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当下文学批评的几个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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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骏虎:当下文学批评的几个错位

李骏虎

　　
　　我是个小说作家，又因为工作需要，负责省作协创研部的工作，整天和文学批评家打交道，组织作家作品研讨以及培养青年批评家等一系列的活动。但是说心里话，作为一个作家，我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和批评家的姿态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都不是作家和读者期待中的样子，从根本上讲，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首先，是批评家服务对象或者说引导对象的错位。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文学理论与评论具有引导文学创作的职能，仿佛批评家是为了文学健康发展和作家作品质量服务的，究竟这种功能是否有效，且存疑，我要说的是，作家和读者期待中的批评家其实应该是为公众服务的。相对来说，在这个传媒发达的时代，读书的人比从前单一精神产品的时候少了，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各种良莠不齐的出版物和书籍却泥沙俱下铺天盖地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有深厚文学素养和审美修养的文学批评家站出来，评估、阅读、分析并向读者和公众推荐、介绍好的作家与作品，抨击那些趣味低下、思想危险的书籍，引导和修正大众的阅读趣味，经营社会读书环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退化为研讨会的御用文人，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神乎其神地塑造权威，以至于文学批评只针对作家作品，也只有作家才会去注意到批评家在说些什么。而更可悲的谁，往往因为经济利益或者人际关系，想让批评家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反正都是说给作家本人听，只要作家本人受得了，别人也不会在意你的话有多么肉麻。
　　其次是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阵地的错位。文坛的人尤其是批评界的人都在抱怨，说如今能发表理论评论作品的阵地越来越少了，因此大家都去那几份报刊挤公交车，慢慢导致报刊的主编成了某种潜在的权威和主导，而报刊反过来也拉拢一些大牌的批评家，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学阀和学霸，所谓的“文坛大鳄”是也。而可笑的是，这些“权威”的不得了的报刊，在文学圈外的公众那里其实是根本不知道存在的，这样说来，权威报刊也好，大牌批评家也罢，不过就是文学圈里的夜郎自大，是一种沙龙里的游戏。真正有社会价值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应该占领大众传媒阵地，在发行量最大、受众最广的媒体上批评或者推介作家作品，只有借助强势媒体，才能把批评的价值最大化，使批评的结果直接作用于最广大的读者，并使作家作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终极价值。但占领大众传媒阵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批评家必须换一副笔墨，要抛弃八股强调，学会用有趣味、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表述和沟通。西方文学批评家多是发行量巨大的新闻报纸和流行刊物的主笔，他们左右和影响着读者审美取向和书籍发行市场，这并不是单纯的商业取向，而是一种健康的、有实际价值和功能的贡献。相反，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更像是练着伏龙术，自以为很高明，对读者、对社会和时代却没有任何的直接作用力，成为一种相对无意义的个人谋生方式而已。
　　再次，就是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错位。毋庸讳言，时代发展到今天，价值观念多元化，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可以引导创作了。因此上，说批评家引导作家的创作就成了一句虚话。现实的状况是，批评家沦为了“写读后感”的，跟在作家屁股后面或者唱赞歌，或者说三道四、吹毛求疵，高明一点的批评家善于从作家创作中总结规律，然后拿出来再作为指导作家创作的金科玉律，但明眼人一看，都可以洞察批评家处境的苍凉。但越是这种状况，越是需要批评家更多地去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洞察公众的价值取向和把握时代的脉搏，只有做到了这个层面，使自己的思想和思考高于作家，才能指导和引导作家的创作，催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而事实上，具备这种能力的批评家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批评家的生活积累和社会接触面都和作家有很大的差距，作家为了创作还要经常有意识的深入生活获取素材，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机会相对多写，获得信息的渠道更直接一些，产生思考的刺激也更多一些，而批评家多数依赖书本，周旋于各种象牙塔之中，不掌握一手的材料和思考，就文论文，就思想说思想，就学术研究学术，所以所产所出多是没有生命力、没有热度的，是死的东西，僵化的东西。
　　作为一名小说作家，我对批评家的期待远不如对一线二流媒体的期待。写一部书，要想为公众所注意，要想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要想有个好的发行量，请几十位有名的批评家开个研讨会，在圈内某个权威报刊上发一个版，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远不如在几家二线城市的都市报或者晚报的副刊连载一个月效果好。在一线二流都市类报纸连载一个月，几十上百万读者会跟着阅读，发行量可能上了几万册，而请几十位批评家开研讨会，对公众和市场都不会有任何作用，相反要送出不菲的红包，会大亏一笔。所以无论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考虑，这都很不划账，所以我从来不开什么研讨会，因为无论他们怎么夸我，我的读者根本就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