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访问河北正定，座谈三十年来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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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河北正定，座谈三十年来变迁 2011-11-07

根据录音整理稿辑录如下：
一
这次到正定来，感觉和回到老家一样亲切。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回来看看，但一直脱不了身，到北京往往也都是急匆匆的。所以有很多想回来的计划，都无法实现。春节前后，我有回来的想法，主要还是因为冯国强同志病重。当时，宝怀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国强同志想见你一面。我听到这话以后，心里一直放着这件事。因为我有一种预感，只有早点回来，才有可能见上一面。上一次去北京就想回来，但是跟省里联系不能多耽搁，结果没有成行。几天以后就听到国强同志去世的消息，没能如期见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跟在座的相比，我虽然年纪还相对小一点，但也是过50的人了，对事情还是有一些怀旧，特别是发生在关键时期的一些人和事，总是难以忘怀，所以老想起当时到正定来的情况，老想起国强同志和当时这一班同志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所以我说我得来看一看。再加上积累的，像解峰同志去世我也没回来，再有邢崇智同志去世我也没见着。这次来看一看他们的家属，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吧!这样稍微有点安慰，心里还稍塌实一点。这是个主题。利用要回来这个时间，下决心跟省里问一问，说我明天回去就可以，所以我今天过来一下。同时看看我们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定位就定位在这儿。所以，我打电话给宝怀同志，从这条线上联系，也就是有限地联系几个人。不可能全联系，全联系我这时间也不够。越想面面俱到，越不可能面面俱到，反而还要得罪人。所以我就看几户，然后在石家庄跟我们满秋书记一块吃顿饭，到正定看几个老同志，这是第二个心愿。第三个心愿就是同时对正定的情况做一个了解，但这不算我和正定县同志正式交换意见，因为如果这样就显得草率了一点，所以来这里只是顺便座谈一下，了解一些情况。今天来呢，我觉得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二
今天来正定走一走，我感到很高兴!一个原因是又回到了河北，回到了正定，对此很高兴。因为这是令我经常回想起来，经常触景生情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真正当领导干部，起步是在正定。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无论什么体会都是非常鲜活的，非常深刻的。因为开始让我下到县委来做县委副书记，感到诚慌诚恐。我心想这是老虎吃天——不知道从哪下口。虽然有一定的知识面，但是这不能代表实践经验，一切从头开始，一切都要学习。这个学习过程，这所学校就是在正定。所以想到河北想到正定，感到格外亲切。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那是不寻常的三年，不同于一般的三年。
其二，就是看到我们正定的同志们，包括现任的领导同志，特别是这些老同志，感到格外高兴。一切都历历在目呀!来了以后，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因为那时候的班子大都是“三八式”，像冯国强、张景良书记；宋连杰等同志参加革命稍微晚一些，但也是四几年。再一个就是像徐连仁、李志深这样一批老同志，都是我们文革前择优选过来的，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跟这个班子在一起，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很不容易。因为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来的时候，还不是全面年轻化的时候。我是八二年四月来的，跟老同志们学习；直到八三年开始年轻化，又跟下一茬比较年轻一点的共事。就是这么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当时在这里接触面是很大的，学到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其三，就是虽仅仅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点，但明显感到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也是非常高兴的。南城门这个地方，城门楼是新修的，整个一条街全部改造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街。记得我上次是九七年来的，还没有看到这些变化，是万勇同志在任以后修的。我们在任时的理想，就是一起讨论正定的发展道路——旅游兴县。我们正定历史上曾经有九楼四塔八大寺，怎么让它弘扬光大？如何恢复其最灿烂辉煌的景况？这都是我们经常思考研究的问题。正定的文物古迹非常集中，是其它一些县所不具备的。但是正定要挖掘，要恢复，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思路明确之后，才开始建设“四塔”，建设隆兴寺；然后再搞一点其它点缀，建成荣国府等等。但这些仅仅是开始，真正的变化是在后来。现在到正定来，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了。从经济结构到产业分布，包括整个市容市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衷感到格外高兴。而且从整个投资环境来看，现在就河北来讲正定可能是最好的，高速公路、107国道、京广铁路、石家庄机场全部聚交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看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努力奋斗过的地方能够不断发展，是我感觉最欣慰、最幸福的。只要我们正定始终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不断全面整合资源，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就能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正定发展之路。
三
回想当年，在那个阶段，可以说从解放思想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做到了。那时百废待兴，有很多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还有很多是需要重新定位的东西，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毕竟是一个新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那个时候有一些思想上的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甚至很多问题被多数人所不理解、不认识，也是正常的。比如大包干，正定是从里双店开始推行的，如果没有“程解放” (程宝怀)，能一下推得开吗。那时想得太多也不行，就得像宝怀同志那样，凭着对改革的热情和敢于创新的精神，一推就推开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里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当然做的时候，有的可能到位，有的可能不到位；有的学得比较像，有的学得不太像。对这个问题，当然还是一步一趋地去做。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文山同志去南方学习比较多，像江苏无锡乡镇企业比较发达。当时学到的经验，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但我们思想上并没有框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那时我觉得这个班子事业心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有想干事这种热情和激情。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经过十年内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再一个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正定属于“高产穷县”，正定周边有很多红旗单位，我们满秋书记当时在藁城就搞得很好，周围有好多地方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形势逼迫我们必须往上往前走。在新的时期，怎么走出一条新路，我们感到责任和压力很大。但大家都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那个时候的同志，就是客观上条件不行，工作、生活环境都非常艰苦，主观上却都是比较自觉的，特别是像这样一批老同志，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打江山过来的，在这方面都做出了榜样。现在回过头来，想到现在的＊＊问题，出现这样那样的案子，真是触目惊心。虽然现在条件变好了，但我们还是要学习这种精神。当初我来的时候，说是让到一个好县。我说什么是好县，回答说正定是好县。我开始说到平山也可以，组织上说别去平山了，那时平山还因为派性扔**包呢。说正定是好县，来了以后就让我住办公室里头，两个板凳搭起一个床板，然后旁边支一个灶，自己用煤烧点开水。咱们国强书记那时开会经常晚点，一晚点就没有热菜吃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小灶的概念，所谓的小灶就是留碗菜，留几个馒头，来一块卤豆腐就行了，没有青菜。当时我们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就是宋连杰同志。他老伴无微不至，每天给他煮三个鸡蛋，所以我们叫他“三蛋干部”。那时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达到“三蛋”水平，也就进入小康社会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追求。当时没有专车，最好的是两辆212吉普车。那时候请客就是一盘饺子。我开始没有分配以前，让我到平山等一些县去调研，到哪都是一盘饺子，吃了就算完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后来开放一点了，我们搞对外接待，就创造了一套“正定宴”，包括扒糕、猪头肉，然后馄钝、缸炉火烧。至今还有一些来过的老同志跟我提这件事，说当年你们正定的菜很有特点，不贵吃得还挺满意。我讲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学这个，因为毕竟条件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财力也就七、八百万，现在达到三个亿，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当时那个精神还是要继续保持和发扬。
四
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的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做得很好，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民为本，在当地受到大家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这些老同志们的支持。这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刚才大家讲到的连续性、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干。我们在座的，县委书记、县长都好几任了，比如老程同志、王玉廷、孙万勇、牛祯贵、贾玉英同志。实践说明：干部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确实要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而其中党政一把手是很重要的。同时要有一个团队，要有一个领导集体，进而形成合心、合力、合拍的重要局面。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调动一切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就是朋友搞得越来越多，敌人搞得越来越少，形成这么一个合力来推动工作。我觉得正定能够不断发展的良好基础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希望大家一起倍加珍惜这样一个好的局面、好的形势，共同促进新的更好的局面形成。
讲到我自己，感到非常惭愧，对正定关心得还不够。在这方面是心有余而力有所不到，不是力不足。本来有一些力，可尽力还不到，在怎么能够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思考我们正定的事情、思考正定发展方面，还做得不够，应该说还是可以积极的有余力去做的，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刚才张景良书记给我提的这个希望，我下一步将以此作为一个激励，把这件事情做好。怎么做？这个事情要研究。第一，我下一步还需要多了解正定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一些动态性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一种方式，一种机制，一种平台，比如正定与我们那边温岭结成的友好县市，怎么使其有效运行起来，需要多做一些探讨和研究；再比如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如何对其因势利导，按市场的办法做事，不可能指定谁来这里干什么，要会因势利导地去推动，像过去纳爱斯来那样。只有了解一些情况，了解正定的需求，了解那些民营企业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实现对接。对接的工作，虽然现在没有到河北来做，但实际上在全国效果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浙江是有很多经验的，人们称之为“浙江现象”，很多省都在学习。但我讲一句话，学习经验不能生搬硬套。因为浙江这套东西，有其一定的存在条件，离开这种条件可能就不行。浙江经验的核心是什么，是浙江人。大家知道，浙江陆域资源是非常少的，但是现在我们视野辽阔了。我们1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三千多个五百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占全国的五分之二。海域资源，我们现在开发得还不够。而陆域资源又不够怎么办呢，几千年下来，就形成了逼着浙江人把自己变成资源。他们学会了无中生有，就是所谓人口资源变成了人力资本。他们本身是一种创业型的人才。浙江人经商由来已久，因为过去地就少，有很多人要去经商。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大部分地区都深受理学影响。程朱理学在宋朝最盛行，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而在浙江却独树一帜，永康永嘉学派，积极倡导功利主义思想，“实事实功”、“务实不务虚”；明末清初时的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反对“以工商为末”，实际就是崇商，讲究利义并举。这样传承下来以后，形成了浙江人会经商、愿意经商。浙江人过去什么脏活、累活、贱活都干。再有一个就是大钱要赚小钱也不放过。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浙江人视野开阔，精明强干，能工巧匠很多。一旦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浙江人捷足先登，从最早的所谓掘“第一桶金”，形成了原始积累，这就是浙江人。
我们浙江是什么概念呢？4700万人口，个体私营企业200万家，涉及到1000万人，还有400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从去年底初步统计来看，运营资本有5300亿在其它30个省。还有100万人在欧洲，并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现在不是说和谐社会要形成橄榄型社会吗，就是中间大两头小，中产阶级相对较多。这种社会形态浙江是最容易形成的，也是最可能率先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每个人都是创业人才，形成了良性的内生机制。即使外资不来，也照样可以生存下去。一个企业破产了，会有更多的企业成长起来；以中小企业为基础，不断发展成为大企业。而为了成为大企业，就要不断地走出去，到省外、到国外。这是浙江最核心的经验之一。那么，我们如何和外界联系推动呢，主要就是推动浙江民营经济根据他们的需求，根据各地的需求，包括根据河北的需求、根据正定的需求，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我去年去了一趟重庆，提前3个月让协作办把准备到重庆投资的项目梳理一下，不要急于签合同，等我去了以后搞一个“证婚”仪式，让他们集体签约，几百人坐在一个大厅里，总共签了240亿，没有一个是意向，全部是合同。接下来飞湖北，在武汉签了520亿，但绝不是我拉的，因为客商本身就要去。正好我去的时候，把他们组合起来签约，也全部是合同。浙江还有往外走的需求，这个需求一旦相互结合起来了，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双赢局面。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将来可以互动一下。当然了你们还有其它需求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窗口——东部的窗口、长三角的窗口，多做一些事情。这个我们可以联络。刚才看到临济寺这些文化建设项目，这也就是源渊关系了。戒忍现在到了普陀山，还有幸回来推动我们临济寺的建设，像这个事情我们敲敲边鼓，促一促还是可以的。
五
这次回来看看，我非常得高兴，也很有感触。我想跟正定的联系，那肯定是第二故乡的联系，这是永恒的，希望也是不断的。将来你们如果愿意去浙江，我是欢迎的，但是我建议组团来，这样接待起来比较完整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如果来，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组织他们来一下，我给你们安排，到处看一看。当然平常你们自己来我也欢迎。我已说了，我也50多岁了，也更有一种思念之情。能够经常见见我们这些老前辈、老战友、老朋友，我也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回来跟大家见见面，我心里也得到一些安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