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关于构建中国“手艺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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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鲁生：关于构建中国“手艺学”的问题



    手艺，以手造物的技艺，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人类文明认知、审美、伦理等诸多内容，一直以来在艺术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以及工艺美术学的研究领域受到关注，手艺的问题也附属于相关学科加以研究。虽然工业文明兴起，伴随对机械生产的反思和批判，“手艺”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手艺”也前所未有的获得了自觉、自明的内涵，但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终未形成。可以看到，在机器生产、机械美学较早兴起的西方社会，无论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其后的“手艺复兴运动”，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作室手工艺运动”、七八十年代的“设计师-造物人”运动、90年代的“后工艺运动”；无论是反省工业化弊端，还是使手艺与设计融合，走向装置艺术、公共艺术、观念艺术；或通过单件制作、限量复制，或通过手艺的设计转化为制造实用产品，开辟工业设计与传统手工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手艺”的独特内涵、意义和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并走向独立和自律，但是作为独立知识学科体系的建构仍然滞后。进入信息化时代，通过全球化的信息网络，器物的形态及技术随时可以被传递和复制，手艺造物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在新的技术和文化语境中再次被凸显出来。因此，以“手艺”为研究对象，运用专门的研究方法，加强对“手艺”本体的学术研究，就其相关命题进行概念的界定、体系化地梳理、逻辑化的建构，具有必要性。

    尤其对中国这个有着悠久的手艺文化历史、在现代化进程中又经历着急剧转型的国家，手艺作为传承演进的活态传统、作为本土文化谱系，亟需开展理论研究和系统化的建构。因为仅就现实而言，“手艺”不能只作为“遗产”成为文献记录和博物馆的留存，应该在演进、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仅就记录和留存而言也必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具有基于“手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同时，产业化的开发是不可回避的命题，是新的经济文化语境中传统的再造，是新形势下文化的传承和再生，有效解决市场和经济驱动可能造成的肢解和破坏，需要加强关于手艺历史、理论、实践的研究，并在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多元视野的参照下，求解“手艺”理论和实践的命题。

    因此，构建中国“手艺学”亟具必要性，其学科体系和学术命题也已相对独立而清晰地凸显出来，具有作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有待系统、深入地加以研究推进。

一、构建中国“手艺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作为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学科的意义在于知识的专业化，从而创立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当前，建立“手艺”学科，对数千年传承发展的“手艺”进行专门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具有必要性。这首先是两种知识形态相互建构的过程。因为“手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习得性知识，重实践、重形态、重经验，是“嵌入的、非编码”的隐性知识，是“隐含在各知识主体手中和头脑中的，体现为技能、技巧、诀窍、经验、洞察力、心智模式、群体成员的默契等”的知识文化形态，一直以来多经验总结和形态批评，少原理性研究，相对缺少“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哲学意义上的辨析和阐释。虽然中国先秦以来的《考工记》、《天工开物》，以及《闲情偶记》、《乡言解颐》、《陶说》、《阳羡名陶录》、《窑器说》、《景德镇陶录》、《南窑笔记》、《古铜瓷器考》、《丝绣笔记》、《顾绣考》、《雪宦绣谱》、《绣谱》等等对手艺作出了专门化的描述和阐发，奠定了手艺的思想基础，但在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架构中，手艺由于缺少独立定位，或附属于工艺美术、民艺、民间美术研究范畴，关注艺术性；或附属于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关注社会性，从而存在总体上重视手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和艺术形态，相对缺少从手工造物本体出发的研究，包括从创作个体出发的原理研究等问题。所以，作为独立学科的“手艺学”的建构具有必要性。

    建构中国“手艺学”，加强中国本土手艺文化体系研究，符合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现实要求，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正如民俗学侧重本土研究，人类学重视他者研究，特定的“手艺”是和特定的文化范围内人们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手艺学”首先是从本土造物文化出发开展的研究。“器以载道”、“器以藏礼”，手艺以物质文化的形式融合了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诸多内容，包含了认知、技能、审美等诸多要素，而且作为具有整体性、稳定性的传统不断演进传承，成为本土性的文化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将之作为独立对象加以系统研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就中国文化而言，既有丰厚的传统积淀，也在急剧转型中不同程度地面临断层、失语的危机，加强历史化地整理和关于实践、关于理论的学术研究，亟具紧迫性。具体来说，正是由于被动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将前工业、工业、后工业三个历史阶段压缩到共时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以工业社会为主导、兼有前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经济要素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手艺也有自身的发展环境、特点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手艺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也是要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在学科背景和特有的知识结构中加以回答，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有所担当。


二、“手艺学”的学科体系


    作为独立学科，“手艺学”的构架需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即“手艺学”的学科体系中，包含手艺原理、手艺批评和手艺史的研究。“手艺学”必须对三个基本问题获得清晰的解答:“手艺是什么？手艺是怎样发展下来的，现在又是怎样发展着？手艺对于现代有怎样的意义？”其中，手艺原理主要回答“手艺是什么”的问题，关系到手艺的本质、手艺的形质特征和社会职能，对手艺的范畴、判断标准等问题加以研究。手艺史回答手艺发展的问题，手艺批评涉及怎样评价手艺作品，确定其意义与价值，回答手艺怎样帮助我们解决时代提出的任务。也就是说，手艺原理是手艺哲学的研究，手艺史和手艺作品关涉具体的手艺形态和作品。参考文艺学在梳理自身学科体系时的逻辑辨析，我们认为，“手艺学”各组成部分的其整体的意义也在于此若只有关于手艺的清楚概念，但却没有手艺历史的知识，不知道最优秀的手艺创作，不知道手艺史，是不够的。同样，只懂手艺原理和手艺史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运用手艺创造的经验、知识、思想和形象来帮助解决生活出的课题，必须和合乎现代观点的手艺作品批评相联系，必须和以人的问题和利益为出发点的手艺作品批评相联系。所以，在这一以手艺为核心的学科架构中，包含了对于手艺本体的历时与共时、原理与实践、历史形态与文化形态的综合研究，且相互联系。

    同时，在学科体系构建中，要构建建立“手艺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联系，包括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从手艺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功能、价值、内涵出发，进行多元视野下的共同观照。所谓“不仅有必要知道物体是什么以及它的历史和流传情况，而且有必要把握它在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文化中占居了怎样的位置，它的现实存在意味着人类怎样的精神状态”。正因为如此，手艺学的研究也将深入应用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注手艺与日常生活及社会文化空间的深层联系，把握手艺与整体文化格局的联系，解释其发展、变化的社会学、人类学根据，在宏观架构中把握手艺的本质、实践以及历史变迁。尤其在信息化、全球化语境中，手艺的多元价值与作用需要综合把握，正如手工艺理论家保罗·格林哈尔希所评论的“在各种视觉艺术中手工艺处在最有趣的连接点上。它们（各种手工艺）跨越了大众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边界；作为基本上全球化的事物，它们对于我们理解地域性与民族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研究性别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们活跃于经济的各个层面；它们是很多神话学辩论的核心话题；在所有的视觉艺术中它们最具基本的学科交叉性；它们介于古风与现代性之间最复杂的空间之中。”手艺学体系的建构也需要在多元交叉的架构中展开。


三、“手艺学”的基本命题


    我们认为，手艺学科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命题，一个是手艺传承问题，一个是造物哲学问题。前者涉及手艺演进发展的动力机制，后者涉及其所蕴含的深层的心理结构和观念文化。由这两个基本问题延展开的是师承、传播、艺术、技艺、审美、生产、消费、批评、应用等诸多问题，涉及其艺术与文化形态、社会功能等不同层面的分析和探讨。

    “传承”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在“手艺学”研究中也具有核心意义。不仅因为手艺的现实困境是传承问题，而且因为“传承”在手艺的知识和实践体系中具有基础意义，其内在的规律有待于科学、深入地加以研究，同时，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力量对于手艺传承的作用也有待具体分析，我们必须运用实证、对比观察、逻辑分析等科学方法，深入把握传承中稳定或变异、裂变或渗透以及重组的因素是什么、深层的作用力是什么，从而为手艺传承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持。

    “造物哲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正如人们已经从手艺的研究中解读出生动丰富的艺术、人文以及社会信息，诠释了手艺思想中蕴含的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思考和主张。正如人们从仰韶的彩陶和殷商的饕餮中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看到了通过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种时代的风尚、一种民族的习惯、一种社会的心理、一种集团的气质”。如果说从新石器时代到当下，手艺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性格，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中必然隐含着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如有研究者就中国工艺文化发达所涉及的思维习惯和形成的历史影响分析指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感性和理性两极并不发达，因而在体育与科学活动中常显得动力不足；但在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中间层次，我们却有着极为肥沃的文化土壤，因而艺术和工艺特别发达。”因为务实、尚用，更注重经验积累，更讲求实践和内省，在关注容易产生效益的工艺技术并造就灿烂工艺文明的同时，也疏离了对理论科学追根究底的探寻，所以“在公元1至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但当西方的理论科学到17世纪后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科学和工业革命成为左右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巨大力量的时候，中华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陷入存亡绝续的困境，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被动的境遇中开启。除了这些具体阐释思路以外，中国的“手艺哲学”还包含“手”与“心”、“技”与“道”、“悟”与“味”等“体”、“用”范畴及内涵，是造物智慧的精髓，也是“手艺学”的主体范畴，有待深入系统地加以研究。

    总之，中国“手艺学”的建构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成熟的学术条件，就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和体系加以系统深入地探讨，具有求真的学术意义，也有助于实现中国文化传承的实践命题，具有价值关怀的现实意义，需要相关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和完善学科研究，在知识建构和人才培养上也将发挥基础的、持续的、积极而深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