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父”大作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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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父”大作面面观

? 衣 郎

千百年来，凡涉及君主、长者都得毕恭毕敬，执臣子、弟子、子女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可贸然犯上，即便有疵，也得为亲者讳，绕着走或干脆佯装不知，于是大多数传记和纪念文章一般都难得全貌。尤其那些不便与人道的负面作为更是忌讳甚深，别人提及，稍有冲撞，就会遭到谴责和反击，有的甚至动用了法律，打上了官司。所以，有时在看某位人物的传记时，需要多方位搜罗文章，费很大的劲，尽管如此，依然很难得出一个活生生、比较全面的真实面孔，这是让喜读传记文学的我为之困惑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人们从思想禁锢中解脱，大家逐渐从非此即彼的僵化式描写中走出来，较为客观地来记录我们的时代、遭际和人物，高明者会用中性笔法来叙述。随着环境的宽松，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尤其在升温的怀旧中开始由中性笔法直面人物的负面品行、作为，抛开了为亲者讳的大忌，直书亲人、特别是对于父母的人生，用笔之直率、谴责之激烈，令人耳目一新。   


如何看待父辈们的弱点、错误甚至是罪恶，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题材。我读到最为客观的一篇文章是苏叔阳的《祭先父》，很难下笔的一个父亲，被手法老到的苏叔阳叙述得娓娓动人。他既写出了父亲无情无义、抛妻弃子，令五个无辜的亲人堕入漫长的、无依无靠的苦难中的故事；又写出了父亲暮年孤寂中寻到成人的儿子，再叙人伦的那幅无奈又尴尬的场面。本来是一段切齿的愤恨，化为刻骨铭心的一段畸形的、令人伤感的父子情。苏叔阳谴责了父亲的不负责任，并指出：“他给两位不应得到不幸的女人以不幸，但他自己也未必从这不幸中得到幸福。”整篇文章充满着无奈与伤感，他从父亲那里只得到“他把糖尿病遗留给我”，可他还是原谅了父亲，笔中融入浓浓的亲情和一份为人子的宽容。苏叔阳不愧为大手笔，遣词造句掌握的是那样委婉、凄楚、悲凉感人，全是真挚感情得流淌，不见丝毫的虚伪造作，篇幅虽不长，却令读者动容。读完此文，我充满了对作者的钦佩和尊敬，不仅仅是对这篇文章，而是对作者在人性的诠释、亲情上的宽容所做的既不违传统又能直面父辈不合人伦、有悖道德的做法。  

   自幼就没了父亲的戴晴，以感恩之心将对她有养育之恩的四位养父的故事记录下来。她以一个女儿的视角将四个不同阅历、不同性格的父亲向人们絮絮道来：他们有的伟大，有的壮烈，有的活得战战兢兢，有的死得毅然、决然，各有各的风貌。戴晴尽了最大的可能，把这几位不好写、甚至不能写的父亲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让我们了解了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  

   老鬼《我的母亲杨沫》就略带时代色彩了，笔下也锋利了许多。这个《血色黄昏》的作者，记录了他在内蒙古草原当“狗崽子”的经历，真到了天不收、地不容的地步，犹如孤魂野鬼般地在游荡中长大。他把他的苦难记录了下来，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未能很好尽责的母亲杨沫的情形。大家都知道杨沫是通过《青春之歌》这部大著赢得大名的。这本书风靡了一时，林道静成为许多知识妇女仰慕的对象，人们不可避免地将林道静和杨沫混为一谈。当然，这部书带有浓重的传记色彩，但绝大部分应属于再创作的范畴。而老鬼笔下的杨沫让人看到世俗中她的另一副面孔：母亲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对子女的不管不顾。当写到母亲携秘书住在西山，父亲带保姆另立炉灶，而儿女到母亲那儿都得交粮票吃饭，有时竟翻墙去偷粮。我九十高龄的老母读着这一段，竟发起狠来：“该偷她，孩子们没错，她把孩子们逼到了这个份上，我和你爸要是有一个是这付做派，你们就回来偷、回来抢，孩子们没错……”能引起一位传统母亲如此的愤懑，可见老鬼笔下是毫无顾忌的了。他也为母亲晚年对子女们的转变，孩子们重获母爱而高兴、感恩，但终究这个转变不及苏叔阳那么自然贴切，那样委婉真诚，多少有点牵强，但他还是按照传统原谅了母亲。   

  作为杨沫前夫的张中行，无疑是个传统文化的老笔杆了。他虽吃了杨沫不少的亏，却从不辩解和评论，在运动关口也不曾加害于她，他只对人讲：“那是小说不是我。”当年拍电影的导演还是煞费苦心地从他的外形找到了“人艺”的于是之，至今看到老年于是之的照片，和张中行的影像一比，外形轮廓还是基本相似。杨沫逝世，友人问张老是否吊唁，张老的回答简单而耐人寻味：“凡是送行，大致两种情况：一为情牵，二为敬重。对于她，这两者都没有。”曾为夫妻，怎能没有情牵？同是有名气的文人，怎能不生出些许敬重？杨沫为己之名之利，伤人太重，令张老积怨已深，所以说出了如此绝情的话来。其实，这绝情恰恰也包含了无限的深情。只不过我们只能从“此处无声胜有声”中体味张老那种历尽沧桑、看破红尘之后的心态了。

    再进一步，就出现了李南央笔下的母亲。那可就是通篇谴责和揭露，母女之间的对立和仇恨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范元甄是延安时代的“四大美女”之一，且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当年延安那个偏僻的地方，女性本就欠缺，有知识又长得漂亮的女士自然是凤毛麟角、人见人爱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必然滋养出范元甄这样傲气十足、自以为是、十分教条偏执的脾性来。其实这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不只范元甄一人。她们对她们高举的信仰或仅知皮毛，或一窍不通，说得好听点是“盲从”、“愚忠”，说彻底一些那就是“愚昧”了；她们在这样的大潮流中，丧失了作为女性应具备的美德——温柔、善良、宽容，个个变得偏执、极端又疯狂；她们在政治幌子下比社会地位、级别高低，这个攀比往往来源于你嫁给了谁。延安时代那么让人眼亮的范元甄居然嫁了个在她眼里“颇不争气”的丈夫——李锐，而那些当年土头土脸让范颇不入眼的同伴，几乎个个成了首长夫人，这让才貌双全、心劲极盛的范女士又气又怨，只能拿这个不争气的老公和孩子们撒气了。而李锐恰恰就是不吱声、不反抗，做一个好捏的柿子，有点软抗、蔫对付，这种冷处理就更是火上浇油，从而使范元甄的气焰越烧越盛，以致发展到畸形疯狂的病态，最后导致成为一个极端孤立的悲剧人物。这怨谁呢？当然范女士本人需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那个时代、那种历史政治条件，家庭内部的回避与冷淡是不是也助长了她那种乖戾、嚣张的气焰了呢？为什么一天打打闹闹，争吵不休，甚至包办的婚姻都能打下这一辈子来，而才貌相当、自由恋爱的两个知识分子最后却形同路人了呢？如果把百分之百的责任都栽到范女士的头上，恐不公允。她不断地伤害家人，可最终走到孤家寡人境地，未必不是个受害者。李南央的笔下有些过了，她毕竟是你的生身之母，摊到这样一个近乎疯狂的母亲，是女儿的灾难。更何况范元甄还是一个有严重心理缺陷的病人，如果家人不回避、不谴责、多规劝，再多有些耐心，我想她还能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对一个心理、精神已呈病态的老人是不能再要求她有规范的举止和言行的，文章完全可以写得更理智、更客观一些，让她在生前就读到女儿这样的文章，好人也会气成半疯的。咱们以往的教育就有“划清界线”一说，李家的这种局面双方都有“划清界线”的痕迹：范女士在先——她不断和“犯错误”的老公离了结、结了又离；而李南央在后——对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极左母亲表示出坚决的愤恨，可如今面对一个垂垂老矣的病妇，作为亲属，特别是女儿，难道就不能给母亲几分温暖、几分体贴和几分宽容么？在范女士已经不可能改变的前提下，做女儿的应该设法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行为，你还年轻，换一个角度，说不定就会转化僵局，冤冤相报是错误的。  

   当然，在批评父辈的文章中有许多作者，其中不乏大家，如前文化部长王蒙笔下，对其父多少带有几分居高临下的气势，儿子官做大了，老子自然就矮了半截。其实，以我们了解王锦第先生的状况，老王先生就其才、就其貌、就其文化底蕴绝对不在小王先生之下，只是生不逢时、潦倒一生，奈何？于是落魄老子只能任由扬眉儿子去点评了。   

邢小群笔下的父亲邢野是个很敦厚、极为难得的文化干部，他能在人人自危的年代和同一时代遭难的文化人友好相处，人品首先是端正的。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多少带点大男子主义思想实属常见，晚年无法自立带来的变态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些人谦和了一辈子，到老变得乖戾、易怒也是有的。八十岁的父亲给五十岁的女儿连扔三碗米饭，当事人是愤怒的，旁观者是心中明了的。邢野身边就剩一个任他动粗的老太太了，你当闺女的疼娘表示要接走母亲无异于釜底抽薪，他怎能不火、不怒、不动粗呢？他身边还有谁陪他？供他发泄？他已经半瘫了，活得如此无助和寂寥，最怕的莫过被人抛弃！于是，他只能软硬兼施，一边作揖、叩头，一边大光其火，抡棍子、扔饭碗地发泄了，他瘫坐在床，已经够他糟心、痛苦的了，很难让伺候他的人满意，这把年纪也就只剩下给人添麻烦的份了。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是不能再提更高的要求了，只有迁就、容忍、安慰、顺从，绝对改造不了啦！邢小群的结束语“父亲最终也没有觉悟”，这句话有些欠妥，对这个年纪的病瘫老人，应该反省的是子女，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的暮年活得更舒心些、更安全些呢？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笔者也是在伺候了两位九十高龄的父母后，说说自身的体会与感受，与家有老人的小辈们共勉而已。

    建议家有老人的子女（这样家庭的子女其实也已迈入暮年的行列）去读一读毕淑敏有关老年关怀的文章或曲兰的社会调查《老年悲歌》。如今全社会都在关注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尊老爱幼传统的民族，作为家有老人的儿女，我们千万别让他们带着一份凄凉悲怆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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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fotomen.cn/2012/09/best_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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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来源：@蔡仕伟_设计到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