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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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好学校

茅卫东

　在教育媒体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去过一些学校，但数来数去都没超过三位数，而且真正出于个人意愿采写报道的学校并不多。相比报道学校，我更愿意采写教师个人。我认为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界，有一些好教师，但恐怕没几所好学校，至少我没能看到。最多这个学校这点不错，那个学校那点很好。整体上称得上好学校的，在我的视界里好像没有出现过。

　　我同意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但我不认为一所学校有一个好校长就是可以称为好学校。

　　家长和孩子唯恐避之不及的应该不是好学校，但莘莘学子趋之若鹜的未必就是好学校。

　　好学校未必会博得领导喜欢，领导喜欢的未必就是好学校，哪怕学校门口各类牌子金光闪闪。

　　好学校的真

　　在我看来，好学校首要的一点，就是“真”，必须能够让师生免于恐惧畅所欲言。

　　理想中的好学校，应该是师生都以进入校园为乐事，以能在此求学或工作感到自豪。仅此一条，能刷下多少学校？

　　很多学校，学生见到老师，老师见到校长，虽不回避，也打招呼，却非常拘谨生硬，没有几分亲切热情，倒是多了些小心或谄媚。这些学校，课堂上有学生发言，校园里有校长信箱，但师生并不敢畅所欲言，学生怕说得不对被老师批评，教师怕提个意见后领导给小鞋穿。这样的学校，师生获奖再多，升学率再高，也不会是好学校。

　　这两年各地对山东杜郎口中学的议论很多，我也不认为这所学校达到了我眼中的好学校的标准。但有一点，我觉得杜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做的很好。在我去学校采访时，亲眼所见学生看到校长过来，开心地涌上来往校长身上蹭的情景，也不只一个教师对我举例说明“校长工作上不讲情面生活中很为教师着想”。

　　更多是相反的情况，有老师对我说：“我们校长就是个流氓。”也有老师说：“求他盖个章是有价码的。”我也亲眼目睹学生向校长问好，校长都不看学生一眼，嘴角一撇鼻腔里扔出一个“嗯”声，就算回了礼。到办公室坐定，却开始大讲如何教育学生文明待人，如何要求教师爱生如子。

　　有的名校，各地学子趋之若鹜，记者采访时，校方安排的采访对象个个口若悬河，大谈学校光辉历程课改经验美好未来，细说领导关心老师奉献学生刻苦。等座谈会结束自由采访时，师生却无不三缄其口，校办工作人员更是紧紧跟随记者寸步不离。言论自由都没有的学校，光环再多，也称不上好学校。

　　好学校的善

　　好学校应该是充满善意的，是为学生为教师发展着想的，不会将师生作为学校扬名的工具。

　　奥数火，很多家长飞蛾扑火般将孩子送入其中，很多学校以办家长满意学校为由组建奥数班然后用各种手段要求数学优等生一律进奥数班。不论家长还是学校，有几人征求过孩子的意见，有几人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又有谁了解过孩子的需求？

　　从中国奥数发展几十年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参赛者本人的意愿都是忽略不计的，虽然获奖之后参赛者能够获得各种荣誉和丰厚的奖金。国家办奥数是为了在国际赛事上获奖，学校办奥数自然也是多了一条获得名声的途径。至于那些获奖参赛者日后讨厌数学再不愿意从事与数学有关的工作，在各级奥数组织者眼里，可能都算不得什么事情，因为他们要的只是奖牌和奖杯。

　　如果一所学校，其奋斗目标就是为了自身荣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学生和老师的利益，无论这所学校硬件设施多么完善，师资多么强大，社会名声多么显赫，都称不上是好学校。

　　当然，这样的学校现实中很多。曾有校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讲：“只要我们把学生送进了大学，哪怕第二天他死了，我们也是成功的！”也有名校为了提高清华北大入学率，通过各种手段强迫考生填报这两所大学。如果学生因此没能上大学，学校允许免费复读。学生的前途甚至生命都不再为学校所关心，这样的学校怎么能称得上好学校？

　　在当教育记者的几年里，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要采访某校一位优秀教师，学校非常不情愿，因为这个教师“不听话”。在一些校长眼里，教师是不是为学生发展考虑，是不是在主动学习努力工作并不重要，至少这不是他们首先思考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学校教师是不是“听话”。甚至有教育局领导这样要求记者：“一线校长其实很不容易，你们应该多关注校长。”领导说此话的理由也是：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直很纳闷，一个校长如果都无法忍受自己学校的教师因优秀而被报道获表彰，如此心胸的人怎么还可能是一个好校长？

　　真正好的学校，应该努力为师生发展提供各种机会，搭建各种平台，师生能爬多高，学校就为其搭多高的梯子。如果师生能够远走高飞并且愿意尝试新的生活，一所好学校就应该敞开大门任他们远行并送上真挚的祝福，而不是将他们困在学校成为一件向参观者炫耀的展品。

　　好学校的美

　　我眼中的好学校，应该是脚踏实地的同时能够仰望星空放飞梦想，校园每一个角落都释放着美好的气息。

　　有位优秀校长这样说：“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只有分数过不了明天！”为此，学校鼓励并指导学生成立了许多社团，开设出许多选修课供学生选择，每月都有主题活动……好学校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既能适应现实，又必须有所超越。

　　只是现实中，这样的学校为数不多。某省一重点中学校长以每周一封书信的形式写了一本书，指导学生如何度过高中三年。平心而论，这本书非常实在，应该也非常实用，序言中对此也有举例说明。但读完之后，还是颇为遗憾。虽然书中也有“梦想”“未来”“人生”“胸怀”这样的字眼，可是总觉得格局不够开阔。比如，在建议学生读点课外书时，校长只举出了《读者》和《中国青年报》这两份刊物；在建议学生读点哲学时，校长提供的都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文选。不是说这些不能读，但考虑到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的校长向学生推荐的读物，至少范围未免过于狭隘了。

　　至于学生因为关注了学习以外的问题而被批评更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腐败问题是你能解决的吗？”班主任这样批评学生。“你的任务就是成绩搞上去，其他事情不需要你操心！”政教主任这样要求学生。“中国教育主流是好的，你们的观点太偏激了！”校长在大会上这样教育学生。“你还只是一个学生，想那么多干嘛！”这是很多家长对学生的不满。

　　如果这些学校能够看到美国中小学的作文题，看到法国高考的作文题，不知他们会有何感想。或许，他们还是会理直气壮地说出四个字：“国情不同！”但聪明的学生不会这样说。

　　西安交大附中高二学生高璨对比了中法两国作文题目这样写道：

　　当我们还在围绕着一个倒放的梯子喋喋不休或是还不知如何喋喋不休时，法国考生在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当我们在激昂陈词我辈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时，法国考生在诙谐地写下对“为什么浪漫的法国人喜欢研究哲学”的看法；当我们在为放下顾虑而窃喜时，法国考生在苦思“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当我们在考虑如何做有责任和担当的人时，法国考生却被要求转到事物背面去阐述“给予的目的在于获得”是否是一切交流的原则；当我们在面对最常见的水还有所困扰不知所云时，法国考生却已在回答“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限”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层次的差异远之又远，且不说那些解释哲学名著中句子或概念的考题，只是凭借着一句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话，法国就引领学生站在了思想的高地。

　　其实，孩子天生就是幻想家也是哲学家，只是他们生活在当下这个功利浮躁的社会，小小的翅膀还没来得及伸展已经被紧紧地束缚，稚嫩的大脑刚刚开始运转已经被操控。好学校，应该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必须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一味迎合社会，更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好学校帮助学生站起来，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不是努力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将他们培养成驯服的考试机器，毕业后终身为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更快的车子、更多的票子而奋斗。一所好学校，应该对世俗的 “成功标准”保持一定的警惕，必须坚信成人比成功更为重要，并将此信念传递给学生，向学生展示真正的美好以及达到美好的途径。

　　通过媒体介绍，我也知悉国内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校，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管理水平，不论是教师素养还是学生能力，都是一流水准，可我还是不敢说这些学校就是我眼中的好学校。我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了政策的支持，如果换个新校长，这些学校还会一如既往地优秀下去吗？

　　流沙之上的高楼，壮乎？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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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教育的风景——读茅卫东的《心平气和当老师》

潘建伟

　让学生选择一门“最讨厌的课”，倘若我说“非思想政治课莫属”，大概没有太多人会反对吧。因为在很多人眼中，政治课内容虚假、枯燥无味，几乎等同于思想灌输，甚至径直可称为“愚民教育”。然而，聆听了作者整整三年的政治课，却是我贫困的高中生活中难得的丰满——那真是青春赋予我们思考、表达、争鸣的一段黄金岁月。如今，作者的新书《心平气和当老师》出版了，花了一整天时间读完后，我想到的是：虽说岁月飞逝，有理想的人生毕竟可以如此美丽。

　　作者是位悲观的乐天派。对于社会，对于人性，对于生命，他或许是悲观的；可在教育实践中他却显得比谁都积极乐观。“那些后来成为我的同行的学生，很多人的教育追求还不如我这个老师，这让我感到很惭愧，有时甚至内疚和悲哀。”（自序）二十年后，他的教育理念及工作心态均如年轻时的样子，即便不用屈指可数、凤毛麟角这样的俗词来形容，难道不也应先给点掌声？

　　现代社会高速运转，商人紧盯的是利润，教师关注的是分数，科研人员留意的是论文，干部讲究的是GDP，各个阶层都被一系列考评裹得严严实实。作者的教育革新说不上与体制对抗，但他不是那样的“思想者”：一边捧着《罪与罚》幻想着要拯救人类，一边却为琐事烦困身心而满腹怨言。在无力改变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他做了生活的有心人。比如，他会因监考时两名学生铅笔没带而默默地思考两个小时，从而引发一堂关于“小聪明与大智慧”的讨论课。他会利用补课的时间讲时政专题、讲自己读书时的经历、点评大师的演讲、介绍社科名著，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进师生间的理解。尽管这多少有点“带着镣铐跳舞”的意味，可哪个领域没有限制，或美之曰规律的呢？歌德说：在限制中方能显现身手，只有规律才能给我们自由。面对体制，书中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反思。反思教育，提醒自己。因为“只有腹诽，没有抗争，终归不是勇者所为”（第26页），所谓 “抗争”，就是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暂时无法突破的条条框框。

　　观念的引进必须配套，书中各章也同样须要相互补充阅读才行，否则难免断章取义，而与作者的本意大远了。作者憎恶虚伪，序言的标题便是“没有真实，就没有教育”，也即教师要对学生讲真话。但倘有人在课堂大讲权力、金钱、性爱，以为这就是在“讲真话”，那真是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即使这些东西就是内心里的“真话”。陈独秀曾感叹：中国人一提到自由就想到无拘无束，一讲到民主就想到自己做主。讲真话也绝非“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讲真话来自广博的阅读与深度的思考。故而他对于“谎言”、“清官情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话语绝非愤青式地批判，而总能从社会历史心理来立论，探寻其文化根源。用史学的方法有利于我们认清问题的复杂，不是盲目地或者大义凌然地将它斗倒。历史，显然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字里行间多的是历史角度：“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历史考察”、 “特定的历史氛围”、“以历史变化为依据”、“不懂历史更难免说错话、做错事”。也正因不孤立地看问题，凡事在别人觉得“理有固然”，他却能看出“势无必至”来。比如对一位工作仅五年就成为校长写的《教师，丢掉你的怨妇情结》，乍一看，句句在理，作者却提醒我们要“警惕成功者的自信”。从“教师发牢骚”的环境分析，到“社会舆论与牢骚现象”的历史考察，再到“个人的成功与主观努力、客观环境的关系”的详细解剖，最后总结：

　　我愿意听取成功者的经验，但如果这种经验隐含着对我的基本权利的否定时，我会对此抱有足够的警惕，并将毫不犹豫地对这份成功者的自信予以反击。说穿了，这份自信多是以一时的成功为依托，其实质就是以成败论英雄。

　　在当下处处追求成功、以成功者为偶像的社会，这些文字多少会有些清新之感吧。

　　书的标题是“心平气和当老师”，作者的确“心平气和”，却不是真的光谈“当老师”。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三章“再送你一程——给毕业学生的几封信”。王小波说过：“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这一章就是与大家分享怎么做到聪明、达观、多知的一些思考。

　　我觉得作者之所以有底气出淤泥而不染，根本上来说就在于这章文字中所体现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表面上看，他只是谈一些如平等、自由、爱情、成功等热点话题，但这些文字蕴含着他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对历史发展的探索、对人性奥秘的叩问以及由此表现的阅读与思考的深度，每每让我或沉思冥想，或拍案叫绝，或掷书长叹。

　　比如对人类中心论的看法，他认为：“人类中心论还只是为极少数人所批判，更多的人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还在以此为自豪。”（第86页）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价值观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转变，人从此摆脱神的控制而成为“宇宙的精灵，万物的灵长”。但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意义一直被我们无限放大，其最大的流弊就是人欲的膨胀。西方二十世纪初便开始清算文艺复兴带来“人类中心论”的弊端，我们却不惜将五四运动看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沾沾自喜。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目光如炬，对人欲膨胀的人类中心论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

　　再如他根据社会属性将人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确定标准的人。他们的人数可能不多，却对社会很有影响。他们确定的标准可以是法律、制度等形式，但更有影响的是价值观、道德原则这样的东西。确定标准的人可能遵守自己确定的标准，但也可能并不把它当做一回事。第二类是依照标准行事的人，他们占了人类的绝大多数。他们也可能认为自己很有思想，很有见解，其实逃不出别人设定的框架。说得更简单些，就是少数人设定游戏规则，多数人按规则玩游戏，就像下棋。还有第三类人，他们是一些怀疑论者，对现实总是持批判态度。由于他们的存在，游戏规则不断被改变，使游戏越来越好玩，越来越精彩。这类人有可能成为第一类人，但也可能被第一类人给宰了。我想，知识分子应该是属于这第三类人。（第82页）

　　我想，作者在写作本书时，不单是以一个教育者自命，同时也以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任吧。因为这些文字充分表明他是一位“怀疑论者”。作者的确满腹狐疑，怀疑“平等”，怀疑“成功”，怀疑那些将“性”看成是“真实”的人：

　　我甚至觉得沉溺于性生活特别是非婚姻的性生活的人，一定是心理有问题的人，就像“守财奴”一样。因此，我建议有此种情况的人，应该早去看心理医生。（第75页）

　　他甚至怀疑他一再强调的“教育”：

　　其实，我真不愿意教育学生，尤其是高中生，我愿意和他们交流，但不是教育。（第130页）

　　以及他极力推崇的“自由”：

　　我认为，人们如此渴望自由，就是因为人类处于物我二分的状态。人们把自然视为压迫自己的敌人，渴望成为自然的主宰。这种渴望是人类幼年时因孱弱无力而产生的对大自然极度恐惧的一种延续、一种变式，就像一个人因为失恋而产生的由爱而恨的感情一样，其实质是 “心里依然有他（她）”。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征服的欲望减少了许多，这是好事，也给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70页）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被理解，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风向。在前两类人眼中，社会需要的是遵守，而不是怀疑。作者那种不按陈规办事而显得“行为自我”的方式，必然会遭遇更多的阻难，需要他付出更大的努力。作者感叹自己当年在课堂上努力讲真话，却被学生私下评论为“有点反动”，多少也会有些委屈；在某些时候或许也会有些懊丧：“有太多无奈，深感无力”（第116页）、“我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走着吧，只要我还能选择，就这样走下去。”（第117页）但他自由地选择了一条路，这些风雨都将算不了什么，如学生评价的：“他的理想之于内心正如他自己对于我一样如阳光般温暖。”（第208页）

　　在作者那里，对学生的唯一期待是“做好你自己”：

　　在我看来，学生最需要做的，不是喜欢自己的老师，不是报答自己的父母，而是成为他自己，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有行动力、对他人和社会心存善意的人。（第29页）

　　教育的真正成功在于人不需要被他人、职位、名誉、地位、权力、金钱等外在的东西认可，说到底，正是由于不自信才需要这些来掩饰内心的恐惧与焦虑，那些需要被外物认可的人，往往会有“媳妇熬成婆”的心态。在书中其它地方，作者还说过：“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第108页）或许我们还可以补上一句：努力成为自己赞美的人，在作者看来也即“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有行动力、对他人和社会心存善意的人”。

　　岁月的摩挲，人生的烦恼，会将青春的理想消泯，将棱角削平。可我看到的是作者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不因时间的久远而变质，不因生活的洗刷而退化。这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没有一丝造作、勉强，也从不会有落寞、颓唐。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东山魁夷《我的窗》中讲的那句话：“风景是无处不在的，问题在于人本身是否有观察风景的眼力和心力。”作者在教育的荆棘丛中观察到了独特的风景，而他本人不也正成了学生心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么？

　　（《心平气和当老师》，茅卫东著，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年8月。）

　　作者信息：

　　潘建伟，1980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美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近现代诗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