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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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综述

稿件来源：《世界哲学》  
　  2010年8月9日至13日，美学界的盛会——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千余名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诚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本届美学大会的主题为“美学的多样性”，由于牵涉议题广泛，参加会议学者众多，本文择其大端，概述如下。　　一、中国与东方美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中国学者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届会议的与会者着重于对中国美学独特性的揭示与研究。汝信肯定中国美学具有独特的意义，认为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印度美学、伊斯兰美学应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周来祥提出中华美学的根本特点是“和谐”，中华美学应该能够为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和挑战提供借鉴，进而对世界美学的多元化和人类美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张法指出传统中国信奉的是一种“天下”观，华夏与四夷乃一个整体，现代社会则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因此研究现代中国美学需要对各少数民族的美学分而言之。成中英从本体的层面分析中国美学的特质，他从宇宙、心灵、道德、礼乐和艺术等五个本体存在的层面理解中国美学，认为其中蕴涵了传统中国人所推崇的涵容、沉潜、刚健、高明、和乐与自由之美。叶朗同样对中国传统美学大力推举，主张继承传统美学精神。　　所谓东方美学，就涵盖对象而言，除了中国美学，还包括日本美学、韩国美学、印度美学、伊斯兰美学等东方国家的美学。在此次会议中，多位来自东方国家的美学家现身说法，展现了本国美学的研究成果。韩国学者林承元（Lim Sungwon）分析了韩国美学研究滞后的原因，包括“美学”概念的模糊性、学院教育及学科建设的轻视等。在他看来，要想让韩国美学研究获得推进，需要将美学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增加美学教育等措施。日本学者小田部胤久（Tanehisa Otabe）从跨文化的角度指出，日本面对发达的传统中国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采取的是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方式，致使某些方面极度精良，也就使得日本美学对实践方式情有独钟。斯里兰卡的阿沙·费尔南多（Asha Fernando）从印度美学史的背景出发，分析了印度美学中的“味”（Rasa）这一概念，认为“味”表达了人类情感的审美价值。还有一些学者从艺术的角度解读本国美学。如伊朗学者马吉德·海达里（Majid Heidary）将波斯绘画作为对现实的叙事性建构进行了解读，日本学者児嶋由枝（Yoshie Kojima）分析了日本对“反改革艺术”的接受。土耳其学者埃布鲁·居泽尔代仁（Ebru Güzelderen）探讨了土耳其工业设计中产品与美之间的关系。　　二、西方美学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研究往往以对美学家的研究为中心。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德勒兹、阿瑟·丹托是本届美学会最受关注的几位西方美学家。王凯分析了海德格尔对东亚语言，包括日本的“粹”（Iki）、中国的“道” （Tao）和印度的“梵”（Brahmn）的初步探讨，认为欧洲语言与东亚语言之间是可以展开对话的。赵奎英论述了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所体现出的生态美学文化意义。郭文成认为海德格尔的晚期美学思想可以表述为“人在大地上诗意的居住”。韩国学者金敏贞（Kim Min- Jung）研究了梅洛－庞蒂现象学中的“陌生化”（Strangeness）概念及其在表演艺术中的应用。张颖就梅洛－庞蒂对波伏娃的小说《女宾》的解读进行了分析。宁晓萌分析了梅洛－庞蒂对塞尚绘画的现象学阐释。巴西学者卡拉·皮涅尔·里贝罗（Karla Pinhel Ribeiro）探讨了德勒兹对培根绘画的解读。德国学者比吉特·玛丽亚·莱特纳（Birgit Maria Leitner）比较了齐泽克和德勒兹电影美学的差异，德勒兹电影美学批评，影像形式从古典主义的“运动－影像”到现代主义的“时间－影像”，把主体从既定社会体制搬演的“行为霸权”中解脱出来，她以《三峡好人》为例，考察了其中所体现的“时间－影像”特征。徐辉探究了德勒兹的“影像教学法”思想，指出其思想的实质是，成功的现代电影致力于引入一个让成规失灵的“域外”，从而激发生命深层的原创力量，并在电影欣赏中发挥召唤观众创造力的教育功能。　　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潘公凯据此思考了艺术的边界问题，他提出了“错构”的概念对西方艺术史进行了解析，提出人类社会史和艺术史互补相生却又泾渭分明。葡萄牙学者帕特里夏·埃斯基韦尔（Patricia Esquível）认为艺术并非真得走向终结，而是意味着在全球化语境下新的艺术标准的确立。香港学者梁光耀认同丹托对艺术终结的解释，不过他认为现代性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终结。　　三、比较美学研究　　比较美学亦是美学研究中的重点。张世英比较了道家庄子哲学与西方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共通之处，在他看来，二者都重视人的生活境界，崇尚生活美、思想美，其核心在于思想上的自由创造与彼此融通。同时，他批判了后现代艺术家的所谓“模糊”艺术与生活之界限的口号，认为它实际上更让生活脱离艺术，并未脱传统思维方式的窠臼。赖贤宗在跨文化美学的语境中，对禅和海德格尔诗学的关连进行了比较，并对意境美学对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美学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陈伟认为比较美学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跨时间和跨特质的研究，跨越性是比较美学的根本属性，可比性是比较美学的学理基点。它使比较美学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错位研究得以有效实施，可资在学理上探获美学的内在规律的质的规定性。牛宏宝将时间意识作为艺术的形式动力，比较了中西文化中的时间意识，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时间意识各自的独特性，及其对中西方审美和艺术表达的塑造意义。毛宣国分析了现象学美学对中国新时期美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影响，从而展示了西方美学对中国新时期美学理论进程的作用，从中认识到现象学美学的方法论变革和思维转向，以及中国传统美学与现象学美学的对话与沟通对未来美学理论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四、中国艺术研究　　本届美学会特设中国艺术专场，国内外众多艺术理论家齐聚一堂，就中国艺术的创作方法、历史变迁、美学精神等问题展开了探讨。朱青生提出了中国传统中的“主动的艺术概念”，认为形成于汉末魏晋时期的书法构成了中国的审美准则和创作方法。邱振中分析了中国书法的起源和文化特征。沈伟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法”理论与形态进行了探讨。刘桂荣分析了中国古代画景画中的生命意蕴。梁江从国家制度、人才延揽、机构设置、趣味风尚等方面，探讨了古代帝王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历史走向的影响。陈传席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与中国艺术的关系，认为中国文官的文化素养对于中国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李砚祖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器物艺术及其文化精神。陈履生对能够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生活情趣和生活理想的文房进行了分析。高建平从中西艺术比较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笔墨、线条等特有语汇。彭锋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点在于实中见虚，虚实相生，而当代艺术研究更关注材质和艺术界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日益受到世界瞩目，国内外美学界也对此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柯蒂斯·卡特（Curtis Carter）认为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作为内因的城市化，二是作为外因的全球化。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艺术家的生活空间遭受挤压，这对当代艺术产生了负面影响。刘悦笛以徐冰的先锋书法创作为例，从中国美学的视角，探讨了最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书法，在创造性地转换成具有多重意义的当代艺术之后，所具有的积极和消极意义。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巴克尔（David Brubaker）通过对石涛和梅洛－庞蒂绘画理论的比较，认为中国的文人画与艺术批评是让人们感知绘画，自我与自然不相分离，这有助于重建当代美学。王一川认为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艺术出现了文化的物化现象，需要美学重新思考拯救之道，重新提出并强化人的内在精神或心灵维度的持守问题。　　五、环境与生态美学研究　　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是近年美学界的一大热点。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介绍了西方环境美学的十个重要阶段，简要地分析了每一阶段的主要观点及其贡献。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论述了环境的审美政治，在他看来，环境不仅是自然的，还具有社会性，审美体验因此也就具有道德性和政治性，在人类环境中，道德、社会和政治相互缠绕，密不可分，为环境美学的批判性鉴赏与满足提供了基础。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提出了环境美学的三个未来走向，其一，探讨环境美学的构成要素，如人工制品、人类活动、社会关系，它们决定着生活质量和世界状态；其二，培育良好的审美文化，引导人类的审美实践创造更好的生存世界；其三，环境美学应具有全球性，应融摄多文化的有关自然和环境的审美传统。　　中国学者对环境美学亦多有关注。吴良镛从文化史的角度，以建筑家的眼光，对传统中国的人居环境进行了分析。他将人居环境界定为“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创造”，认为中国传统人居环境是一个包含多种艺术元素的和谐整体，是一个人们可以从中进行艺术欣赏的宜居环境。他还指出中国传统人居环境具有道德教化作用，体现为“美善并举”。程相占分析了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从发展历程上看，生态美学是从环境美学发展而来。中国学者拓展了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并提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生态意识促动下的生态审美活动，其核心是生态审美体验。谭好哲认为环境美学不仅重申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必要性，而且将环境及其相关人工造物纳入研究领域，极大地扩充了以艺术审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美学的研究范围，从而为当代美学提出了新对象和新问题。陈望衡提出了城市建设的三个理念：家园感、人性化和审美主导。代迅认为生态美学的核心是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他从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入手，探讨了人对自然审美关系的历史变迁。自然美是美学研究中的老话题，在生态美学的视野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曾繁仁从生态存在论的角度提出，自然美是一种“栖居”与“在家”之美。薛富兴在卡尔松提出的自然审美的客观性原则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审美的伦理客观性原则；李庆本基于卡尔松提出的自然审美的艺术模式和环境模式，提出了生态模式的概念。　　六、生活美学研究　　由费瑟斯通、韦尔施等西方学者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是近几年国内美学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王德胜指出，“日常生活美学”的转向意味着感性意义成为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朱国华则认为在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条件并不成熟，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应保持一种警醒态度。对生活美学多有研究的刘悦笛通过对郭店楚简的解读，提出儒家美学是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主张从“生活美学” 与“情本体”的角度重思儒家美学。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古典美学原本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这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开启了一种新的进路。王确探讨了中国近现代的生活美学，他认为，从西方引入的多种娱乐形式，对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质的影响，表现为传统审美活动的现代性重构和外来审美样式的本土化改造。　　概而言之，无论是与会者的学科背景，还是所讨论的议题，本届美学会都充分体现了美学的多样性。经过闭幕式的选举，德国的沃尔夫冈· 威尔士（Wolfgang Welsch）、中国的刘悦笛（Liu Yuedi）、美国的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中国香港的文潔華（Eva Man）和伊朗的苏珊·哈比卜（Susan Habib）出任国际美学协会的五个总执委，另外还部分改选了来自43个国家的国际美学协会代表并吸收了新的国家入会。与此同时，中国美学进一步走向世界，为更多的国外学者所认知。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学学者在深入的交流互通中，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