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在西海都市报社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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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在西海都市报社谈诗(上)

　　主持人：谭五昌(诗评家、文学博士)、郭建强(诗人、西海都市报社专刊部主任)
　　与会者：潇潇、梁小斌、洪烛、郁东、曾凡华、杨远宏、燎原、北塔、雪阳、张耳、胡永刚、衣郎、曹谁、西原
　　地点：西海都市报社会议室
　　时间：8月10日23时至11日2时30分
　　郭建强：今天之所以请大家到这里，是因为当代诗歌在许多环节上需要与读者作出必要的沟通和回答。我们召开这样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应是对于诗歌节的一种延伸，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谭五昌：是西海都市报社和青海诗人的热情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在众人即将安睡的夜晚开口谈诗。今天我们研讨的主题是：第一，诗歌写作的地域性；第二，当代诗歌的流派；第三，诗人与自然的关系。
　　梁小斌(诗人)：青海的诗歌写作能否体现雄浑和开阔
　　我到青海就有种强烈的地域感，直观的感觉就是雄浑、辽阔、水天一色，我就想当地诗歌写作是不是能够体现这样的雄浑和开阔。比如，我在今晚的诗歌音乐晚会上听到的歌曲《喜马拉雅的风》，只是在反复呼唤，不存在更多技术性的变异。我不知道当地人对区域本身的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是否会把那种感觉夸张、放大？
　　洪烛(诗人)：地域性应当融在诗人的血液中
　　地域性应当是很好的，诗歌有许多翅膀，增加一个翅膀是好事。地域性应当是融在血液中的。我在研究西部诗时认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长在西部的诗人写的诗，一种是外地诗人写的关于西部的诗。西部诗虽然存在各种流派，但有一种稳定的形态。地域性还可以同传统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可以把唐朝的边塞诗看作西部诗的源头。
　　曾凡华(诗人)：我们要用诗干预社会生活
　　军旅诗是超地域性的，因为军旅诗人分布很广，从东南到西北。我在北方写过《北方十四行》，在南方也写过有关南方的诗。当然西部是出诗人的地方，周涛就是西部诗的代表人物。西部本身地域的艰险和人的豪放决定西部诗的豪爽，西部诗有这样的共同性。军旅诗是集大成者，从古代诗经到现代诗，无论哪个时代军旅诗都不可缺少。现在的军旅诗主要是干预生活，当代诗很容易离开生活，我们要用诗干预社会生活。
　　杨远宏(诗评家)：我强调中国诗歌写作的方向性、有效性和发现性
　　上世纪80年代的四川诗歌流派纷呈，是现代汉语诗一个重要的堡垒。不过关于流派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已经很清楚，我没有新的思考，所以这个问题我回避。关于地域的问题，从文化人类学来看，描述也是清晰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达成共识，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准备回避。
　　我强调中国诗歌写作的方向性、有效性和发现性。因为当下的很多诗歌写作是没有生命、灵魂和精神的，所以有必要强调方向性。当下写作，大量诗歌、诗人，无论从文本、人本都是无效的，完全可以不写，可以不存在，写作的无效性是造成诗歌现场混乱的罪魁祸首。发现性是诗人或批评家对人与世界、人与灵魂的关系有新发现、切入点，否则也是无效的。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强调文本，其实就人本与文本而言，人本应放在前面，而我们需要双重的鉴证、承担和建构。由于不少诗人缺少人本和文本的双重结合，这就造成当前写作的问题。要么是过分强调文本，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即非理性的感性化)的泛滥，人本的东西消失，诗歌跟天空大地无关，纯粹地玩技巧。我要说，这其实是皇帝的新衣，是种唯文本的写作。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诗人没有强烈自觉的文本意识、探索意识，只能靠不断寻找热点题材来写作。当然我不是说诗跟文本无关，比如小斌《雪白的墙》等诗作题材就很重要。只是诗人不能仅仅靠题材，我们需要人本和文本的双重的承担、建构。
　　如果我要给诗人分类，诗人们肯定会反感。批评家不仅要考虑学科构建的必要和方便，而且更要为对当下写作起到引导作用。诗人和批评家肯定是平等的，只是批评家不能放弃批评尺度、标准，我们应当引导写作，反对无原则地讨好诗人。我将诗人分成这样三类：一、优秀诗人，就是达到个人技巧和风格的成熟的诗人。二、文本诗人或重要诗人，就是提供前所未有的语言方式、文本样态，无论如何在未来文学史上这个人非说不可，他跟诗歌、文学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关系。我以画家毕加索为例，因为绘画的形态比文学明显许多，他在艺术史上创造出立体派的绘画文本，因此他成为绕不过的礁石，因为这种语言以后渗透到绘画的所有领域。三、伟大诗人，除了具备前两个条件之一，要么成为时代文化的精神象征，要么构成人类普遍的精神幻象、普遍的精神象征。我要提醒当代的诗人，不要急于称自己为伟大诗人，不要轻易放大自我感觉，大诗人可能一个时代无法产生一个。
　　燎原(诗评家)：我对当下诗歌的写作是乐观的
　　顺着杨远宏的话题来谈。他的意思是要清理门户，形成一种秩序，我不同意。1949年以来诗歌条理本来很清楚，是一种指定性的很强的统一。当下诗歌的混乱是因为每个诗人都由于某方面存在合理的元素而存在，而各种因素相互刺激才能刺激诗歌整体创作的上升，所以我对当下诗歌的写作是乐观的。当然我也认为没有非常重要的诗人，不过整体状况还是不错的。杨远宏说评论家应当引导诗歌，其实诗人本身有自己的方向，应当让诗人自己去多元发展，评论家不具有这样的责任。当然评论是该有标准，我对这点很认同。当下炒作式的的评论是无效的。地域性写作是存在的，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地域性诗人。我对写黑非洲的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写南美大陆的智利的聂鲁达等一些地域性诗人都很关注。地域性是一个元素，只是坚持地域性而没有更多发现就无意义。
　　北塔(诗人)：我年轻时在西部漫游过，也写过西部的诗，只是我感觉地域性成立的可能性很小。首先，现在说西部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把成都诗人归入西部诗显然不合适。
　　燎原：我们以前所说的西部只是指西北。事实上这里的西部是文化意义上的，你说的西部是从社会经济角度说的。
　　北塔：当代诗人批评缺乏一种自我的他指化，也就是缺少对自己的解构、批评的能力和素养。西部诗不能只描摹高山大海、荒漠草原，地域性需要关联精神向度。昌耀的诗在精神含量上是饱满的，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小斌刚才问西部诗人的自我意识是否存在或存在多少，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代诗需要自我意识，不过更多的是非自我意识的。比如在今晚演唱的格萨尔歌手，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我在晚会问那个歌手，他说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西部诗人应当超越文法意义上的自我意识，这里的自我意识是被文明规约的。在青海可以接触到非科学的、梦幻意识的、离诗歌的本质更近的东西，这是诗歌创作的非常丰富的资源。
　　可能今晚会议的宗旨是让批评家发出更多的声音，或者诗人也以批评家的声音来发表看法，我也将批评家分成三种(大笑)：一、学者型的，他们是博学的，他们发展的方向是教授。不过他们很容易把文本当成理论阐释的工具，这在上世纪80年代表现得特别明显。二、诗人型的，假如我们将波德莱尔作为现代主义的开始，从此诗人也必须是批评家，一方面是对文明批判，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诗的批评。不过这样的批评也很容易成为半调子，就是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自己的诗上，对自己的诗自言自说，这当然是无效的。当下的诗人最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文人型的，就像今天这样在深夜，跟一帮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最好是有茶有酒，他们的批评平淡而不缺乏尖锐，自然也有理论建构，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主客观的相统一。我要说，当代诗人批评缺乏一种自我的他指化，也就是缺少对自己的解构、批评的能力和素养。
　　雪阳(澳大利亚诗人)：自然就是我们的大身体
　　地域性对我的影响非常小，因为我一直在流浪。我们中国的状况是文明的倾斜，东部经济发展迅速。不过西部的环境破坏小，可以真正唤醒人的良知，将来有可能大放异彩。不过，我们不要过分强调地域性，诗人应当像大树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上，枝桠却在努力接近天空，根就是地域性，天空就是普遍性。我们必须深深地扎根地域中，枝桠则超越地域。我对整个新诗不看好，大都不值一读。我离开中国到英国，就是为回避诗坛，我进行一种没有地域性的灵魂的写作。这次我就是要来看西部的青海是不是我想象中的。
　　我们精神极容易为环境影响。我经常在雨夜用布条蒙住眼睛从窗户往外望(英国是多雨的)，这一刻我仿佛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南方。我的眼睛中有种永恒的黑暗，我称之为秘密的光明。有些人将西方文明危机的解决寄托在东方，我却想东方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吗？一次，我给西方人讲“仁”字，我跟他们说其中的两横，上面的代表天，下面的代表地，这就是天人合一，数千年就是这样的象形字在支撑我们的文明。他们点头，但是并不同意。伟大的诗人有伟大的精神，这精神由个体、同体构成，个体就是你的精神世界，同体是你和万物融为一体的程度，就是那种悲悯的情怀。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佛教讲万法为身，其实自然就是我们的大身体。
　　(整理：郭建强 曹谁 西原 衣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