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见证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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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见证和思考  

张修林

一、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主体诗人

　　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一度曾作为诗歌理论界一个热门的概念、标签和话题，有些诗歌理论家、评论家还据此提出了“八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概念。世纪末盘峰诗会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大争论，以及后来网络上展开的原第三代诗人与崛起于九十年代、被伊沙和安琪等人命名为“新世代”和“中间代”诗人之间的话语权大战，都表明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的确，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是不同寻常的。在全球性的文化意识开放系统中，由于国内的89风波，以及全球性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和政治结构风起云涌般的斗争和深刻变迁，使诗人们能够在社会现实的超强精神压力和心灵阵痛下，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对历史、社会现实和文化意识进行深刻反思，由此带来了创作出一种全新的、具有大时代特征的特殊和鲜活文本的可能。实际上也是如此，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不再延续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那种占据山头的、没有诗歌艺术根底的和情绪化的“胡闹”，其作品大多厚实、坚挺，对社会现实、人的生存处境以及人性的介入和揭示也相当深刻，即便一直备受争议的伊沙等人的作品，尽管表面看起来嬉戏式的幽默玩世不恭，但其骨子里也不乏深刻。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与第三代诗歌的差异，不仅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本质的。由于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写作风格相当多样化，很多第三代的诗人、理论家和评论家过分地强调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日常经验写作”和“个人化写作”(如果“个人化写作”仅指区别于第三代那种群体流派性展示，而未指称诗歌艺术中过分的个人情绪化呈现，则称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是客观的和正确的），忽略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总体上具有强调诗歌的社会文化意义、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特征。其实，所谓“口语写作”、“日常经验写作”和“个人化写作”，不过是第三代诗人惯用的风格，以及伊沙等少数“新世代”诗人对第三代诗歌写作风格的延续和发展。这类风格的写作并非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主要特征，用其表征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是不全面、甚至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的重要偏差和错位呢？究其原因，第一是第三代诗人和出身于第三代诗歌的学院批评家们由于“老资格”占据着“诗歌话语霸权”，他们总是会有意忽略后起的优秀诗人，以便弱化他们自己强弩之末的“九十年代”，总是会刻意强调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与八十年代诗歌的延续性以彰显他们的“八十年代意义”和“九十年代进展”，这也是为什么在后起的优秀诗人中，仅仅是伊沙等极个别风格与他们接近而无本质冲突的诗人才被他们接受并无原则地大肆推崇的原因；第二则是，由于所处时代的深刻差异（九十年代初中期的社会政治强化和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转型），以及吸取第三代诗人光有口号而无实绩的教训，这些九十年代崛起的诗人不屑于也不可能如同第三代诗人那样先搞理论宣言再搞作品，同时，他们在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写作中，由于对应的社会环境，出于自身处境的策略考虑，诗歌语境呈现往往有意不太清晰，隐喻与暗示成为他们惯用的手段，由此，尽管艺术手段空前丰富与高妙，但往往流于晦涩，由此影响了诗歌的映照、辐射和传播。实际上，第三代诗人在九十年代创作的作品，除周伦佑等少量几个诗人的创作有所进展外，其余代表诗人如于坚、王家新等，与他们八十年代的作品相比，其创作手法并没有实质的差异，诗歌水平也并未高出多少。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运动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仅《非非》有一定的超越，但被称为后非非时期的作者，除周伦佑等少数外，其余大多数的诗人如雨田、杨春光、邱正伦、伊沙、蒋蓝、杨克、龚盖雄、袁勇、董辑以及本人等等，实质都属“九十年代崛起的诗人”。即便是在九十年代成就斐然的周伦佑，其九十年代的创作风格与年轻一代的许多诗人也大致可以归于同一类型，也因此，后非非的整体效果是互为补充又浑然一体的。这一奇特的现象，值得重视和思考，但不应因周伦佑等的个人突出表现就把“九十年代的第三代”作为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主要创作形态。近来学术界有一个叫做“中生代诗歌”的命名，用以指称出生于六十年代（其中有一小部分出生于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1986年“诗歌大展”后开始写作，其创作旺盛阶段和成熟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批诗人的诗歌创作形态。无论是从社会学意义，还是从诗歌形态上讲，这一命名都比“第四代”、“新世代”、“中间代”准确一些。其实，周伦佑等少数诗人尽管参与了“第三代”，但其实际诗歌成就的创作同样产生于如上所说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九十年代。九十年代诗歌，实质就是由周伦佑等少数几个“第三代”诗人于九十年代的转型创作和“中生代诗歌”两部分所构成。显而易见，从数量上和规模上来看，后者远远大于前者。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应当以“中生代诗歌”作为主体。九十年代诗歌，与以“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为代表的八十年代诗歌，其创作形态、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都是迥然不同的。斯如在《述歌时代》中也说：“就话语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特征而言，九十年代以来的述歌已迥然有别于八十年代的抒情诗，二者间的断裂性远远大于二者间的延续性”， 的确，九十年代诗歌是开创性的，本人认为，其意义将不会逊色于“朦胧诗运动”，甚至将不会逊色于上世纪的“白话诗运动”，尽管现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白话诗运动由于提倡白话语言从而开启了诗歌的现代进程，朦胧诗运动恢复了诗歌的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而年九十代先锋诗歌，在诗歌的现代进程中将诗歌导向了独立、理性和成熟。

二、我的办刊经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开端和一些发展情况回顾

　　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起始及其发展过程，已经广为人知。朦胧诗运动以《今天》的出刊，第三代诗歌运动以1985年由尚仲敏等发起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以及1986年由徐敬亚策划发起的“现代诗歌大展”作为发端标志。很多亲历者写过各种各样的回忆文章，连很多细节都描述得比较详细，整个运动过程已经非常明了。而1989年第三代诗歌运动终结后，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情况，近年来尽管有不少描述，但大体上反映的是第三代诗人在九十年代的延续，这其实只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状况的一支，而且是规模很小的一个小支。众所周知，进入九十年代后，第三代诗人继续进行创作的人数很少，而且如前所述，其主要创作形态与八十年代没有过多本质的差异。九十年代诗歌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人数众多，呈现了很多种成熟诗歌风格的，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期和少数七十年代初、中期的诗人，当然也包括生于六十年代末期以前，诗歌成熟和影响于九十年代，融入九十年代诗歌风格的一些诗人。这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唯一大支，它几乎足以代表九十年代诗歌的先锋创作趋势。关于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主要创作形态，到目前为止，还基本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挖掘和研究。据我所知，就其主要创作形态而言，仅潘友强、伊沙、徐江、安琪等有过一些分析，但这些分析大多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并不全面和具体，对其发展过程而言，就更少，仅江雪、阿翔、发星和赵卡等有过简单地提及，至于这个大支起源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由于在年九十代末和新世纪初的各种讨论和论战中，当事人袁勇和我的“隐退”或者“谦逊”，直到今天，还鲜为人知。
　　实际上，我们创办的《地铁》，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份民刊。作为九十年代最早的民间先锋诗歌运动倡导者、行动者和见证者之一，为了对诗歌史负责，为给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我觉得有必要在九十年代诗歌已成为历史、我已长达近十年不再写诗的今天将我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有些价值的信息呈现出来。
　　早在1989年秋天，我在成都水力发电学校（现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时，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并在我的老师、诗人和评论家尚仲敏的影响和支持下，顶着强大的压力，坚持创办了民刊《新诗人报》，推出了尚仲敏的评论文章，和张修林、柏铭久、邹赴晓、维色，以及一些有创作潜力的在大学校园就读或已离开大学校园的青年诗人的诗歌作品。《新诗人报》只出一期后就被迫停刊。现在看来，《新诗人报》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推出的作者中，只有我、唯色、柏铭久和邹赴晓坚持了下来，但无论如何，诞生于1989年秋天的《新诗人报》，应该算是89风波后最早的一份民刊，其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了。
　　1990年夏毕业离开成都，我到了一个地理位置非常偏僻、当时交通异常落后的水电厂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诗歌艺术的固执的热爱，但由于社会环境以及所处自然环境的限制，创办诗歌民刊的想法已经完全不现实。这年的冬季，我将在学校时写的长篇评论文章《指向文化本身――评尚仲敏兼谈第三代诗歌》寄给袁勇，1991年3月，在他所在的阆中市文联的《名城文学》（其前或后刊名为《阆苑》）上发表了出来，并在一大批后起的诗人和评论家中产生了较为广泛和积极的影响。然后，我接到了袁勇邀请我去阆中市的邀请信。我一直有再创诗歌民刊的想法，袁勇的外部条件较好，有印刷的便利条件，所以我打算去阆中动员袁勇。由于我在学校时搞毕业设计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抽空去学校附近著名的杜甫草堂写上面所说的论文，被一同学向居心叵测的班主任“告密”，我的毕业设计被弄的不及格，且用作分配时向我施压的筹码。1991年夏天，还需去学校拿“合格证”。正好，有了这段时间，才使我的阆中之行得以成为现实。
    在成都与尚仲敏、蓝马、杨黎重逢后，又与西南财大的教师、后来《地铁》、《诗研究》和《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同仁哑石在一起几次就关于创办民刊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商谈创办的可能性，然后从成都到达阆中。在阆中市教委的招待所里，当我提出创办民刊的设想时，立刻与袁勇一拍即合。我们商议，为了能顺利进行，尽量低调，不搞成第三代那样的宣言式流派，同时写作风格不受任何限制，尽量让同仁们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创作，争取呈现更多独特化的、个性化的风格。这一策略，被后来几乎所有的先锋诗歌活动者们采用，也因如此，整个九十年代，不再有八十年代那样的山头主义和猎猎旌旗，同时因此造就了九十年代多种诗歌艺术风格，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风格相安无事地在同一民刊、甚至同一诗人的作品中并存出现的奇观，和主动地远离浮躁，低调地创作出众多厚实而颇具社会意义的作品的现象。我们是非常包容的，举例来说，当时伊沙诗歌的风格几乎完全得不到认可，但我们仍将其作为主力同仁，并且，我评论了他的诗歌，这应该算是他的诗歌得到的最早评论。可以说，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复苏与繁荣，与我们这种策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至于人才方面，决定从市文联正在举办的长诗、组诗大赛中寻找，并把市文联的优秀函授学员作为后备人才。其后，我、袁勇、朱杰三人在参赛的诗友中选出马永波、哑石、冉云飞、伊沙、文康、千叶等人作为大赛的获奖者和民刊同仁，最后确定民刊同仁由我们三人、邱正伦和大赛的获奖者组成，并进行了任务分工，由我和袁勇分头给确定的同仁去信组稿，由袁勇负责具体印刷事宜。
　　回来后，我立即给马永波、伊沙、千叶等人去信，称赞他们的诗歌潜力，谈了我们计划创办民刊的打算。组稿进展得相当顺利。同时，我写下了《自由的还原和穿越――阆苑创刊两周年的总结》，重点评介了第三代著名理论家、诗人蓝马以及《地铁》的同仁袁勇、冉云飞、马永波、伊沙、哑石、文康和千叶等人已发表于《阆苑》的诗歌和评论作品，这其中就包括几年后才被认识、被广为提及的伊沙的《饿死诗人》。这篇文章刊载于1991年8月出笼的《地铁》。1992年开年时，《地铁》被袁勇更名为《诗研究》，《诗研究》推出了袁勇的《永安寺》、哑石的《虚构笔记》、文康的《山的样子》等七首、马永波的《看见乌鸦》等近十首、张修林的《最后的晚餐》等十二首、朱杰的《伤害》系列、伊沙的《和日本女人亲热》等十多首以及千叶的《十一月短歌》。毫无疑问，《诗研究》的诗歌艺术水平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但在那段先锋诗歌运动已经完全消失的岁月，其迥异的、独特的血性和个性作品，很强烈地刺激了风平浪静、一潭死水的诗坛，受其影响和鼓舞，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投入到诗歌先锋的写作之中，最后成就了蔚然可观的九十年代诗歌现象。
　　在创办诗歌民刊方面，最先受到我们影响的是湖南的青年诗人吕叶。这是很值得书写的一笔。在吕叶创办的《锋刃》上亮相的主要诗人和作品，后来极受赞誉，被称作足以代表年九十代的诗歌水平。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锋刃》不过是《地铁》、《诗研究》不经意间的发展与继续。《锋刃》最初创办于1993年8月。第一辑《锋刃》临问世前，吕叶给我来信谈了创办的打算，并要我提供稿件。当时，我对吕叶一无所知，也并未意识到吕叶的行为将会在后来引发如此震动。我仅仅是将我正在写作过程中，只写了六首的《流落民间的艺术》前面部分寄给了吕叶，并在给邹赴晓的回信中让他也给吕叶寄稿。第一辑《锋刃》出来后，影响不错，这给了吕叶极大的信心，他打算进行下去，在给我的来信中问我当时最看好的年轻诗人有哪些，我提了哑石、马永波、伊沙三人，称从诗歌文化意义上的建构来讲，目前的新人中哑石和马永波无疑是最杰出的，而致力于相反方向发展的伊沙，是目前这个方向的典型代表。《锋刃》第二辑中，评论家野马对第一辑进行了总结，对我的《流落民间的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不愧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诗篇”，也高度评价了岩鹰和邹赴晓的诗歌，另外，第二辑《锋刃》把哑石和马永波的作品分别排在了第一和第二的突出位置。在新世纪，不少诗人回过头去评论《锋刃》时，一致认为其第一辑的主要成就是推出了我、岩鹰和邹赴晓，第二辑的主要成就是推出了哑石和马永波。
　　继《锋刃》第一、二辑之后，大约1994年初春，《诗研究》第二期也出来了。不过，刊名又被袁勇改为《诗歌创作与研究》。这期刊物的同仁们的作品，就艺术性、思想性而言，已经明显地趋向成熟。推出了哑石的《怀旧》、《衣帽钩》和《假动作》，马永波的《存在的深度》，伊沙的《跟祖国抒抒情》等十二首，袁勇、朱杰、邹赴晓、千叶，以及我的包括《最初的玫瑰》和《来自我们的道路》等二十首，其中，我的《来自我们的道路》，在过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后，连同其它我作于1992年至1995年的数首诗作，被周伦佑编入2001年的《非非》。的确，这些作品在艺术创新方面是超前的，都可以说在当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另外，这期刊物中，还出现了梁晓明、李晓水、姜耕玉、长征、颜峻和西渡的作品。
　　《诗歌创作与研究》就只出了这一期。由于袁勇下海，我们的先锋诗歌运动，从《地铁》开始，到《诗研究》，再到《诗歌创作与研究》终结。不过，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既然已拉开帷幕，它就绝不可能中途夭折，它注定将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中走向辉煌。紧随其后，由于《诗歌创作与研究》解体，除已加盟《锋刃》的我、哑石、马永波、邹赴晓外，另外一些成员也加入了《锋刃》。第三辑的《锋刃》汇集了原《诗歌创作与研究》的主力人员，同时，由于第一、二辑的成功和影响，更多的优秀诗人也加入了《锋刃》。这便是后来被认为是年九十代先锋诗歌颠峰状态的《锋刃》第三辑。
　　自《锋刃》第三辑后，为争取产生更大的影响，原《诗歌创作与研究》诸同仁连同吕叶、史幼波，在阆中召开会议商讨诗歌的发展方向以及《诗歌创作与研究》与《锋刃》的合并事宜（我因没时间而未参加，后来也一直未参予他们的活动），在文学界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等文学杂志的编辑也去了阆中现场关注先锋诗歌研讨的全过程和现场约稿。《诗歌创作与研究》与《锋刃》的合并，这便是后来的《诗镜》。
　　随着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创作影响的日益扩大，除《诗镜》外，与之几乎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民刊越来越多，一直到1997年由西安邹赴晓、周渔创办《表达》。其间影响最大的民刊，是由杨春光、高鹏举创办的《空房子诗报》等。不过，后来的众多民刊，虽在诗歌理论文章方面有所突破，但在诗歌作品方面，诗歌界比较一直的看法是：并没有超出《锋刃》第三辑的水平。九十年代，自《表达》后，诗歌民刊一夜之间雾散烟消。也就是在这个1997年，我应邹赴晓和周渔之邀请为《表达――1997中国先锋诗歌、理论大展》写了总结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长篇诗歌理论文章《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后，中止了我的长达八、九年的诗歌写作。

三、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在延续中被误解，在误解中被延续

    在1997年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接近尾声的前后，又有一些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发起“70后诗歌运动”，这不过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终结前的余波罢了。其实，“70后”的大多数诗人，都是1997年之前先锋诗歌运动的参与者，这些人中，也只有邹赴晓、曾蒙、阿翔等几个人写出了较高质量的作品，且其风格已经有机地纳入了之前的先锋诗歌创作形态。把“70后”作为一种单独的诗歌形态分离出来，无论从社会学意义方面，还是从诗歌的艺术形态方面来看，都难以找到让人信服的依据。值得一说的是，“70后”的沈浩波和尹丽川等，将伊沙诗歌中的“性”方面的因素几乎推向了极致，在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完成后诗坛没有“新鲜事”的一小段时间里，在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下，所谓反响空前，似乎成为了一时的“诗歌英雄”。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在其后直至今天，很多人一谈到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就把伊沙和沈浩波抬出来，给贴上 “下半身写作”、“色情写作”的标签。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因此蒙冤。其实，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被误解的同时，伊沙也被误解了。我上面说过，在九十年代，伊沙的诗歌不过是外表看起来放荡不羁，而骨子里还是很严肃的。
　　盘峰诗会无力也不可能对1989年至1997年长达九年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给予公正、合理的总结。对于社会环境与诗歌艺术态势远比“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复杂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公正、合理的总结，这绝不是在短时间、甚至二三十年里能够被客观认识的，所以，作为“知识分子”阵营和已经开始变质的于坚、伊沙、沈浩波等“伪民间”阵营争锋的盘峰诗会，沦为一场意义不大的简单话语权论争，极为正常。
　　进入新世纪，2000年初，在成都，我将袁勇介绍给了周伦佑认识（其实，在1995年西昌的周伦佑家中，我就介绍过袁勇，只是2000年初时，我们三人都在成都），由此，新世纪出笼的《非非》第九期中，袁勇和我都在上面得到了展示。至此，原《诗歌创作与研究》的主要同仁，大多先后加入了非非。非非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断裂性延续，但它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直接延续，也是《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延续。
　　这几年来，由于一些诗人在网络论坛上的争论对诗歌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2006年的“赵丽华事件”、“韩寒攻击诗歌事件”和个别诗人哗众取宠的“裸体”、“包养”事件，更是使中国诗歌在沸沸扬扬的指责和攻击中遭到了空前的误解和伤害，但不管怎样，诗歌总会发展，而且总在发展。
    可以说，新世纪的先锋诗歌，尽管看起来更加混乱、更加庸俗和颓废，“口水诗”、“下半身”和“梨花体”风靡一时，但仍然有一批严肃的诗人继续坚守着纯正的诗歌道德和诗歌理想，也新涌现出一大批真诚的诗写者。新世纪严肃写作的先锋诗歌，从创作方法和内容上看，仍然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延续。不仅新世纪的后非非如此，近年来先锋诗坛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活跃人物，也大多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网络诗歌创作中，其引领人物阿翔、晓音等人，仍未例外。

2006年12月8日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