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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向失败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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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9 01:19: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龙应台 向失败者致敬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龙应台(大食)
  龙应台 向失败者致敬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实习记者 翁倩 发自香港
  1949年1月,应美君,一位24岁的江南少妇,抱着一个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车。

她的目的地是广州,那里,丈夫龙槐生带领一支国军宪兵队,驻守天河机场。
  战乱时期的火车拥塞不堪,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人贴着人。火车走走停停,一会儿煤烧光了,一会儿前面铁轨被撬。就在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车小解的女人正欲回来,火车却已启动。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车厢里大哭找妈妈,但谁也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应美君深受触动,想到车里已有好几个孩子、老人暴毙,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她忍痛离开孩子,来到广州。
  在广州半年,应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回到衡山,决心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孩子却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站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人山人海,应美君心乱如麻,伸手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火车就要开了,趁机说,“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应美君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汽笛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应美君松开了手。
  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名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将父亲、母亲与台湾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学陆佑堂名流荟萃、老少咸集,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发式暨演讲会在此举行。“1949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一切,都是从60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20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1949。”龙应台说。
  创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墙崩塌,龙应台正好在德国,亲历了历史现场。分裂40年的东、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东西阵营的分裂与和解,我想到它们和中国的分裂是一个平行的历史。我看到欧洲人怎么在大历史当中存在,也看到了他们对待大历史的态度,于是动念想把中国的1949年搞个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龙应台才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史料。没过多久,马英九来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公务员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亲去世,随后母亲也失忆了,她开始有紧迫感,感觉历史的门在一扇一扇关上。于是,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龙应台“闭关”400天,并亲自去大陆的大江南北、台湾的大街小巷,走访日渐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两岸分裂60年的大历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个人小历史导读大时代。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海外,有人听说龙应台写1949,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啊,建国60周年啊。龙应台听到这样的反应就愣了——那个题目很多人写。我这本书不是关于胜利者,而是关于失败者。关于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这些失败者,东北的、山东的、河南的、广东的、香港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人生的太阳刚刚起来,带着日出梦想的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战争机器牺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岛、逃到越南、逃到缅甸,最后汇集到了台湾这个小岛。
  同一时代,台湾这个小岛,有另外的20万年轻人,被日本巨大的国家机器,像绞肉机一样送到南洋去,没死的人就又回到这个小岛。
  这正是龙应台写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她原本将目光锁定在1949年大陆来台人员,但在写作中却发现当年600万本地人的伤痛,甚至比200万(一说120万)大陆人的伤痛更深。这两个群体60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过对方伤痛最深层的部分,因此龃龉不断。
  于是,龙应台笔下,对国民党士兵的伤痛,与台籍日本兵的伤痛,甚至日军个体、纳粹德国军队个体的伤痛,一视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对她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对此,台湾作家杨照诠释道,对于真正活过1949年乱局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痛苦,绝对不是打仗中谁赢谁输,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明天又会去哪里,要做什么样的事。今天的“国军”打了一场败仗,明天就变成了“共军”,回过头来打“国军”。今天田里的小庄稼汉,明天就被绑上了船,送到遥远的地方,帮助绑架他的人打仗,对抗对面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菲利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惟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致敬。”


1949年,撤退的国民党士兵从南京的街上经过


1949年,大批国民党官兵从海上乘船逃往台湾

  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
  ——对话龙应台
  我在丛林里走着,有了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写“一将功成”,这很重要,但这本书,写的是“万骨枯”
  为什么要向失败者致敬
  人物周刊:这本书的主题在一开始就指明了,是向失败者致敬。这个失败者是从什么角度来说的?又为什么要致敬?
  龙应台:一开始,我只是带着一个模糊的、想要认识1949的概念开始入手,并不知道要找什么、能找到什么、找到以后会从哪里出来、出不出得来。

一直写到最后,写到95%、98%,才有了这个核心的概念。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后出现的东西。
  人物周刊:创作之初你完全没想到会铺得这么开?
  龙应台:这次写作算是一个探险之旅吧。
  人物周刊:你所说的“失败者”,就是“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
  龙应台:原来出发的时候,我想象书的内容主要是以我父母为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们那一代失败的国军。
  一开始写,我马上就发现,我想要了解那200万人到台湾后受到的撞击,不可能只了解他们那一边,因为在地有600万人。
  这600万人,之前50年的时间,所受的全部教育、所处的全部环境都是以为天皇战死为荣的,他们这样经历了几代,突然进来了200万人,也许这些人对600万本地人的撞击和改变更大。
  哪怕是现在,有难民来到自己的地方,反对的声音、烧杀掳掠到处都在发生。可是从1945到1949,我所了解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这样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为了了解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决定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真正了解1949。这就决定了这本书后来的走向。
  写到最后,我想,涵盖了这200万人和600万人共同命运的,到底是什么呢?向流离者致敬或向战败者致敬,都只涵盖了一部分。到最后,才发展出扉页上所写的主题——“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败者”致敬。
  那200万到台湾的人是被内战这个机器绞出来的失败者;台湾的20万子弟被送到南洋,是为日本那个国家机器打仗、体无完肤的失败者;台湾本地的600万人过了50年没有选择的殖民生活,当然也是失败者。
  为什么说致敬?以我的家族史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陆以外,在台湾生长的这4个兄弟姐妹中(其中一个是在海南岛逃难时所生,在台湾长大),有3个博士和一个大学生,现在一个是土木工程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医院院长。以我们的父母亲60年前的状况来说,母亲在高雄满是难民的码头上岸,找不到丈夫,带着个婴儿,以在菜市场摆个摊子为起点,到60年后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是怎么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这样的家庭为出发点。
  你再看台湾整个社会的发展,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60年前,他们被战争机器碾压、失败了的话,他们也许不会有机会去思考价值问题,可能还在走原来那个国家大、集体大、胜利大的老路。正是因为在那一套价值里他们整个被打垮了,在后来的60年里,才会追求另外一套价值、另外一个方向,朝一个更柔软、更个人、更文明的方向走。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当初失败了我反而更高兴。这是我写到最后才慢慢浮现出主题的过程。
  这本书,写的是“万骨枯”
  人物周刊:你把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起意的呢?
  龙应台:完全是探险探出来的。2008年7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开蒋介石日记1949年前后的片段。8月1日,我飞到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跟着一群历史学者每天去图书馆读那些日记。看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决定,我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有了那样模糊的想法之后,慢慢地走,最后越来越清楚。我写的台籍日本兵都是没名没姓的,我在丛林里走着,有了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写“一将功成”,这很重要,但这本书,写的是“万骨枯”。写完这本书后我特别平静,我感觉这是我用文学上的一炷香,为那些60年前被时代践踏、曝尸于荒野的人上的一炷香。
  人物周刊:1949年对你们的家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龙应台:槐生和美君两个人一夜之间脱离了原来的社会网络,连根拔起被丢到一个空的地方,这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小时候就知道,你跟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上学时我就是那1比59,那59个孩子都有很大的家族,逢年过节会去祭祖啦逛庙会啦,清明节有墓可扫。我们是难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样。这200万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全部投资都给了孩子的教育,对这200万人,教育就是垂到深井、能让你爬出来的惟一一根绳子。
  人物周刊:你的书主要写了两种人的痛。一种是大陆去台湾的人,经历了颠沛流离骨肉分离的痛,比较好理解,另一种是台湾本省人的痛,可否具体谈谈后一种痛?
  龙应台:现在台湾网络上已经有了一种说法,自以为是蓝营的人说,“我以前对于深绿的痛苦不了解。”这就是这本书的疗伤和解作用。探险的时候,去访问屏东乡下的老人时,我才发现他们的痛。十七八岁的时候,万分荣耀地穿上军服效忠天皇了。像书里提到的两个人蔡新宗和柯景星,学习怎么打耳光、监护俘虏营、虐待战俘。很多人为日本死在战场上。日本战败,这些人中活着的成了战犯。26个死刑,100多个10年、20年徒刑。
  台湾归还中国,那台湾到底是战败还是战胜?他们懵了,不知道了。这是我在做这本书时的最大震撼。刚才说到的那两个人,被当作战犯关了10年,回到台湾时,已经改朝换代了。他们不会说国语不会写汉字,整个社会以你为耻,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此之后连对你的儿女述说都不可以。这一辈台湾人的痛苦超过我的父辈,是双重的。吊诡的是他回到了故乡,可他是流亡的。所以他们绝对地沉默了。
  一个帮我做校对的朋友,25岁,校对完眼泪汪汪地对我说,读这本书让她想起了祖父,她祖父常常喝酒,和一帮白头发的老人喝了酒就大唱日本军歌,她说我当时都觉得很羞耻,看完这本书后她很震撼。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历史大陆不能不了解,否则两岸怎么可能和平?
  人物周刊:你把外省来的国民党士兵和本省为日本打仗的台湾兵相提并论,不怕有的读者,特别是大陆读者情感上接受不了?
  龙应台:在台湾本地我也担心会有一些反弹,所谓深蓝的人会受不了我对深绿的同情,深绿的人受不了我对新四军的同情。但现在书已经出来半个月了,这样的情况并未出现。这本书反而让原本敌对的双方加深了了解,进而和解。
  由于我缺乏在大陆生活的经验,以前我的书都是在大陆出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大陆读者也这么喜欢。而这本书,从头到尾,大陆读者都在我的心里。我写东西时心里有个自觉,就是有什么东西我希望大陆读者知道,虽然台湾读者一直是我的第一读者。
  其实这本《大江大海》在大陆出版可以有一个副题,就叫《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在写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为你写你不知道的台湾。同时我也知道,国共内战的那个部分,会刺伤大陆读者,因为以前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认知,我所呈现出来的一部分他们不习惯。
  但这层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民族的界限——中国和日本的界限,就触及到他们的底线。但我不能不去碰,我也希望大陆的读者接受我的底线,看看自己有没有更宽阔的视野来重新认识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免不了会挨骂,甚至“万箭穿心”。
  知道敌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枪来
  人物周刊:你以一种普遍的人道关怀,对抗日的国民党士兵、打内战的国民党士兵,乃至实施侵略战争的日本士兵、为日本打仗的台湾兵都一视同仁,这么有挑战性的写作,你的信心来自于什么地方?
  龙应台:现在想要把我五马分尸的人,是因为看得不够多,如果他看得够多,我相信他慈悲的心不见得比我少。我更相信,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敌人的伤处,就不会有战争。如果你知道你的敌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枪来。这本书就是让国军和解放军都能看到对方的痛,本省人和外省人也能看到对方的痛。
  这本书还没出版的时候,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来采访我,我先把和日本有关的部分给他看了,日本记者的反应是,这本书一定要有日文版。因为我写的这个部分正好是日本人的“黑盒子”。
  第一,日本人是不愿面对1945的,正如国军不愿面对1949。所以1945的前前后后,都是美国学者在写、中国学者在写。
  第二,我描述的台湾日本兵的遭遇,都是殖民者带给他们的,但他们并未得到和日本兵同样的国家赔偿,或者得到的赔偿是日本兵的两百分之一。所以到现在为止,台湾兵还在上诉。日本政府的回应是,《国际法》规定战败之后你就是中国人了,我对你没任何义务。他们受到的还不止双重伤害,而是三重伤害。所以我也希望日本人能认识到台湾人的伤、大陆人的伤。
  有人问我,如果这本书不叫《一九四九》,还可以叫什么?我说,那就叫《战争与和平》吧。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站在人类普遍情感中来说这些事情。
  龙应台:对,如果你是大陆人,你满18岁的时候正好是1937年抗战爆发,你就会投笔从戎变成后来的李维恂。如果你是台湾少年,你18岁的时候刚好是1942年,你就变成日本兵。如果你18岁的时候刚好是1945年,你在台湾,你就变成国军。你说他们的命运有差别吗?完全没有。
  人物周刊:他们当年的可悲在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没得选择,而今天的年轻人是可以有所选择的。
  龙应台:对,但我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选择。我书里讲到1991年海湾战争的德国士兵,就是不愿意德国参战而离开了军营。一个国家的整体,往哪个方向走,跟里边的螺丝钉怎么思考是有关系的。我一点不愿意说教,但我希望读者能够领会,这跟你太有关系了。你要做选择,你要思考。
  人物周刊:历史不可假设,但我们还是不妨一问,60多年前那场兄弟阋墙的战争必须打吗?没有办法避免吗?
  龙应台:这恰恰不是我该回答的问题,这是历史学家回答的问题。
  人物周刊: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你通过这本书,想对大陆政府说些什么?
  龙应台:我反而觉得最重要的是对大陆的人民——我的读者说。我希望大家来读这本书,因为只有当你了解了对方的痛苦,才能对一些行为、一些思维有新的认识。你再作的价值判断,才能够更接近真实。另外,我觉得要写出大陆人的痛苦,需要一万本这样的书。当我说大陆人不知道台湾人痛处的时候,台湾人同样不知道大陆人的痛处。只有两岸人民对对方有了真正的了解,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如果两岸人民充满误解和不理解,即使两岸领导人作出什么和平举动也不能持久。
  另外,我很想说的是:过了60年,我们——包括大陆,要跳出军事史的单一眼光,必须用文明史的眼光来看这60年。
  文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人的价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来看的话,从各条路线逃亡到台湾来的200万人,加上本地的经过50年殖民历史的这600万人,这两股在战争中失败的人在一起,变成今天这个以文明的价值、和平的价值为核心思维的一个团体、一个岛屿。经过这60年的转型,战争史上的失败者,在文明史上是成功者。这种转换,你名之为神奇都不为过。
  我非常非常以我的失败者上一代为荣。
  (龙应台女士为台湾居民,文中的一些称谓保留了她的习惯说法,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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