……对社会，则敬老慈幼、救贫济困……对国则纳税守法，卫国爱众。如此诚为好国民也。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等，都涵盖于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1912年4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第五条，“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第四册有一篇课文《民主国》：

　　“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国家大事，谓之民主国。”

　　第八册53课是《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民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不可不谨守之也。”

　　另有《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第56课《待外国人之道》说，“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编辑大意》比初小更为具体：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

　　连国民的参政能力都纳入编辑目标之中，这比“新修身”还要进了一步。难怪1912年6月初版的这个版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初入高小的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立宪的区别，这是政治常识的启蒙，一种典型的公民教育。

　　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

　　法儒孟德斯鸠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盖人民各以己意投票选举，以议一国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选定议员若官吏，则委以治理之权，而服从其下，故曰人人皆治于人。

　　昔者各国政体，多为君主专制。一国政权，恒握于少数人之手。又无法律裁制之。故及其弊也，万机丛脞而不能理，刑戮残酷而不能止。此尊重自由之民族，所不甘久蛰伏者也。反其道以行之，而共和政体成立矣。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叙述民国诞生的历史，另有介绍华盛顿、卢梭等异国领袖和思想家的课文。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2560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有各种原因，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1915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11月26日张元济写给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信中说：“敝处先将‘共和’书更名‘普通’，以为过渡时代之用，已送部复核[照审查图书规程令]”。

　　虽然做为过渡用的“普通”教科书删去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学龄儿童的心中，影响之深远，超过了那些议论高深的道德文章。

　　三

　　孙中山痛感国人如一盘散沙，连开会、动议、附议、表决都不会，亲手编写了《会议通则》（以后改名《民权初步》），191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在自序中说，“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 也就是要教人学习做公民。如果论影响，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还抵不上那些公民教科书。就在这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一册，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1916年10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1919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办法分两种：（一）宜编订公民教本，专为中小学校教授公民科之资料；（二）宜编订公民常识表解，专为通俗演讲之资料。议案获得通过，联合会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搜集公民常识资料，分门编订。[6]

　　1921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专为改制后的小学高年级使用，杨贤江编、王云五、朱经农校的《新法公民教科书》2册与计志中编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并行。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也就是这次学制改革，正式取消了“修身”，初小改为“社会”，高小起改为“公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标准起草委员会编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于公民科规定很细致：

　　（1）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包括家庭及其组织、学校生活、同业组合、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个人的习惯、维持社会组织的原则。

　　（2）宪政原则，包括国家的性质、政治组织、代议制度、政府组织、人民权?义务、法律、公共治安。

　　（3）中华民国的组织，包括中华民国的起源、民国政府的组织、地方政府的组织、国宪与省宪。

　　（4）经济问题，包括生产原则、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消费和财政。

　　（5）社会问题，包括教育、职业、卫生、劳动问题、禁烟禁酒问题。

　　（6）国际关系，包括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国际关系的维持、?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组织。[7]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修身科所强调的“德性”培养，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8]

　　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16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第十六课《法治精神》在列举了人治的恶例之后如此解释：“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第三册第五课这样解释“代议制度的精神”：

　　就国会方面来说，议员要明白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无论议决的什么案件，都要以人民全体的福利为前提。就政府方面来说，第一，行政首领须将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务详细报告于国会；第二，所有法律须交国会议决，然后公布。就人民方面来说，人民虽则选出代表组织国会来执行政权，却不可因此卸责；一方面应当监督议员的言论，一方面应当做议员的后盾。这都是代议制度的精神。

　　第七课将人民的权利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叫政治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得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私权是个人以私人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所以又叫做个人的权利，分为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的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紧要的。此外，人民还有法律上平等权，书信秘密之保有权，请愿权等。同时也指出，人民虽有自由权，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或危害公安为限；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有权干涉了。

　　第十一课《大总统》，“至于大总统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来说，民国大总统经由内阁行使职权，政治的责任有国务员代负，他用不着去负的。民国法律是平等的，大总统犯法，法庭一样的可以拘拿治罪。故法律方面，大总统是要负责任的。”

　　第十六课《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

　　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小学校之公民教育》，为小学的公民教学设计了一张简明图表：[9]

　　这个图表是根据教科书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概括出来的。1924年6月初版的还有一套四册高小用“新撰公民教科书”，万良浚、魏屏三编，王云五、李泽彰校，用浅显的文体文编写，与白话的新学制教科书系列并行，《新撰公民教科书》的《编辑大要》与“新学制”几乎完全一样，内容也大致一样，第一册的许多篇目相同，比如“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只是“新学制”纯用白话文编写。新学制的初中公民教科书是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四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1928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1933年到1934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4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公平竞胜》提出：“第一要严守各项规则，二要态度公正，举动光明，尽自己本领努力竞争。三要服从评判员的裁判，不可妄加指摘。四要和竞争对方始终维持友好态度。五要谦和快乐，胜不骄傲，败不懊丧。”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1933年7月出版，11月已印70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民主政治是舆论政治。国民既将政权委托于政府，政府的设施是否正当，还要取决于国民。国民对于政治的意见，叫做舆论。国民真正的舆论，政府应当采取，作成法律，期其实行。

　　舆论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见。一个政党的意见，不是舆论。一个报纸的主张，也不是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国民几经讨论而后成立。国民关于舆论，应当有尊重少数和服从多数的精神。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1923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10]

　　他高中毕业于1940年，1937年之前读初中，读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的公民教科书。他说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多少人还能在未来的人生中忆及公民课给予他的训练？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包括李慎之在内，那个时代上过公民课、接触这些课本的少年，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中国50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11]

　　五

　　1937年3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从课本来说，比以前的更贴近学生，更为成熟了。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的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语文课的国文，不独可使我们能明白清楚地叙述事理，表达情意，而且可从中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外国文，使我们得由外国的语言文字中了解外国的事物情况。又如历史地理，不但使我们明白本国与外国的历史事实与地理情况，且可激发我们的爱护国家、爱护民族的观念。这些知识，可说没有一种不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做课业的活动，直接是学习功课，间接乃是培养公民道德。”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

　　1939年，罗廷光在《教育杂志》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即带有浓厚的党化教育意味，与商务版代表的公民教科书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已有很大差异：

　　确认三民主义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理想，也便是中学实施公民训练的无上准则。……本此以实施训练，则：第一，中学生须认清“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第二，彼等在公民科及其他有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问题等）上对他种主义尽可多方面研究，但以不离乎三民主义的立场为是。……[12]

　　从修身课到公民课，重视公民教育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营出版机构的一贯宗旨。针对小学公民教育，不仅有教科书，在配套的“小学教育从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之理论与实际》，“师范小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概论》，“小学教师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教材和教法》，此外还有《学生自治须知》、《公民教学法》等，“小学生文库”中除了《国家浅说》、《政治浅说》、《民权初步摘要》、《民权主义浅说》、《法律》等，另有一本叫《好公民》。在“民众基本从书”中也有一册《怎样做公民》。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怀疑虑，“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全面爆发，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194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1940年7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 “参阅者”名单包括朱家骅、吴铁城、陈果夫、陈布雷等要员，官方聘请的梁实秋等专家，出版家王云五虽然也名列其中，主导权已转移。尽管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在，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公民训练、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在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因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党化教育的不断侵蚀、污染、异化，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此时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20年代的黄金时代再也不可能重现了。虽然1947年12月汪懋祖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为中学公民教育概括了五个原则，那也只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不可能付诸现实：

　　1、公民的习惯与品性

　　2、公民的动机

　　3、公民常识

　　4、培养公民理性

　　5、树立公民理念和信心 [13]

　　抗战后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成都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他包教全校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的大概已是国定本。他说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晚年回想起来他深感惭愧，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所以1997年11月他在《改革》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 [14]

　　自1949以后，公民教育不仅退出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销声匿迹，以致今天许多人把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与公民课相混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初中开设公民课，二十五年过去了，公民课尚未得到恢复。2005年杨东平等编的小学版《新公民读本》出版，也未能使用，新公民读本的中学版则迄今未见出版。今天，即使我们像李先生那样怀抱一个当中学公民课教员的梦想，也依然只能是梦想。

　　2010年11月6日杭州

　　说明：此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程巢父兄帮我复印了24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新修身和公民教科书，凡来自这些教科书的引文，不一一标明出处。此外，还要感谢王小庆兄，他编的《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待出版）选录了《教育杂志》1909年到1948年间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他撰写的前言也令我受益。

　　注解：

　　[1] 曾在幹《略论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8年2月。

　　[2] 常道直《小学公民课教学法》，《教育杂志》1924年1月。

　　[3]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4] 陈筑山《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教育杂志》1927年9月。

　　[5]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

　　[6]吴家镇《高时良现阶段中国公民训练之鸟瞰及其改进》，《教育杂志》1936年3月。

　　[7]?正义《民国初?中学“公民”课程的建?》，《亚东学报》2009（29），转引自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8]彭基相《公民的训练》（译文），《教育杂志》1924年9月。参考王小庆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9]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10] 《李慎之文集》上册，62页，自印本2003年。

　　[11]谢泳《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165—166页，《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12]罗廷光《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教育杂志》1939年11月。

　　[13]汪懋祖《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教育杂志》1947年6月。

　　[14]《李慎之文集》上册，53页，自印本2003年。

　　（傅国涌，独立撰稿人。本文选自作者博客。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17x7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