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访谈录----周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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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访谈录》


时间：2009年12月4日  17：20—20：20
地点：北京教育学院南楼504室
访谈对象：周群老师
基本情况：
性别：女   年龄：40岁  教龄：18年
任职学校：北京市景山学校
所教学段：初中    所教学科：语文
职称：中学高级    荣誉称号：市级骨干教师
访谈者：
王远美  陈晓波  吕俐敏  王漫
录像文字整理者：王漫

我对这次访谈的每一个片段都记忆犹新。
那天，从黄昏到夜晚，原本预定一个小时的谈话，因为探讨深入，谈兴甚浓而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北京教育学院正在开展“教师教育创新”的课题研究。我出生于60年代末，一直在城市工作，市级骨干教师；所在的景山学校是一所众所周知的名校，且景山学校的课改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独树一帜——鉴于我如此的特殊背景，“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发展阶段”这两个子课题组选中了我进行教师访谈。三个小时的访谈，王漫老师花了三十多个小时整理成了文字稿传给我，共4万多字。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反复研读这份记录，目的是想看清楚自己——毕竟那天的访谈是即时的，思维的碰撞是最直接的，想法也都是最真实的。渐渐地，我发现，那天的访谈实际上是我在教育学院老师们提出的问题的引领下，对自身专业成长进行的完整的回顾与总结。访谈中我的许多听似“灵光一现”、甚至令老师们拍手叫好的回答，其实都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眼下，要借校庆出书的机会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做一番梳理，我想，不如就采用个笨办法，就借助访谈中谈及的主要问题，依旧采用问答的形式作为我的观点的呈现方式。我要做的工作是将口语表达转化为书面语，并适当地做些调整与补充，以使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清晰、充分。

问：您哪一年毕业？
答：我91年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师大）毕业。从65中考到景山高中。我是景山的“子弟兵”，不过高中的时候学习并不好，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91年工作以后又直接自己“杀”回景山母校。一直在景山工作，连窝儿都没挪，到现在18年了。
问：您这十八年的教学过程中，经历过哪些培训？
答：刚一参加工作的时候有新任的语文教师和新任班主任的培训；接下来印象深的，就是九五、十五、十一五这样的继教；还有东城区的新秀班。东城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做得比较早。新秀班就是把同龄人中比较好一些的青年教师选拔出来，这些老师大概都是25、6岁上下吧。现在东城区的区骨干以上老师当年基本上都参加过这个班的学习。然后再参加的有学历的进修——研究生课程班。最开始在区里参加，后来学校同意我周末去上学，我就去报了首师大“教育学”，是个能拿学位的研究生班。专业课程除了“统计学”没学，其他的课全都学完了。我这人比较自由散漫，英语念不下来，还有“教育学”，也没参加全国统考。我的学习没有多少功利目的。基本课程念完了，本来高级也评完了，我也没寄希望于提高了学历之后再如何，所以后来就没再去拿这个教育学学位。
接下来参加了两轮市级骨干教师的进修。2006年和2008年，都是一开始办班我就参加了。从师于王漫老师和霍俊明老师。我自己还参加过各种计算机的培训班，还有英语二学历的进修，拿到外贸英语大专证书。
问：您经历的培训中间，这些培训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答：有面授的，也有自学的。比如说原来市里开的“心理学”课程，要求在网上自学。更多的课程是面授。2009年教育学院把我们市骨中的学员代表带到四川成都开展异地交流。如果说进修，我认为还有一个方式，应该包括校本教研。校本教研在景山学校占了特别大比重。“十五”“十一五”的继续教育中，都是含着教研这一块的。景山学校使用自编教材，校本教研非常重要。
问：您参加了哪些校本教材的开发？
答：景山学校语文教材的开发，立项是1999年。我大概是03、04年的时候正式加入教材编写组，跟着教材组老教师，进行全套八本教材的编写、讨论和研究。之前我们还做过读本。周韞玉老师主编，大部分读本由我来组织老师编纂。
我们学校比较特殊，“前店后厂”，一边编教材、一边试教。你这边正编写呢，那边就要收集试教的数据、案例。因为我是初中教研组长，试教中的大部分工作是由我组织老师们来做。大家在教材编写组老专家们的指导下密切合作。
我在学校有多重身份，既是教材编写组成员，同时又是教研组长，更是一线教师。课题进展到现在，就不单是参与教材编写工作了，还要研究。如何在教材中体现景山特色，教材编写者有自己的构想，体现在教材中就是鲜明的阅读和写作序列。我相当于站在一个“中间人”的位置上：站在教材编写的角度上审视教学方面的问题。我有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有试教（自编教材）的经验，反过来要指导青年老师，总结试教规律；我自己要写文章，还要跟老师们沟通，共同把好的教学案例、经验积累下来。我主要是做这些工作：参与编写时的讨论、修订，进行试教实验，还要做一些教材研究。
问：编写教材，研究教材，还有试教的整个经历，对您自己作为一个语文教师的成长过程是不是影响特别大？
答：当然，肯定是这样。以前从教很多年的时间里，都只是按教材去教，而不是用教材。一般的老师很难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站在教材编写的角度，来体会教材编写的架构是怎么一回事，研究教材编写的肌理。所以一般的老师也往往只拿着教材一课一课去教，很多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我一直在参与教材编写。教材里面的构想，编写者的意图，都是大家共同商量的，是景山语文教学集体智慧的结晶。参与了这些教材讨论，肯定对教材比别人吃得透。试教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教材，肯定要“站得高”一些，所以编写教材，研究教材，还有试教，这样的经历对我自身肯定有影响。以前不太关注的教材研究，教材性质、教材定位等都不太去关注。现在我做这个工作，要求自己主动地做点儿研究工作。不能说教材编写出来，再送给专家让他去研究对吧？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做这个工作。比如我可能会去研究景山学校历史上的文言文教学如何，我们这套教材如何延承？景山学校的写作教学，以前“以写作为中心”的提法在全国还引起过争议。那么，景山学校现在对写作教学的认识，这个思想在教材中如何体现的？要去做研究工作。研究之后才能更好地开展试教实验。所以这些经历对我自身能力的提高是有好处的，促使我往专业化方向发展。
问：这里面有没有对您自己的发展成长而言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答：教材编写和试教，我是站在一个特殊的平台上。我们教材编写组成员是新老搭配的，四位老教师，三位中青年教师。99年学校里课题立项——这也是教育部的课题。老教师们开始教材编写时都是60多岁，到今年，老教师平均年龄已经七十三四岁。老景山人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凝聚。说是她们有“景山情结”也好，还是要为语文教育事业做贡献也好——她们愿把自己的余热发挥出来，全部的身心都放在了这件事上。在这样的一种景山教改精神传递的过程当中，我感触特别深。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你会看到他们一天天老了，身体衰弱下去。在这几年当中，她们有的身患白血病，有的人高血压，有亲人得了癌症需要照顾的——她们全都是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编写教材。而这个过程中，几位老教师不是在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自己编书，而是下来听课，带着我还有其他老师一起，不断地像滚雪球一样，把老师们带进试教行列中，推动试教的开展。她们真的是手把手地去教我们。比如，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进行关于自编教材的校本教研，老教师会带着我做研讨，直接介入到我们教研活动中。比如周韞玉老师会说：“周群，这学期教研活动你要务必留出几次，我要做教材的宣讲。”她们为我们初中语文组扎扎实实做了很多校本教材的培训。比如周韞玉老师一开始就为我们讲景山传统，说老景山五十年代语文教改是怎么做的。在教材编写中也不断听取老师们的意见，吸取新的经验，融到教材里。在这四位老教师身上，我能够感觉到老景山人的情怀。不能单纯用敬业这个词去形容。她们热爱教材编写、语文教改这个工作，对景山学校情有独钟。她们打动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受感染。从前说起教材编写以后的工作，我爱说“有教科所领导我们”。我们校长就说，周群你别想“跑”（指逃避责任吧）。老教师都要撤（退下来）的时候，你就要扛着。那我就会想，这份责任真的放到我肩上，我能不能扛得住。所以后来，我也会逼着自己去学，去尽可能充分地领会教材的主编、整个编写组的教学思想。我得思量，自己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但我想，我先得跟老教师们学做人做事的态度吧。
所以，如果说要举一件完整的、印象特别深的事的话，我觉得特别不好说。但是若干年一起走过来，老教师们带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她们在教材编写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倾注全部心血，全身心地投入。这对我有最直接的影响。我常问自己，这些老人家都能做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行？总之，我觉得她们思想感情、意志品质这些方面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还有教材组的老师的有些具体做法也很让我感动。我们的主编是周韞玉老师，老景山人，调到教育学院后做了副院长。她现在七十三四岁，跟我父母一般大。大家都会觉得她年纪都挺大的吧？但是从开始做这个课题，到现在，她出了几十期的小报。但凡是她认为对学校领导、教科所，对我们语文组，对我们大家而言，应该了解的教育改革信息，她都从报刊杂志上摘出来，做成简报，复印后发给所有的老师。这件事上周老师不需要应付哪位领导，可她一做就是好几年。这些事情我看在眼里，心里也很感动。周老师等这些老教师，年纪虽然大，但是她们不封闭，不是死守景山学校过去五十年的传统经验。她们无论是做事情的态度，还是远见卓识，都是与时俱进的。比不少一线的老师（包括我）眼光都长远，状态都开放，与新课改同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耳濡目染，亲身感受到的，非常能打动我。
问：你在景山工作十八年，你让我们看到了很优秀的一个群体、团队。
答：对。我觉得一个人好不算好。不管到哪类学校，好一点的差一点的，都会有好老师。但是，有个好的团队不容易。前一段我做了一个课题，研究景山学校五十年语文教师队伍的代际传承问题。我认为，一个优秀团队的成长，必须有好的一个平台。一代一代教师队伍之间，必须有传递。教师的成长不能是一个无序的、自由生长的、漫生的状态。学校要给老师搭建平台，方方面面，制度的保证，人员的配备，新旧的交替，怎么去带动，有一个沟通的氛围和渠道。所以在参与教材编写的这个过程中，我从老教师那里得到了许多教诲，受益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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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做教材编写的时候，您觉得自己正处在职业生涯或专业发展的大概哪一个阶段？
答：做教材是30岁之后的事了。我的教学状态，从91年工作——那个时候是22岁——可能到30岁的状态，我自己个人认为都是是漫生式的，就是随意生长式的。我的成长状态跟父母的教育有关系。我的父亲对我说“业务立身”。父母都是高知，他们对我的要求是，你别的方面好一点差一点都没有关系，但要靠真本事吃饭。这就促使我对老师这个工作不敢懈怠。我一开始的基点并不像现在的年轻老师这么好，一开始就是研究生毕业，或者名牌大学毕业。我确实是先天不足，在师院读了四年书，那四年也不是学习最扎实的时候。我总觉得，人的成长靠悟性，有早熟晚熟之分，我恰好就属于晚熟的。
工作最开始的8年，其实还是过得很艰难的，甚至是跌跌撞撞。我有时候跟那儿年轻的老师讲我的经历，他们都特别惊讶，说“啊，你还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刚开始工作的头两年，很不顺利，甚至第2年打算辞职，我觉得我不适合教师这个岗位，不能很好地处理跟学生的一些问题。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很固执，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学生我都要下力气去管，而且严师才能出高徒。当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没有策略可言。对学生，对教工子弟的管理——当时有些教工子弟特别淘气——对他的管理就是“硬碰硬”，就是你硬我就更强的那种。以至于最后就弄出一些矛盾来，还需要学校领导出面解决。当满腔的理想主义没有办法在教学岗位上得以实现的时候，人是会受到打击的。在我工作的第二年，学校就把我的班主任工作给拿下来了。我很郁闷，灰头土脸的感觉，毕竟第一学期我还是新任教师的代表，是上台发言介绍经验的那种，干得特别好，可是第二学期就出了纰漏。那时候觉得人生特别黯淡。我觉得我不适合当老师，连辞职的心都有了。我们家里也有人在南方，我就想投奔我姐姐，想辞职。
但是后来我还是咬咬牙留下来了。就是像现在对待末位淘汰的老师的做法那样，学校当时直接跟我说，再给你一个班，再给你一次机会——就这一次机会，干得成就干，干不成就拉倒。那时我的压力非常大。还是因为家教的原因吧，父母教导我们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就是不能服输。你说我不行，我就证明给你行。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们学校学制又长，四年一轮，我就咬着牙把这轮学生带得特别出色。真的是投入全部身心。这期间我奶奶瘫痪了还需要我去照顾，生活非常地忙碌、艰辛。那一轮我的班级管理工作做得特别的好，有一些好的做法；我们班中考的语文成绩比全年级平均高好几分。我22岁工作，跌跟头2年，这就24了，再加上两年就26了。26岁之后呢？我原本觉得这一轮我带得还可以，但是还是很难扭转在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位置，人家对我的评价。当时有领导跟我谈话：“你现在班级管理这块儿看来还不错，但是你教学还是不行。”我很委屈：拿中考成绩说话，平均分比平行班高很多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说我不行？我心里很不服气。但我有一个习惯：当别人说我有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从自身找毛病。你说我不行，我再努力呗。这种状况基本上持续到98年我怀孕生孩子。
99年对我来说是个“拐点”。我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教研组长赵彬老师。99年休完产假回来上班的时候我30岁。正好赵彬老师要退休了。她力荐我接她的教研组长工作。我觉得她可能是看到我身上有很质朴的品质，能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的工作。但是领导不放心，觉得我能力还不够强。赵彬老师就跟领导表态，她会带我。果然，赵斌老师花了一年的时间带我熟悉组长工作：她把教研组工作的常规教给我，教研组会让我来主持，让我学着跟别的老师沟通。之前我做过备课组长，只是几个老师之间的沟通，现在她“逼”着我在全组面前跟老师们沟通。老教师要沟通，比我年轻的也要沟通。脾气秉性各不相同，她都要我去一一磨合……最终完成了新老教研组长工作的顺利交接。
景山学校的新一轮教改也是从99年开始的。99年之前我也知道景山是教改校，但毕竟我参与得很少，所做的一些课题也不大成规模。大概是我长期在景山学校受到教改气氛熏陶的缘故吧，我有一种直觉，这一次的课改应该动作比较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应该抓住机会加入到课改的行列中。就从那一年开始，我真正步入人生的轨道。
我记得那时候学校不光是启动了初中语文、数学的教材编写，还提出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课题，要求老师自己去认领，提倡“全员参与”。我认领的都是语文教学的课题。我投入了特别多的时间、精力，大大小小的课题我同时做了四五个。除了学校给的课题，还有的是自己抓住机会去做的。比如“关注北京传统文化”的课程开设；02、03年开始研究网络信息技术与写作教学的整合。这些课题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是做得比较早的。还有九年一贯中小学衔接的课题。我为此甚至申请下到小学部五年级去教课，小学五年级与初中六年级跨头教，天天穿着球鞋，在两个教学楼之间来回跑。再后来参加教材编写组的工作：打从教材编写组一成立，我开始做的是稍微外围一点的事情——教材配套用书读本的编写。用人教版的学生初中毕业了，我就开始加入新的一轮自编教材的试教实验，紧接着，又进入到具体的编写工作中。
问：在景山学校这样一个成长环境中，现在再回头看您这将近20年的教学经历，您觉得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最重要的业务水平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您对语文老师的业务水平的一个具体定义是什么？
答：景山学校有一句老话：景山学校的老师，“不能仅仅是看家守院”。我理解，所谓“看家守院”，就是拿着别人给你的教材去上课。“不能仅仅是看家守院”，是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景山学校的语文老师得是那种能够具有研究能力的。有这种水平的才能在景山学校立足。因为景山学校本身有教育改革校这样一个大背景，胜任教书的工作，在我们这里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有个共识，那就是“我的教学班应当是我的试验田”。我们会有一种课题意识，用课题带动教学。从景山学校整个教师队伍这个大团队来看，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每个老师都承担着大大小小的课题，每个老师都有“做课题”这个意识。课题有大有小，程度有深有浅，做的水平有高有低，这些都另当别论。但我们都知道，作为景山学校的教师，不能仅仅会教教材，上几节课，或者只关注学生成绩。
具体说业务水平，当然对于课改的背景、基本理念要了解，对教材要有把握，对教法要能够实践。对语文课程标准要吃透它的精神，同时要有自己的看法。“吃透课标”也不能说就是完全不要自己的主见，人云亦云。教师应该对课标规定的识字写字、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等等，方方面面都要力争“吃透”了再去操作，不然的话，演练了半天，还可能只是抓了个“皮毛”。——这些，都应该算一个业务水平的标准了吧。
问：您最擅长的是哪些呢？
答：还是拿“不能仅仅是看家守院”那个标准要求自己吧。我觉得我在努力地往研究的方向发展。景山学校有一个说法，叫做教育、教学、科研“三位一体”——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这种说法。景山提倡“全员德育”，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学生的教育管理，每个教师对学生都要尽这个责任和义务；教学要过硬，我觉得我个人基本功应该说还可以；对我来说更主要的，我的特长是带着课题研究搞教学。我这人属于那种爱没事找事的人，不等领导给我布置工作，自己就发现一些问题。老教师们有个提法很好：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难点、热点、焦点，就应该是你教改研究的对象。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做得很投入。还有，我很喜欢去做一些有前瞻性的课题，不太喜欢跟着别人后面做事。
比如说网络与学科整合。从98年参与景山网校的工作，到2000年承担景山学校“计算机作为学具辅助教学”的语文学科子课题的研究；从2003年我开办的“景山写作学院”网络写作互动平台，到今天我带领学生利用博客圈进行写作教学互动的试教实验，可以说，我经历了网络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全过程。但是回想2003年，那时候，刘占泉老师（首师大专家）可是批评我来的。他说，你看人家师大附中的邓虹老师，人家都干嘛干嘛了，你对自己没要求。那时候邓虹老师利用现成的一个网络平台做高三的写作教学进行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实验，而且出了本专著。刘老师大概是觉得我有能力多做一些事情吧，所以他这样督促我。我一想也是，按说自己早已是资深“网虫”，深谙网络的特点，却一直没有打通与教学的关系，少有作为，确实得挨老师批评才是。但是我这人老不服气，我想我有能力做得更好。我就去研究邓虹那个网站是怎么回事，我花了很多时间琢磨——她的平台哪些功能我可以去做，我要做到比她更好的地步应该要怎么去做。我就发现，她的平台互动性不够强。学生提交了作文之后，邓虹通过“老邓发公告”的方式进行评点，交互相对静态。其实在那之前我也进行过利于网络平台支持“关注北京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试教实验，积累了一些经验。记得到03年7月的时候，我提出下一步运用网络平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两点：一是将网络专用平台“挂”在专业网站的总论坛下，作为“子”论坛——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交互活动相对集中，教学管理更行之有效；二是进一步将开放式、多向的网络交互模式应用于课堂教学，使之为学生提供更广袤的学习空间。特别是第二点，我认为这个“开放式、多向的网络交互模式”就是与语文写作教学的整合点。
当时我和刘老师在邮件里探讨这个问题——刘占泉老师其实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我说网络的优势要吸纳到语文教学中来，一定要找到跟语文教学本身特点相吻合的结合点。在网络上提交作文，展开互动交流，其实都是在做写作的工作。网络上的写作互动交流跟我们以往传统的写作教学是不同的。传统的写作就是你提交作文，老师进行点评，充其量老师在全班面前读你的范文，或者印成卷子大家互批互改，这个交互的回合不会很多。论坛是开放式的，互动的方向是四通八达、“多向多回合”的。记得那时候我给刘老师发邮件，写上了初步构想和各级栏目的功能，刘老师的回信里帮我提升对网络平台作用的认识，还把每一个栏目的名字都改得很文雅。当时我就想，在技术层面上实现了交互功能之后，我还要有理论上的构建。我们得看得到网络的发展大趋势，这个技术很快就会普及，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它与语文学科的整合，关键是要整合得有理论依据。包括与语文课程标准的关系，与传统语文教学的关系，都需要思考。我不能只停留在带着学生用网络写作平台这个层面上。比如说“电子档案”，在构想网站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论坛要开发电子档案功能。从在网络上提交第一篇作文开始，到他初中毕业、乃至高中毕业，学生的写作在我的网站上完全都有记录。这和《语文课程标准》评价制度中提到的“提倡为学生建立写作档案”是完全吻合的。我和刘占泉老师发电子邮件，来来回回打磨这些事情。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搞的就是一个新型的写作系统，是对传统写作教学的一个补充。
找到了网络与写作的整合点，就要想办法把构想变成现实。朋友为我提供了空间和带宽，按照我的构想开发了网站的功能。有了强有力的技术与物质的支持，2003年10月我正式开通了“景山写作教学学院”中文写作互动平台。网站是半封闭的，实名注册，只给景山学校自己人使用。当时我把关注学生写作能力提升的人，比如家长、作家，这些人的力量都引了进来。因为“激活”了写作的交流，学生的写作热情、内驱力都被激发出来。
当时做这个课题也是顶着相当大的压力。家长不放心，学生有了网瘾怎么办？用网络写作，作文书写差怎么办？学生打字多了，书写的问题怎样解决？打字多了，写错别字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在网站办起来后都遇到过。那就要去跟领导、同行商量，跟家长和学生去沟通。既然担心网瘾，对学生网络德育的问题就要抓紧。在这个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动向都要去关注。在那个阶段，我逼着自己把这个事情“一竿子捅到底” ，做得特别狠，特别“透”。这对我后来的研究能力、课题质量的提升都特别有用。找到了网络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契合点，反过来再研读课标，然后就会感觉豁然开朗，几者之间的关系统统打通。比如说老师对于学生学习全过程的关注的问题。网络平台能起的作用，不光是为学生建立“写作档案”，作为老师，还可以研究这个学生在不同阶段的成长足迹——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网络平台搭建之初，我就提出，同班的同学可以互动，不同班级的学生之间也可以互动，不同学校的学生利用这个平台也可以互动。我想把学生带入到一个新的天地——你教他如何上网，教他如何用文字跟别人沟通，如何跟别人合作，如何在网络环境中自我管理——这些都是要老师教的。现实中教，网络上也要教，但无论如何，你得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这个网络与写作整合的课题我做了六七年。从这一件事上我懂得了做课题怎么才能做得“专”，做得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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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景山有一点特别好——有的时候它在财力、物力方面不一定能支持你，因为确实是全校一盘棋，不可能说你想做个课题就能跟学校要十万块钱。这是不靠谱的事儿。但是我们学校领导说“周群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都不干涉”，“不干涉”本身就是支持是不是？有的学校会拉后腿。比如直到现在有的学校每天语文课讲什么内容、讲到什么程度都要统一，你多做一点儿事领导就要找你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阻碍。景山学校不是这样。老景山提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手脚捆绑住了，还怎么八仙过海啊？所以我觉得景山至少在这一点上特别支持我。开始的时候各方面也许是旁观者的态度，但慢慢看到我做的事情有了眉目，是有发展前景的时候，在评价上会给我鼓励。前一阵儿教科所领导还跟我说呢：“周群你们那个事儿（指网络与写作整合的课题）做得早，而且很牛。”就是这样一句话，能看出领导对我做的事情的肯定，对我来说就够了。
与整合这个课题同时做的，还有“关注北京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试教。课程标准中有利用本地资源开发课程的提法。我那时就琢磨，这个提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喜欢旅行，2001年去了凤凰。这个地方正好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了“申遗”，古城内四处大兴土木。那时候北京也在大拆大建，对古城风貌保护还不特别重视，胡同拆得一塌糊涂。我就想，应该开设一门选修课，让学生关注老北京文化。02年开这门课，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不算一个地道的北京人，我从小在青岛长大。但我会思考北京这么丰厚的人文资源该怎么去利用。一开始我在网上找关注北京传统文化的民间人士给我出主意——是把网友请来当老师——当然都事先见面互相了解过，都是好人。首图北京地方文献办公室的副主任王炜，年纪轻轻的，热心地拉着一拨人——首师大历史系的学生等等，统统带过来，对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我形成共识，然后请他们对我们的学生课题小组进行指导。当时北京的高中都还没有开展研究性学习。但是我觉得研究性学习不该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东西，高中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了，初中阶段该怎么办？我也带着学生分小组，开展专题活动，让他们对感兴趣的东西做些研究。那时候我就请教刘占泉老师，他说初中阶段应该是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我们采用活动式的课程组织形式。所以最后就定名为“探究式活动课程”。在开课的过程中我会去琢磨：每个环节上怎么给学生搭台阶，怎么做才是真正为学生的发展。第一轮课程实验，把学生分成若干组，有胡同组，小吃组，四合院组，门墩儿组，京剧组，五花八门的，学生挺有兴趣的。第一轮上下来，毕竟这个过程中感性的东西更多。我就想，理论上应该如何提升？它如何体现了新课改的精神？它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我作为语文学科的老师为什么要开这门选修课？老师在这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些问题也是刘占泉老师向我提出来的。因为这门课不是我主讲，是请人来讲课，或者把学生带出去利用本地资源开展活动。然后我就去从理论上一点一点地去整理。我这么去做虽然有感性的成分，但并不是完全随意性的东西，不是一拍脑门、我觉得它重要就重要的。
第一轮试教我觉得不够规范，要再调整。第二轮直接和北京史研究会的专家挂钩。学生换了一拨。这次做的非常规范。请教科所的老师给初中学生去讲如何确立自己的小课题，将来的课题报告应该怎么写，小组活动中的评价应该如何实施等。在第一轮试教中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第二轮中就会有目的地去实践。
这一轮做完了之后又觉得“不过瘾”。在06年前后东城区已经启动了蓝天工程，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完全是利用社区资源——东城的区域资源，甚至是北京市的资源——让学生搞课外活动。我觉得这与我的选修课又有了一个新的契合点。我的课程如何与这个现成的资源结合？别靠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去“磕”去。如果东城的资源用好了，将来提炼出来运用的范式，那么其他区开设这门课，它的区域资源也可以这么去整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有兴趣去做。在景山我在这点上很受熏陶：我是带着我自己的目标做事情，我很清楚我想达成的目标。这个课题很好玩儿——对了，我的口头语就是“好玩儿”。刘占泉还为此批评过我：“太不严肃了，你怎么什么都好玩儿啊？”——但是确实是很有意思。你有兴趣的情况下，再多的苦，花多少钱、花多少精力，都不是什么问题。当时我把书店里所有关于高中研究性学习的书能买到的全部都买来。我也要吃透它（研究性学习），到底有哪些环节。第三轮是跟社区资源整合、跟东城区蓝天工程整合，第四轮我会跟首图整合。利用他们的视频资料做视频点播系统，为我们做网络支持，给学生做答疑。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也挺好玩的。
我每次做一件事都要找到“增长点”。我要琢磨，我这个事情做得增量在哪儿，别重复去做原来的事情，重复了就没意思了。时代在发展，给我们提供的平台越来越大，怎么去整合资源……把这些资源全部、一点点地在自己手中重整，然后给学生搭建特别好的学习实践的平台，我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大导演一样。这都是景山给我的舞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你得自己有本事，但还得有人支持你用这个本事去做事儿。他要是什么都不让你做，真的是挺苦恼的事儿。我觉得自己挺庆幸。从自身成长的过程来说，原来头些年可能还没意识到我在一个好的平台上，但是后来确实觉得，我比别人多占了好多便宜。我现在有动力，这个动力既是来源于对要做的事情本身的浓厚兴趣，同时也来自好的平台、好的空间。内因外因都有吧。然后在这个做事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最近学校要我们整理自己的“教育思想”——我都不敢提这个词，太大了。我的教育理念就是很认同“大语文观”。单纯地看语文学科，太势单力薄了。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内学习。语文学科应该发挥它的工具性特点，帮助学生把内心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要帮他们打开视野，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学习语文的平台。可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做的好多事情都是在这么一个逐渐清晰的思想下统领起来的。
其实也有瓶颈。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记得王漫老师带我们那一届市骨干进修的时候，正好在一个瓶颈的状态下，就是卡在那儿了，不上不下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在一个团队之中，大家都在往前走的路上，我可能确实走得快了一些。我当时也看不清自己的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我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沟通也出现一些问题。就像当初王老师跟我们讲王荣生，我们也一下子接受不了的这种感觉。而我又不知道自己的水平究竟在哪一个层面上。
所以特别感谢教育学院。是06年吧？就是那一年，恰好就是30岁之后，做了那么多事之后，感觉特别茫然的阶段。不知道何去何从，做事情也做到一定地步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很多的想法也逐渐地在形成。但是真的，有时候就想不明白，这样做下去再怎么样？我特别愿意找同道；我也不知道其他人都在什么状态下；我也感觉自己理论上欠缺不少东西。正好在那个时候参加了市骨干的培训。我记得当时梁捷老师说过一句话：“有所畏，才能有所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追问自己到底有什么是我所“畏”的。年轻老师看我，都觉得我挺好的：“周老师你够好了，我们追你还追不上呢。”到这里来进修再一看，其实更多的人比我要优秀。我不是谦虚、说漂亮话什么的。我看到自己跟同行之间相比还会有差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很多人比我做得要扎实、比我的研究要细致更深入。我得找自己的毛病。实话实说，王漫老师让我们看王荣生的书，我以前根本没看过他的作品，这时候，我就发觉原来我在理论上还有这么多欠缺的东西！以前我对编教材不是特别热心，一个是觉得在老教师的领导下，我只是其中的小兵，编写的事应该做，但我没有更多的研究的兴趣。我进入教材编写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事情还很不清晰。正在这个时候，王漫）老师给我们上课——我发现读王荣生的理论，自己“学力不逮”，读有些章节很吃力。但是咬着牙坚持读下来之后，又是别有一番天地的。反过头来我对自编教材有个审视，就感觉到自己的研究能力确实有一个提升。我们的教材编写和王荣生的理论没有什么重叠，或者说路子不一样，但是我用教材的时候，拿课文当什么用，就会清醒很多。再有，工作十几年了，之前虽然也在首师大进修也补充了一些新东西，但还是觉得自己脑袋里的观念“刷新”得不够，特别是关于教学的理论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在中学这个范畴还是接受到得比较少。这部分的学习就觉得很有压力，我还是要认真学，而且得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王荣生的书教材组、教研组老师人手一本。我和教研组老师们沟通，怎么用这个理论去审视教材；教材组老教师也看，看了之后摘抄，大家再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是体会到，我需要不断“充电”。
就在市骨干进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事儿挺受刺激的，就是做课。有扒层皮的感觉，痛并快乐着。我会发现自己教学上还有不严谨、有随意性的地方，过于感性，平常上课太匆忙，挖掘、吃透对文本的能力有待提升。我会发现自己有很多毛病要改。改毛病是很痛、很麻烦的事情。但我也会对自己有新的要求。在这里进修，能感觉到老师在不断地会给你一个平台，不断地会给你一个机会。就是这样。第二轮跟着霍俊明老师进修也挺有意思，挺轻松的，挺享受的就过来的。请的老师都挺好的。在这个当中也会提升自己，文本的解读、文学修养能力都有提高。每个授课老师都有自己的出发点，比如林喜杰老师讲她带着学生写诗，你就会觉得你也可以尝试啊，思想里就有些小火花不断地蹦出来；杨智老师给我们讲《闪光的心灵》专题讲座，谈中学生的思想感情，听的时候好像很轻松，但总会在心里留下印记。回去工作的时候我也总会琢磨他说的话，尝试一下新做法。
有些老师天生就是能做课型的那种选手。平时上课可能稍稍平淡些，但一做课就特出彩。我不是这样，我擅长“慢火炖”。平时一节课一节课地上下来，可能毛病还挺多；但是我细水长流。特别是我信念坚定，会在一件事情上坚持不懈。最后学生不光是成绩很好，而且我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
每个人的强项是不一样的。我也特别羡慕人家——窦桂梅等那些名师的课的光盘我全都看过。人家在镜头前就特别的自信。我打小就胆小，人多就不自在。关着门我跟学生怎么说都行，只要不是老师们看我做课，在学生面前我特别自在，谈笑自如。我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只要有一个人坐教室后面听课，我的汗立刻就下来，就很紧张，这是实话。30岁之后我经历了一件事。那时北京市举办首届语文教师普通话朗诵比赛。我这人心理素质很差，到区里初赛，背一半忘了稿，脸色刷白，心跳过速，就到那个地步了。可能也是看我朗诵水平还可以，初赛、复赛的评委都给我机会，明明我没背完呢，然后说通过了；后来以第十一名的成绩进了培训队；最后选派三个人去参加市里决赛，其中就有我一个。可我一直克服不了自己怯场的毛病。决赛的头一天晚上，区里语委会的老师给我打电话：“周群你到底能不能上？你不能上我现在立刻换人！”我思想斗争了半天。我知道这对我来说不是是否参赛的问题，而是一个我能不能战胜自己怯懦的问题。参加市里决赛的时候，站到舞台上就两眼发黑，脑子一片空白，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虽然最后只拿了个优秀奖，但这件事给我刺激特别大，后来我胆子大多了。
以前一到做公开课，包括参加教师基本功比赛做课，只要有人在教室后面坐着，我这课准砸锅。所以谁听课对我来说都像扒层皮一样。后来我思来想去，慢慢地就变得很坦然，因我发现只要我放下了功利目的去上课，我的状态就会很放松。我不去考虑能不能评优、别人如何评价的时候，我就会很坚定地把自己的教学设想实施下来，就会专心教书。但不论怎么说，不论做哪一级别的做公开课，心理素质不够强、状态不从容，这是自己的弱项。我们学校的化学特级徐伟念提出“让每一节课都精彩”，这个境界我还远远达不到，我还要好好向名师学习，好好磨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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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觉得作为一个优秀教师，所具备的最为重要的或者最核心的知识大概是哪些？
答：对于初中学生，可能在初中阶段，更需要老师的知识更广博些。程度上不一定那么“专”、那么深，但是要对学生能施加影响的话，知识体系之间要能打通。语文老师的知识不能仅仅局限于语文学科语修逻文。语文老师自己的视野就要开放。比如说你要求学生关注社会，你自己是不是关注？这不单是一个学科知识多少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求学生能够认真思考，或者写的文章有深度，那你自己具不具备思考力？教师的视野有多大，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就有多大。对其他学科、学生的心理状态、教育的社会大背景、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诸如此类，都要关注。比如你带着学生上网了，你老师对网络了解不了解啊？你要有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不然网络的弊端、消极影响你怎么去避掉啊？你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情，肯定你自己在背后要做更多的事情。这些我觉得都至关重要。
问：您提到的特别欠缺的理论知识，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答：当然。老师的成长不应该是自生自灭的。一些老师缺乏知识更新，不学习理论。有的老师当年他的高中老师怎么教他，他现在就怎么教他的学生，殊不知时代不同了，教育理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也有的老师，自己上学的时候是靠题海战术训练考上大学的，现在他做了老师，照样题海战术训练他的学生。这些现象确实存在，挺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老师应该及时补充、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的理论。
问：这是您发展到一个阶段了才突然意识到它特别重要呢，还是您一开始就觉得特别的重要？
答：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要做网络与学科整合的课题，我就必须阅读大量网络方面的专业书籍。我还研究国内外的教学网络平台的状况，到处搜集相关资料。年轻同事说“周老师，我该写论文了，你给我开个书单吧。”我就会说：“这不是我给你开书单的事。你应该自己有需求、明确研究对象后去找书来读。”我开始做课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头脑里有那么一个想法，接下来我一定会去探究，这个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到底合不合适。这个探究的过程就是我大量补充理论知识的过程。不同的阶段补充不同的理论知识。前面提到 “语文探究式活动课程”。我要考虑初中和高中的一个衔接问题，高中研究型学习做到什么程度了？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不同，能力水平有限，那么采用什么方式开展探究活动才适合初中生？国内的同行在这类课题研究上已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这些我都会去关注。我会大量地读书。每做一件事儿，都要读十几本、几十本书。确确实实是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读书。所以不同阶段要补充不同的理论。比如前面说到学习王荣生的理论。后来我读了王荣生一系列专著。王漫老师给我布置工作，给脱产带薪班的老师讲大单元教学、讲课堂的预设与生成，我就买来一大批名师的书，大量读书，从中选取有用的材料。做一个课题、做一件教学的事情，从始至终全过程也都是学习的过程。要看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我擅长“拿来主义”，别人好的经验，我会拿来在教学中实施。
问：您对语文老师基本功的下定义是什么？
答：你要求学生语文学习掌握的基本功包括哪些啊？那些老师当然要具备了。举例而言：你要求学生能当众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你作为语文老师，是不是能够做到侃侃而谈？而且你的表达应该是有条理的，你不能说人一多就吭哧吭哧说不出来吧？我注意到不少名师课堂上的表达语言是非常漂亮的。景山对老师有个明确要求，每节语文课上老师都要有一段精彩的发言。我很认同，所以我也越来越注意口语表达，会有意识地去训练自己。比如我们每天课堂上都做“读书交流”活动。学生推荐了好书，不论接触过没接触过，老师的反馈马上就得跟上，——因为学生现在读的书五花八门——你接触过没接触过，你都应该及时给学生一个反馈，表达你对这本书的评价，或者学生的介绍引发你哪些思考。我会借“读书交流”的机会跟学生谈心。有不少老师听过我的课后都说我的表达爱用“大词”，很正式的词汇。我徒弟跟我说“我在您这儿听您讲话，每次都热血沸腾的，可我回去（上课）就学不像。”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当然就学不像啦。”口语表达，这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也得训练。
    再比如写作。要求学生写作文，可语文老师自己常年不动笔的大有人在。老师自己都不去写，凭什么让学生去写？老师自己都不懂写作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要求学生懂写作是怎么回事？“享受写作的快乐”是我的写作理念，从六年级起我就学生讲。如果连我自己都不动笔，没有享受的真体验，如何让学生相信写作是会带来精神的愉悦呢？指导学生朗诵课文，老师自己的朗诵都不够一定水平，不敢给学生做示范，学生的朗诵从何指导啊？
讲解试卷的时候，好多老师是怎么做？——看着答案给同学讲。有经验的教师会去揣摩答案的合理性，但不是老师自己思考的结果。这让学生怎么练？我现在备课尽量不看教参。语文老师对文本应该有基本的解读能力。张学君老师提倡诗歌教学的备课过程中，“老师应该写千字文”，写写自己的鉴赏，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我们要求学生写鉴赏，老师自己写得出来吗？所以，不妨拿要求学生达到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老师自己做到了多少？这就是老师基本功的问题。
问：文言文教学和写作是景山的特色，这两方面对您自己的语文教学策略或自身有什么影响？
答：先说对自身的影响吧。文言文教学是让我汗颜的事。景山学校文言文教学的传统非常好，五十年代时候老师文言文的功底也都很扎实。我的文言文基本功相对差些，古典文学的底子太薄。说是大学本科的水平，当年又没学好，学的那点儿知识教书虽然够用，可是也心虚啊。市骨干进修的时候连劭名老师在台上讲课，我坐台下听课就常惊讶，哎呀天哪，原来这些文言文课文之间是可以打通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嘛，只不过视角不同。我只会一篇一篇的去教，没有这么去想过。
我徒弟叫王海兴是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说是徒弟，其实我俩互为师徒。他是我教学的徒弟，我倒过头来拜他为师学习文言。去年他给我开的书单列的都是他们古典文学研究生的必读书。我照单买了上千块钱的书。回家之后忙里偷闲，一点点儿读书，床头放的全都是古典文学的书。我相信自己日积月累，会补上这部分知识漏洞。我有时候干脆就用“拿来主义“，组里备课，一到讲文言，我就直接问海兴：“如果这课你来讲，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有些什么材料的补充？”他会带着我们分析教材。教书时间越长，想要自己水平更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知识是有漏洞的，要通过后天学习来弥补。这个弥补的工作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写作我不担心，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写东西，平时写写博客，生活感想、教育随笔之类的，也发表过一些文章。这几年写论文、课题报告比较多。写这类文章也有一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而且写作教学，我还是说那句话，语文老师要有教学信念。你相信什么你才能在教学当中实施什么，所以你要去慢慢形成自己的教学信念。我的写作方面的教学信念就是“享受写作的快乐”。
对于写作教学的认识，这也是一个不断清晰明白的过程。刚一开始教书的时候，好像都是那么教学生吧？开头点题、结尾扣题什么的。后来自己都怀疑：这是写作吗？2003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华文学选刊》办出了一个学生杂志，叫《中华少年写作文选》。当时编辑可能觉得景山学校的老师写作教学应该做得不错，就找到我，让我做“作文阶梯”栏目的主持人。栏目接手之后我特别打怵，因为我不觉得写作教学是我的强项，但是又想借这个机会，逼着自己对作文教学有个深入研究。和刘占泉老师商量，他很支持我做，他帮我策划栏目内容的方案，帮我约稿，甚至亲自捉刀发表他对写作教学的看法。当时刘占泉老师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作文的元点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写作文？让我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教育界专家。
饶杰腾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饶先生特别重视二三十年代的那些教育家，夏丏尊、叶圣陶等这些人的理论，特别为我摘录片段，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有赵谦翔老师，绿色作文，我去到他家采访，听他讲“绿色作文”的理念。他把“焦点访谈”引入课堂，带学生到清华园参观……我发现他格外关注学生精神层面的建构，在此基础上再谈高中的写作教学应该如何开展。学生内心充实了，自然有表达的欲望。访谈中，我能充分感受赵老师的人格魅力，观念上会受到冲击，不断被“刷新”；访谈后，我就读他的书，研究他的“绿色作文”是怎么回事。还有史有为老师，当时她是中语会杂志的副主编，“享受表达的快乐”就是她文章的标题。读完她的文章，我就觉得豁然开朗。想想自己，我在网络上那么主动地泡论坛发帖、跟帖是为什么呀？也是觉得通过文字的方式，跟别人有互动、沟通，这是很快乐的事情。这个提法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焉”。我善用“拿来主义”，“享受表达的快乐”不是我自己的提法，但是我非常认同，这就成了我的写作方面的教学信念。
做“作文阶梯”的栏目的时候，也有对学生的采访。一个原来东城27中的毕业生，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北邮读大二。当时他出了一本书，《分数漫天飞的日子》，写高三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我请他写对作文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不要让我谈作文！作文很垃圾，中学教的作文对我写作能力没有任何影响，我可以谈写作。”这样的表达让我看着心里感觉很痛。我们语文老师辛辛苦苦做的事就包括教学生写作文。可是这个学生却说，小学到高中写的作文都是垃圾。再想想学生对作文的抵触情绪以及读到的一篇篇低水准的作文——而且我也确实做过调查，大部分学生不喜欢写作文——我必须重新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学生写的垃圾作文是怎样教出来的？我在写作教学上做的事情哪些是无用功？写作教学怎么做才能真正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有提升的。
我还采访过今何在，就是写《悟空传》的那个网络写手。他也谈这个问题：写作是自己的事儿，不是人家的事儿。我做了方方面面的访谈，关于作文元点问题的讨论连续做了四期，教育专家、作家、一线教师、学生，不同的声音在我心里是有交汇，各种思想形成碰撞。碰撞的结果是，我还是更认同史有为老师的表达：“享受表达的快乐”。后来我就想，怎么把这个教学信念转化成作文教学的策略，包括用什么方式跟学生、家长沟通。怎么享受啊？我来搭平台，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网络平台上的写作交流算是一个手段吧，学生有互动的乐趣；带着他们写说明文，让写作过程变得有趣，写的文章真正有用，老师的方法指导行之有效，这样也算是“享受”了吧？我们学生上了八年级，刚刚写完《写作的回顾与前瞻》，总结中能感觉到，已经有不少孩子喜欢写作，享受着表达的快乐。这些让我很欣慰。“享受表达的快乐”，这跟景山提倡的“写作为中心”或者“以读带写，以写促读”，一点儿都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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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现在都很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啊，实践能力啊。那么，一个优秀教师最核心的能力，假如说有三个方面的话，您会想到哪几个方面？
答：做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文本解读能力一定要强，这是看家的能力吧。站在教师讲台上，肯定需要沟通的能力吧。语文教师靠的是嘴巴，口语表达、与人沟通的能力尤其重要。第三个就是研究能力。要敏感，对课题的把握，或者说是语文教改的方向、动向，要有一种洞察力；而且不能说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要主动去参与实践。
知识之间、体系之间是要打通的。“万变不离其宗”，全是站在教学的角度上，去看另一个貌似不相干的事情对学生能力发展有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有，可以结合在一起，我就会找契合点，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一个通道。比如说信息技术。网络与教学，二者关联起来的关键就是要有转化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很多事情做起来都会得心应手，就不会憷头。
其实，站在语文老师的角度，每个能力都很重要。

问：请您用几个词来概括自己的教学特色和风格。
答：我不能用词儿了，咱们换句子吧。我自认为我是属于那种不管接手一个班还是一个学生，我会“全程关注”的老师。我会站的位置比较高一些。在平常教学的设计上，或策略的安排上，会考虑全程。从小学升到初中的时候，学生的现状是怎样的，高中对他们的要求又如何。在这个框架下去考虑初中四年的教育教学。我会非常清晰地把握学生的成长节奏——不是我去把握他，而是说这一点我会在我的教学当中体现出来。我对学生初中四年的“全程”有一套想法。不是凭着感觉走、教到哪儿算哪儿的事。而是在学生的某一阶段，教师该有怎样的推动力，我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我都非常清楚。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学生九年级的时候我带着他们做回顾，或者毕业后他们来看我大家一起谈心的时候，学生会恍然大悟，说“哎呀，周老师您在六年级讲这事儿，原来是这意思啊。”甚至到了高中，他们会发现，他们语文学习每走过一步，都是我用心设计过的。不但是语文学习，也包括做人。
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我说过我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我的“爆发力”不太强，但我注意给学生一点一滴的长期的熏陶。这几年我多教数学班。数学班的学生多属于线性思维，另外，在频繁的考试、排名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学生学习的功利性比较强。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作为语文老师我责无旁贷。
我一直认为，要帮助学生双向打通。向内，他应该建立起一个精神世界。在这一天上，语文老师是能有很大影响的。语文学科在情感熏陶方面是强项。向外，学生应该有广阔的视野，要“走出课本”，走进社会生活的大课堂。怎么引领学生内外打通呢？我觉得，语文老师实际上就在双向打通的这个通道上。语文学科不讲工具性不行，学生不会听说读写，就没有办法与外部世界交流。语文学科也必须强调人文性。我常跟我的同行说，语文老师必须是强势的，必须是个强者。遇到困难你不能退缩。你的人格魅力不够强，你的感染力不够强，你的学生教出来就是窝囊费。我们要对学生进行情感熏陶。你在课堂上不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你温温火火、面无表情在那儿上课，没有丝毫感染力，学生的感情如何去被激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课堂上，我是个有激情的人。我在课堂上经常侃侃而谈。比如今天早上他们做“读书交流”，介绍了一本励志的书，提到居里夫人为了提取“镭”做了多少次实验。这次我点评的核心词就是“梦想”。我跟学生谈：“人是要有梦想的。即便我是普通的语文老师，在我平凡的岗位上，你们看到的只是我上的语文课，但我是有梦想的人，我要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我说，“将来能不能成教育家我不敢说，但是，这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然后我说，我们不光要有梦想，还要有一个脚踏实地做事的态度。我做一个课题会做几轮、花费几年的时光。人都要有梦想，但要清楚自己实现梦想的起点在哪里。从现在起步，到达梦想的目的地有多远，怎样付诸行动……很多理念，我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地跟学生聊。语文老师要做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以此感染带动学生。作为语文老师，我觉得我在努力教孩子们变得“大气”。我不认为单单有数学特长就能成为优秀生，数学特长和优秀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优秀的标准之一，是大气，不能太短见、太功利。我希望我的学生成为优秀生。
我评价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语文老师嘛，感情应当很丰富。还应当有自己做人的准则，并去影响学生。王开岭有篇文章叫做《精神明亮的人》，我很欣赏。我就曾经把它作为毕业典礼发言的核心词。“精神明亮”是我要求自己做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也会努力去影响我的学生。在初中阶段，老师要格外关注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那语文老师能做什么？我认为，我们要用美的东西去熏陶学生。
比如我们讲说明文。不能只停留在一篇篇说明文具体文章体现的说明文知识上。老师要讲科学与生活的关系、讲科学之美。科学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科学之美，美在何处，老师都要能说个子午寅卯来。依我看，还不能只讲这些，还要讲科幻，因为科幻体现了全人类的梦想。科幻某种意义上说，引领着科学的发展方向。说明文教学穿插着讲讲这些，学生对科学会多几分热爱，甚至是带着科学的梦想上路。
2008年5·12大地震时，我们及时地在语文课堂上开展了“汶川地震”灾难教育。家长的反馈都特别好，说这才是教语文。我就想，我们教孩子们语文是为什么啊？不就是更好地为了支撑起生活吗？不是简单地教他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不仅是这个层面。还要教他们有爱的能力。感受爱，爱自己、爱他人，爱这个世界。不仅在生活中用语文，甚至是用语文支撑起生活。充分发挥语文教师在思想、感情、情操等方面引领作用——我觉得是我的特长。

问：景山学生的构成比较特殊，您怎么看学生，怎么去对待他们？
答：教育不是万能的，对这一条教师必须有个清醒认识。我不是救世主。但是我觉得老师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找到自己在教育当中的位置。学生真是多种多样。有的学生有很多坏毛病。但学校是干什么的呢？如果学生没有坏毛病，他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做得好，就不用老师了。有句教育名言说：“教室就是犯错误的地方”，这话我认同。要允许学生犯错误，他犯错了，你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帮他。还有，学生坏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待坏习惯的改正，要有韧劲儿。教育学生很多时候拼的是耐心。
还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面对不同的学生，我们有没有尽力去施加正面的影响？比如说真善美的情操，我们是不是在努力地去传递给学生？我不敢指望我的学生都能受我的影响。这既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将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但是要问问自己：我，做没做到？语文老师要主动地“占领阵地”。你不占领德育这个阵地，坏的力量就会把学生抢走。老师都不信真善美，比如一说募捐就嘀咕说“净骗人的，那捐款不定挪给谁用”——老师要是用种灰色的调子去影响学生，那学生如何去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善美？曾经在网上为这个事儿跟外地同行争执过。如果你都不信有真理存在，不信人生要有梦想，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如何去引导学生？学生是多种多样的。但不论是怎么样的学生，你都要带着你的教育信念站到他面前。这个教育信念不能因为学生是谁就去改变。有钱人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成绩好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面对他们，教育信念不能有差别。你要在他最能够接受成人影响的这个阶段给他正面的影响。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初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此吧。到了高中，好多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形成，主意很大甚至固执多了。在初中阶段，老师要用理想主义影响他们。我常跟学生谈：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段火热的、充满梦想的青春年华。我很煽情。如果一个少年人，他在初中这一阶段已经不相信美好、不抱有理想，已经受社会负面影响，消极低迷，那他一辈子不都毁了吗？我观察周围的人。其实人的路越往后走，越是靠童年时期、少年时期打下的精神底子做支撑着。我有了一篇小文叫《孩子的心是玻璃做的》，金传富给我改成了《孩子的心是水晶做的》，我说“水晶”这个词确实更能体现美好。要相信，品行再恶劣的孩子，他的心中也有美好的东西。只是那些美好的东西睡沉了，在等你用爱来唤醒它。
我常跟同行说，评价学生，不要太短见。因为你现在对学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就能看得见，也许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只关注眼前的分数，分数只是一个衡量标准而已。这一点也是我很早就毕业的学生们教给我的。当年我眼中的差生，事过很多年再聚会的时候，我发现，离开校园的这么多年里，他们慢慢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人确实会有早熟晚熟之分。我当年也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但我现在还是很优秀的啊。老师要有这种信念：你要在他的心中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他将来必定能够给社会丰厚的回报。人品好，精神的底子打得好，将来他总会成才的。所以对学生的评价我们要看长线，不能看短线。看短线、只看分数、获奖，这其实是教育者的功利心造成的。为什么那些能考个好高中、好大学的学生才算是好学生呢？有个学生跟我说，“老师，我在初中的时候不快乐，您那时候很年轻，您那时候整天拿分逼着我，我在您眼里不是好学生。”她现在是一个化妆师，整天跟剧组在全世界周游拍摄。她说“老师我现在过得很开心”。你为什么不能认同“过得开心”这是个评价标准？难道“幸福指数”不是我们现代社会中人们最关心的吗？为什么要拿分数去衡量学生好坏？领导要求、中考排名、竞赛获奖……说到底，还不是教育者群体或者自身的功利心在作祟吗？
有的老师私底下跟我说：“周群你对学生的影响太大了。”我愿意做这样的探讨。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去评价哪种的做法更合适都为时过早了。如果有兴趣，咱们就关注一下他们将来的人生。我们现在的教育和他们未来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将来过得幸福不幸福，幸福或者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我猜测，这些关乎将来的事情，恐怕都不是拿眼下的中考成绩，拿什么拿奖去衡量的。并且，学生的能力发展是有规律，如果教育只求功利的目的，他最终不一定会成才。真正的人才应当是全才，文科理科其实是相通的。我不能说自己就没有教育的功利心，但现在我的眼光就会稍稍放长远一些。与分数相比较，我更关注学生的品质，更关注他是不是善良，他心理、人格是不是健康。
问：能否再描述一下您的语文教学信念。
答：语文教学信念——我还是要用“大语文观”来概括。这个信念是浓缩的。语文教师不能太短见，光看眼前那点分数，光围着中考转。比如同事跟我商量：“现代诗歌不重要，中考又不考，可不可以不讲或少讲？”我说“哎哟，初中就这么一段集中地学习诗歌，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咱得给学生们开一扇门，让他们感觉到诗歌国度的美好啊。咱们老师的废话可以少说，诗歌绝对不能删！”教学上的事情，不能仅仅围着中考指挥棒转。“大语文观”，要是没有这个信念，怎么引领学生打开心胸，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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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提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期望自己往研究性教师方向发展，还有教育家的梦想，如果说往您那个梦想实现的时候，您期望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支持？
答：像王漫老师这样的支持吧。我觉得我一定要跟“高人”在一起。毕竟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单枪匹马就能做的事情，帮我打开眼界的，专业知识也好，还是能力方面都能提携我的一定是比我优秀的。我个人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实受到不同的人的影响，他们都是对我有促进作用。
平台也很重要。如果不是处在景山学校这个平台上，我的发展很可能就是自生自灭式的。也许就成了一个好老师，但也许就“灭掉”了。

问：您说有些重要人物对您起了关键作用，您说上两三个在这十多年中对您有重要影响的。
答：景山学校里呢，首先是舒鸿锦老师。上高中的时候我上过她的选修课，她讲《雷雨》。工作后我把她看成是榜样。我开始做“关注北京传统文化”选修课的时候，舒老师提示我，让我向刘占泉老师请教。那时候我不认识刘占泉老师，工作没有交集——我参加工作那年他刚好从景山学校调走。和他联系之前，我只是从他和学生的作文集里对他有所了解。应该是从01年下半年起，我和刘占泉老师建立了联系，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过Email我向他请教语文教学的问题。我俩的教学书信前后得有十几万字还不止吧。一开始我跟刘占泉老师就是师生关系，他带我就像带他的学生一样。读他的邮件，能感觉到他对我特别严格，甚至有点儿苛刻的感觉。时间长久了，谈论的东西才从教学延展到生活。现在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吧。他这个人，不论是敬业的态度，还是学识涵养，对我都直接影响。可以说他是给我最多帮助的人。06年起在教育学院参加市骨干的进修，教院的老师们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王漫老师，给我一些工作（在教育学院培训项目中任课），其实我理解，这是让我带着任务去学习。因为单元教学也好，预设生成也好，在接受任务前，我没有系统梳理过。还有前面详细谈过的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组老师这个群体。四位老教师，现在都70好几的人，她们这个群体对我影响也特别大。

问：有没有想过到高中去？因为有很多初中老师到了一定的水平，觉得到高中是更好的机遇。
答：我周围很多同行都是这样，教了一段初中就去教高中。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教初中。教的时间长了，我逐渐发现，从小学到高中，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恰恰是最薄弱的环节，“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倒也与北京市基础教育中初中教学薄弱的现状相吻合。其实初中阶段的老师有好多事可以做。我就特别喜欢在初中。不牵扯有没有能力教高中的问题。初中阶段实在有太多的值得研究的课题。景山学校的学制又特殊，初中四年，对我而言，课题的空间比较大。在我看来，高中阶段受高考的制约比较大，语文教改反倒容易束缚住手脚。我常琢磨五十年代景山学校的做法：最好的师资放在小学，然后次一点的放初中，最次的放高中。薛川东老师也有过类似的表达：高中阶段的学生语文学得好，不是高中老师教出来的。道理明摆着：小学阶段打好了语文学习的底子，养成好习惯，初中的语文学习就不发愁；初中把接力棒接过来之后，夯实基础，扎实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与素养，高中语文学习就一点儿不用发愁。我觉得做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是大有作为的，我不怕别人瞧不起我，说我只是一名初中语文老师。相反，我特自豪，我是一名初中语文老师！

问：一个人的成长、一个老师的成长可能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先说客观因素。给您三个客观因素，学校的平台、家庭、时代的机遇，请您给我大致说说对您的影响中三者各占的比例。
答：对我而言，我先选学校的。因为景山这个为教改而存在的背景与地位确实太特殊了。我老是换位去想，没有这个平台我在别的学校会怎么样？我不能完全想象。有的学校可能领导理念非常好，我要是去了，也许能发展得很好。但是换个一般的，领导没到那个层次，我的课题试验可能就会被排斥，有什么想法都白搭。所以景山学校这个平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算比例的话这个得占40%。剩下的各占30%。
第二个就是机遇。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实机遇对每个人而言真是均等的。新课改对学校来说是机遇，同样也为我们教师提供了实现教育理想的机遇。景山学校的教改更为我们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机遇。看准时代特征，掌握大势，抓住时机，坚持不懈地实践，自然会有斩获。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只是——当时机到来的时候，赶快抓住它！
第三是家庭。这也特别的重要。家庭的影响、家人的理解支持，对我而言都很重要。

问：再说老师个人成长中的主观因素。一个是做课题，深入、大量地做；第二就是做公开课，因为对教师而言，很多都是在公开课当中脱颖而出的。他们通过多做公开课磨炼自己，并且能够有机遇、展现才华。然后就是编教材，从长远来说，教育家都要编教材。郑国民老师说过，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做三件事，第一就是要教好课，至少是教过课、有体验；第二是编教材；第三是出理论。其实这几件事大多数您都做过了。
答：如果是排序，做公开课我要放最后。确实很多老师会放第一，但对我来说就是个特例。景山学校的老师在35岁之前每学期都要做研究课；35岁以后，一年一两回观摩课、示范课，当然每一回都要花很多精力。但总的说来，在我整个教书经历中，公开课的比重还是比较小。毕竟我花时间与精力最多的是如何上好常态课。课题研究和编写教材，对我来说——编写教材也是课题。这几年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教材的编写、研究和试教实验上了。对教材，我还处在不断学习和提升研究能力的状态。受老师和其他专家的影响更多一些，自己往外“倾倒”出来的东西（研究成果）还不够。前几年做“网络与写作教学的整合”和“关注北京传统文化”这两个课题，花的精力相当多，个人成长得也比较快。所以三个主观因素由主到次最后这样排序：第一做课题，第二教材编写，第三作公开课。

问：一个人的性格中，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您觉得哪一方面对您更有决定性的影响？
答：这有个阶段性。在前期，事业、做事情的开始阶段，智力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知识、技能等等要跟得上；但是事业越往后做，做的越是人，而不是做事本身。知识的欠缺完全可以自己去补。这个阶段做人就非常重要。所以在后期，非智力的因素占得更多一些。我不是打太极，真是这种感觉。

问：您回答得非常睿智，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您个人的智力因素或非智力因素中，您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什么是消极的，您自己不满，对自己有些干扰的？
答：智力因素方面，可以说我是先天不足。学生时代打的底子不好，所以给后面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需要自己额外花精力弥补。我猜想，要是有一个很好的底子，我可能就成长得更快，就像现在年轻人一样。我个人成长走过弯路。这是我的智力因素中消极成分。非智力因素，我存在人际方面的问题。我们教材组的翟教师帮我找到问题症结。她告诉我带团队必须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包括你的课题怎么获得领导更多的支持，教研组如何才能更支持你的工作——这都是跟做人有关系。现在我意识到了一个人做不成大事，也越来越感觉到团队特别重要，越来越注意跟其他老师沟通。多发现别人的优点，尊重别人。以前没认清自己的毛病，现在我比较注意修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