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正视我们的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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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正视我们的不幸福
2011年01月19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尼克 陈海



他的思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983年获中南矿冶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撰稿人，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
-本刊记者 尼克 陈海 发自北京
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
上个月，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和理性的陈志武，发了一次火。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他和爱人、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让开、让开。他以为是饭店着了火，或者是什么特别追捕行动。等他们让道下车后才发现，什么都没发生，警车需要一个更好的停靠车位，仅此而已。陈教授压制住怒火，掏出随身相机，拍了车牌号，找他们的头头去了——凭什么呀。头头的回答很直接：不凭什么，这是中国！教授更火了，无法接受这理直气壮的羞辱，一定要为这别人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侵犯论个理，最后差点打起来。
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没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个，他排行第5。后来，六兄弟中，离家最远的，到了湘潭，还有两个在茶陵县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务农。漂洋过海的老五，成了耶鲁的正教授。
1979年，陈志武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第一次到了长沙，世界算是打开了。但他随即发现了差别。他的同学，已经开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而他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没有任何课外书刊，借不到，也没钱买。
宿舍同学的父亲，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陈志武从他那儿借到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8个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个版。有了这段经历，他和英文之间便是直接、紧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挡在中间。还听美国之音。大学毕业时，英文阅读和听力都已经没有问题。
研究生二年级，与崔之元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根据的则是经济学大师阿罗的理论。不是说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吗，他们便试图从数理上看清楚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还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列入“走向未来”丛书。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其实挺空的，无非是工科上的输入量、输出量，还有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却没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觉得这种失衡是危险的。他的好奇和疑问却是典型的工科式的：为什么同样的呱呱坠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输出呢？什么是决定人生精彩与否的最重要变量？
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愤怒是敏感在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但“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要先搞清楚，这个粗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希望自己看问题时能“击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不想再学工科了，但是学校不让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进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半年后，申请留学。
金融专家转向中国现实
陈志武并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因为考试需要美元，而当时外汇管制严，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没办法，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说明缘由。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有奖学金。按当时政策，一有工作，二有奖学金，算自费公派出国，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陈志武，从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在中转站上海的休息厅里，认识了一位回耶鲁的同学，他有个朋友开车到机场接他，这趟顺风车为陈志武节省了40多美元。
4年后，博士毕业，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4年，1999年回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超脱、富足的中产学者生活开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学术成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他已经在美国生活13年，用中文写文章有点困难了，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要从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掉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现实问题。
但关注还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经常读到的国内出版物，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免费派发给留学生的。一段时间后，痛苦地发现，国内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
上个月，从内蒙回到耶鲁后，最深的感触，是“中国其实还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内蒙牧民家里，他听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书、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样，这随意组装、拼接的历史又让他愤怒了。又和耶鲁的同事辩论开了。同事的观点，“专制带来效率”，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善良、没有私心的君主当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费时间考虑国会的意见、老百姓的立场，不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君主，你还在指望他的出现吗？”
总之，2001年开始，这位永不知足的学者，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厚脸皮的思想推销员”了，非议和辱骂已经不能让他停下来。从证券市场，到财富创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无所不谈。他一踏进公共领域，便引来围观。他的思考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确切地说，5年前，他已经转入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个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构理论的陈志武已经隐退了。这让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认识、新发现。现在，再让他去做纯学术的金融研究、发表纯学术的金融学文章，虽然很容易，但已经缺少了冲动和兴趣。他的幸福感，已经多半来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国现实的深与浅了。现在，这位整个青春期都在摇晃的中国长大的中年学者的最大担心，是现实中国缺少对社会情绪的消化能力。
陈志武的情绪极少写到他的文章里，这是长时间阅读历史和理性思考得来的习惯，他把尖锐、沉稳的思想，理性、从容地写在他的文章里，驳斥自以为是的“真理”。脸上却总是笑眯眯，平和、不动声色。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再过4年，在美国的生活时间就和中国的一样长了”。每年，他都要带他的爱人、女儿在中国旅游一次，隔年，带他们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亲还生活在湖南茶陵乡下。还乡之旅最温馨、最苦涩的，是13岁和11岁的两个女儿围着老母亲说个不停，这两个个体意识极强的美国公民会和他年迈的老母亲说些什么呢？这些时候，这个中年学者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总在担心，他们身边的一些人还在“自我陶醉、自圆其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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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太少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您在中国历史里有些什么重要发现？
陈志武：我对万历十五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史料便是在这一视角下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让历史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史料证明了还是证伪了我的观点，都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学者能体验到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真是太少了。
我反感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儒家文化维系了几千年，它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该有多强的战胜各种挑战的能力。这个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理解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四五百年前开始的跨洲、跨地区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根本性的冲击。
人物周刊：您认为从四书五经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陈志武：儒学研究者说，中国社会强调中庸，以和为贵，不声张利润，不主张暴力。如果他们稍微去了解一下社会现实，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就会发现，现实中并没有他们臆想的祥和、以和为贵。他们不做实地调查，不收集数据，不派发问卷，没有向真实世界发问的传统，也丧失了向真实世界发问的能力。从四书五经里看到的中国，像是从《圣经》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实世界。
不能忽视人的本性去虚构你的学术。一个有趣的现象，武打在中国大众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说、电影、电视、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这大概能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吧。在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实际上，暴力在他们的大众文化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小。
儒学研究者总是强调，人要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并武断地认为真实世界里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应该怎样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实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样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真实局限约束，局限约束下又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呢？通过了解“是什么样的”，再调整那个一厢情愿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美好愿望。
人物周刊：您和儒学学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陈志武：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的学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说儒学要变成显学、儒教要变成国教。他们的学问是许愿式的学问。做学问不是参加朋友的生日Party，谁许下的愿望最美，谁的学问就最高。中国文化对真理的热情不如西方人。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凭空而来的。举例说，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或者说，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和信贷，后代是这些金融证券的具体替代。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是隐形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说的“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陈志武：小时候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负担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在赡养父母上，可能会互相推诿。做父母的，可能会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生存呢？觉得自己是累赘，是负担，更不幸福。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说，要有勇气正视并非小面积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惟一养老途径。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交流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们未来的保障，他们已经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观念，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而逼出来的。
当初倡导和今天继续研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没有外部发达的保险、证券、借贷这些金融品种，他们再大声呼吁打倒“孔家店”，寻求国人个性，保障国人权利，结果也是难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孔家店”维系的那些隐形的金融合约，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规避未来的风险呢？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
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导什么，而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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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为什么伪善是普遍的？
陈志武：如果把学术世界里的中国和现实世界的中国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哪个更离谱，哪个更伪善。从时间上看，学术的虚伪造成了现实中国的虚伪，最后没有人站出来捅破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虚伪何在。大众识别能力的不足实际上也和此有关系。
我绝对反对，国内有些学者，以研究受到某个领导的赞成、批示为最高学术成就。参加学术活动时，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领导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
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现象，都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这是对当下、对未来可笑的虚荣感。不愿意承认事实、面对问题。不愿意告诉大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这样的事。引用一句话，谁愿意生活在小康的猪圈里呢？
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人物周刊：国有大企业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创业故事？
陈志武：本来，这些大公司的上市应该给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的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然后通过媒体激发整个中国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来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众传媒、百度等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当国内股市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任何创业精神、或是创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产生的不是像分众传媒、百度这样的民营财富故事，更多是靠坐庄致富的故事。
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们的希望何在？他们如何从改革中受益？
陈志武：上个礼拜，我去了内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们没受什么教育，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目标，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饱，明天还能吃饱。这些循环的、周期化的悲剧，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的两个小孩，在美国，一个礼拜看两三本书，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预期，他们和内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两样的未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平等？
在人类文明史上，哪个国家是靠政府管制做起来的？几乎没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举例说，国家银行、总部设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发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调配。就像我们看到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农村，农民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却不能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度地被调配到那些大城市。长远地看，每个中国人都能从民营经济发展中受益。
人物周刊：当下中国的危机何在？
陈志武：我们的教科书，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脑袋里分析问题的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剥削这些理论。最后发现，用这些理论分析出来的结论和实际看到的完全两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经常被教科书上的那些错误分析框架、错误理论蒙蔽了。
在美国生活20年，越来越发现，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受到利益的驱动。说东方人和西方人本质上不一样是不负责的。 美国人也不喜欢什么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们知道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来拒绝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

——本文原刊于2006年《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