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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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年代

作者：饶宗颐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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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饶宗颐认为，国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他忧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


　　踱步方桌前，满头银发的饶宗颐挥毫泼墨，行云流水间，四个苍劲而又飘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写就。


　　“六合即为天地、世界。”饶宗颐收笔，位于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声雷动。


　　创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有着“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等文艺翘楚先后担任社长。百余年间，西泠印社名家辈出。


　　已迈入望百之年、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的饶宗颐，2011年岁末被推举为第七任社长。2012年炎夏，他踏访孤山社址，兴之所至，欣然握笔题字。


　　那寄寓了厚重期许的四个字，亦是著作等身的他潜心治学历程的真实写照。


　　“无家可归”


　　14岁那年，刚升入中学的饶宗颐迎来了学业生涯的转捩点——退学。因为，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他对于知识的渴求。这是一个颇需勇气的决定，彼时，他才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家中“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


　　两位伯父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学有所得的他尽显少年老成，在与书界名流书信往来时丝毫不显稚气，许多人并不知晓，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岁。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发表之后，《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多年之后，饶宗颐仍旧在倡导潮学研究，在他看来，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做起。他以外国的史学研究为例指出，大的题目研究完了，“地区的、个别的，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潮学之外，饶宗颐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从垂髫稚童到耄耋之年，他跋涉在浩瀚的典籍之中，将文史哲艺融会贯通，研究范围纵跨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出版专著七十余本，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篇。


　　有人诧异，为什么他的学术研究遍及各个不同领域。饶宗颐解释说，这是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好奇心使然，“希望寻根究底”。


　　“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还记得，饶宗颐曾在授课时提及，“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福地香港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饶宗颐常把香港比作建安时代的“荆州”，二者的共性在于，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这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给予了饶宗颐足够的包容，也成就了饶宗颐学术生涯的又一次蜕变。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邀请饶宗颐赴港大任教。


　　借此机会，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1962年，饶宗颐获得被誉为西方汉学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汉学奖。1993年，中学辍学的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建院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将此授予华人。


　　“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饶宗颐擅长于将治学的辛勤转化为乐趣。他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创作这些，仅仅用了5天时间。那时，他携古琴一把，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怡然自得。“诗心和琴心是相通的”。


　　“香港为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无疑是幸运的，安定而宽松的环境，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而同时期的国内许多学者，有些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有些则正在“五七干校”中劳作。饶宗颐也成就了香港，有学者说：“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文艺复兴


　　除了学术研究造诣深厚，以及在诗、书、琴、画等方面卓有成就，饶宗颐还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但平日里，饶宗颐却对大师的称谓敬辞不受。他笑言，“大师是佛教里的称谓，我又不是佛教徒。”


　　“国学”一词，饶宗颐同样较少提及，他更喜称“华学”而非“国学”。在他看来，这是研究中华文明屹立于大地之上从未间断的一个文化综合体的学问，所以称为华学更为确切。


　　他在国际上倡导“用中文撰写研究中国学问的论文”，以免产生认知隔膜。1995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饶宗颐担任主编的大型国际性中文学报《华学》创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对待治学，饶宗颐始终精益求精。他的诸多研究成果，并不急于在完成后立即发表，而是细加论证、反复推敲。年方二十时，他便追根溯源写出《郭子奇年谱》，因认为文中疑点尚存，不断修正之后，时隔五十年才发表。


　　阔别内地三十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三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内地的学术活动之中。“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


　　饶宗颐的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部主任邓伟雄博士介绍，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长，饶宗颐较少外出，社会活动亦随之减少。


　　每天清晨6时许，饶宗颐在朝阳中起床，到楼下花园散步。而后，看书、治学，以阅读寻世外桃源，以学术绝世间纷扰，致虚极，守静笃。


　　但他亦并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闻窗外之事。新的学术动态、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旧十分关注。


　　望百之年，饶宗颐仍在笔耕不辍。在他心底，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


　　他说，经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然而，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此种境况下，推陈出新重建经学，带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意义重大。他笃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对话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这样研究了一辈子国学的人，真的已经是古董了吗？


　　五四以降，在如何与沉重的历史与传统相处上，中国始终没有理出清晰的头绪。在传统文化面前，国人总体上表现出游移和彷徨。有人弃之如敝屣，有人想从传统中挖掘现代政治的血脉，有人甚至期待传统文化能医治西方现代文明之疾。


　　对于中国这个拥有漫长历史的国家来说，如何与传统相处，也关系到如何走向未来。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传统的真实挖掘与还原。饶宗颐的皓首穷经，即是为此。


　　针对当下的学术研究的风气，饶宗颐说，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


　　精通琴、书、画，饶宗颐却从不与人对弈。


　　在他看来，“下棋有输赢，做人当平和”。


　　已近百岁高龄的他，依旧精神矍铄。闲暇时间，尤喜润笔挥毫。


　　饶老好客。他在家中新辟出一个房间，定名“爱宾室”。爱宾，是唐朝张彦远的别号，饶老很赞同他的书画思想。“另一义是喜欢大家来坐，喜欢客人来。”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是饶老尤为喜欢的句子。他说，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


　　南方周末：从鸦片战争到现在，西学在各个领域都是显学。无法回避的是，从哲学、历史、美学、伦理学，到政治、经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全方位地接受了西学。国学对21世纪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饶宗颐：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南方周末：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其中有无您印象尤为深刻、时常念及的时期？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南方周末：2011年12月13日，您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您2012年夏天踏访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址时，曾题字“播芳六合”。您觉得，这个“播芳六合”应当如何实现？


　　饶宗颐：我觉得西泠印社在推展中国金石学，尤其在篆刻、书法几方面，已经是做了很多。我在西泠题上“播芳六合”几个字，是希望中国的金石学，更能进一步地推向世界，使得西方能够知晓及更了解中国这一门独特的学问。


　　南方周末：您曾数度亲往考察敦煌、楼兰、榆林等地，并著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等一批享有盛誉的“敦煌学”著作。“敦煌学”为什么会引发您的研究兴趣？


　　饶宗颐：我觉得在敦煌出土的经卷之中，不单包含了宗教上的资料，其他像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蕴藏着大量的资料。其中有待研究的还有很多很多。故此，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不少研究，我更希望有更多现代的学者能够继续在敦煌资料之中，发掘出新的研究方向。


　　南方周末：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去世时，您曾写过一首挽诗，最后两句“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有人说，其中似乎蕴含着您对于国学后继乏人的忧思。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现状？


　　饶宗颐：我并没有在中国国学研究上有缺乏后继者这个想法。反之，我觉得现今是国学研究一个兴盛的时代。因为不少新的资料像楚简、青铜器出土，而不少专家都在研究。另外，在传统经籍的整理及修葺上，国家也作出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认为现在对中国国学的研究，正走向一个很正面的路向。


　　南方周末：您在诸多专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而当下，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愈少，追随者愈多。甚至出现了学术剽窃等不端行为，您认为，学术风气的净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饶宗颐：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易经》中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


　　南方周末：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发言中，您曾提到，21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提出这些，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您认为“新经学”应如何建立？


　　饶宗颐：正如我刚所说，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今的新资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另外，对于经学研究的新方向，亦有不少学者正在努力之中。故此，我肯定21世纪将会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