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关于我国新时期学术评价讨论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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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关于我国新时期学术评价讨论的评述
时间:2012年9月2日 作者：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上，学术评价是到新时期才出现的重要新现象（笔者这里说的学术评价是指专门的、甚至是专业化的学术评价，至于隐性的、潜在的、零散的学术评价活动则可能早就有了）。在新时期，学术评价从其出现之日（大致在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起就伴随着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进入本世纪以后学术评价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争论。学术评价及其讨论在新时期的学术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越到近期其影响越大。根据笔者的细致考察和粗略梳理，发现新时期关于学术评价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下述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的。

一、关于学术评价的界定

什么是学术评价，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和界定不尽相同。“百度”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684.htm，以下“百度”引文均同此）的解释是：“学术评价实际上就是要将学术研究成果排排座吃果果，分成三六九等。学术评价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即基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学科本身的逻辑结构的评价方法；另一种是基于形式的评价方法，即游离于学术研究之外，客观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外在特征和学术成果之间的形式联系，从而描绘出学术研究的形式化图景，从而达到学术评估的目的。这两种方法显然有主次之分，但又是相辅相成的，基于内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最符合逻辑的评价，形式化评价本质上是基于内容分析的评价方法的一种工具和补充方法。”刘明的解释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即由学术共同体主持，以学术水准为对象，以推动学术的继承与创新为目的，与资源配置相联系，与物质-精神激励相结合，与学者学衔-地位挂钩的学术评价”。（刘明著《学术评价制度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页）刘明进一步分析说：“学术评价问题，说到底是个分配正义问题。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对物质、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公平配置’。学术评价的目的，就是期望学术劳动能够得到与其贡献相当的正当的回报，包括职称的评聘、荣誉的授予及经费的资助，并赋予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做出‘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的判断，如何进行‘分配’。”（同上，第4页）刘明在该书另一处地方还说：“所谓‘学术评价’，就是对于学术这一思想游戏的产品，作出优劣高下的评判。”（同上，第82页）叶继元的解释是：“根据全信息理论，任何信息和知识都可以分成形式（语法）、内容（语义）和效用（语用）三个要素。学术评价可以被理解成是对评价客体生产出的知识的量和质的评价问题，而质又可以从知识的内容（含义）和效用（价值）上反映出来，因此从知识的形式、内容、效用三要素可以推广出‘三位一体’新概念组合：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叶继元《概念创新是构建合理学术评价体系的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0日）

上述三种关于学术评价的解释和界定，都有一定的科学性，都有其成立的理由，只是各有其侧重点。“百度”的界定侧重在学术评价的目的和结果，即要“分成三六九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学术评价的两种主要方法；刘明的界定是从多方位进行的，包括学术评价的主体（“学术共同体”）、标准（“学术水准”）、目的和作用等方面，并进而阐述了学术评价的实质；叶继元的定义引进全信息理论，试图把握住学术评价的本质特征。总之，“百度”的定义简洁、直观、通俗，刘明的定义具有描述性的特点，叶继元的定义较具学理性、理论性。

二、关于学术评价基本内容的论述

关于学术评价的基本内容（包括从哪些方面开展学术评价及如何开展学术评价等等）的分析和论述甚多，也较为繁复、复杂，这里对应本文第一部分中关于学术评价界定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依次分述如下。

如前所述，“百度”在关于学术评价的定义中已经指出了学术评价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一种是基于形式的学术评价，所以其关于学术评价基本内容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百度”首先论述了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百度”写道：“基于内容的评价模式就是以学术成果的内容特征来评价学术成果。显然，基于内容的评价模式是最符合逻辑的学术评价方式。基于内容的评价模式的先决条件是评价人应该能够读懂和理解学术成果的内容，应该对相关的学术领域有深刻地了解和非凡的洞察力。而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评价人非该领域的专家莫属。所以，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本质上就是专家评价，或同行评价。许多学术刊物采用的专家审稿就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方式。” “百度”接着说：“在各种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方法中，最典型的评价模式是学术综述，这是学术评价的最好方法。某一学科里的专家将近期这个领域里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分析出某一时期本学科的重要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显而易见，这本身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下文还论述了学术综述之所以是最好的评价方法的两条理由。“百度”还分析说：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这种评价方法往往受到评议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基于内容的评价主要依托在评价人对内容的理解，这往往受制于评价人学识、兴趣、情感等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会降低学术评价的准确性、公正性。为了尽量降低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基于内容的评价往往需要多个评价人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评价，就像一篇论文会有若干个专家评审一样，这样会有效降低主观因素对学术评价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百度”接着论述基于形式的学术评价，“百度”写道：“ 基于形式的学术评价和基于内容的评价方法相反，它主要利用学术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参量来描述学术成果的客观特征及其与其他成果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达到评价的目的。这些客观性参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数量参量，聚类参量和关联参量。” “数量参量描述了学术成果的数量特征，即同一个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聚类关系指的是学术成果是否聚类于相关的研究成果，这项指标描述了学术成果被同行认可的程度。”“相关关系是指学术研究成果与其他研究成果的相关关系, 这个参数描述了该项研究成果对其他研究成果的影响，即描述了这项成果的影响力。” “研究成果的相关性指标主要是通过研究论文的引文特征表征出来的。我们知道，一个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论文总有引文部分来指示该论文和其他论文的逻辑关系，这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

刘明先分析了学术评价的特点和施行时的困难之处，刘明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是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其成果的非实验性、范式的多重性，内行与外行界线模糊，使这种专业活动在谋求实体正义方面产生了更大的困难。因此，关注结果的实体正义不得不退居其次，而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如是而彰显出来。”接下来，刘明分析说：“学术评价作为学术活动的重要方面，它的开展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评价制度，二是评价者。两者的关系类似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国家的治理首先要有一部良法，而法律需要人去执行，所以执法者的道德对于法治的实现也有重要意义，不过两者不能等量齐观。法毕竟是第一位的，道德则只是与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相联系。同样，公正公平的学术评价活动的开展，首先需要我们制定一套好的制度，好的制度本身就内在里意味着，只有那些既具公信力又具鉴别力的学者才有资格出任评价者的角色，而且会预设一系列机制，以防范评价者滥用公共权力。在此前提下，要求学者具有超出一般民众的道德操守，才能保证良性的评价制度的实施。”（刘明著《学术评价制度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4页）刘明继续具体分析说：“需要建构一个以学术评价制度为中心的三圈层制度研究体系：最内圈是核心层，即学术评价制度本身，它包括三个侧面，即宏观的学术机构评价，中观的学者评价，及微观的学术成果评价；中圈是环境层，即学术活动的内环境它包括学术理念，学术机构的权力结构、学科结构与教学模式，等等；外圈是社会层，即学术活动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取向、文化背景与道德状况，等等。”（同上，第5页）

叶继元根据他自己所界定的学术评价是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的“三位一体”组合的观点，在《概念创新是构建合理学术评价体系的基础》一文中依次对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进行了分析。叶继元说：“所谓形式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外部特征的评价，它既包含同行的定性评价，也包含定量评价，但最终的评价可用数字、数据反映，包括发表论著数、被引用数、被摘量、获奖数、发表字数、获专利数、发表成果的级别、院士和教授人数等。形式评价也有同行评价，但不是直接对评价对象内容质量、效用的评价，而是与内容质量、效用评价有密切关联，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评价对象的知识含量，是一种简单易行、粗略、可测试、可核实的评价。根据一定的评价目的，如对成果一般性、非精确的评价，或对宏观、中观总体的估价，此种评价是有效的或最不坏的评价方法。”“所谓内容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本身特征的评价，由同行专家通过直接观察、阅读、讨论来进行。为了计算方便，可能也会将定性评价转换成数字，但最终的评价通常用文字或数字加文字来反映。它是针对某一评价目的对知识内容的逻辑性、合理性、价值等的直接评价，是一种费时费力，测试，核实更花时间，但却精细、较为可信可靠的评价。”“所谓效用评价是指实践、时间、历史对评价客体实际作用、价值的验证或最终评价。它既强调用一段时间、有限的实践、已有的历史事实来评价，更注重长时间、更多实践和事实的评价。它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又有独立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科学领域，其效用常表现为被社会机构作为有关政策、措施出台的依据，以及这些政策、措施实施后的结果；在人文学科领域，其效用则常表现为精神产品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社会风气、舆论等产生的作用。由于此种评价包含着无限的过程，因此它是一种‘进行时’加上‘未完成时’。”叶继元进一步分析说：“目前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三种基本评价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同行评议法和实践、时间最终评价法，大体可分别对应于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这三种学术评价都不同程度的包含定性和定量评价，因此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很难说清文献计量方法、同行评议法和实践、时间最终评价法这三种方法的优劣和适当的使用范围，但用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来解释则容易很多。”“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有资格进行学术评价的命题是成立的，他与文献计量学的评价、定量评价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同理，那种将同行评价与实践、历史、时间最终评价对立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同行专家在最终评价中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具有求真务实精神和专业知识特质的同行专家在历史长河中比社会大众更能看清‘实践’的意义，更能识别非共识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

综合比较上述三种观点，可以看出，“百度”提出的“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和“基于形式的学术评价”的观点，是学术界较早的、通常的、具有较普遍影响的看法；刘明在提出“评价制度”和“评价者”这两个作为前提的要素基础上，进而提出要建立“以学术评价制度为中心的三圈层制度”的观点，颇具创新性，也颇具学理意义；叶继元提出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的“三位一体”组合的观点，既具创新性、学理性，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关于新时期学术评价弊端的批评

如何看待和评价新时期学术评价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效果，是一个争论甚为激烈的问题，以笔者的观察，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否定评价多于肯定评价，或者说是批评看法多于表扬看法。考虑到批评新时期学术评价弊端方面的材料甚多，下面仿照抽样调查的方法，以大致两年左右为一个时段，抽取本世纪以来（实际也是新时期以来）若干有代表性的批评看法来作简略评述。

本世纪以来（实际也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对现行学术评价方法提出批评性看法的时间，可能是2000年（2000年既有人把它看作是上一个世纪、或者说上一个千年的最后一年，也有人将它看作是新世纪、新千年的开始，笔者在这里将其模糊化）。《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发表了“学术随笔”《谈谈科研成果的衡量》（王泽华），该文还没有直接使用“学术评价”这一术语，但其标题和文中所说的 “科研成果的衡量”其内涵就类似于我们后来所说的“学术评价”。该文开头写道：“学术规范是一个关系科研成果的量衡问题，而且更是如何培养良好学风、造就高素质科研人员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借鉴国际学术规范的一些做法应注意矫正与防止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注意该文中使用的“矫正”与“防止”这两个词语，“防止”是针对未来说的，而 “矫正”则是针对已发生的事情说的，就是说该文已开始对“科研成果的衡量”（学术评价）方面的问题提出批评了。该文接下去从三个方面谈了需要“矫正”与“防止”的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学术评价相关联。该文认为：需要“矫正”与“防止”的三个问题依次是：“重潜心研究成果，轻视价值评估体系”；“重获奖，轻同行专家评语与专家应用率、转载率”；“重成果申报立项与发表，轻成果后期的社会转化率” 。从以上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后来比较严重的学术评价方面的问题有一些已在当时出现了端倪，并且已开始受到了批评。

新时期较早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和方法明确提出批评的是李文海、张岂之等学者。《光明日报》2002年3月19日发表了“学界话题”《浮躁：学术创新的大敌——四教授畅谈学风问题》（主持人危兆盖，四教授分别为李文海、张岂之、章开沅、龚书铎），在“学风浮躁的原因”这个小标题下，李文海分析说：“近几年学风浮躁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决非偶然。它既与学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学术品格有关，也与社会的环境氛围有关，还与我们当前的人文心态和管理体制有关。我先谈点社会因素。对于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估办法，学术界早就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认为，当前的评估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风浮躁。现在的评估体系、评价标准，很多是从工程建设或者是从工科那里简单搬过来的，没有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客观规律。因此，我认为，对于酿成学风浮躁的社会因素要高度重视。”张岂之紧接着说：“学风浮躁的原因确实很复杂，我以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人文社会科学评估体系存在明显缺陷。其表现，一是注重数量而不重质量，这就导致一些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人追求速度，而很难保持一种厚积薄发的治学心境。二是还没有找到一种公正、合理、科学的评估机制。三是学术界的商业炒作也给学术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因此，如何建立一种适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实际的评估体系已非常迫切，需要学界共同研究。”“四是学术道德本是治学的起码要求，但就目前情形而言，学术道德还没有成为学人的普遍自觉行为，一些学人的学术道德自律做得很不够。”“五是我们当前还缺少一个让人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其一，我们每年都必须有若干论文发表，否则就填不好各种‘表’，显示不出研究成绩，因此谁还能坚持‘十年磨一剑’？五年磨一剑都不行。其二，教育行政管理结构每年都设有各种各样的‘申请’，申请成功还要接受各种检查、评审，研究者自然要为此耗心费力，哪里还能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李文海、张岂之这里使用的词语还是“学术评估”，他们当时讲的“学术评估”其含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评价”，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学风浮躁”（如果借用今天流行的概念应该称“学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估办法”（张岂之称之为“ 人文社会科学评估体系”）“ 存在明显缺陷”。不过，上述对于“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估办法”缺陷的批评还是放在批评“学风浮躁”的大题目之下，似乎还不能称之为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和方法缺陷的专题批评。

《光明日报》2004年9月17日“光明视点”栏发表的该报记者曹建文的访谈《学术研究：从“失范”到“规范”》，可以看作是较早对于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和方法缺陷专题批评的有代表性的文章。该文共计四个小标题，其中第三个小标题是“学术评价体制亟待改进”（批评学术评价方面的问题已经进入了标题）。该小标题内引述了纪宝成、杨玉圣、温儒敏、张保生四位学者的观点。该文开头写道：“纪宝成教授曾在媒体上表示，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弊端。并认为要防范学术失范行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亟需建立一套能够体现学术内在发展规律的学术评价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学术氛围，使得那些在本学科取得奠基性、开创性和前沿性成果的创新人才得到应有的学术荣誉和价值肯定。”杨玉圣的观点是：“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比如评职称，要求数量、学位，出多少书，有多少获奖成果、项目等，如果按这个标准，已故的学界太斗钟敬文先生现在要评个教授都会很难了，这岂不是荒谬之极？”“温儒敏教授也认为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确实有值得检讨改进的地方。”此前不久的2004年7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科技论文：数量多而质量差》（康文华、张黛微）一文，该文指出：“论文数量增加和科技竞争力落后形成明显反差，反映出我们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存在问题。现在许多高校博士生能否答辩和取得学位，首先考察的是在规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论文的水平、质量和他的实际科技创新能力却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这种用简单的数量作为评价标准，会把许多具有创新性的青年扼杀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该文批评的矛头也是直指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
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和方法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且有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趋势。黄安年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题目为《违背学术规律，漠视个性与人性——评目前高校流行的“量化”管理制》（载《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从题目上看其措辞就比四年前的李文海、张岂之激烈多了，且也超过了两年前的纪宝成、杨玉圣、温儒敏们，但却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实际、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的。黄文写道：“‘一刀切’的数字量化模式下，就必然出现只管数量不顾质量、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从而有悖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把学术管理的标准化等同于一刀切，就可能完全忽视个性化、多元化和人性化，不顾不同学术领域、不同学校、不同单位和不同个人、不同时间的区别，其结果是加剧了本已矛盾激化的人际关系，搅乱了学术和教育工作，使得学术领域更加不和谐，而且从根本上损害了学术事业本身。”“鉴于现行‘一刀切’学术机制绝大部分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大学自上而下推行的，具有明显的有利于官方行政管理的机制，因而称之为学术行政化、官僚化，并不为过。”“如学术机构的管理衙门化；职称评定、项目立项、评奖活动中的‘赛跑’现象；学术评价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政府官员兼任学术项目主持人日益增多；政府官员兼任院校长的现象有增无减；学术刊物主编官员化倾向突出……”黄文对“量化”管理制批评，包括了（或者说主要是）对“量化”学术评价制的批评。刘明在《学术评价制度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中对现行学术评价定量化取向具体分析后概括出八大弊端，依次是：“激励短期行为”；“助长本位主义”；“强化长官意志”；“滋生学术掮客”；“扼杀学者个性”；“推动全民学术”；“诱发资源外流”；“误识良莠人才”。（见该书第48-55页）应该说，刘明的概括是比较深入、全面，也比较客观的。

2008年，任继愈、陈平原等学者继续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和方法进行批评。《光明日报》2008年1月30日发表该报记者王庆环的采访报道《著名学者呼唤扎实学术风气》，报道包括“让人堪忧的学术风气”、“现行学术体制需要反思”两个小标题。在第二个小标题里，王文首先引述了任继愈的看法：“就人文学科而言，用理工科的方法管理文科，动辄要求发表多少文章，不太科学。文科人才不像工程师那样，很快就能培养出来，他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成长时间，文科的学问要强调坐冷板凳，要十年磨一剑，这样才能既做了学问，又培养了人才。”王文在后面引述了陈平原的话：“严绍璗教授取得的成绩，让我们反思目前的学术体制。看看一二十年来的好的学术著作，都和以下几个因素关联：个人、长期经营、没有资助或极少资助。紧赶着出来的东西，没有太好的。反观我们的学术奖励机制，在理工、社会、人文三类学科中，最不适应这一机制的是人文学科。目前我们的学术奖励机制一般都是采取事先资助，为了得到资助，很多学者们不得不把大量的功夫花在申报项目和做项目计划上，没有项目也得想出项目来，是紧赶着做学问。但人文学科中有另外一种学者，他们不会事先有课题，是一步步按照兴趣做出来的，对这种比较低调、慢热型的学者，我们的激励机制应该考虑在事后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样大家才可能二十年磨一剑，否则的话，大家都会‘短平快’。而北大这些年来还能做出一些事来，是因为针对人文学科的特点，北大采取了不是非常严格的学术评价机制。”任继愈、陈平原两位学者的用语比较温和，但批评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态度则是鲜明的。《人民日报》2008年3月26日“文化新闻”版发表纪宝成的文章《大学评估太多了》，纪文用如下三个小标题来表达他的看法：“第一，评估太多太滥，缺乏总体设计”；“第二，教育评估体系、方法单一，拉不开差距”；“第三，评估造假，敷衍了事”。纪文虽然谈的是大学评估，但这个问题和学术评价问题是无法分开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关于学术评价问题的看法。

进入2010年前后，学术界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和方法问题的批评更为全面、激烈，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更显力度和深度。《学术界》2010年第7期发表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对谈》（余三定、袁玉立）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该“对谈”的开头即不无激愤地提出了“学术评价过度症”的命题，指出：“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有着多方面的、深层的原因，这已有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为避免重复，我这里只想指出其中特别重要而又较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那就是近年来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其严重程度与早些年公路的‘三乱’（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情况真正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最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所批评的那样，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的。因此，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学术评价过度症’，我自认为是非常准确的。”该“对谈”将“学术评价过度症”的具体表现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过分量化。……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评价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评价；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在高校管理界的眼目中便是：学术统计数字就是政绩，政绩就是学术统计数字。这样，病态的‘数字崇拜’、数字（学术）泡沫就自然地产生了。”“二是时间周期上过分短暂。……这是学术评价上的急功近利所致，其作用是导致人们更加急功近利，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学术界的学术风气越来越浮躁。”“三是量化指标体系主观化、行政化。指标体系的设计首先不是着眼于尊重学术自身的特质和特点，而是首先考虑评价者操作的方便和领导掌握情况的方便，首先考虑追求政绩的需要。”“四是已经造成了非常不良的负面效果。其最严重的后果是颠覆了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发现本质，探索规律，追求真理，但在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高压、逼迫之下，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主要是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打造政绩的行政行为，评价不但成为了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导航灯，而且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学者献身学术的崇高性被完全消解。其直接效果是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学风浮躁、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造成的结果是，评价（评估）热热闹闹，各项指标、数据不断膨胀，真正的学术研究则是越来越受伤害。”

四、关于“CSSCI”的争论

关于“CSSCI”的争论，是新时期关于学术评价问题讨论的典型个案，或者说是新时期关于学术评价问题讨论的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新时期关于学术评价问题的讨论紧密相关、或者说交融在一起，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笔者将其单独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评述。

笔者在此先提供一点相关背景资料。据《光明日报》2000年6月1日发表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面世》（记者宋喜群）报道说：5月31日上午，“由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研制、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光盘在京首发。”“引文索引思想最早在1955年由美国学者加菲尔德提出，有力地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发展。南京大学根据当前中文信息资源建设的现状和信息服务的需要，于1997年底提出了研制开发电子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设想，并于1998年在南京大学正式立项，1999年4月南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订了共同研制开发的协议，同年8月该课题被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此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每隔几年出版一个新的版本，每次出版后都引来了不小的争论。2010年1月，当2010-2011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出版后，更是引起了颇为激烈的争论，可谓引发了一场“CSSCI风波”（《人民日报》语）。

引发2010年前后这场影响甚大的“CSSCI风波”的，首先是杨玉圣（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暨主持人）2010年1月26日发布于学术批评网的文章《炮轰“ CSSCI”（论纲）——兼论学术腐败》（杨文后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的《学术共同体》一书）。杨文开头尖锐地指出：“因为教育部实施学术GDP战略，强制在各高校推行以CSSCI发表文章为学术评价标准的权威指数，结果CSSCI成为‘学术界的窃国大盗’（此系杨文引用他人的说法）。”杨文接着说：“CSSCI是否‘学术界的窃国大盗’，姑且不论，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CSSCI确实是中国学术病态的写照。”接下去，杨文为“CSSCI确实是中国学术病态的写照”这一观点提出了四点立论理由（论纲）：其一，“在2010-2011年度CSSCI中，来源期刊有明显的地域偏向，即凡是南京地区的刊物应有尽有”；其二，“有一些受到广泛批评、以收费而昭著的刊物被收入。可是，一些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学术刊物居然被排斥在该来源期刊之外”；其三，“2010-2011年度CSSCI，在学科分布方面，各大一级学科数量严重不平衡。”其四，“作为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持研制的有关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的参考体系，如前所说，CSSCI业已异化为高校学术评价标准的权威（乃至唯一）指数。”同时，CSSCI还成为某些单位 “敛财的工具”。

杨文在学术批评网上发布后，学术批评网等接着发布了多篇讨论文章，大多对杨文的观点或表示支持、或作引申论述。同时，一些重要学术报刊也发表了不少讨论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仅列举《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光明日报》2010年5月18日“理论周刊.学术”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该报记者薄洁萍的文章《聚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不能承受之重》，薄文有深入的背景挖掘，有多位专家观点的引述，亦有记者自己的分析和评论。薄文包括以下四个部分，即“何谓CSSCI？”、“谁赋予了CSSCI魔力？”、“CSSCI的回归”、“学术评价，谁主沉浮？”薄文的“何谓CSSCI？”部分中写道：“CSSCI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它采用数据统计的客观指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为学术成果评价提供参照，揭示科研成果的实际影响力。”“引文索引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文献检索和科学研究关系的分析，是为科学研究与发展提供文献资料的重要检索工具，同时不可避免地延伸出一定的评价和推介功能。”薄文的“谁赋予了CSSCI魔力？”部分中写道：“在当前学术界自主性评价地位不强、评价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科研和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简单地把来源期刊与优秀期刊划了等号，把期刊评价等同于论文评价，把引文数据、来源期刊作为论文评价、期刊评价、作者评价、学术机构评价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标准，所谓‘以刊评文’愈演愈烈。”薄文的“CSSCI的回归” 部分中写道：“如果要将主要用于检索和分析的引文索引改造为专门用于评价的数据库，则要对引文的性质和深度进行加工，研制出信息和知识含量更大的数据库，如‘引文评价数据库’、‘多元指标评价数据库’、‘评价专家基本信息、评价意见数据库’等。”“不管编制出的引文评价库知识含量多么高，都是为同行专家评价提供帮助，都不能完全代替同行专家的评价。”“对CSSCI功能的认识，必须回归到它的设计者最初的目的上，即还原的为科研和学术研究提供独特的文献服务这个层次上。”薄文的“学术评价，谁主沉浮？”部分中写道：“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是非常复杂的工作，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历史评判，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但又必须寻求共识；既要调动和激发学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科学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切实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播、管理、评价的良性循环，依然任重而道远。”由上述对薄文的摘引可以看出，薄文涉及到了有关CSSCI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论述冷静、客观，且其视野由关于CSSCI争论的重要个案进入了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机制的探讨。薄文可以看作是对CSSCI争论问题的系统小结。

《人民日报》2010年7月30日发表了《岂能“只认衣裳不认人”——“ CSSCI风波”引发的思考》（作者余三定，该文后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21期转载）余文认为， 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CSSCI本身是否科学和准确的问题上（虽然CSSCI在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等方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来源期刊、评价因子等都值得商榷），而应该看到，“作为‘CSSCI’研制方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只是一个科研机构，其主要工作是进行文献检索和科学研究关系分析，完全可以自主地开展研究，也完全可以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发布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所以余文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现在承担着重要的学术评价功能。所以，与其说人们对‘CSSCI’不满，不如说是对‘CSSCI’背后的学术评价机制存在质疑。”  

接下去，余文对CSSCI背后的学术评价机制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批评。余文写道：“当前，一些部门和科研机构对学术成果的评价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片面地将某项数据作为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学科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考核指标，这在无形中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从眼前来看，会造成学术界病态的‘学术评价崇拜’。比如，很多人眼睛只盯着‘CSSCI’，使尽浑身解数使自己的文章上‘CSSCI’，而在有意无意中忽视了论文的质量。而一些论文评价机构和评价者也不看论文质量如何，甚至完全不阅读论文，只在评基地、评项目、评职称时核对一下该论文是否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这就造成了学术评价和学术活动中‘只认衣裳不认人’的弊端，即原本作为一种手段的学术评价机制反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从长远来看，过度抬高这种学术评价机制，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原初目的和终极追求，会消解学术研究的崇高性和严肃性。在过分重视学术评价的压力下，许多学者背离了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价值操守，主动迎合这种学术评价体系，结果造成原本是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人却失去了精神家园。这种学术评价机制，不论对学术还是对学者都是一种伤害。”可见，在余文看来，“只认衣裳不认人”的弊端并非是由CSSCI造成的，而是当今的学术评价机制造成的。

五、关于改进学术评价的期待和建议

在正面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笔者想先引用《光明日报》2004年6月27日报道《高校哲学社科研究出台首部学术规范》中的两段话：一段是：“刚刚成立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日前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针对近年学界日渐盛行的造假、浮夸甚至剽窃、抄袭之风，这部学术活动的自律守则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制度约定。”另一段是：“关于学术评价，《学术规范》规定应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基本标准。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应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对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应注意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学术评价机构应坚持程序公正，标准合理，采用同行专家评审制，实行回避制度、民主表决制度，建立结果公示和意见反馈机制。”上述文字是近七年前写下的，可以说，对当时学术界状况的分析是客观的，关于学术评价机制的要求也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的是，《学术规范》出台后，学术评价方面的弊端并未见有所遏制，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因此，笔者特别赞同前引薄洁萍所说的话：“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科学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依然任重而道远”。应该肯定，薄洁萍所说的，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关于未来学术评价活动的分析和预测。

面对学术评价机制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不少论者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希望。黄安年在《违背学术规律，漠视个性与人性——评目前高校流行的“量化”管理制》（载《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一文的结尾，对如何建设和谐健康的学术研究新秩序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第一点是：“尊重学术研究规律，实事求是，制定学术研究管理的规定和制度，促进有利于学术自身运行规律的学术机制，淡化和废止那些体现长官意志的量化举措。”这里的要点在于希望“淡化和废止”学术评价中的非科学的“量化举措”。《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文化新闻”版头条报道《复旦大学通报三起学术违规事件引发热议  学术造假拷问大学精神》（记者王有佳）的末尾写道：“有关专家认为，制度建设最关键。首先，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时增加评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其次，制定学术规范，加强学术自律；在法律层面，要加强对社会危害大的学术造假者的法律制裁。”这里把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摆在了学术制度建设的第一位。余三定、袁玉立在《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对谈》（载《学术界》2010年第7期）中，对如何克服高校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弊端、推动高校以及整个社会学术的良性发展的问题，他们对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者三方面分别提出了建议。他们说：“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目前学术生态平衡遭学术评价过度症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下，必须下重药、猛药。我郑重建议：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甚至建议暂停学术评价（比如暂停5—10年），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在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的越少越好。”“高校则要回归高校的本位、本色，即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要远离官本位，要抛弃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要抛弃学术管理中的单纯的数字追求和数字攀比，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规律，逐渐恢复高校校园里宁静、纯洁、神圣、学术至上的氛围。”“学者要分流：‘官’学者要认真当好‘官’，即全力做好管理工作，不要以官谋学，对于管理者来说，管理就是自己的专业，管理就是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学者一定要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而学术，一定要做有操守的学者，绝对不要把‘学术’当成升官的敲门砖。”

(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2期。感谢余三定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9月1日

教师之友网

余三定：《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后记
时间:2012年9月6日 作者：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 来源:学术批评网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了（前面2本分别是2005年7月出版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和2010年1月出版的《南湖藏书楼》）。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一样，是我心中的学术圣地乃至精神家园（我的南湖藏书楼专门设有北大版典藏室，北京大学哲学系杨辛教授为此挥毫题书“燕园翰墨”），本书能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特别高兴和荣幸。在此，我要首先感谢张黎明、张文定、高秀芹、韩文君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朋友，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魏冬峰。

本人一直认为，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时代性、现实性，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本人的主要研究方向除了原来的文艺学外，增加了当代学术史，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北京日报》、《社会科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云梦学刊》等发表了近百篇有关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论文，先后出版了（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当代学术史研究》（本人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等相关著作，由本人担任首席专家的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于2007年1月获得批准。本人还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引人高校课堂，与锺兴永、李灿朝、朱平珍等位在近七八年来连续在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本科生和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生中开设了“当代学术史”课程，该课程于2006年6月被确定为湖南普通高校省级精品课程，我们的教改项目“‘当代学术史’课程的创设与建构”于2007年1月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因此，《人民政协报》、《社会科学论坛》、《高教研究参考》等先后以“研究、编辑、教学三者良性互动”为题刊登了对我的访谈录。积极关注、追踪、研究学术热点，是我当代学术史研究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用力甚勤、长期坚持不懈的一个研究领域。本书可以说是我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回顾和小结。

本书中的内容，全部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它们分别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界》、《文艺报》、《中国教育报》、《东方文化》、《理论与创作》、《云梦学刊》等，其中有4篇为《新华文摘》转载，有2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有4篇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以上均不含论点摘编），有7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等转载，有1篇收入《2000，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我在此作出上述具体统计，意在表达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借以说明我的上述研究先后引起了学术界较为广泛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是借以表达我对上述刊物、报纸编辑朋友的由衷感谢，其中特别要感谢喻阳、张耀铭、柯锦华、姚申、徐亚男、石晶、程郁缀、刘曙光、黄颂杰、吕晓刚、吴承学、杨海文、阎晶明、熊元义、袁玉立、李本红、杜悦、罗成琰、白烨、夏义生、王涘海、陈善君等朋友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热忱关注和真诚帮助。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下编“个案论析”部分中有些关于著名学者的专题研究由于完稿时间较早，所以并非是对该学者的全面研究，而只是对其在某一个时段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的分析和小结；其中第十二章“许诺在‘文革’中关于真理无阶级性论题的探讨”，所写虽然是新时期之前的学术个案，但因为许诺关于真理无阶级性论题的探讨，实际上是新时期初期真理标准讨论的孕育与先声，故收入本书中。

本人主持（参与者余晶、李志美）的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委托项目“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项目编号 2010JD37）于2010年10月立项（见“湘哲社领【2010】17号”文件），本书即是该项目的成果之一。在此，要特别感谢肖君华、邓清柯、骆辉等朋友的指导和帮助。

本书在整理、编辑过程中，李志美对书稿的编排、打印及部分修改工作给予了大力帮助，黄去非帮助认真通校了全书，在此特对上述二位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谢。

2012年4月8日稿毕于岳阳市南湖畔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余三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教师之友网

余三定：《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后记
时间:2012年9月6日 作者：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 来源:学术批评网

这本《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是《云梦学刊》（本人担任主编）“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本人担任责任编辑）出的第二本书了。第一本书书名为《当代学术史研究》（全书计670千字，本人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该书系将《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2003年到2007年发表的文章精选出三分之一编辑而成。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政协报》、《社会科学报》、《文艺报》、《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东方论坛》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书评，《中国教育报》发表了对我的长篇访谈《当代学术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现在，在《云梦学刊》 “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想将有关事项向热忱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读者告知如下。

《云梦学刊》从2004年开始，每年围绕“当代学术史研究”举办一次论坛（时间大致在当年的5月下旬或6月上旬），至今已连续举办了8届，8届论坛依次在湖南理工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8家学术单位举行。每次论坛邀请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合肥、石家庄等地的知名学者参加，每次论坛都由本人和相关学者共同主持。每次论坛结束后，《云梦学刊》当年第4期“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都要编发论坛专辑，论坛专辑包括论坛“发言选登”和论坛开幕式、闭幕式“录音剪辑”。本书即是当代学术史研究8届论坛在《云梦学刊》所发文本的汇编，故取书名为《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

本人自1986年起兼任《云梦学刊》“教育研究”等栏目的责任编辑（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文系任教文艺学课程），从1990年起增加兼任“当代学者研究”栏目责任编辑，从1999年1月至今担任《云梦学刊》主编和“当代学术史研究”（该栏目2003年第1期以前的名称为“当代学者研究”）、“美学文学艺术研究”、“学术书评”3个栏目的责任编辑。当代学术史研究8届论坛的文稿每次在《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作专辑发表时，均由本人担任责任编辑。多年来，本人在努力做好相关编辑工作的同时，自觉而积极地投入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工作中去，本人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云梦学刊》等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论文，先后出版了（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等相关著作，由本人担任首席专家的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于2007年1月获得批准。本人还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引人高校课堂，与锺兴永、李灿朝等同事先后在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本科生和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生中开设了“当代学术史”课程，该课程于2006年6月被确定为湖南普通高校省级精品课程，我们的教改项目“‘当代学术史’课程的创设与建构”于2007年1月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因此，《人民政协报》、《社会科学论坛》、《高教研究参考》等先后以“研究、编辑、教学三者良性互动”为题刊登了对我的访谈录。本人在此叙述与《云梦学刊》、与《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与当代学术史研究和教学的种种情况，并非题外话，而是意在说明，本人很热爱《云梦学刊》的主编工作 （包括“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的编辑工作）和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包括教学）工作，在上述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非常执着，非常投入，我们也从中获得了一般人难于理解的无穷乐趣。

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本人要特别感谢下述几方面的朋友：一是由衷地感谢所有参加历届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和发言（包括书面发言）的学术界朋友（姓名于本书目录中可以看到，此处恕不一一列出）；二是由衷地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总编辑金鑫荣（二位是我非常尊敬的、多年来给予我许多帮助的好友）和本书负责人施敏、责任编辑陆蕊含文友；三是由衷地感谢郑欣淼、叶朗、王先霈、麻天祥、李元洛、喻阳、柯锦华、徐亚男、王晓宁、石晶、伍义林、肖君华、刘国瑛、韦成龙、文艺文、张松德等各方面的师友；四是由衷地感谢许亚（国家审计署）、王日春（国家教育部）、柳春蕊（北京大学）、徐伟（湖南省教育厅）、黄伟雄（中共岳阳市委）等众多朋友，每次我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文章如果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或摘论点，他们总是予以特别的关注和鼓励、指教。
                              
                        2011年11月26日于
                           岳阳市南湖畔

（《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余三定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