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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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 　　王学东1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中国现代新诗进入到当代社会，如何切中当下生存境域，又如何才能击中当下的生存体验，是当下诗学建构面临的一种重大课题。中国当代诗歌在中国诗界甚至是在国际诗界上真正的崛起是朦胧诗，也正是朦胧诗，中国当代诗歌才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现代诗歌品格和风貌。而朦胧诗诗学观念，却还是一个还未被开发的丰裕领地。敞亮朦胧诗诗学观念，不仅能对朦胧诗有一个更为完整和本真的思考，也是透视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的重要堡垒。
　　作为朦胧诗的领军人，北岛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更是一位对现代诗进行深入探索者。“《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到1980乃停刊。对于20世纪80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说，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创办《今天》杂志，北岛功不可没。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朦胧诗’的领袖人物。”[1]　（P22）　然而，北岛诗学在诗歌界却一直没有得以呈现。因此，厘清北岛诗学，不仅可以开启对北岛诗歌理解和阐释的新视域，进而也朗现中国现代诗学在当代的转型。
　　因此本文从北岛特有的诗学面目出发，深入阐释北岛的诗学观念，其最终目在于，展现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以期对当下诗坛给予一定的启示。
　　
　　一
　　要透视北岛的当代构型，我们首先面临和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他的诗学基本面貌是怎样的？即什么才能标示北岛诗学的当代个性。
　　对于北岛的形象定位，顾彬《论北岛的诗》影响极大。他把北岛的意义归纳如下：1、北岛标志着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宗教化倾向的终极。2、北岛绝非别人指责的“虚无主义”，而是新时代的破晓鸡。3、北岛对希望下了新的定义，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4、北岛代他那一代人发出了声音。[2] (P56)这所有的评价都指向北岛诗歌的“外在因缘”，即一种来自外在的压力所形成的诗歌，和在外在压力中产生的诗学观。
　　而北岛的诗歌语境在于，“我试着讲述自己写作的开端，但发现每次都不一样，于是我放弃了回溯源头的努力。我想，写作是生命的潜流，他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外在环境没有那么重要。”[3]这里北岛认为自己的诗歌要寻找源头是很困难的，但他又传达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对于他的写作来说，“外在环境没有那么重要”，这样就首先质疑了我们从“外在”去思考他的诗学的思路。尽管北岛也曾描述过他生活的“外在环境”，“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这恐怕和我上的学校有关。…… ‘文革’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再也不用上学了。那简直是一种狂喜，和革命的热情混在一起了。‘虔诚的信仰期’其实是革命理想、青春骚动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的混合体。……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4]因此，“外在环境”不是北岛的终极目的，也不是诗人诗学观念要建构的起点。虽然那“外在”不是这样尖锐激烈地与诗人碰撞出诗，但是那是他的一个开始，一个“迷失”的开始。我们从“外在环境”出发来构建诗人形象的，如果不抓住这点，即“内在的迷失”，来思考诗人的诗学观念，是不能切中诗人的最内核。“外在环境”终结的地方，才是诗人诗歌开始的地方。
　　正是“内在迷失”，而非“外在环境”，诗人才开始了找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独特体验：“自青少年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情感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来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5]在迷失的生活中，北岛通过写作寻找方向，我们只有寻找到这种方向性的东西，才能摸索到北岛诗歌理论的建基。
　　北岛的诗论，最早见于《上海文学》“百家诗会”，这是北岛诗学观念最集中的阐释之一。在他这篇最早的诗学探讨中，他劈头就说道，“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6]对于他这一诗学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的世界”这个观念，但是，我们通常把他这个观念仅仅限定在后面一句话上，即看重“真诚、独特、正直、正义、人性”。这些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北岛所谓的“自己的世界”，无疑有着非常重要和深邃的诗学内涵，可以洞开北岛世界所呈现的魅力和特点。但是，我们如果仅仅将重心落在后面，即在后面这些词语的所引申的广泛和多面的意义上旋转，即使我们跳出了独特的诗歌之舞，但我们是否能够说真正进入了北岛呢？或者说我们在此框架下所说的北岛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北岛呢？
　　北岛此后几次的访谈，使他的诗学理论也逐渐丰富和明晰起来，这些为我们提供了阐释北岛诗学的绝对视野，也才绽放出了北岛诗歌世界里一直赓续着的诗学观念。“我的诗受外国影响是有限的，主要还是要求充分表达内心自由的需要，时代造成了我们这一代的苦闷和特定的情绪与思想。”[7]在北岛的世界中，“外在环境不是那么重要”，现在这里“受外国影响有限”，这样，北岛的诗学思考还是又回到了北岛一开始就醉心的“自我世界”，现在进一步的阐释就是“内心需要”。正如北岛在评价食指的诗歌的时候所评价的一样，“而郭路生诗中的迷惘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萌动了写新诗的念头。他虽然受到贺敬之、郭小川的革命诗歌的影响，但本质完全不同——他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中。”[8]再次，“个人的声音”，即“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中”，才点亮了北岛诗歌理论的底色，北岛诗歌理论的起点也就被建设出来了。
　　“自己的世界”、“内心的需要”、“个人的声音”这些体验才是北岛创作的源头，“个人”才是北岛要寻找的方向，即“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个人内心需要的世界，一个个人内心声音的世界。也正是在“个人内心需要”、“个人内心声音”的维度上，我们可以说北岛，“他的终极目标毕竟不是疗救社会的药方，而是努力靠近人类本性的根部。”[9] (P26)因而，北岛诗学的基本面貌，他的诗学实质是一种“个人诗学”。
　二
　　如果说“个性解放”、“个性张扬”在五四已经基本建立，已经成为了诗歌的一个起点准则，并在诗歌中实践了由古代诗学“天道”向现代诗学“人道”的转换，那北岛所建立“个人诗学”又为我们呈现了怎样当代面目呢？
　　在北岛的“个人诗学”中，他首先强调的是，“诗歌”是一种命运，一种个人“孤独的命运”。他提出，“诗歌是个孤独的行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忠实于孤独，忠实于自己的命运。”[10](P545)在他的世界中，诗歌、行业、孤独、命运、自我是多面一体，诗歌的命运，就是自我的命运，就是孤独的命运，并且，这是一种自我的行业，也一种孤独的行业，而且，我们最终所需要的是对诗歌这样命运的“忠实”。北岛对于诗的本质和认识，对于诗歌与行业、孤独、命运纠缠在一起的“自我孤独”之感，灼然可见。正如一平认为作为《北岛诗歌集》的首篇《日子》，“其实它挺重要的，更接近北岛个人，显示了他的孤立性，甚至可以说此诗是解读北岛的一把钥匙。”[11] 在北岛看来，忠实于孤独，便忠实于个人，忠实于诗歌，也就忠实于个人内心需要，忠实于个人内心声音。因此，“北岛式”的“个人诗学”，北岛的“个人内心需要”和“个人内心声音”是一种人生体验的“孤独”。
　　其次北岛强调“孤独”是诗歌写作基本状态。他说，“我也正是从当建筑工人起开始写作的。由于我周围的师傅多半不识字，造成了一种封闭的写作空间，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这对一个作家的开始是很重要的。”[12]也就是说在诗歌创作中面对的是一个“自我的空间”，这种空间中，只有自我，“封闭”而且“绝对孤独”，才是诗歌创作的状态，才能进入诗歌创作的境域。而且北岛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在这样“孤独”的状态中，他的“诗歌写作”，就是他“孤独之舞”，“这是一场孤独的舞蹈，没有布景，也没有音乐，北岛的诗正合于‘回到动作本身’的现代舞之旨。”[13](P137)
　　人生体验到的孤独，产生了北岛的诗歌，但是其落脚点却是“忧郁”。“马查多认为，诗歌是忧郁的载体。也许就是我所说的‘动力与缺憾’的问题所在，即在中国新诗的传统中，要么缺少真正的忧郁，要么缺少其载体。”[14]北岛忠实于孤独，他的诗歌的自我、孤独、诗歌最终的载体就是“忧郁”，不断地书写忧郁，成为了北岛诗歌的“动力”，成为北岛诗歌中最为隐秘的核。在北岛“忠实于孤独”的诗歌思考之下，必将去触摸那令他孤独的理由，去感知那令他忧郁的理由，最终绽放出了北岛诗学繁复的面孔。
　　这其中的一个维度，是对社会的思考，即社会存在问题。是否是社会存在给他带来了孤独和忧郁？如果是，那这种孤独和忧郁的本质又是什么？他的诗歌首先看到的是社会存在，“令他忧郁的理由，令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荒谬一直保持极度敏感的理由，令他认同‘诗是忧郁的载体’（西班牙诗人马查多语），并致力于使写作成为对荒谬的持续揭示的理由。”[15] 荒谬的社会存在，即是带来自我孤独和忧郁的源泉之一，诗人要忠实于自我的孤独，要以诗歌这个忧郁的载体，那诗人所看到的社会存在就是更是荒谬的存在，诗人的诗歌中便不断地对社会荒谬的揭示。因此“《北岛诗选》中的许多篇，都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荒诞不经和不合理性。”[16]而也就是在奠基于社会荒谬感之下，诗人的孤独和忧郁呈现了这样的一种特质，即“不相信”，对荒谬的社会存在的不相信！这样就对带给了他“个人内心需要”和“个人内心声音”孤独和忧郁的社会存在进行强烈怀疑、批判和否定。所以诗人才说，他只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对不信的信念。”[17]于是，从这个维度上，我们把北岛看成一个对社会凌厉否定的“摩罗诗人”。洪子诚曾讲到，“有的人便把北岛比作海明威式的‘硬汉子’。这是因为他的是表现了强烈的否定意识，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这中怀疑和批判，不只是针对所处的环境，而且也涉及到人自身的分裂状况，这是北岛‘深刻’的地方。”[18]
　　带给北岛孤独和忧郁的，除了对荒谬的社会存在以外，还有就是对个体的存在。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时间”，特别是个体和生命来自时间的威胁，更是源源不断地让诗人的生命涌动着孤独和忧郁。他说“一个人称自己是诗人都应该自惭形秽。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多么有限，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卑微。”[19](P546)时间的压力，时间对生命的榨取，使得诗人有了变种的“我不相信”，形成了与时间抗争的诗歌观念，让诗歌与个人生命的时间抗争！“写作是与时间抗争，正如九叶派女诗人陈敬容的诗集的题目‘老去的是时间’。这正是诗歌的骄傲。”[20](P549)但是，时间不断地考验和缠绕着诗人，诗人用诗歌抗争着时间阴影下的孤独和忧郁，但是诗歌不时地掀动时间闪现的孤独和忧郁的力量，这成为了诗人个体命运的又一个困境。“诗人不必夸大自己的作用，更不必轻视自己，他正从事着艰苦而有意义的创作，让美好的一切深入人心。也许全部的困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时间总是公正的。”[21]因此最终，在北岛的诗歌的创作中，时间问题上升为了他诗歌的关键词，成为了他诗歌不得不面对重要的命题。“岁月和衰老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也进入我的写作。”[22](P546)
　　北岛的个体诗学，所呈现的当代面目就是，立足个人的孤独，以忧郁为根基，以之敞开对社会存在的批判和怀疑，并敞开对个体存在的质询和探究，使个人诗学进驻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三
　　北岛说“我不相信一次性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他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和放弃。”[23]反如果说反抗和抗争也是临时的、假定的，也是可以随时调整和放弃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以及诗学观念中的反抗和抗争中，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又是如何可能？
　　面对着荒谬的社会存在，面对时间压力下的自我存在，北岛认为“真正的诗人是不会随社会的潮起潮落而沉浮的，他往往越向前走越孤独，因为他深入的是黑暗的中心。现在是个消费的时代，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偏见根本不值一提。”[24] 尽管在北岛的诗歌中，那种“我不相信”的声音很大，以至于掩盖了他诗歌的本质。诗人从孤独忧郁开始，是对“社会偏见”所进行的反抗和抗争，最后要回到的还是“自我”，保持着自我的声音。这种声音就是作为一个思考者的声音，作为“我不相信”的思考者。北岛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北岛对社会的反抗、与时间的抗争，目的是始终让自己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始终让自己作为一个对社会和个体的“思者”。
　　北岛说“反叛者的智慧与意志往往最终被消解被取代。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某些早期诗歌，包括《回答》保持警惕的原因。换句话来说，除了怀旧外，我们对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必须有足够的反省，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进步。”[25]这样，北岛是要让“诗”走向“思”。北岛从个体内心的孤独，到对社会和个体存在的思考，其目的和实质就是要对社会和自我进行反思、反省和警惕。他所说的“我不相信”是对“社会偏见”的警惕，对一切社会存在和个人存在的警惕，只有在这种“不相信”中，在这样“思”中，在这样的警惕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也才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的最终图像。实际上，北岛也在自己的生活中践行着他诗学中“反省”和“警惕”的“思”，这就是生活中的“漂泊”。他说“‘漂泊’的好处是超越了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获得某种更复杂的视角，因而需要调整立场，对任何权力以及话语系统都保持必要的警惕。”[26]也正是这样的“思”中北岛以及这样的保持着“思”的北岛的世界，“它使生的空间更加富有，它给了人以人的感觉。”[27]
　　因此，“北岛式”的社会反抗和存在抗争是“弱”的、是“柔”的，诗人“忠实于孤独”，他的诗歌观念的基质是孤独、忧郁。他内心的需要个人的声音只是孤独，因此他的终极不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反抗者，而是成为一位“思”者，一位不断反思着的诗人。只有在“思”的维度上，方可进入北岛的诗歌，北岛独特的诗学力量才得以凸显。
　　并且，这种“思”的观念也就构成了北岛诗歌的“容纳量”，这就是北岛诗歌中以“空白”和“悖论”随呈现的丰富性。他说“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28]在北岛诗歌中多种现代派手法的运用，隐藏着北岛“思”的韵味，是要激发读者更多的“思”，引起读者“反省”和“警惕”！这其中，最直接的表达就是多种意象的并列、交流、摩擦、冲突、互动、互相渗透，绽放生命和自我的多种可能，“这些有着对立价值内涵的意象，在北岛的许多有着代表性的诗中，常处于密集、并置的结构方式，它们因此产生对比和撞击，有时形成一种‘悖论式’的情景。”[29]也正是诗人繁复意象的表达，为他诗歌的“容纳量”带来了可能。“我确实只喜欢短诗，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是现代抒情诗的‘载体’，即在最小的空间展现诗歌的丰富性。”[30]
　　在“思”的维度上，他有孤独的个人声音的诗人，他更是一位“思”者，一位不断反思着的诗人。只有在“思”的维度上，北岛独特的诗学力量才得以凸显，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才有可能。
四
　　于是我们进入到北岛诗学的最后实践阶段，他以“扳机诗学”实践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
　　在“个人诗学”的起点之下，“忠于孤独”而又“不相信”，因此洪子诚指出“有的人便把北岛比作海明威式的‘硬汉子’。”[31]柏桦认为“‘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他们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32](P39)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思”的维度上，不仅是“思”的硬汉子，而且形成了北岛特有的“扳机诗学”。
　　“但在现代社会中，诗歌只能起到类似扳机的触发作用，不可能也不应该获得持久效应。诗歌就像一股潜流，在喷发后又重返地下。”[33]北岛的诗，是作为扳机的诗歌，是触发诗人和读者的“思”的诗，并且不是一次性解决的“思”，是需不断地触发“思”的扳机，这样的一种“入思”的扳机诗学。以“诗”的“思”保持着对社会的反抗和对生命的抗争，以“思”的“诗”维持着诗歌的尊严，这样的面貌带来了中国现代诗歌开拓最有力的动力，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铺陈开新的境域。
　　在现代诗歌中，冯至与穆旦可以说筑建了中国现代新诗厚重的“思”的雕塑。冯至以“思”切入生命存在的体验，在生命本体、生命的意义上楔入，展示生命的真相。他的存在之思与存在之体验，呈现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人类的存在感觉：孤独、无助、有限。最终他的“诗之思”深入到人类外在的宇宙处境。而穆旦以“思”切入大地和生命的血肉，在感性化、肉体化中进行思辨，实践了官能感觉和抽象观念密切的融合。这种思博大、雄壮而冷酷，呈现一个不断分裂和破碎的自我个体所具有的撕裂的痛苦。这样他的“诗之思”最终进入到人心灵宇宙的内层。
　　而北岛扳机诗学的当代转型，是以“诗”触“思”。“以北岛为代表的峻急、沉痛和情绪化体验都分明地体现着那种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才能感受到的历史车轮辗压下的个人的痛苦、愤懑和反叛”[34]，特别是在当下社会中，面对当下生命的存在，面临当代文化的发展，诗歌只有作为扳机，才永远保持着对社会和自我的警惕，保持着对艺术的警惕，才能真正建立一个自我的世界。以“诗”触“思”，北岛的扳机诗学，完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转型，这不仅是朦胧诗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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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学东（1979—），男，四川乐山人，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主要研究中国新诗、四川作家、现代文化。
　　《当代文坛》，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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