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味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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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的读书人 ——我所知道的黄裳先生 来源：人民政协报 刘绪源



　　黄裳先生逝世以后，许多报刊发表了报道和怀念文章，但因他多年来深居简出，鲜与外界交往，所以知其文者多，知其人者少。我与黄先生先后同在文汇报工作，我当编辑时他早已退休，但我长期向他组稿，因敬服他的学问和文章，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经常请益，后来还应他与上海书店的委托编了六卷本《黄裳文集》。对于他的思想性格，我自以为是比较了解的。
　　在和黄裳先生交往中，我曾不止一次听他摇头叹气说：“没东西看。”提到某某杂志或某某副刊，他又摇头：“不好看。最近没有什么好文章。”我曾编过一个生活类的副刊，搞了一次掌故性质的征文，本以为黄裳对此会有兴趣，不料他看了几期就觉得“没意思”了——“题目太小，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从此知道，要让黄裳先生读了满意，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当我将自己一本薄薄的论著寄给他，很快收到他的来信，惴惴不安地打开，见里边写有读此书“甚觉满意”的话时，不觉心下一喜。我掂得出这“满意”的分量。
　　黄裳先生的摇头和不满，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见得太多，读得太多了。好比一个“美食家”，什么天下奇味都尝过了，还有什么能让他觉得新鲜，以至赞叹不已呢？恐怕是没有了。我们自以为很特别很有趣的东西，他也许稍稍瞥一眼，就发现不过是些浅浅的老花样，于是又转回头去了。我想，这也是他何以在公众场合，总是很少开口说话的原因吧。同看书、读文章一样，一般的话题难以吸引他，激不起他的兴趣，所以，人们看到的他，总是默默的，闷闷的，并且，还常常是懒懒的——有谁请他写文章，他十有八九总是说“算了，不写了”；或者是抱歉地笑笑道：“写不出来。”
　　有几次到他家里去，见他桌上摊着正读了一半的有关马一浮、陈寅恪、陈垣或钱锺书的书。他毕竟还能找到一些自己的读物。有时则见桌上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文学作品，都是保存得很好的藏书。重温这些书，他一定能得到不少乐趣吧。实在没新东西看的时候，他的办法也就是“炒冷饭”——读读过去的书。这就不得不使人想起一个曾深深影响过他的人，那就是知堂。知堂晚年逢人便说自己“没书读”，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写给施蛰存的一封信中抱怨说：“近来常苦无书可看。几经研究今始获得一妙法，即以工作为消闲。”按张中行先生的说法，知堂这是看书成瘾，长年累月养成了习惯，不读书已没法活下去。他当然可以看老书，看已有的藏书，但这样的读书人又不同于标准的学究，他们的阅读不是封闭式的，因而要能不断获得新的且让其满意的读物。在《隅田川两岸一览》文中，知堂曾说起自己的嗜好：“所谓嗜好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极平常的一件事，便是喜欢找点书看罢了。看书真是平常小事，不过我又有点小小不同，因为架上所有的旧书固然也拿出来翻阅或检查，我所喜欢的是能够得到新书，不论古今中外新刊旧印，凡是我觉得值得一看的，拿到手时很有一种愉快，古人诗云，老见异书犹眼明，或者可以说明这个意思。”这比之于黄裳先生，真正是“何其相似乃尔”。
　　这样的读书人有三个特征：一是读书上瘾，不可一日无书；二是因读多了书而看不上一般的书，则不免有找不到可读爱读之书的苦恼；三是无论看书作文还是自己的人生选择，都极看重趣味二字。前两点讲过的人已不少，最有意味的恰恰是第三点。知堂曾说搞翻译的人“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谈翻译》)其实读书也可分这三种：图书审读员是“职务的”，专业研究人员是“事业的”，只有出于爱好长年累月津津有味地闲读的人，才是“趣味的”。所以只有这“第三种人”，才可能读书上瘾，才会有找不到爱读的书的深切的苦恼。这样的人，写文章有时便难免会“懒”，因为倘不是遇到自己真正感觉有趣味的题目，他们是不愿勉强动笔的。知堂有关“趣味的翻译”的话说得很有意思：“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业上着想，可是其价值与意义仍甚重大，因为此种自动的含有创作性的译文多具有生命，至少也总是译者竭尽了心力，不是模糊敷衍之作，那是无疑的……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学术文艺的译书中去找出有生命的，大抵以此项为多，此亦是自然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真正想找出有生命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可爱而耐读的文章，那么大抵还是以那些“懒懒的”、“趣味的读书人”的作品为多吧。
　　为什么在回忆黄裳先生的文章中，说了那么多知堂呢？因为黄裳先生在治学路径和文章风格上，跟知堂的联系真得很多、很大。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同黄裳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对话，后来整理成题为《书林漫话》的谈话录，在广州的《随笔》杂志上发表了。我在其中说到，你虽然写过不少批评知堂的文章，但我一直认为，你是知堂散文真正的继承者。你早期的《锦帆集》、《锦帆集外》里那些优美的纯散文我也喜欢，但更喜欢你收在《榆下说书》、《银鱼集》中的那些‘书话’，我觉得这是最能够发挥你的个性特长，最具那种闲闲的‘谈话风’，而又最能够耐得咀嚼的。”黄裳先生不是十分赞成我的意见，在谈了一些有关“书话”的话后，他委婉地说道：“至于我自己，受到鲁迅的影响要更大些，他的有关读书的散文，都一直是我爱读和学习的东西。”后来，我在《文汇报·圆明园》副刊中读到黄裳先生整理的钱锺书的信札，钱先生收到他寄赠的《榆下说书》时，也曾在信中说他的文章有知堂散文的妙处，是得其真传云云。黄裳在自己的附言中，强调了这仅是一种看法，而他自己所努力追随的，则还是鲁迅的文章，并列出了鲁迅《病后杂谈》等一些对他影响较大的篇目。因为有钱先生的话，使我知道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心中不免窃喜。我在编六卷本《黄裳文集》时，将他的作品通读一过，于是更确信了他与知堂之间的许多共通之处。
　　黄裳先生的确爱读鲁迅的文章，比如那篇《阿金》，就在他十分孤独寂寞的岁月中给他带来过悠然心会的快意。鲁迅的散文、杂文乃至日记(甚至还包括日记后面的书帐)，都是他常常翻检的读物。但他也同样爱读知堂的作品，对知堂文章的熟悉程度远过于一般的研究者，知堂那本薄薄的《书房一角》更是他放在枕边百读不厌的爱物。而事实上，鲁迅的作品与周作人的文章，本来就有许多深刻相通之处，黄裳先生所举出的鲁迅关于书的那些杂文，以及如《病后杂谈》那样笔势舒缓、牵涉到大量生僻古籍的文章，恰恰是鲁迅与知堂散文在风格上最为接近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虽然两人的作品黄裳都爱读，但在个性气质上，他分明与知堂更接近。我主要指的是“耽于书”(而且主要是耽于古书以及古书中的笔记作品)和“重趣味”这两条。
　　虽然黄裳先生一直很有文名，但他的文章毕竟艰深，门槛很高，远非通俗读本，所以真正喜欢读的人不会非常多。他之所以最受人们关注，我以为是在两个时期，一是“文革”过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然后就是他逝世的这段时间。这和他的散文所代表的文体有关。这一文体，其实就是周作人、俞平伯在“五四”以后开创的文人散文、学者散文，这派散文有扎实厚重的学术内容，但这学术内容不是单靠逻辑推出来的，更多的是学人在研究中的悠然心会(此即有趣味的研究的结果)，所以在展示学术发现时也会充满学人的性情，故好读而又耐读。还有另一个特点，即这一派文章是写给文化人看的，不强调普及，不特别照顾读者的不同程度，所以也就不像胡适那一派文章注重循循善诱和平白清浅。抗战开始后，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新中国建立后，提倡“为工农兵服务”，普及成了为文的第一要义，文人的个性渐显式微，这一派的文章也就看不到了。这就是“文革”过后，黄裳的文章在《读书》杂志等处现身，《榆下说书》由三联书店推出，一时成为人见人爱的珍稀品的原因。最近黄裳逝世，人们会这么热烈地谈论黄裳散文，我以为也跟现在的文风越来越不好有关，亦即他的文风和现在的文风拉开了很大距离——是这距离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现在与学术有关的文章已让人难以卒读，这时，老一代学人们所写的优美散文，其价值就格外地突显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让“五四”后优美的文学传统重归人间，让学人之文回到厚重、耐读、有趣味、有余情的格调上来，让更多年轻学子告别“学院八股”，学会说自己的话，让“儒林”与“文苑”相交融而不是相分离，这便是黄裳散文在今日的意义，这也才是对黄裳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黄裳先生
　　黄裳先生部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