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的语言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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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的语言和文字

http://www.sxywh.cn  时间：2011-9-29

我们如果从“语言文字学”角度来探讨诸暨“由来”，就必然会提及越国的语言和文字问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 桥驿（1923—）先生在《吴越文化论丛·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一文中指出：“越人的地名和上层人物的人名以及越人的一些重要活动，借用了汉字。一些有关 越人的汉字，则是汉人对越音和汉译，这些汉字有的又在使用中为越人所接受。因些，后世对越人地名、人名以及其他方面使用的汉字，来源颇为复杂。这一点，古 人早已看到，所以颜师古（581—645）注《汉书·地理志》句吴：‘夷俗语发声，犹越为於越也’。宋刘昌（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1181—1215间） 诗《芦浦笔记》卷4也有类似的说法。清李慈铭（1830-1895）在《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1869.8.20）下记得最明白：‘盖余姚如 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於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古人有了研究结论的课题。正因为是 越音汉译，所以一音多译的情况不胜枚举。如乌程、菰城，由拳、由卷、囚卷，姑末、姑蔑，语儿、御儿等等。从国名和族名来说，《春秋》经传、《史记》《越绝 书》等译作‘越’，但《汉书》译作‘粤’，现在有人研究，也有作‘戉’的，这就是一音三译。所以我认为不必在这个‘越’字上望文生义，大做文章。正如不必 把‘丹麦’解释作‘红色的麦子’，把‘柏林’解释作‘柏树成林’一样。……因为这些文字都是汉人的东西”（523、524页）。        著名历史学家董楚平（1934—）在《横看成岭侧成峰，越文化面面观》一文中亦指出：“在所有的文化要素中，语言是惰性最大的一种。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历 史事实已湮没失传，而古人名、古地名留下的语言化石却永远蕴藏着古老的历史信息。中国东南部吴越地区的古越语很有特色。其人名、地名的首字多为句、朱 （州）、姑、夫、无、乌、于、余、诸等。例如句吴、句践、朱句（州勾）、姑苏、姑冯、夫差、夫椒、无锡、无疆、乌程、乌伤、于越、于潜、余杭、余祭、诸 暨、诸樊等。其中，除句、朱古属侯韵、州属幽韵外，姑、夫、无、乌、于、余、诸等字皆属鱼韵。可见，吴越的地名、人名基本上以鱼韵发声，个别以侯、幽韵发 声”（《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68页）。         当然，关于越国是否有自己的文字，还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李学勤（1933—）在《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以及对东亚历史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说： “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于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应是中国汉字的源头。刻有符号的玉器大都是形制大而有宗教礼仪性质的玉璧、玉琮等器物。符号的刻画位置 也特殊，有时为了突出符号，还在符号外面施加线框，或者填有细线。良渚文化和玉器刻画符号已发现有十几种，大多可以用解读商周甲骨文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 已经试释出‘炅’‘岛’‘山’‘封’‘燕’‘珏’‘目’‘石’等十馀字。其中‘昊’‘岛’‘山’‘封’‘燕’五种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器的符号完全一致。良 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代大致相同而文化内涵不同，但彼此之间有往来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3页）。        笔者认为，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融合后所产生的良渚文化，均应属于“越文化”范畴。“良渚文化和玉器刻画符号”同样“应是中国汉字的源头”。这一 1936年被发现的、由发现地余杭良渚镇而得名的“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距今约5250—4150年。而 时隔数千年后的越国时代（乃至更后），作为“实物档案”的“句践剑”上仍然铸刻的精美的鸟虫篆汉字，说明至少在这数千年中是存在和使用着汉字的。借用一句 不大好听的民间谚语：“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中国人读写英文，总难以超过英国人的流利和美观（不排除个例），越人如果不使用汉字，恐怕也难以铸刻出如此复 杂精美的鸟虫篆。因此不排除越人较早融入“汉字圈”的可能，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超过当时汉人对汉字的使用或美化能力的可能。 笔者在《夏禹与“宛委图书馆”》一文中就指出：“就古越（以今浙江为主体）而言，最早恐怕也是经历了甲骨文时代的。据东汉《越绝书》载：‘勾践之出入也， 齐于稷山，往从田里；去从北郭门，炤龟龟山’（59页）。范蠡‘策问其事，卜省其辞，吉耶凶耶？兆言其灾’（102页）。又载：‘民西大冢者，勾践客秦伊 善炤龟者冢也，因名冢为秦伊山’（62页）。‘炤’即‘照’字（笔者以为此处当作‘灼’字用）。       古人用火灼龟甲，根据裂纹来预测吉凶，并将占卜结果刻在所用龟甲上，这就是甲骨文。从中可以看出，‘勾践之 出入’也需到龟山先行‘炤龟’预测的，当时勾践专门请了一位名叫‘秦伊’的‘善炤龟者’，死后还将其厚葬于‘民西大冢’，并名其冢为‘秦伊山’。然而由于 南方多雨，甲骨极难保存，因此至今并无‘越国甲骨文’之发现”（浙江图书馆学会《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5年第1期71页）。在《越绝书》与《吴越春 秋》中也多处记载了有关文字、书籍与通信方面的史料。如《越绝书》：“禹始也，见耆老，纳诗书”（57页）。“圣得记，发而读之，……伏地而书，既成篇” （74页）。“越王勾践昼书不倦，晦诵竟旦”（84页）。“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邦宝”（96页）。《吴越春秋》亦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功可画图， 德可刻于金石，声可托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145页）。“蠡复为书遗种”（145页）。文中所言的“禹纳诗书”“得记读之”“伏地而书”“书而成篇” “昼书不倦”“晦诵竟旦”“以丹书帛”“留于竹帛”“为书遗种（写信给文种）”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越人对“文字”及其载体“书籍（雏形）”的 创作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