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有余力情况下从事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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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有余力情况下从事学术研究

　　■庾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完善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围绕现代大学制度，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校长职业化”是关注度最高的议题。作为大学校长，我赞同“校长职业化”。但“校长职业化”并不意味着不让校长做学问，“校长职业化”不等于“去学术化”。不能说研究项目不申报了，研究生不带了，远离学术了，行政管理能力就强了，工作效率就高了，学校就发展了，对于这个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大学校长不能没有学者素养和学术情怀
　　大学里进行的主要是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一系列活动，肩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学术性是大学生命力之所在。因此大学必然要由了解学术、关心学术、有深厚的学者素养和执著的学术情怀的人来领导。只有关心学术支持做学问的校长才会有学术的感情、学术的洞察力，也因此才能整体把握大学学术发展的方向，才能坚守学术逻辑。
　　我国大学校长主要是从学术精英中产生的，在校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情况下，校长的学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英国学者阿曼达·古道尔对55所样本大学的研究显示，就总体情况而言，水平提高最大的10%的大学中，其校长的论文引用率是那些水平提高最小的10%大学校长的4.5倍。如果校长不参与学术研究，以后就可能失去做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甚至说话就缺乏权威性。校长不中断学术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营造学校学术氛围，树立典范，引领学风。
　　另外，地方高校不像985大学、211大学那样拥有数量较多的拔尖人才的优势，地方高校校长如果不组织团队或亲自参与项目申报，可能就根本拿不到多少项目，就会对学科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地方高校的校长比985、211大学的校长难得多。
　　大学校长的工作更有赖于管理艺术的完善
　　写论文、报课题以及带研究生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从而影响校长投入学校管理的精力，这是反对校长做学问的主要理由。我认为要成为一名引领学校发展合格的校长，不是要把学术都丢掉，而更重要的是要在领导方式、管理方法、管理艺术和经营手段等方面进行适当调整、变革和改进，调动领导班子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
　　我已经在校长岗位干了快9年了。我的工作理念有三：一是“统筹不包揽”。校长要担当《高等教育法》赋予的职责，在战略高度统筹和规划学校的未来，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行“集体领导、分工合作、充分酝酿、会议决定”，要把这几个步骤做实做到位。校长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党委决策多出主意，出好主意，然后分工合作，取得理想效果，推动学校发展。二是“放手不撒手”。我在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中没有分管哪一个方面的工作，将所有工作都分配给了班子其他成员。但这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抓住关键，牵牛鼻子，做到了对全局工作了如指掌。三是“大气不小气”。主要体现在校长要有宽广的胸怀，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要能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要善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
　　远离学术的大学管理可能加重行政化色彩
　　大学校长如果不从事一定的学术研究，远离学术专注管理，就容易缺少对大学的人才、学术和真理的感悟与敬畏，就容易把高校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单位。因此，让大学校长在“管”有余力的情况下从事一定的学术研究，对于大学行政化倾向也许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我这几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做学问，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对学校良好学风的形成与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非但没有影响校长工作，反而相得益彰。
　　有一种观点认为，校长不申请研究项目、不带研究生，可以使校内有限的学术资源分配更公平。其实，到了校长这个层次竞争科研项目一般不会停留在学校层面，更多的是去竞争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和攻关课题。当然，也有一些校长与教师争资源、争待遇、争利益。我认为对那些由于工作需要不得不牵头的教学改革项目，以及那些与自己的专业毫无关系的项目，其研究成果是集体成果，校长不能受益，否则就是不公平，就是以权谋私。
　　当然，我们也应该允许大学校长在他个人认为必要的时候放弃做学问，也应该允许出现更多的“两不”校长、“三不”校长、“四不”校长。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和普遍联系的，玫瑰不能只有一种颜色。因为，多样性的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一定是繁荣。（作者系广州大学校长）

“有所不为”方能“有所大为”

　　■张华
　　在就职演讲上，人们久已习惯了听到宏图远略的规划，看见“大有可为”的决心，但近年以来，国内多所知名大学的校长在上任之际，却纷纷发出了“有所不为”的声音。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湖南大学的新任校长，在面向全校师生的履职承诺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校长任职期间不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再招收新的研究生等内容。在明确工作要点、理清职责边界之时，大学校长们也做了一次减法，一时间引起了媒体热议，颇受舆论好评。
　　其实，早在2011年底，我国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长之时，教育部就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较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都是清晰在列的必备条件。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术权威”的固有观念似有淡化的趋势，而具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渐成大学校长的重要条件。从专家到教育家，从高度学术性到渐渐职业化，其变化轨迹已清晰可见。
　　或许，惟有“有所不为”，方能“有大作为”。选拔学术权威为大学掌门人，以“双肩挑”的重任寄望一校之长，固有其长期以来的历史成因，但归根结底，校长一职毕竟是一个服务性的管理岗位。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大学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多元职能，社会环境的多变性、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及个人精力的有限性都给大学校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适应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强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色彩，对大学校长的身份予以重新定位，不仅十分明智，而且极为必要。
　　事实上，这一变化也并非我国才有的新鲜事，而是与国外很多知名学府的治学理念不谋而合的。
　　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他任期间,耶鲁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始终位居前列，多次排名榜首。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长达12年的校长生涯里，雷文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12年里他只出版了一本专著，题为：《大学工作》。同样，英国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教授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也公开说道：“我作为校长，很难兼顾科研与校长的工作……要使剑桥大学保持一流大学的位置，要使之走向更辉煌的目标，这是我需要明确的工作重点。”笔者在写作《阅读哈佛》时曾与美国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波克和现任女校长茱·福斯特交谈。拥有法学专家背景的德里克·波克在20年的哈佛校长任期内，全身心投入的是如何管理学校这部“律法”，他的著名演说是“大学校长的作用”，而茱·福斯特在实现从著名历史学家到大学校长的“华丽转身”之后，更是连别人邀她作序、写书评都全然婉拒。
　　这些校长的选择，绝非偶然的个案。在很多发达国家，校长由选聘委员会负责遴选，选出之后对学校“董事会”或者“理事会”负责，在校长任期内他更接近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选择成为校长，就意味着必须对学术生涯有所牺牲。这样的约定，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念：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更是为了维护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专业性，保障大学的高效运转。
　　当然，“职业化”呼声的高涨和中外大学校长们不无默契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对学术价值的轻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来说职业化是追求，而学术性则是前提。作为学术组织领导者的大学校长，能够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制定适合校情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出色的学术基础和充足的学术训练，有助于加深管理者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更是科学治校的必备基础。让具备良好学术背景的校长专注于管理工作，恰恰就在于期待通过加强管理工作的专业供给，提升高校的整体水平。
　　可见，大学校长职业化，既可以强化学校管理，更有利于明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已成为解决高校去行政化这一难题必然要迈出的一步。高等教育改革，其管理者理应首当其冲。其实，反观历史，学养深厚如蔡元培、梅贻琦等前辈先贤，也是以教育家之名名垂青史。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教育报》2012年10月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