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学术点燃生命之光——钟敬文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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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术点燃生命之光——钟敬文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
时间:2002年1月11日 作者：肖海鹰 来源:《光明日报》

2002年1月10日凌晨，被国内外人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教授，永久地沉睡了。围绕在他床边的亲属和学生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静静地凝望着。他们知道，这位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已埋头工作了80年的百岁老人，太需要一次安静的休息了。可就在沉睡前，老人还在喃喃自语：“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2001年7月，钟先生患重病住进北京友谊医院开始，曾多次陷入昏迷，亲属怕他再挺不过这次难关了，急切地呼唤却无济于事。可当学生在耳旁请教学术问题时，他就会奇迹般苏醒过来，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这并不奇怪，学术是钟敬文一生的精神支柱。  

钟敬文先生去世时，仍指导着12名博士生。临终前4天，他还把学生叫到医院，亲自授课。对学生要发表的文章，钟先生会逐字逐句修改斟酌。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再好，也是“一枝红杏”，学生们的文章都好了才是“春色满园”。钟敬文用生命的休止符，为“百岁教师”的称号写上了最后辉煌的一笔。  

临终前的傍晚，新世界出版社的编辑送来了刚刚印刷出来的他的新著《婪尾集》。钟先生的情绪又振奋起来，在扉页上签名准备送给朋友。1997年以来，钟先生已经出版了12本著作，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俗学概论》、《中国民俗史》研究，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新学说，给民俗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在钟敬文先生去世前两天，主动把一个学生叫到医院，询问他主持编纂的《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的出版情况，并再三叮嘱书价不要定高了，要让学生买得起。可以把他的序言送到《光明日报》，做一下宣传。这位世纪老人在不忘总结本世纪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同时，提醒学生们要研究世界各国民俗学发展史。对到医院看望的朋友们，钟先生从来没有谈过个人问题，谈的都是学术的研究、学术的组织、学术的教育……在他身后，《苍海潮音》、《寻找鲁迅·鲁迅印象》等一批著作会陆续出版。  

钟敬文先生堪称“知识分子中的稀有金属”，为学术燃烧了全部的生命，也让生命闪耀出夺目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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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的学问人生
时间:2002年1月14日 作者：萧放 来源:中国民俗网

文坛耆宿，民俗学界领军人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国家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今年已达百岁高龄。有人常常探询这位不老松“不老”的秘诀，而钟老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五四情怀是钟敬老永葆青春的精神血脉，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教授的人生历程中是那样水乳交融。钟敬文的百年之旅不仅为我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

春雷惊蛰：少年风华  

钟敬文，原名谭宗，一字静闻。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海丰县公平镇一小商人家庭。1919年，是永远值得记忆的年代，“五四”的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赤县神州，其中就有躲在古屋小楼角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的钟敬文。钟敬文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五四的雷鸣使自己有如触了电似的，沉睡着的思想、感情被唤醒了。这位曾经沉浸在恬静诗境的腼腆少年顿时热血沸腾，他与学友一道手拿纸旗，走上十字街头，或声嘶汗滚地演讲，或化妆表演短剧，激情满腔地揭穿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阴谋，当钟敬文等同学看到那些原来因为好奇心而聚拢来的听众，最后脸上带着悲愤散去的时候，“我们的感奋真是难以形容。”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钟敬文对国家和社会有了实体的感觉，国家和社会，对于他来说，再不是那种书面上的抽象观念或者只有一种漠然的关系了，它是生动的实体，它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心系祖国的人自然对它的文化有着特别的关注，在五四新风的感召下，钟敬文自觉地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如他自己所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他在海丰家乡起劲地搜集民间故事、民歌、民谣，家里的嫂嫂、邻居老伯、店里的工人都成为他访问的对象，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对于这位热情洋溢海滨少年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众的文化结缘。

岭南接力与西湖秋色  

1922年钟敬文陆安师范毕业以后，无钱继续升学的钟敬文，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对新文化的兴趣不减，通过邮局到上海、汕头等城市邮购新的文化书籍、期刊，如《尝试集》、《女神》、《呐喊》等，并动笔创作新诗、散文及记录、谈论民间文学。地方的偏僻，环境的狭小，使急切地盼望新知的钟敬文，感觉到寂寞与苦闷。一次偶然的机会，钟敬文终于走出了故乡的天地，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这是钟敬文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他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乾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

1927年秋，钟敬文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这时一批在北京大学从事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教授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南来中大，他们觉得应该继承发展在北方开始的新学术事业，而钟敬文更是积极的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对民俗学这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新学问极力进行宣传与推进，年轻的钟敬文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刷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次年的夏天，正醉心于学艺进步的钟敬文，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早就对进步学者不满的假道学校长，借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而将他解除教职。但他并没有沉沦，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曾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敬文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钟敬文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中国也许会多了一位文学大师，但中国就会少了一位民众文化研究的大学者。

钟敬文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研究重镇。钟敬文的人生抉择对于他个人的情趣来说，是一种牺牲。在他95岁生日时我们曾问及他想法，他说：我在选专业道路时，主要是从社会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文学的兴趣我一直保持，不过那是一种“余事”。秉承着传统文化精华的钟敬文先生，更看重的是肩上的社会责任。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钱一碗的荞麦面，为的是省下一点买旧书的钱。生活是清贫的，但精神却快乐着，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还结识了日本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推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同时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钟敬文在日本期间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科学的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着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为此特别发表社论，称赞此次展出“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颇饶深隽意义”。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地促进。

以笔为旗，诗人与战士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采访军民抗敌情形和收集写作材料，与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写出了《良口之战》、《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多篇报告文学。钟敬文充满了民族激情的写作，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钟敬文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激情的“欧罗巴的良心”罗曼·罗兰无比崇敬，他在《纪念罗曼·罗兰先生》的文章中说：“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没有别的作家比他更加和我的精神结合得深切的了。即使是他最脆弱的地方，也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钟敬文被罗曼·罗兰的人类之爱激动着，他的思想情绪和文风在战争中得到锤炼，他同样将自己对祖国的爱献给了捍卫它的人民。

北上京华，五十年辟出一片风景动人的天地  

抗战后期钟敬文重返中山大学，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7年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判完研究生考卷后，化装逃离广州，任教于香港达德书院。1949年5月，相应党的号召，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职。

五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满腔热情地参与筹组工作的钟敬文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他先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民间文学领域的高级人才。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钟敬文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利，也失去了学术的自由。三十、四十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也成为钟敬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钟敬文的学术生命被无情地中断了二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未坠先生弘毅之志，1976年，73岁的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学术青春。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全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钟先生十分看重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除了主持全国性的民俗学会工作以外，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79编写出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1998年出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现已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民俗学从一个民间的学术门类上升为国家发展的规划学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进步。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八十年的民俗学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教授，他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教学科研人才，坚持亲自授课，他传授的不仅是知识学问，还有人品与献身学术的精神。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

新的二十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节。在北京师范大学他先后领导创建了211工程重点学科与国家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民俗访问进修学者，他们绝大部分成为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钟敬文领衔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国家教育部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从80年代开始钟老还有着重要的学术兼职，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钟先生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并具体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与编篡工作。他将这项工作视为传承与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工作。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集成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老不顾年迈体弱亲临每一次的审稿会，跟同仁一道，认真审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在钟老的带动下，几位编委与集成办公室的同志精诚团结，在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主持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审工作，为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文化部1997年给钟老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给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他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标示着学科进步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著作，发表了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在钟敬文教授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中心与资料中心。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教授，并没有为已取得的成绩而满足，他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终于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对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中国民俗学进行深入的探究，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这项课题已被人民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竖立，中国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百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他正在创造学术的奇迹，他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民俗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的显学。

钟敬文教授曾经说过：“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为自己活着。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他又说：只有不断地努力，才不会将自己混同于对社会无所贡献的庸人。你区别于庸人的地方，就是你人格力量显现之处。钟先生就是这样民族文化的进步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当他身体欠佳住进医院时，他还时刻挂念着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带着14名博士生的他主动安排好新生的课程，对一些博士生论文的开题报告也十分关心，多次约请他们去病房商谈；学科建设依然是他关注的重点，他不仅积极为师大民俗学争取国家重点学科的继续支持，还亲自与出版社的同志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为我们学科发展打好学术的基础。2001年9月他在《拟百岁自省》中以诗铭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11月22日，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了“民俗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学术研讨会，钟老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八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 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老就是这样一位挚爱着他的事业，钟老的学问人生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人们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曾用“国瑞文宗”形容我们敬爱的钟先生，真是实至名归！

2002年是钟敬文教授百岁华诞的庆祝之年，值此喜庆的时节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敬爱的钟先生身体安康！！

生平简介：钟敬文，广东海丰人，1903年生。20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后曾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34至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神话学及民俗学。1949年到北师大任教至今。现为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顾问。主要著述有：《民间文艺丛话》(1928)、《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1930)、《柳花集》(1930)、《诗心》(1942)、《民间文学概论》(主编，1980)、《民间文艺谈薮》(1981)、《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1982)、《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1982—1985)、《新的驿程》(1987)、《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1991)、《兰窗诗论集》(1993)、《芸香楼文艺论集》(1996)、《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1996)、《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1996)、《民俗学概论》(主编，1998)、《钟敬文民俗学论集》(1998)、《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1998)、《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诗学及文艺论卷、民间文艺学卷，1999—2000)、《中国民间文化讲演集》(1999)、《建立中国民俗学派》(2000)、《谣俗蠡测》（2001）、《钟敬文学述》（2001）、《婪尾集》（2002）、《沧海潮音》（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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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
时间:2002年1月15日 作者：原春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2年1月10日0时1分，钟敬文先生辞世。中国学术界痛失“民俗学之父”。而直到钟先生逝世前，在医院住院，他还在病床上指导学生。这位百岁老人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都深深烙刻在他的学生们的眼中、心底。他们不会忘记。——我们也不该忘记。   


“不行！”每到星期四下午，无论什么人，什么事找到钟敬文先生，他的回答只有这两个字。   

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要给学生上课！”   

“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独秀”。钟先生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师。而老师授业解惑生涯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钟先生97岁时，一次去教室上课，没想到电梯停了，他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上6楼。那天，他讲了3个多小时课。按照常规，他只需讲两个小时。   

直到2001年7月，99岁的钟先生住进医院之前，一直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住院后的钟先生干脆把教室搬到了病房。本是来看护先生的学生们，往往在医院吃起老师的小灶。2002年1月10日0时1分，钟先生逝世前，只要清醒，开口不离治学。   

年事已高的钟先生，上课绝对不是摆样子。“这门课有什么问题，需要哪些教科书，先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北京师范大学1998级博士生、钟先生的弟子郭必恒说：“先生还会带来有关的复印资料。一个学期下来，足有十几厘米厚。”   

有人说，钟敬文的博士生是最难读的。一般的博士生只上两三门课，可钟先生的博士生要上10来门课。有钟先生自己的课，还有其他校内外专家的课。   

每有学生拿着论文前来请教，钟先生必读，并给出指导意见。学生们经常有意外的收获。一次，2001级博士生叶涛去钟先生家，正赶上钟先生递给另外一位同学两本夹着小纸条的书：“这两本英文和日文的资料都与你的研究课题有关。我看到，就帮你记下来了。”   

素不相识的人一样可以从这位民俗学泰斗那里获得帮助，只要他真想做学问。2001年，山东的一个乡镇干部写了一部关于鲁南山区的民俗志，40万字的书，先生很认真地读完。最后，还专门把这位作者请到北京，开了一个座谈会。   

钟先生治学，丝毫不肯马虎。一次，1999级博士生赵宗福翻译了一篇1万余字的有关民歌的文章。其中一句话与国外的一种民歌的名称有关，怎么也找不到原始出处。钟先生帮着赵宗福找了一天，一无所获。   

“那就删了吧？”这句话并不关键，赵宗福试着向钟先生建议。   

“这怎么能行呢！”向来和蔼的钟先生突然严厉起来。又辛苦了一天，钟先生与赵宗福总算找了到出处。   

赵宗福说，钟先生经常建议学生：先把论文放一放，看还缺些什么。有的先生建议再放半年，有的建议再放一年，考虑成熟了，文章的质量也会更高。   

有的学生的论文如果发表多了，钟先生却并不开心。“不要发了”。他劝学生，现在处于学习阶段，需要积淀，不要拿着论文去买路。   

“先生100岁了，可他的思维一点也不落后于时代。”让叶涛感慨的是，先生99岁时与他的一次闲谈，主题是21世纪属于基因时代。   

钟先生95岁那年，一位美国学者来访。钟先生得知他曾去南斯拉夫考察史诗，不停地请教：“我们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东欧史诗的了解，还不如你们多。”对方惊叹：“一个学者，活到90多岁，还有兴趣向别人学习！”   

读书是钟先生最大的爱好。在弟子叶涛的脑海中，深深印刻着这样一个形象：“每次去看先生，他都把自己埋在书堆里。”钟先生陪着夫人去看戏，夫人进戏院，他转身进了旁边的书店。有一年，北师大民俗学研究所的资料室搬家，专门为钟先生腾出一间屋子放书。结果装满书的3辆大卡车开走，钟先生家里的书山还看不出动过的样子。   

从教治学80年，钟先生著作不少。可他从来不要稿费，只要书。他把书送给自己的学生。   

钟先生曾经说过：“无论是人生，还是学问，都要有高品位。”而他为的弟子讲的第一堂课无一例外都是做人课：“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人第一要诚实。”  
   
(《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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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人民的人民学者——悼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
时间:2002年1月18日 作者：叶之青　杨咏梅　潘国霖 来源:《北京青年报》

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我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　　——钟敬文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钟敬文——《拟百岁自省》

　　“我想回老家……我想回广东……我想回海丰。”“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这是百岁老人、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临终前说的最后两句话，此话蕴含着他对献身一生事业的深情。自20年代他走出海丰到广州，就再也没回过老家！

“钟敬文2001、12、31”，这是世纪老人的最后遗墨，不是给家属的留念，而是他在致有关领导谈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建设信上的签名。在这封信上，他说：“最近，江总书记在‘两代’会上，发出了要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我听了深受鼓舞。我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为了这个学科的建设我呕心奋斗了近80年。有生之年，我要为这个学科献出最后时光，使它发展得更快一些。”  

10天之后，2002年1月10日0时1分，钟敬文教授逝世。  

1月10日，北师大小红楼2楼201号。先生书房里、遗像前，放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等送来的花篮。吊唁者怀着同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正如北师大党委书记陈文博、校长钟秉林所言：“钟老不但是你们的，他更是师大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  

钟先生老友启功先生题词：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千古！  

是的，钟老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人民的学术和教育事业，他是人民的学者，他所为之奋斗终生而创建、发展兴盛的学问，是人民的学问。这几天，在与钟老的学生、北师大的教师以及前来吊唁者的接触中，我们再一次深深感受了钟老的道德文章和他对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

1983年，在“五四”运动60多年后，钟敬文先生来到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塑像前，吟诗“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钟敬文说，“五四”运动给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使他“把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

“五四”运动在否定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唤醒了对民众命运、民众启蒙和民众文化的重视。1923年至1924年间，钟敬文接触到《歌谣》周刊。这份兼收歌谣、谚语、俗歌、故事、方言和民俗记录的刊物，唤起了他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感情，引起了搜集和记录这些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他向周围搜求民谣、谚语和故事，撰写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与小品，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歌谣》周刊编辑部联系，朦胧中给他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树立了方向。1927年，他和中山大学的顾颉刚等人共同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

钟敬文后来在回忆“五四”对他的影响时说，“‘五四’是我的文化奶娘”，“我对这场运动怀有特殊的感情，一是因为我多年来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两学科是这场运动的伴生物；二是因为我自己当时转变为追随新思潮的‘新党’，进入了这两种学科之门，也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五四”呼唤平民意识，从而诞生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这种平民意识深深进入钟敬文思想中，使他终生树立了“做学问是为了民众，做学问不是为自己”的思想。

■“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  

“五四”运动以后，本来居于中心地位的上层文化作为封建文化而被打倒，时代要求建设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命运面临选择——走全部欧化的路，还是在民族文化内部发现、开掘有新生命力的内涵和形式？——“美雨欧风急转轮，更弦易辙为图存。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钟敬文的这首诗，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他认为：“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自然要有主体和客体。如果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如果要使祖国的新文化成为有体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自己千万代祖宗创造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钟敬文认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除了主要体现为经典文献的上层文化之外，大量流传民间的各种文化即下层文化，是历代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财富。20世纪2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下层文化”是“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汇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传统文化。80年代初，钟先生正式提出文化分上中下三层的主张：“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比如经史子集等，也称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其次是中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城市的市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比如明清的时调、通俗小说等，也称通俗文化、市民文化。它是上下层文化发生联系的中介。最后是下层文化，从阶级上说，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比如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等。”  

80年代，钟老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这是因为在从“五四”到80年代的现代民俗学运动中，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文和推行国语，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既是民俗学现象，也是文化学现象。

此外，还有两点考虑：首先，这个概念适合我国国情。中下层文化是基础部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以及渔民、工匠等劳动者。第二，民间文学传播靠口头，但借助文字记录下来，使我们民族拥有丰富的民俗文献遗产，同时也表现出民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历史联
系。钟敬文认为，民俗文化学的效用，有两方面：一是保存现有的民俗遗产。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是由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地位及相关的人民心态所决定的。二是研究民俗、认识国情(包括广大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在内)，以利脚踏实地参与现实改革。

无论是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考察，对整体民族文化的理解，还是进行学科的理论建设，钟老都反对本本主义，他认为，真正好的学问是一个人悟出来的。他反对简单的照抄照搬前人或外国人的理论。1998年，钟敬文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认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提出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从原则上说，其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从早年的民间文艺学，到中期的民俗学，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学，再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是一个不断在事业上开拓和深化的过程，不断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不断把局部研究上升到一个大文化系统层面上、进行学科建设总体设计和学科理论体系构架的过程。

■“劳民文艺堪千古，
　　发采扬辉要我人”  

郁达夫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收有钟敬文的《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并在“导言”里说：“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按当做“海丰”)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令郁达夫惋惜的是，钟敬文从3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热情呈现退潮之势。原因之一，如1930年钟敬文在《湖上散记》后记里所说，他认为：文艺创作是应负有社会任务的，它不是个人的消闲事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专心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有关活动。30年代，文艺创作是热门，民俗学是冷门，“但我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传教、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像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放弃文艺创作。”最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放弃散文创作，还因为已经认识到他以前的散文多是个人感情生活之作，30年代他已经接受了文学作品应是为社会、为民众而作的思想，开始从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钟敬文在他的《诗论》中说：“文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宗教。”从他对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殉道。他曾对朋友说，“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写；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至少当时是这样。”“这种研究本身是一个庄严的事业，是民族民众所需要的事业，它的意义远大于我个人对散文诗歌的兴趣和爱好。”钟敬文的学艺之路是以民族民众和时代的需要为选择的。

在钟敬文将近80年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他穷毕生精力换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近20年，全面复兴的中国民俗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这些与钟敬文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舍得将身作泥土，
　　春风酬尔绿茵园”  

如果说，钟敬文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个人作用，那么，比这种作用更大的是培养人才。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钟敬文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许多做学问的大好时光被耽误了。改革开放后，曾有人问钟先生今后有什么打算，他意味深长地说：“一粒麦子，种在地下，在适当的条件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出来的不是一粒，而是很多粒麦子。”1982年他写道：“我们希望看到，也一定能够看到的，是那‘满园’的‘春色’。至于‘一枝红杏’的是否‘出墙’来，又有多大关系呢？”90年代初，钟先生的博士生董晓萍问他：“大自然中的颜色，先生最喜欢哪一种？”先生思忖片刻，回答说：“新绿。”这个“新绿”，蕴含的是年轻一代学术传承者的意思。

30年代钟敬文居杭州，顾颉刚很严肃地对他说：“希望钟先生潜心十年，写成一部精审的著作！”从此，钟敬文决心写出一部有三五十年生命力的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著作。1934年至1936年，他在日本两年多的学习与这一决心有关。后来，他选定《女娲考》，有关材料也收集了不少，但由于社会动荡，他一直未有条件完成这一专著。“文革”之后，有条件了，却又有了新的想法，1983年他说：“……至于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中，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教导！去年我在一个论文集序文的末尾，写了下面意思的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和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他的博士生杨利慧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女娲的神话与信仰》。论文通过答辩之后，钟先生说：“写得不错。我给了她指导，她自己搜集资料，自己研究写出来的。写得不错。”  

钟敬文20年代起就从事教学工作，解放后，1953年在北师大开办“人民口头创作研究生班”，连续招了四届研究生。“文革”后，钟敬文肩负使命感和紧迫感加紧人才培养。1979年夏，他主办了短期的民间文学讲习班，高校教师、文科研究所、地方出版社等60余人参加。秋天，他招收了6名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1983年暑期，根据他的建议，举办了民俗学讲习班。他冒着酷暑为讲习班作了几个专题报告。80年代以来，他培养的已毕业的博士就有30多名，正带着的博士生还有14名。如今，他的学生多数成为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骨干，有些还成为中青年博士生导师。

钟敬文经常买书给他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他想，老师买书给学生，他们不会不读吧。他对他的博士生要求非常严格，他常对学生说：我是替国家在这里选择人才，不是私对私的问题。他以高龄之身坚持讲课，97岁时，一次电梯停了，他就走上六楼，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课。

这就是“一粒麦子”和“很多粒麦子”的哲学。这种哲学里面的灵魂，正如钟敬文所言：“中国这么大，如果每一个读书人都搞个人的一套，发展就不一定大。我想过，像我这样的人，假如我只管自己去发展，走个人的路，也许境况比现在好一点，但对学科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就未必真有好处。”“子女是我肉体的继承人，学生是精神的继承人。我觉得精神的继承人甚至比肉体的继承人更加重要。为培养精神的继承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完全值得的。”  

钟敬文在20年代中后期就接触马列主义著作，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等对他的世界观起了重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又阅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和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后者更是反复阅读。抗战前期，他曾有两年多时间投笔从戎，斗争实践使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思想得到升华。他说：“前线的抗战实践，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和整个人生观统一起来了。我深切体会到，我的学术，再也不能是与当前社会和人民没有(或很少)关系的东西。从此，我不管在一般文艺理论上，还是在民俗学理论上，都要求自己与社会，与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我的脑海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标准。……我的那种基本精神和目的如磐石般不能移转了。”他认为，他的学术不能“作为一种摆设，而不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哀乐和生死存亡”！——钟敬文的朴素、真诚、平凡和伟大，大概就在这里吧！

敬爱的钟老，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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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师尊
时间:2002年4月17日 作者：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博览群书》

作为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能跟随钟敬文师学习民俗学，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93年秋，我完成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年合作研究，回到北师大，希望能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继续在学术上充实自己。大约是自己的历史学术取向并非符合主流，所以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不甚顺利，直到年末，我才决定尝试着报考民俗学的专业方向，但对这门学科，我的确不甚了了，在别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准备外语考试的时候，我却抱着几大本文学史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教材苦读。1994年春侥幸通过考试之后，才知道敬文师在阅卷时曾对别的老师说，此生在文学、民俗学方面显然没有很厚实的基础，但从答题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分析思路有不同于文学出身者的独特之处，因此仍是可造就之材。  

一句话，使我领略了敬文师不拘一格选拔人材的风范，也由此改变了我以后的治学之路。  

敬文师在国内外学术界、文艺界久享盛名，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但当我第一次去谒见他的时候，还是惶恐不安的，记得那初次见面告辞后，我的两个手心里全是汗水，合了那句“战战兢兢，汗如雨下”的古话。但是很快，敬文师的平易、亲切、经常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使那种面对大师的紧张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小他半个多世纪的我，常一会儿叫“小赵”，一会儿又叫“老赵”，引得大家哈哈直乐。  

敬文师给学生上课的认真是有名的。其实不仅是上课的时间，就是平时去向他讨教学问，他只要讲起来就总是滔滔不绝，一连几个小时，几乎没有停顿。他似乎不大爱喝水，我们觉得他一定口干舌燥，给他倒杯水来，结果往往是水杯拿在手里，却还在不停地讲着，最后一口未喝，又顺手把杯子放在了一边。有时天色已晚，我已起身准备告辞，但敬文师似浑然不觉，仍在对你认真地讲他的想法，我只好再坐下听，甚至立而坐，坐而立，如是者数次。许多朋友知我随敬文师读书，常向我问起他的身体，我总以此例对，大家无不咋舌称奇。  

因材施教，授业无私，这些赞语用在敬文师身上，只嫌力量不足。他积八十年学术之功力，发现许多有意义的课题，却往往把它们交给学生，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而绝不吝啬。他对我说，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史应该得到很好的研究，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你是学历史出身，而且理论分析能力较强，应该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把自己积累下来的材料交给我，有时还要在他那堆满书籍的斗室里替我翻找。我担心先生高龄，请他告诉我那材料放在哪里，我自己来找，他却说，你不好找，还是我来找。有的书当时找不到，第二天一早他就打电话来，说是找到了，让我去取。九十多岁的老人，弯着腰，在厚厚的书堆里替我细细翻检资料，那身影总在我眼前晃动！  

敬文师视力不好，我曾托好朋友帮忙，为敬文师做了白内障剥离手术，植入人工晶体，效果尚可。据说启功先生十分羡慕，因为他虽也眼睛不好，但因身体原因，不能做此手术。敬文师心、肺、脑等一切健康，虽然医院比较紧张，准备了保护性措施，但手术很顺利。尽管如此，他的视力比正常的视力还是差很多。所以，我们的毕业论文每每二十万字，写成初稿时要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他坐在那里，有时眼睛微闭着，像在打盹的样子。但他会突然张开眼睛，直起身来，告诉我们哪里哪里似乎不妥，应该如何如何改为好，或者让我们重读一下，再揣摩一下是否合适。弟子们了解了先生的这个习惯，哪怕先生在听读时表现得再闲散，也不敢马虎大意，读的时候谨小慎微，还不时偷眼看看先生的神态。每当溽暑将至的时期，敬文师与每届三四个，甚至更多的弟子，便要有此一番奇妙的经历。那种略带紧张却又很温馨的气氛，是大教室里上课所完全没有的。  

论文答辩是弟子们修成正果的时候，也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敬文师请答辩委员，决不是请本学科或系里的老师凑数，而一定是该领域的专家。比如有关于农业生产民俗的论文答辩，他会请来搞农业史的专家；有关于历法或者星象之类的论文答辩，他则请天文学方面的专家做主席。我的论文事涉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他就请了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王桧林教授主持答辩。敬文师把答辩会开成一个学术讨论会，他自己自然要讲个几十分钟，别的专家受他的鼓舞也都畅所欲言，旁听者往往门庭若市。  

记得我答辩的时候，北京大学周星教授提了个很重要、却很难对付的问题。他问：“既然是做民俗学史，钟敬文先生当然是你的研究对象。但钟先生是你的老师，你也通过对钟先生的访谈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那么，作为研究者，你怎样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使研究更为客观可信呢？”对此，我如果答说基本上同意敬文师的看法，那么答辩委员多半会觉得我的研究缺乏独立精神；如果我说有很多意见与敬文师相左，那就要冒得罪老师、被人批评狂妄的风险。  

我望了一眼老师，他也在那里嘻嘻笑着看着我。仿佛在说：我帮不了你，自己对付吧。我来不及过多考虑，便说：“记得前贤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然我的整个研究得益于先生，也有许多观点与先生相同，但也有一些观点与先生不同。比如先生一度曾强调民俗学科是一门当代学，而非古代学，这是针对以前民俗学以研究历史时期的风俗为主、使用的多为文献材料的状况而言的，无疑是对的，但我同时认为，民俗学虽非古代学，但却是历史学，因为它的核心特征是讲传承，传承就需要时间，何况历史学也研究当代史。”敬文师丝毫不以为忤，反而对我的态度很赞赏。以后他也在多个场合讲民俗学研究要重视历史，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被他列为民俗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方向。  

这使我由衷地感动。我见过太多弟子因与老师的学术观点不同而遭遇坎坷的例子，开始，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幸运——一个学术泰斗，一个仰之弥高的长者，能够容忍孺子的信口雌黄么？这以后，我多次与敬文师讨论学术问题，也提出过不同意见，甚至也见到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与敬文师切磋，但先生始终是那样和颜悦色，毫无权威的架子——八年来，我从没有见过先生发过一次脾气！  

敬文师驾鹤西归的前十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还在谈学问，谈民俗学著作的出版，谈上课。我起立辞别的时候，他仍与以前一样，说个不停。钟宜大姐和护士只好打断他。他靠在那里，望着我离去。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别竟是永诀。直至今日，我还总觉得敬文师还在我们身边，当我面对我的学生时，敬文师就在那里，看我是否能像他那样，为学生耗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