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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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难成
——读少堂先生《中国教育家为何太少》
南京市教科所所长
刘永和

2008年6月24日《南方都市报》一篇程少堂的文章《中国教育家为何太少》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引起教育界的极大关注。程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家之所以“太少”，是因为“教育家”的独特性和神圣性。“由于独特，所以难得；由于神圣，所以极其崇高而庄严，不可亵渎。正由于‘教育家’这个称呼极其崇高而庄严，‘中国教育家太少’（岂止中国？）就应该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吧？”

其实，教育家太少原因很多，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家”难以衡量。有了一项发明创造就可以称为“科学家”，出几本文学作品就可以成为“作家”，画几张出名的画作就可以称为画家，写几张被公认的字就可以成为书法家，打了几次大胜仗就可以称为军事家，唱几首好听的歌曲就可以称为歌唱家……，这里有一个衡量比较明确的衡量标准，达到这个标准，你就可以成为“家”；然而，教育就不一样，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做“教育家”呢？按理，教师成功地教了几届学生，辅导了几个竞赛冠军，学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创造了一个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我们不是可以称为“教育家”吗？但是，这些几乎都难以成为“教育家”的标准，而且，那些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标准是模糊的，难以确定的。

二是“教育家”标准太高。所谓“家”就是“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现代汉语词典》）；那么，“教育家”应该是掌握了教育的专门学识，从事教育专门活动的人，这就是教师；一个在教育方面达到一定造诣的人就应该是“教育家”。但是，现在这样的标准谁也不能接受，似乎认为标准太低（其实和其它的“家”是一样的标准）。于是，我们似乎要求“教育家”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有自己的教育理论，有自己的教育模式，有自己的教育方法，有自己的教育成就，……而且，所谓“自己的”就是与众不同的，具有独特性的，这样的标准，中国和世界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而且，标准之中还有标准，比如自己的教育理论，什么样的教育理论才能够合格？因为教育理论一般都会有不同意见。

三是“教育者”人口众多。中国目前有教师约1250万人，也就是100个人中就有1位教师。南京市有700余万人口，有教师7万余名。在为数不多的善于绘画的人中找到几位称之为画家还是好办的，但是，在7万名教师中找几位“教育家”要比登天还难！2006年，南京市教育局在编写《南京教育史》的时候，打破“生不立传”的规矩，将健在的甚至还在教学一线的16位教育人写入《南京教育史》，其标准为：特级教师或者全国先进工作者，有具备学术价值的专著，在行业内具有领军作用，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而没有可比性。于是，选择“名垂青史”的教师工作难度巨大，在300余名基本符合条件的教师中选出30余名教师，征求各方面意见，最终确定16人。2007年命名为“南京市基础教育专家”，简称“教育家”。还有高校呢？那些人数众多的教授怎么办？我以为，行业人数越多，越没有“家”，教师中没有教育家，医院也难有医学家，就和农民中没有农业家、工人中没有“工业家”一样，专业人员越多也就越没有“家”。


（2008年6月26日）

附《中国教育家为何太少》

中国教育家为何太少？
程少堂
经常听人抱怨：“自陶行知以来，中国教育家太少。”我觉得，中国之所以教育家太少，原因很多，但是与我们把“教育家”这个称呼搞得太过神秘化有关。

看电视采访时，经常能看到一些中老年演员自称“艺术家”， 一些卓有成就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自称“科学家”，如此等等。他们这样自称的时候，看不出心理上有什么“不能承受之重”，听众也没觉得有何不妥。但是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总是浮想联翩，想到教育界。去年有一次学生辩论赛，我忝列评委，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教授在应邀对选手的表现作现场点评时，有一句话极大地吸引了我：“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认为……”。尽管这位教授学问大，很有名，但是他自称“一位历史学家”时的从容和自信，仍然让我颇受震动，思绪万千。

在教育界，无论你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有多大贡献，被称为“教育家”的很少见，自称是“教育家”的现象更是见不到。但是有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一个例外，他就是刘道玉先生。刘道玉先生1980年代曾任我国著名大学武汉大学的校长，他领导的武汉大学的很多教育改革，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不能超越。刘道玉先生因此被称为“武大的蔡元培”。就是这位“武大的蔡元培”，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在给教育部的一封信中写下“面对当前的局势，作为一个教育家，我忧心如焚”的句子。任何人都会明白，他在这里自称“教育家”，为的只是强调自己对青年学生的殷殷关切之意和眷眷爱护之情。事态平息之后，教育部一位领导在武汉大学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竟不指名地面斥刘道玉先生：“教育家不是自封的！”我想，这句话不仅会对刘道玉先生造成伤害，而且，我敢断言，自此以后，中国再不会有人在任何场合（哪怕是非常特殊的场合）、用任何方式自称“教育家”了。道理很简单：“武大的蔡元培”刘道玉都不配自称“教育家”，谁配呢？

演员有了较大成就和影响可以自称“艺术家”；科研工作者有了发明创造可以自称“科学家”；历史教授在某一研究领域有了开拓性贡献，就可以自称“历史学家”；出版了几本书的人可以自称“作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很正常，被社会所认可。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无论其成就多么卓越，也不能自称“教育家”。也许，这说明了“教育家”这个称呼的独特性和神圣性。由于独特，所以难得；由于神圣，所以极其崇高而庄严，不可亵渎。正由于“教育家”这个称呼极其崇高而庄严，“中国教育家太少”（岂止中国？）就应该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吧？

但是，我们的时代需要“教育家”；我们的时代能够造就“教育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批自己的“教育家”。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把“教育家”泛化，也不要把他神秘化，妄自菲薄，看成高不可攀。

（本文发表在2008年6月24日《南方都市报》“学习时代”C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