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辑：坚持在鸽子的翅膀上翻阅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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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辑：坚持在鸽子的翅膀上翻阅蓝天

　　梁雪波：天生反骨的董辑，少年铁血，尝与兄弟们呼啸于江湖，快意恩仇。然侠骨常与柔情相伴，在贫瘠的年代，环绕着精神废墟的是巨大的虚空，文学因此成为灰色天空下唯一拍响的翅膀，它唤醒了迷惘青年的内心，激发着他们上升的渴望。
　　有人说，董辑是一个战士。在愤世嫉俗、侠义忠胆方面确实如此，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诗歌《鲁迅传》、他的文学批评以及对友情的珍视上。同时，他又是诗歌民间运动的践行者，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耿直汉，是感伤和怀旧的歌手。对诗歌，对阅读，董辑葆有一份偏执的热爱，在他的诗歌《手写》中，他如此说道：在这个计算机的时代，“我坚持和月亮交谈/坚持在鸽子的翅膀上/翻阅蓝天这本大书……”。

问：梁雪波（以下简称梁）
答：董辑（以下简称董）

梁：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早年的阅读经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读书产生兴趣的？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书？我记得你曾在随笔中写到“毛选”、梁羽生等，也提到过父亲的藏书。   
董：我读书比较早，在我有记忆之后，似乎就已经开始阅读了，家人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儿时我和家族其他的孩子们去“大坝”（嫩江防洪大坝）上玩，大家都在玩耍，我却坐在那看小人书。这件事我已经忘了，但至少说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阅读。爱读书，现在想来，原因有两个，一个和父亲的基因有关；一个和家里多多少少有一点书有关。我父亲从小喜欢文学，喜欢阅读，家里多少有点藏书，古典文学的书有几本，泛文艺性的杂志有几本，还有其他一些书籍，不多，但是足够对我造成影响。
　　童年时候的阅读，主要包括有以下几大类。“小人书”，这方面现在还有印象的很多，像“水浒”、“三国”、“西游”、“高尔基的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道游击队》、《红岩》、《红日》、《李自成》、《小号手》、《雁翎队》、《鸡毛信》、《连心锁》、《桐柏英雄》等等，很多。还有就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父亲给我买了很多《连环画报》、《富春江画报》，我在这两种画报上接受了最初的美术熏陶，也看了很多经典文学作品的连环画，像皮兰德娄的《西西里柠檬》，“荷马史诗”、《根》；还有就是文革后新时期文学起始阶段的一些文学作品，像《大墙下的红玉兰》、《风筝飘带》、《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大书”，现在能记起的主要有这些：《诸葛亮》、《孙悟空》、《瓦岗寨》、《说岳全传》、《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海防前线的红领巾》、《阿福寻宝记》、《小英雄雨来》，茅盾的《子夜》、《动摇》、《幻灭》等等。童话方面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几本：《小公鸡历险记》、《出卖心的人》、《宝葫芦的秘密》，还有就是我看了很多父亲、二叔和老叔的语文、历史课本，其中如《落花生》、“灌园叟晚逢仙女”、“牛郎织女”、《老山界》、《社戏》、《黎明的河边》等，至今记忆深刻。杂志方面，有一年多吧，我一直买一种名叫《我们爱科学》的杂志，这本杂志开启了我深藏在内心的数扇窗户，让童年的我翘首遥望。还有《毛主席诗词》，小学的时候，常看父亲的一本红塑料皮的很厚很厚的《毛主席诗词》，因为那里面图画很多，还有主席书法、地图等等。
　　武侠小说我主要是高中时候阅读的，初中时也看了一些，比如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我是在一种街头小报上读到的缩写本；还有《今古传奇》，对《玉娇龙》印象深刻。高中时看金庸多，叹为观止，尤其是《天龙八部》。很奇怪，我没怎么看过古龙，后来，对武侠小说就没有兴趣了。

梁：哪些书对您的人生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说说具体的原因。
董：应该有很多，一时还真想不起来，就捡能想起的说吧。童年的时候，茅盾的小说让我性萌醒，有了明确的性别倾向；高尔基的《童年》让我感叹小说的伟大力量以及俄罗斯作家那种近乎大地般的饱含生殖性的创造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我的心灵为爱情而颤抖；青年以后，斯通的《梵高传》和培根的《人生论》塑造了我的灵魂，那种影响是决定性的。诗歌方面对我有影响的书应该更多，但是一时半会还真不好说哪本更重要，那就都重要吧。

梁：在文学读物匮乏的少年时期，古典诗词对你有影响吗？我发现你写有不少古体诗，还幽默地自称“董打油”。
董：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古典诗词。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更多是灵魂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以全部心灵呼吸中国的古典诗词，那他（她）就不会是个合格的中国人，也不会理解中国的历史、种族还有文化以及美学。我最先写诗就是写古体的诗词，从初二开始写，一直到高中毕业，写了很多，但都是些顺口溜。1989年以后基本就不写了。后来发手机短信的时候写写，觉得很好玩，这些年捎带着写了几首，能算是打油诗已经就不错了。古诗词太难写了，关键是现代人的语言和语感都不再适合古诗词的创作，古诗词特殊的技法、功力、学养、习惯和知识，现代人也大多匮乏甚至绝缘，所以说，中国古典式的格律诗一直会有人写，但是写好和使之成为有影响力的创作，几乎不可能了。超过古人，那更是痴人说梦。

梁：关于大屯，这个在回忆的琴弦中有着“阳光和泥土的混合音色”的地方，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转向了文学，而没有以体育和武术为志业，比如说，成为一个足球队员或者拳击手？
董：大屯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叫扶风（音）镇。我家从农村搬到长春，第一站就是大屯。我在大屯呆了六年，初中高中，都是在大屯度过的，是大屯塑造了我，这种影响现在还留存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大屯当时很“乱”，地癞流氓众多，现在说就是社会风气差，江湖气盛行，我的同学、邻居，很多都是“江湖人士”，我也很渴望过这种生活，从初一开始就不喜欢学习，混社会，高中时候已经有点名了，社会上认识的人也多了，经常和一些同学还有社会人结伙呼啸，其实主要是逃学，不着边际的玩，偶而也斗殴，打的都是那种见血的架。
　　大屯时期的我，其实很奇怪，一方面内心狂热的爱好文学，有远大的理想；一方面整月整学期的逃学，渴望过一种江湖生活；一方面性欲旺盛，但是内心羞涩，不敢追求异性，有人追求我，我又很“装”，觉得没有对象很“酷”，很爷们等等。现在想来，大屯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社会，也使我作为一个男性获得了男人式的肮脏的成长经验，我的性灵在这里自由而扭曲地展开，一半是梦想，一半是变态，还有一半是土头土脑。对我来说，大屯与成长、友谊、爱情、江湖、少年等等词汇有关，我的灵魂的一部分，由大屯和我在大屯的那段岁月构成。
　　为什么转向了文学？这就是因为爱好，我从性灵萌发那天起，就只爱好过文学，只想做与文学有关的事情。我也很爱好体育，自学过多年的武术，通过单纯的玩，在足球、篮球、排球锻炼上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参加比赛。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最后没有让人生与它们发生更深的关系。我父母都是贫寒家庭出身，不会拿出钱来发展孩子们的爱好，更不会有意识地加以培养了，他们只希望我学习。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在类似于自然成长的氛围中长大的，我基本上属于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产物。

梁：在“文化热”、“文学热”的时代氛围下，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你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八十年代”是怎样的？
董：1988年，我只是东北师大中文系办的中文自考全日制班的一名学员。整个80年代，我其实都很懵懂，当然，像电视剧啊、电影什么的我也接触一些，喇叭裤、港衫什么的生活氛围我也经历过。但是关于80年代，我只能说感受到一点点而已，那是上了师大之后，我开始阅读诸如《朦胧诗选》、《探索诗集》、“新时期流派小说选”、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海明威、萨特、第三代诗歌……当时的师大校园，也弥漫着自由而精英的氛围，学生活动很多，社团也很多，我那时候很用功，上课听讲，笔记记得很好。　　1989年那个节点以后，大学似乎瞬间就开始溃败，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我作为旁观者感受到了那种溃败，大学生开始做生意，谈恋爱，学校的氛围也在无形中变化了。1990年我21岁，我个人感觉，我是从这一年开始踏上了有意识成长的阶梯。之前的岁月，都是懵懂的，自然的，浑浑噩噩的。

梁：是什么契机使你接触到现代诗并开始诗歌写作，以至于成为持续至今的一种“偏执的理想”？
董：初二的时候我开始狂热喜欢诗歌，但那时候只能看点古诗词，阅读很有限，后来，上高中以后，看了点莱蒙托夫、普希金、郭小川等等，现代主义诗歌、诗歌史意义上的中国新诗，都没有读过。高中的时候，对我影响较大有这么几本书：《苏联现代诗选》、林子的《给他》、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再就是莱蒙托夫。高三的时候，我在大屯供销社买到了一本《台湾女诗人30家》，我是从这本书开始接触到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自由体现代汉诗的。到大学读后，我先后看到了更多的以现代主义风格为主的诗集，其中《探索诗集》、《朦胧诗选》、《台湾朦胧诗150首》、《外国朦胧诗150首》、《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戴望舒译诗集》、《聂鲁达诗选》、《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对我影响巨大。在读到第一首现代意义的诗歌以后，我就觉得现代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现代汉诗就应该是李金发、何其芳、卞之琳、穆旦、昌耀、北岛、舒婷、江河、顾城、洛夫、余光中、痖弦、第三代及其以后的众多诗人们写的这个路子的诗歌，除此无他。写现代诗，对我来说，简单也玄学地说，是一种“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要”。

梁：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外国诗人有哪些？他们的诗歌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品质？
董：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外国诗人很多，总体上来说，我的诗歌阅读以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和朦胧诗以后的中国诗歌为主。我喜欢过很多现当代的外国诗人，比如金斯堡、聂鲁达、埃利蒂斯、博尔赫斯、艾略特、波德莱尔、蓝波、拉金、休斯等等，对外国诗人，我的喜爱是广谱的，特别奉为圭臬的似乎也没有，相对来说，波德莱尔、蓝波、博尔赫斯看得多一些。这些年我更喜欢英语诗歌，古典作品和一些诗人的长诗。要说这些诗人都有哪些重要的品质，似乎一时半会也说不完，那就简单说说吧。比如波德莱尔之于现代感性的始源性，蓝波的天赋，博尔赫斯在纯净和平静中制造复杂、深度和混乱的能力，埃利蒂斯的枝繁叶茂的创造力，艾略特的经典性和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等等。

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在您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中，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代表作有哪些？
董：我是个鲁钝的人，但是上了诗歌的贼船，大脑被诗歌格式化了，中毒了，下不去这条船了。我80年代末开始写作现代诗，但是一直到1997年之前，都处于学徒期。1997年以后，我的诗语逐渐口语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开始写出了几首现在看来还能过得去的诗歌。1999年是个节点，从这一年开始，逐渐获得自己的东西，但是还是不成熟，有很多瑕疵。加入“非非”之后，对诗歌的认识逐渐不同和深化，但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自己的诗歌变化起来很难，一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写而已。对我的诗歌写作来说，2006年之前算是一个阶段，2006年到2009年算是另一个阶段，2009年后至今又是一个阶段。
　　一个诗人的代表作，应该由别人由时间来确定，自己确定，有点脸红，既然这么问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心目中自己的“代表”作吧，到也是“代表”作，它们“代表”着我的付出，我的青春，我的年华和岁月，我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的情感以及生活经历。我的诗歌之中，比较长一点的，《二十世纪的艺术》、《海子传》、《教师传》、《诗人传》、《我在古代的生活》、《写一写墙》、《写一写“我的世界杯”》、《写一写本城》我比较满意；短一点的《没有唐诗和灯的夜晚》、《命运牌破车》、《手写》、《自画像》等我比较满意。另，我这两年一直在写两组诗，一组是《写一写……》系列；一组是《……有感》系列，我渴望能通过这两组诗，重新获得诗歌写作的信心和快乐。

梁：除了诗歌写作，您还是一位锐勇的批评家，在当下的诗坛乱象中不仅保持着自己独立清醒的写作立场，而且对一些弄虚作假、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等丑陋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诗歌批评对于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它在你的整个写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董：过奖了。我确实不揣浅陋，妄谈妄议了一些与诗歌有关的人与事、现象等，博得了一些热闹而已。诗歌批评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来说，不单单是一种外在的审视、矫正、指南、指认、定位、规避、指引等的力量和氛围，它更是一种和诗歌水乳交融的力量，它们的关系不是互相依存互相丰富的，而是互相深入互相缠绕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其实现代主义诗歌兴起后，诗歌批评尤其是来自于诗人内部的诗歌批评就一直与现代诗一路随行，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诗人都是“双枪将”，诗歌和诗歌批评并行。中国也是这样，很多诗人尤其是第三代以后的很多先锋诗人，都是诗歌和评论两条腿走路。这也许可以算作是现代诗写作的一个现象吧。我这十年，写了不少文章，长长短短都有，总的来说，写作随笔、言论、评论等文章，丰满了我的心智，使我在我那受限于才华之窄的面积有限的诗歌写作之外，体味到了一个写作者的快乐和尊严。这以后，我可能写文还会更多一些，会多写些扎实的整理、研究、见证、经历的东西。

梁：新时期以来，先锋诗歌的发展与全国各地大量涌现的民刊紧密相关，民刊成为维护诗歌先锋性和纯粹性的精神阵地。您曾主持和参与编辑过多种知名的诗歌民刊，是民间诗歌运动的见证者，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历。
董：如你所说，中国自食指等开始的先锋诗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现代诗写作，与民刊的出现和发展是不可分的，民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第一现场，没有《今天》、《非非》、《他们》等民刊，哪有中国意义的先锋诗歌呢？如你所言，现代诗的先锋性和纯粹性，确实有赖于民刊的薪火相传和生生不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在一本半民刊《现代诗》上，这是吉林出版家、诗人陈琛在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执行主编的一本有内部刊物准印证的民刊，这本刊物保存了很多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吉林先锋诗歌的史料。
　　我第一次参与的民刊是《手写》，1999年10月出刊的，2001年，我和邵春光编印了《太阳》第九期，但这两次都是不太愉快的合作经历。《手写》、《太阳》之后，我还和四平诗人孙学军、孙慧峰合作在《关东作家》编辑出版了“中国诗歌特大号”等。
　　2011年，我参与内蒙古赤峰市大型诗歌民刊《红山诗刊》的编组，至今该刊已经出版了三期。反响不错。该刊是赤峰青年先锋诗人张永渝及其以他为首的“红山诗社”的同仁们编辑印刷的。张永渝是该刊的主编和主要推手。我目前是该刊的顾问之一和“红山诗社”的同仁。
　　因为是后非非写作的成员，也是第三极神性写作的成员，这些年我在著名诗歌民刊《非非》、《第三极》上发表了数量不菲的诗文，现在还是这两刊的副主编和执行编委，这应该感谢周伦佑先生和刘诚先生的厚爱和鼓励。除此之外，我在《大陆》（郁郁主编）、《流放地》（马永波主编）、《葵》（徐江主编）、《独立》（发星主编）、《或者》（小引主编）、《锋刃》（吕叶主编）、《诗》（道辉主编）、《诗歌蓝本》（老皮主编）、《反克》（顾北主编）等很多民刊都有诗文发表。
　　民刊之于我，如同水之于鱼儿，我想，在当下中国诗界，很多是诗人都是这样吧。

梁：有一种关于诗歌的气场理论，比如今天派所代表的北京时代，而第三代诗歌运动则开创了风起云涌的四川时代。您如何看待诗歌写作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九十年代之后，聚合于一地的宏大气场已经不复存在了，对目前的诗歌格局您怎么看？
董：地域与文学创作肯定有关系，这种关系，更多只能用玄学来加以蠡测，没办法理性处理之。关于地域和诗歌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过于强调反而不好，最好朦胧的感受之，而且大可以加进点有意思的玄学和不可知，人生何必那么理性呢？太理性了没有趣味。
　　我认可你说的90年代后，聚合于一地的宏大气场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结论，这和信息的普及以及更加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有关，和人员的强流动性有关。我觉得目前中国的诗坛非常多元，几代人绞杀在一起，50、60岁上下的很多诗人，还在潮头之上；年富力强的诗人们都葆有一定的创作状态，年轻人总能适时出现。现在的诗坛，划界的方式很多，也很复杂，诗人们呈现、彰显、推销、认证、保证自己的方式也很多。比如流派，群落，地域，活动，运动等等，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要言之有据，成立就行。这其中，我觉得，狭义的单纯的地域诗歌——指生活在一个地区的诗人们抱团结社进行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等——也许会是这个十年的一个亮点吧。因为现在中国诗人的确太多了，而金字塔尖上的诗人们就那些，下面的巨大的诗歌力量又不能不释放，那么如何释放呢？可能就会回到本地，在本地进行各种诗生活，然后慢慢静待有关诗人冒尖出来，成为代表本地区的诗人，汇入更为高一层次的全国范围内的诗歌层面之中。我觉得这样很好，诗人没必要孤独，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合理的过属于自己的诗生活，有利于诗人的身心，更有利于诗人的创作。

梁：一个成熟诗人的标志是什么？
董：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一个诗人，能被称为成熟的诗人，首先要有风格独特的属于自己的诗歌作品，有自己相对个人化的写作特征，比如意象、词汇、题材、语感等等。另外，一个成熟诗人的标志就是：必须具备成熟稳定的心智和心态，不躁动不盲动不急功近利，能够正确对待名利、社会、写作和生活，独特而不逾矩，超拔而又平静。就我个人来说，我更看重后者。因为各种原因，诗人在为人和生存上的特质被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东西强调和默许了，我接触过很多很有才华，活的也很像诗人的人，但是和他们交往真是苦不堪言，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成熟，距离真正的成熟还有一段距离，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

梁：周伦佑先生曾经指出：“众多诗歌流派的涌现和躁动，是80年代诗歌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您是“非非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中间代”诗人、“第三极神性写作”同仁，请谈一谈诗歌流派的意义，以及“流派”与“诗群”之间的差异。
董：周伦佑先生的说法很对，他确实说到了肯綮之处。其实不单单80年代，整个近现代文学艺术，都离不开流派，如果把流派广义化了，那文学史就是由各种流派构成的，流派也是文学史的主要话语和客观存在。我很珍惜和自豪于我是“非非主义诗人”“中间代诗人”“第三极神性写作同仁”，这倒不是为了自我定位和对小圈子有某种嗜好，主要是内心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我喜欢在这里面，我觉得这里面的人和事符合我对人和事的那种期待和要求，这里面的诗人的诗歌和其他文字都是我爱好的，都是我一读就懂就热爱的，我乐于在其中，也许，这就是俗话说的缘分吧。这里面，“中间代诗人”不是流派，“中间代”是一种文学史话语，我总是标注自己是中间代诗人，更多是为了感谢安琪，不忘安琪对我的无私的帮助，在我身处写作的黑暗之中，自我怀疑和自我陶醉很严重的岁月中，安琪把我选入中间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而非非主义（后非非诗人）和第三极神性写作都是当下诗坛实打实的重要流派，我能身处其中，必须要感谢周伦佑先生和刘诚先生，这种感谢，是亦师亦友的感谢，既有对师长的尊敬和敬仰，更有作为朋友的亲切和亲密。不夸张地说，他们两人塑造了我，是我的恩人。这两个流派，都是强调精神力的，都是强调与普遍意义上的诗歌写作间离乃至于分离的，我觉得速途同归，我为我是这两个流派的成员而自豪。
　　我个人觉得流派和诗群的差异很大，流派是有明确写作主张，有明确的成员的；一般还要有自己的机关刊物，而且持续时间不能太短。流派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主动建设的，一种是文学史后来归纳的，我指的主要是前一种。群落则不一样，群落一般没有集中的明确的写作主张，成员也不固定，也不一定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群落一般来说都是后追加和别人归纳总结命名的，身处其中的人到不一定怎么提倡和弘扬，成员内的认同感一般来说也可能不是很强。所以我认为，虽然都是文学史的常见组成部分和常用话语，流派和诗群差异还是很大的，流派更具备文学研究的个案价值；诗群更具备文学史的地标意义。二者不可混淆，更不可同日而语。

梁：您如何看待诗歌写作中的技艺问题？
董：对诗歌写作者也就是诗人来说，也许，说实话，天分是最重要的，最后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天分。只是这个天分也许来得早，也许来得晚，也许一直在写作者的生命中积压、潜伏着，需要时间和机缘来唤醒它。但是光有天分，没有机缘、阅读、努力、坚持、一意孤行……那也是绝对不行的。对诗歌写作来说，技艺非常重要，没有技艺，那来的诗歌，从某个角度来说，诗意的呈现，诗性的出现，诗质的贡献，就是技艺的产物，是技艺让它们出现在诗歌及其读解、阐释之中。不过对技艺的看法，也就是什么才是技艺，可能因人而异，不同的诗人或者写诗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和每个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有关。大者自大，高者自高，深者自深，反之亦然。那些境界、悟性不够，智力单薄，情感力纤弱的写诗者，即便怎么研究技艺，也不可能获得真技艺。

梁：据我所知，您的阅读量很大，除了诗歌，您还阅读哪些书籍？阅读对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董：我的阅读量还可以，除了诗歌外，我读理论、艺术、历史较多。我觉得，阅读不但是写作的母亲，也是写作的父亲，更是写作的妻子和儿子，还是写作的妓女。从某个角度来说，阅读生下了写作者及其写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阅读帮助、服侍和服务于写作者及其写作。所以说，没有阅读，何来写作，写作者的天赋再强，都必须持续地接受阅读之水的浇灌，否则就会干枯。妄谈天分、经历，而不谈阅读的那些写作者，都是不诚实的。我对没有阅读爱好和深度的写作者无法产生信任。

梁：您喜欢藏书吗？收藏了哪些有价值或有意义的图书，比如珍稀版本、签名本等等？
董：我谈不上喜欢藏书，倒是买了很多书，我买书不是为了藏，主要是为了看和用，没用的和不看的，就不买，即便很便宜，也不买。我的书来源有二，一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是父亲给我的，谈不上有什么珍稀版本，父亲给我的很多上世纪50、60、70年代出版的国内诗集有点意思。这些年，我也收到了很多师友赠予的各类图书，以及国内民刊，这些，我都很珍惜，其中就有周伦佑先生赠我的全套的《非非》和他签名的个人诗集、他编辑的诗集、书籍等，对我来说，这都是我的财富，因为它们不单单是书，是定价，还是友情，是岁月，是我个人的生命史。

梁：最近一阶段读过哪些好书，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董：我看书比较杂，特别专题性的阅读很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看胡戈·弗里德里希的《现代诗歌的结构》，觉得很有启发性，受益良多。最近读的是北岛等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七十年代》等，我觉得很好，我个人对文革那段历史比较感兴趣。

梁：您满意现在的生活吗？如果让您自由选择，你觉得一个诗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董：我现在属于自由职业者，基本上过上了自己一直想过的那种生活——温饱，自由，能够安于自己的喜爱。所以说算是基本满意吧。我这个人相信计划没有变化快，命运是决定性的，所以很少筹划生活，计划也少，随遇而安。我觉得，一个诗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不太为生存所苦，不太为生存而丧失必要的人格，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心情供自己随意使用，能保持心灵的健康和均衡。我后来仔细想了想，我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其实很接近于古人的隐居，在现代社会，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反动的，所以我就不怎么提了。不过，对诗人来说，鄙视、无视和远离世俗的、大众的标准，是绝对必须的。

　　　　　　　　　　　　　　　　　　　　　（2012.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