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与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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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与人生境界

文章作者：康震　来源：新华日报　
   《诗经》有很重大的历史价值，即“诗言志”。105篇《诗经》，为我们记录了先民时代的历史价值观。
    在乱世既有真性情，又有大情怀，还有这样敢讲真话的勇气，凭的当然是实力，但是曹操的个人魅力也是不可忽略的。
    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希望在人世间以外建立自己理想内心世界的知识分子。
    唐朝留给我们最强大的民族情感，就是它的青春、开放、包容、浪漫，还有它的从容。在这个真正的盛世，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就比较悠然了。
    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理解又有点机械。应该从前代中国人当中找寻我们对于价值的追求，这就是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在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
    古典诗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是民族的情感记忆，还是民族的文化记忆、人格记忆。透过这些诗，我们的目光可以穿越百年、千年，回到我们民族的曾经，有战争、有青春、有理想，还有胸怀天下仁人志士的爱与恨、情与仇。
    三千年前的幽会
    三千年前，狗尾巴花跟红玫瑰一样，代表对爱人的一番心意。这里有两首诗，第一首《静女》，第二首《野有死麕》。都是民间创作的诗篇。
    在三千年前，还没有什么宋明理学，人间的情感还能够自由挥发。所以，《诗经》当中很多的爱情诗，后来就被理学家们认为是有点不正经的。这恰恰说明在三千年前，不仅有着原始的人道主义的存在，而且从情感角度讲，当时的人们没有受到威权意识形态的约束，表现出了某种欢快自由的、后代封建社会没有出现的那种清新奔放的气息。
   《野有死麕》的全文是“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打猎的时候把鹿打死了，用白茅草绑起来。“林有朴樕，野有死鹿”，林子里面有灌木，有死鹿。我用白茅草包着死鹿，这个白茅就好像女孩。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鹿太重要了，是先民时代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什么非得说把死鹿包好？就像现在买一个戒指送给姑娘，这就是见面礼。所以，在最早期的时候，爱情和美必然跟实用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这是女孩说的话。说的是，别这么手忙脚乱了，别老动我的腰带，你再动我，狗就要叫了。郭沫若先生说这首诗描绘的就是纯真的爱情。
    诗经有很重大的历史价值，即“诗言志”。诗最原始不是指诗，而是指文字的记录，言是记载的意思，本意是说用文字把历史的资料记录下来。一首诗作为民歌传唱的时候，哼唱的猎人或其他身份的百姓感觉不到是在创作文学，但是，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讲，诗是历史的资料，是历史的资源。《诗经》105篇，为我们记录了先民时代的历史价值观。
    拥有忧伤情怀的英雄——曹操
    截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确认《诗经》里面每首诗的作者是谁，只能说是民间创造。中国古代第一个最著名的个体诗人是屈原。在他以后，个体的创作就非常鲜明了，个体个性就蓬勃而出了。在这个方面，我非常佩服曹操，他不是一般庸人的忧伤，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诗。来看看《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真正的大诗人不是靠艺术，是靠他的内心世界和你发生共鸣。拿起酒来想唱支歌，唱出来人生太短能有几何。这里边的感情要素非常重要，诗人的忧伤不是叽叽歪歪小儿女的忧伤，而是慷慨的忧伤。怎么才能显出这种忧伤，只有酒！那到底为什么这么忧伤呢？“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曹操是东汉末年、三国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只要人才来了，曹操就“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曹操还有句话——“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只要能帮他把天下打下来，曹操都收归旗下。曹操也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少年时，他有个朋友叫乔玄，两人好得不得了，后来两人分手的时候，乔玄就和曹操商量：“咱们这么好，如果我去世了，你从我的坟前走过，不用一只活鸡、一只活猪、一瓶酒祭拜我的话，走过三步就拉肚子。”曹操打败袁绍之后，路过乔玄的墓，特地去祭拜，他边祭拜边哭诉：“如果不是两个人感情要好，怎么会开这个玩笑，现在你去世了，我想开这个玩笑都没有人在了。”我们以前了解的曹操，都太政治化了，其实曹操是有大情怀的，而且有很浓厚的兄弟情谊。《短歌行》讲得好：“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要学周公，胸怀不可谓不大。
    曹操作为一个英雄，气量大，重情谊，关键还有一点：讲真话。曹操有一篇文章叫《让县自明本志令》。当时大家都在攻击他，说他是汉贼，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怀疑曹操想当皇帝。于是，曹操就写了这篇文章，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正因为我曹操不称皇帝，天下有谁敢称帝；正因为我不王，我在这儿镇着，所以你们才不敢乱来。我不是当不了皇帝，我完全有资格当。”这样的话刘备讲不出来，刘备见人就哭，孙权也不敢讲，但曹操敢讲。在乱世既有真性情，又有大情怀，还有这样敢讲真话的勇气，凭的当然是实力，但是曹操的个人魅力也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我们多研究一点曹操，对我们解读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政治人物和政治人格是颇有意义的。
真隐士的情怀
    在我们的民族历史上，还有很多看上去像隐士一样的人，比如东晋的陶渊明。他隐居在庐山脚下，写了一首《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出现了很多假隐士。比如，当时有一个皇上觉得朝廷的风气不好，他就找来几个知识分子，给了他们一笔钱，一点粮食，让他们到山里面隐上一、两年，然后等到有一天，皇帝发诏书广求天下贤士，这些人就应召而出。而陶渊明和他们不同，他是真的隐士。看他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实际上，陶渊明是天天能听到车马的声音，但心不在人境，所以不管离街道住得有多近，都感觉不到喧闹之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希望在人世间以外建立自己理想内心世界的知识分子。
    我感觉，自从陶渊明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的隐士。他说“心远地自偏”，就是只要内心远离了尘嚣，尘嚣离你再近，也就不称之为尘嚣了，这种人活得很简单。“采菊东篱下”，我们现在理解应该是赏菊东篱下，怎么能把菊花摘了呢，乱摘花花草草是不对的。鲁迅在广州有次演讲时对此下过定义：这是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对于陶渊明来说，菊花是作为药材和食材吃下去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诗人正在寻找自己的家园。家园在哪儿？就在所住的茅庐中。“此中有真意”，诗人感觉自然界的一切生机都隐藏着道理，正如夕阳西下鸟儿飞往自己的人间。
    在魏晋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诗人不是偶然，那个时期知识分子都很喜欢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如果一直这样问下去，也许我们会形成一条思辨哲学的路径，也许会启发逻辑学的发展，也许由此带来自然科学的发达。这就是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代非常向往的一种纯粹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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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悠然    唐朝有290年的历史，人口规模六千万左右，而在这将近300年的历史中，录取的进士不到一万人。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封建时代的进士才是真正的时代精英。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维在19岁考取举人，21岁考中进士第一。与此同时，王维是一个造诣精深的国学家、出色的画家，他是南宗画代表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和一个非常了得的音乐家。唐朝的社会文学艺术全面的才华都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我们来看他的诗《终南别业》。这里的“别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是超大的house，就是一座小茅棚。王维在终南山造了自己的小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真的很美，完全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住在山脚下，只顺着流水走，走啊走啊，走到水流枯竭的时候就坐着了，看着那云一点一点起来，天色晚了要回家时，偶遇林中老者，聊啊聊啊，忘了返回的时间。王维的官位高至五品，他用诗、书、画、茶、棋和琴来表现诗人的情怀。王维晚年居住在陕西蓝田县，那里有个景点叫辋川，辋川有个白石头，白石头边上一个小池塘，池塘边长满芙蓉花，王维就在这里造了一个很小的能停小木船的船屋，旁边也种上芙蓉花，起名为“辛夷坞”。王维有个爱好写诗的布衣好友叫裴迪，到了周末，他俩就驾一叶轻舟，往来蓝田的景点间，每到一个景点就饮酒煮茶，最后两人一共写了40首诗，成了一部《辋川集》。
    盛世不仅是悠然的，还是浪漫的。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的唐代大明宫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相当于四个故宫。这样一个伟大的王朝，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情感记忆呢？这时候，李白就该登场了，他确实很浪漫，“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还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其实，敢说的不是他一个人，他们那一代人都这么说话。举个例子，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武则天当朝时候的人，他临死前，他的一帮好友到杜府临终关怀，杜审言说：“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意思就是：我活着，老压得你们出不了头，现在就要死了，你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只恨没有人能代替我的位置。在这里，他讲的是文才方面。所以说，在唐代，不是只有李白会说“天生我材必有用”。
    大家非常熟悉的《早发白帝城》是李白59岁的时候写的。距他离世只有3年的时间。时逢至德二年春，李白被流放行至奉节，遇赦返江陵只身一人，妻子尚在南京内弟处，虽然被赦免了，一文不名，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怀着被赦的愉悦心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而《望庐山瀑布》也是李白在毫无政治前途和希望的时候写的。在这样一个浪漫时代里头成长起来的老人，依然有着青春的气息，所以李白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有挫折没什么，现在我早就走过万重山。这正像刘禹锡后来写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唐朝留给我们最强大的民族情感，就是它的青春、开放、包容、浪漫，还有它的从容。在这个真正的盛世，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就比较悠然了。
    两宋的雅韵
    宋朝是一个从容不迫的朝代。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准确的历史判断，唐朝虽然辉煌，但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结构最完善的莫过于宋朝。那么两宋的雅韵跟当代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重点来看看苏轼。
    首先，苏轼是科场的骄傲，在宋代历史上没有像他这么一个高能的人，在吏部的高考中获得第二名。而这个第二名的取得完全是一种误会，当时参加考试的有600个考生，主考官是欧阳修，最后组织方用黑色的墨水、一样的字体把所有卷子重新抄一遍。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等人去看卷子，都觉得有一份写得太好了，欧阳修认定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如果给第一名，怕有闲话，所以就判了第二。而实际上，这张卷子是苏轼的，因此苏轼只拿到第二名。在宋代，制科考试是很难的，宋王朝统治的321年中，制科御试仅有22次，被录取的不过41人而已。在这300余年的41个人里，苏轼考得最高，算是百人第一。
    其次，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造诣也很高。苏轼和他的弟子黄庭坚是北宋诗歌的代表；苏轼的词跟南宋辛弃疾合称“苏辛”，是豪放式的代表；苏轼的散文跟他的老师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北宋散文最高级别的代表；苏轼的书法和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首；苏轼擅长画枯木和竹子，是湖州画派代表之一；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他做的东坡肉还不错，还有东坡羹、东坡鱼；苏轼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建筑师。
    苏轼的为官也是罕见的。一般文学家很少做大官，苏轼不一样，苏轼在北宋时期，先后在八个州郡做过第一首长，徐州、湖州、杭州、定州等，他不仅有着非常丰富的地方官经历，还在中央做过吏部尚书、文化部长、教育部长、兵部尚书、翰林学士……总而言之，苏轼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人才，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的文化史上，很难找出来这样一个如此全面的人。
    苏轼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当所有一切都归于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苏轼在晚年的诗《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说自己一生干了3件事，40多岁贬到黄州，50多岁贬到惠州，60多岁贬到海南岛。既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苏轼被贬到海南岛后，心情不太好，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泼一盆水在地，漂起一些干草叶，水中挣扎的蚂蚁赶忙抱住这些救命稻草。只一会儿，水干了，蚂蚁见了同伴竟大哭，说：“差点就见不着你了！”苏轼把海南比作那草，相信就算是苦海环绕，也有熬干的时候。这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苏轼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财富。
    苏轼在海南岛觉得有三件事情最爽。第一是梳头，第二是坐睡，第三是干洗，就是睡觉之前把自己搓得通红，然后酣然入睡。他认为人生快意莫过如此。苏轼有一句名言，上可和玉皇大帝聊国家正事，下也可和孤儿院小孩玩耍。苏轼把自己的人生温度控制在36到37度常温之间，发达时没有高到42度，倒霉时也没有低至34度。正因为如此，这位天才的大诗人才能写出《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不消极、不落寞，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同时又流露出一种豁达的情怀。这就是两宋的雅韵。
    明清的达者
    郑板桥是清代的大书画家，虽然官不大，但是有正气，他写《道情十首》时30多岁，诗中表达即如此消极，“无非唤醒痴声，销除烦恼”，这和苏东坡相比是不同的。第一，苏轼在吃了苦以后有所体会，他的达观和豁达用在苦路上，郑板桥是在没有进入仕途之前就打了预防针。第二，再来看看“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往来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这跟苏东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把什么事不当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是预防针。有些事千万别当真，当了真，心就重，心一重就容易往下坠。当时他没有考科举，才30多岁就稍微流露出这种想法：看破一点，什么功名都是一场空，倒不如做个清闲的人，喝点酒，醉醺醺在山路上走。郑板桥认为人世间走一回，进去的时候两头驴，出来的时候还是两头驴。这明显是和苏东坡有点区别的：一个是仕途风浪当中历练出来的感悟，一个是未进入之前给自己打的预防针。
    从诗经一直讲到板桥，真是一代有一代文学，一代有一代人生，一代有一代社会。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绝不是出于某种恋古癖。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理解又有点机械。应该从前代中国人当中找寻我们对于价值的追求，这才是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在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葛灵丹 陈雨薇 孟旭 张宁 刘慧 根据康震教授8月在南京的演讲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坛主小传
    康震，男，1970年3月出生，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人。文学博士。2000年~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