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被恐惧绑架的中国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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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被恐惧绑架的中国基础教育


2012年12月6日,常州市教育局主办由辖区各教育单位参加的云教育高峰论坛,我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另外一位演讲嘉宾,郑州二中校长王瑞的讲话让我印象深刻。作为国内首先使用IPAD进行课程学习的学校试点，王瑞对现代教育忐忑的同时，也应试教育忧心忡忡，他说：“这么多年我总结应试教育成功的秘诀：智力中上、比别人学得多、比别人学得早、具有主动配合应试的心态”。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李波波，这学期也尝到了补课的好处。从初中三年级开始，他就和上海兰生初中的其它同学一起补课，全部的周末被课外的“学而思”包围，他的有些同学会采用一对一的“精锐”模式，这些补习班收费不等，最贵的每年要10万以上，撑起了美国华尔街N个“中国应试概念”上市公司。初二的时候，没有补课的李波波明显成绩迅速被同学超越，通过一个学期的补课，成绩稳定在中上，按照这个成绩，是不可能上上海的四大名校的。最后一学期，李波波针对上海的自主招生考试补课，虽然最后成绩比交大附中低了将近20分，但是由于自主招生中难题怪题发挥出色，顺利地进入到这个上海的高中名校。从2010年开始，上海的中考学生不仅要面临中考的压力，要想上前10位的名校，就需要面对类似奥数一样的课外知识的考试，辗转于各大高中的自主招生考点。李波波是幸运的，虽然入学分数比同学低了近20分，但是波波同学迅速找到了提高成绩的办法，那就是老师上课讲的东西提前辅导班学习一遍，再增加一些难度训练的辅导班。靠这个办法，波波高中第一学期在40多人的班级名列前十。波波平时也增加一些专项训练，这些训练基本上将知识公式化，比如外语和语文作文的应试，就采用背句式和范文的办法增加评卷老师的好感。尝到了甜头的波波,已经主动地将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给了补课.
几乎与波波全面参加补习班的2年以前，从来不补课的我的女儿，也正式向我提出要求补课，补课的原因是自己觉得恐惧：“自己宿舍的7位同学，全部补课，其中还有三位同学参加一对一的补课”，一个学期下来，原先比女儿成绩低不少的同学，迅速超越自己，让女儿感到恐惧。我于是按照精锐教育公司的要求，由父母带着女儿来到报名现场，一个辅导员类型的人接待并测试女儿。女儿其实成绩很好，不过就有点粗心。这个辅导员当着女儿的面“恐吓”我们和女儿：“你们不要以为是粗心，如果中考不平均92分以上，是不可能上好高中的，而这平均的几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知道她所说的巨大的努力是什么，那就是牺牲女儿全部的周末，以及每年7万多的补课费。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我愤怒，又无奈，最后带着女儿选择逃离，到美国来读书，放弃中考。
进入美国高中的女儿，迅速变了一个人。没有大量的补习班、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如此多的周考与月考。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排名和公布成绩。女儿只知道，如果体育特别优秀、课外活动和志愿者特别优秀以及成绩特别优秀，自己的照片可以上学校的荣誉榜。没有参加过SSAT和托福考试的女儿生怕自己成绩的倒数，因此格外努力。所有的课程的作业基本构成了平时的成绩，而作业基本上是探索性的。比如：纽约房租管控和不管控对房价如何影响、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经济政策对比、信不信宗教的10大区别、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作用等。除此之外，女儿还承担了当地华人中文学校的授课任务，在她的努力下，美国出生的华人ABC学中文的人数由15人增长到50人。比起中国的高中，女儿并不轻松，也丝毫不敢马虎，不按照规则做事情，就意味着某门作业就是0分。三个月过去后，第一次荣誉榜，女儿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仅上了榜单，而且在高级荣誉榜的前列。
受美国教育的影响，妻子和我也对女儿的未来的看法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原先受恐惧的影响，这个吓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上不了好高中，就不可能上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得扫大街。。。。。我和妻子对女儿说：“你只要自己喜欢，就尽量去做得更好，将来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和生活快活的人。没有恐惧的伴随，女儿逐渐理解了邻居请假一周与家里人休假，也不再害怕某某人成绩超过自己，个性逐渐发挥出来，在匹兹堡北部的华人圈子里，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老师。
突然有一天，女儿的一番话，让我觉得女儿长大了。在来美国半年以后，女儿正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在美国买的房子租出去可以每月1300美金，而你们在美国陪我，损失就更大了。我建议你们可以回国进行你们的事业，把美国的房子租出去，这样把我们一起寻找美国家庭托管我，还会有盈余，我有一个要求，最好找美国夫妇，这样我外语会好一些。”听完女儿的建议，我和妻子百感交集，独立的人格，也许很快就能形成，关键是教育不是写作文，不是恐吓，而是融入生活。
在徐家汇的核心地带的写字楼里面，孩子们正在上补习班，补习班的外面是休息厅，下了岗的妈妈们一边打着毛衣，一边交换着补习班的经验。等孩子们出来，妈妈们带着孩子辗转于另外的补习班。以上是各种补习班常见的场景。在国内的大学同事不屑这种做法，然而几年过后，从应试而言，效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于是绑架着很多不参加补习班的家长也变本加厉地投入到这场竞争。为什么如此呢？社会学童荔博士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她说，有次回国接触各类人群，发现最重视教育的人群是出租车司机，有个出租车司机对他说：“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绝不能让孩子过自己这样的苦日子”，结果就是，从小学开始，这个出租车司机就攒钱为孩子上补习班，三年初中，花光了司机8年的积蓄。
这场竞争中是由社会底层的恐惧造成，也更加大了不平等教育资源。前些年我做过一个调查，上海生源中，一本院校笔记本电脑普及率为95%，二本院校为60%，大专为15%，职业学校为5%，逃离恐惧的竞争就是家境的竞争，在这场应试教育的竞赛中，穷的更穷，要想上一个上海的一本院校，没有10万以上的补课费用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对比调查表明，非上海生源和农村生源中，考上好大学的比例和家境的关系并不密切。
那么，是否这样的竞争就造就了人才的培养和人的成功呢？答案不容乐观。在我所从事的IT行业，几乎有一个普遍现象，那就好似很多最优秀的工程师，就是大专或者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们被补习班和恐惧早早抛弃，却也失去了被中国高等教育污染的机会。与此同时，那些被恐惧包围了10多年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有恃无恐”，厌学情绪浓厚，从此不愿学习现象普遍，甚至延伸到以后的职业生涯。
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培养人格角度和创新角度，60多年来是惨痛的失败，而30年来更是教育学值得深思的反面典型。成绩和就业是次要的,那些从小到大充斥着恐惧的孩子,一心要超越别人,等到了成年,除了竞争和自私,似乎不会其它东西,友爱、能力、协作、感恩，这些普世价值，被应试的主流排除在教育之外.如不改变，确实如资中筠所说说，中国的人种会退化的。
历届教育部长，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