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学术——牟宗三的学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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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生命与学术——牟宗三的学术境界

生命与学术——牟宗三的学术境界 　　学者的生命是与时代的问题相联系的。学者处于文化转型之中的现代困境在于：如何在获得激增的文献信息和掌握膨胀的专业知识时，而不被资料所淹没，不丧失关注人的意识和世纪难题，不丢弃心性和精神的完整性。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这一问题的表面是物质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深层则是观念层和价值层面上的生存意义的迷失和价值的失落，是价值关怀遭到虚无主义浸蚀的问题。直面这些问题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当代中国新儒家的时代课题。而牟宗三就是这一时代课题的价值追询者和道德形而上体系建构者。 　　一、生命的轨迹 　　牟宗三，这位生于世纪之初(1909)的山东人，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就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生命情调和沉思性格。他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大陆、台湾多所大学任教，除了亲授弟子以外，还出版堪称等身的著作二十余部。正是他的生命情怀和学术历程，画出了他与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相生相契的轨迹。 　　将生命与学术紧密相连，这是牟宗三区别于任何“为学术而学术”或“为声名而学术”之辈的地方。他的生命是学思悟道的生命，他的学术是“生命的学问”。无论是讲先秦儒还是宋明儒，无论是讲魏晋的才性玄理，还是讲佛性与般若，他都配合康德的思考来了解人类理性的问题，并以全生命投入去打通中西并畅通文化生命的血脉。总体上看，这位终身笔耕不辍的学者，其学术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四十岁以前。这时期可称为求学和哲学观念形成时期，他主要致力于逻辑、知识论以及康德知性哲学的研究。著作有<<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逻辑典范》、《认识心之批判》等。这一阶段，牟宗三就表现出融合中西的才识。他因读《朱子语类》而增强了“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进而醉心于中国哲学的玄奥幽远的义理。同时受柏格森、杜威、达尔文的影响，进一步研究怀特海哲学和康德哲学，从此关注“知性主体”的分析，而“深契于康德之精神路向”。甚至到了晚年，牟宗三仍认为，“自己的一生是配合着康德的思考来了解人类理性的问题”(《我的学思进程》)，足见其受康德影响之深。 　　第二阶段是他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这时期可称为转向中国文化精神和内圣外王研究的重要阶段，也是作者著述最勤的时期。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道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与玄理》和《心体与性体》（三卷）。当然，其后《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佛性与般若》、《名家与荀子》也可以看作这一时期著作的完善和补充。这一时期，熊十力对牟宗三的影响不可低估。与第一阶段研究逻辑和知识论不同，这一阶段，牟宗三在“文化意识及时代悲感”的感情中，转向中国文化根基的发掘，并从儒释道三教义理。这样，就可以一方面深究中国内圣之学，深入文化深层结构，解析义理，弘扬精神；另一方面力求将儒家的道德精神（道统）落实到外王事业中去，并进而开出“学统”与“政统”，以中国文化精神义理说明或解决现时代的文化难题。 　　第三阶段是他六十岁以后，这是牟宗三智慧圆融集大成阶段。这一时期他关注中西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汇，从而在对康德哲学的消化吸收中，重建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智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时代与感受》、《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注》、《圆善论》，并译康德《判断力批判》。其后，牟宗三又再写《真美善的分别说与合一说》。 　　可以说，牟宗三的一生是一个真诚学者思考写作的一生，是一个在苦难时代中成长的哲学家的悲情与学思相激相荡的一生。他的学术生命是通过疏解中国古典文献经典来消化康德所思考的问题，并反过来畅通中国的文化生命的进程。愈到晚年，牟宗三愈迫切地感到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化性创造。他在康德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看到康德讲真、善、美，但却缺乏“即真、即美、即善”的合一境界，而这方面，牟宗三认为中国人如能开源畅流，就终能达到最后圆成的境界。 　　　二、现代化语境与内圣外王 　　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先秦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必须面对“现代化”这一当代语境。 　　作为儒学第一期的先秦原儒，处于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而寻求一统天下之道，于是开启内圣的人格境界，以内圣来贞定外王，就成为中国学术人文精神的源头。牟宗三将原儒分为三个阶段，即孔、孟、苟为第一阶段；《中庸》、《易•系辞》、《乐记》、《大学》为第二阶段；董仲舒为第三阶段。这一点与熊十力独尊孔子大不相同。 　　作为儒学第二期的宋明理学，深得牟宗三欣赏。他费时数年苦心所著《心体与性体》为阐释理学的巨作。他称这一时期为“彰显绝对主体性时期”，并演进为“三系”，即由周敦颐开端，张载、程颢成其大，至胡宏、张南轩、刘宗周为第一系；由北宋程颐到南宋朱熹为第二系；而陆王心学为第三系。宋明儒过分注重心性之学，使内圣强而外王弱，出现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裂隙。 　　作为儒学第三期的现代新儒家，面对强劲的西化思潮和全盘反传统潮流，经历了“花果飘零的季节”，而薪火相传，会通西方哲学，以宋明儒的心性之学为本体，找到自己的“返本开新”之位，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以此成为抵制全盘西化，立足传统融合古今以进入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 　　牟宗三为第三期儒学规定的使命概括为“三统之说”，即“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 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道德的理想主义》序，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道统以内圣为本，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而学统和政统以开出新外王为目的，亦即通过“内圣”之修重建儒家道德体系，并将这种泛道德主义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即经过“良知自我坎陷”——道德良知经过自我否定从“无执”转为“有执”，进而转出知性主体，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民主与科学。 　　然而，牟宗三为中国新儒家所选择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这条路并非坦途，而是一条曲折艰难之路。尽管东亚各国的崛起，使人们从比较文化的角度重新检视儒学与现代化的新关系，甚至心性之学有可能对现代化的弊端和生存意义迷失加以纠偏，但如果一味向道德中心价值系统复归，而加大儒学思想中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甚至退缩到内在心性和宗教性层面，而不能真正在现代化进程中反省传统的局限性和现代化的偏向，就有可能使新儒家的道德理想变为新的空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二难中，现代新儒家所承担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历史重担是不堪其重的。就此而言，牟宗三所关注的“即真、即美、即善”的合一境界问题，仍具有浓厚的“将本体论道德化”的倾向。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现代可能性与可行性仍值得怀疑。 　　三、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生命意义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先秦之誓游士”与唐宋之“文士”其历史处境、经济地位、心态命运已大不相同，其学术选择同时成为一种精神价值向度的选择。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术与精神价值层面的差异，使其分化为三大派，即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在某一时期关系紧密，以致学界宽泛地将其称为激进主义。一般而言，文化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传统，主张全面肯定西方文明，然而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中，又生出文化改良主义情绪，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严复、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文化激进主义同样全盘反传统，但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批判和保留态度，其文化批判和文化怀疑精神中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其文化批判往往以“文化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期在文化废墟上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不同于既往的新文化秩序。其代表人物如郭沫若等。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思想的激烈论战中，坚持肯定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承接原儒尤其是宋明儒的心性学说，保持不激不厉、相对稳定的文化定位和理论取向，对西方文明仅取物质层和制度层（科学与民主），而在观念层和价值层面上拒绝西方的精神模式和道德体系，强调在西方渐炽和传统式微处境中弘扬国故，返本开新。其代表人物有王国维、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徐复观、 唐君毅、牟宗三等。 　　牟宗三作为新儒学大师鲜明地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首先，以道统强化历史文化意识，以学统来激活自己的孤苦心灵的创造欲望，以政统将内圣修养推演到现代化的民主科学层面建设上；其次，对于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激烈反传统主义和西化情绪加以反省，力求在外部的巨变中葆有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化命脉；第三，在国学的困境中产生出一种民族自尊感和自强感。因此，除了交织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外，也有着相当浓郁的唯智主义和学院派色彩（相对仁者型学者唐君毅、勇者型学者徐复观而言，牟宗三属智者型哲人）。 　　我们可以看到牟宗三学术所具有的当代意义，他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力求发掘中国元典精神和中国心性价值，同时吸收西方康德哲学精华以达到“圆善”的“真、美、善”合一境界。他的意图在于运用现代科技而又在精神层面反抗现代化带来的“人的片面发展”的负效应，就这一点而言，他是有资格与西方大哲海德格尔、 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对话的中国哲人。当然，总体上看， 牟宗三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化传统似乎多了些转化中的重释和重估，而少了些批判性重建。尤其是他以道统、学统、政统的阐释者和维护者自居时，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评就显得相当“激进”，对文化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显得过分情绪化。尤其是作为台港的学术巨子，因意识形态体系的差异，他的某些“话语”难以被大陆学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