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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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法2011年06月09日

来源：扬子晚报




文/查理达
小时候，我肯定是多动症的患者，有事没事的时候手爱乱动，对什么都感兴趣。家中的老唱机和闹钟都被我“研究”得支离破碎，墙上也涂满“拉弓射鸟”、“人追汽车”等“杰作”。在外闯祸也不少。邻村近巷的小伙伴被我敲破头砸伤脚是常有的事，他们的家长隔三差五登门“问罪”。为此，父亲命我每天在家练毛笔字一百个作为惩罚。就是这不经意的“插柳”，使我从小养成了爱看爱写毛笔字的习惯。
其实我和书法“结缘”是在小学里。那时学校每周有二节习字课，临写依据柳公权楷则而成帖的《为人民服务》和《雷锋日记》，内容虽为现代，但字体却很好地保留着柳书骨气洞达俊丽清健的风格，我甚为喜爱。如果当时（文化大革命）有唐四家法帖摆在面前要我作出选择的话，我定会舍颜、欧、褚而直取柳的，原因不外乎是柳书挺拔潇洒秀美遒劲。符合我少时对美的理解和追求。读五年级时，学校举行了毛笔字比赛，我居然拿了全校第二名。高兴的我忘乎所以.便以为自己有写字“天分”（其实不过是有点模仿力罢了）。于是兴趣大增，一发而不可收，寒来暑往临池不辍。
说来也奇怪，这种模仿力的“天分”，使我学会用任何一种书体都不感“吃力”，八十年代初我考入无锡书法艺专，除阅读大量古典诗文和书学理论外，还系统临摹古代经典书法作品，大多数同学都遵循“通一家而后百家”的古训，认认真真练“童子功”，而我则“朝三暮四”，只认自己“一见钟情”的字，不管哪个朝代、何种字体、宫廷民间都要心摹手追，且大都情况下只“浅尝辄止”。在掌握其中笔法、章法、结体一定程度後即“另投他好”。就这样东一榔头西一锤临摹了不少古代书法作品，其中楷书有颜正卿《麻姑仙》《勤礼碑》《告身帖》；欧阳询《九成官》；柳公权《神策军》《玄秘塔》;褚遂良《倪宽赞》《阴符经》；北魏《张猛龙》《郑文公》《张黑女》等。行草书方面有杨凝式《韭花帖》；王羲之《兰亭叙》；颜鲁公《祭侄文稿》；米南宫《苕溪诗帖》《蜀素帖》；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和明清王铎、文征明、傅山等诸家法帖。在篆隶书的临习上，坦白说对这二种书体，我一直存有“偏见”，认为其“画”的成份多而缺少“写”的成份，所以至今在篆隶这一块里，我投入最少，只“蜻蜓点水”临了篆书佚名《千字文》和汉隶《礼器碑》《张迁碑》等几种。所取得的“养份”微乎其微。在众多的书体中，我偏爱行草，不论发表、展览、出版多以行草示人。或许是行草书那激越的线条，酣畅淋漓的气韵更能张扬我的个性，更能表达我的情感吧。
虽然我个性豪爽外向，但在书法创作上却较为保守，跟不上潮流。这恐怕跟自小接受父母“熏陶”潜移默化了他们为人处事的厚道态度有关，时下创新之风很强。好象不创新，书法就没有出路，在我认为创新不是突变的，是渐变的。中国书法史上真正称得上创新大家的，可以说是寥若辰星，自己哪里有那种本事？所以不敢问津。环顾周围学书之人所作。不论优劣和古人相比较，都可以说是新的。因此一般意义上的新，不求自得。每人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有一点别人所没有的个性。个性就是新。完全撇开传统、随心所欲、任笔为体，初看虽很“抢眼”，细品之下不免流于荒诞恶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新潮”作品总将自然淘汰。“以古为上”“寓新意于法度之中”是我学书和创作的宗旨。我追求简淡、清和、萧散、自然的书风。
屈指算来，我已走过了几十年的学书道路!行进中也走过弯路、遇到曲折，特别是在字写到一定程度（基本技法大体掌握的程度），要想再往前进一步很困难的时候。曾经徘徊过，但我始终没停止过对书法这一门高雅艺术追求的脚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通过外出观展和交流及听取老师和同道的指正。近年来，我的书作己有了长足进步，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距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还很远，我会努力的。艺无止境，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