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12年度学者——裘锡圭：治学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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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2年度学者——裘锡圭：治学三精神

    到今年为止，这位年近八旬的学者已在古文字学的园地里埋头耕耘了半个多世纪。认真、求真，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追慕“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真正的学者精神。
    即将过去的2012年，对裘锡圭先生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历经5年的整理编校，《裘锡圭学术文集》六卷本终于面世。这是裘锡圭学术文章第一次比较完整的结集，全面呈现了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从1960年正式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算起，这位年近八旬的学者已在古文字学的园地里埋头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古文字研究是一门清苦的学问，“用力多，收获少”。但古文字资料里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吸引一代代学人寝馈其中，皓首不悔。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著述，结出沉甸甸的果实。《裘锡圭学术文集》分为甲骨文卷，简牍帛书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杂著卷，显示出先生广博的涉猎和深厚的造诣。
    “最初的兴趣在古代史。在学习古代史的过程中，发现必须到出土古文字资料里去找史料，因此产生了学好古文字的强烈愿望。一旦深入进去，不断有新材料出现，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使得你不得不去摸材料、去啃、去钻研，兴趣也日益浓厚起来。”在透过窗户洒进屋里的阳光下，裘锡圭手捧清茶，端坐桌边，娓娓道来。
    “我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深感治学应有三种精神：一、实事求是；二、不怕苦，持之以恒；三、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在《治学的三种精神》中，裘锡圭这样写道。言谈中，“实事求是”，更是被他反复提及。在裘锡圭看来，这是作为学者最基本的素养。他说：“既不迷信自己，也不迷信权威，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发现自己有必须补充的知识，就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去学习。有了某种看法，决不有意摒弃或曲解对自己看法不利的资料，而要认真考虑那些对自己看法不利的方面，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发现自己的错误就马上改正，不要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正是秉持这一精神，裘锡圭在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屡有创获，且大都扎实严谨，这也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他曾先后参加过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文字资料、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考释工作；二十多年来，他奉献出《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古文字论集》、《裘锡圭自选集》、《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等著作；在汉字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的考释，利用地下文字资料对先秦秦汉古籍的校读以及上古史的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2011年，被称为文史哲类国内最高水准的民间学术奖项——首届“思勉原创奖”，将珍贵的荣誉授予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获奖评语写道：“本书全面讨论了汉字的性质、形成、发展、演变、结构类型等问题，在总结前人文字学研究的基础上，自成系统之说，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杰出的创新之作和权威著作。”
    谈及创新，裘锡圭对当前一些“为创新而创新”的做法表示忧虑：“对新材料、新方法固然要保持敏感，好的东西要汲取。但现在不少学者沾染了不良的风气，一味追求‘出奇制胜’，自己的东西还没搞清楚，总想着把国外的新方法、新观点拿来套用。这样的研究最终能站得住脚的有多少，这样的创新又有什么用？”
    多年治学，裘锡圭力求严谨、务实。此外，他还要求自己注意的面不能太窄，考虑问题要尽可能全面。文字、音韵、训诂、古代史、思想史、民族学、考古学、古器物学等方面的知识都要注意。就古文字来说，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他都下过功夫。单就战国文字来说，竹简、帛书、铜器、玺印、陶器、货币、玉石上的文字，没有他不注意到的。每考证一个字，他总要搜集大量的有关材料。没有充分的根据，不下结论。
    “研究某一时代的某个问题，要对同时代的有关问题以及研究的对象在上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要尽最大可能去了解、吸收跟自己的研究有关的成果。包括过去的和当代的、国内的和国外的。”裘锡圭说。
    在满壁书籍的家中，记者看到，尽管受到眼疾的困扰，今年77岁的裘锡圭仍然坚持用放大镜阅读文献，做笔记，做卡片。他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张白纸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无字的废纸裁成的，写好后按不同的问题加以归类。看到有关问题的新材料或新说法，哪怕是别人在来信中提到的某个意见，都要随时补入。
    翻阅《文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不少文章作者都加了“编按”。这是裘锡圭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来，借此“扼要引述新出现的可以补正的资料和学界研究成果”，二来，“交代应加说明的其他问题”。（《文集》“前言”）“这些年来，限于精力和目力，在追踪新出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方面，已经大不如前。幸赖参加《文集》编校工作的同人和研究生们为《文集》撰写了不少‘编按’，或提供了可据以撰写‘编按’的意见和资料，弥补了我的缺陷。”裘锡圭在《前言》中自述，恳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些所加的“编按”中可以看到，对于自己行文中的疏失，一旦发现，他便如实说明，毫不隐讳；对于同行的学术成果，他从不掠美隐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裘锡圭发表《啬夫初探》一文，当时限于条件，没能读到日本学者大庭脩发表于1955年、对啬夫问题已做过深入研究的《汉代的啬夫》一文。裘锡圭《啬夫初探》里引到的不少资料和提出的一些看法，实已见于大庭脩的文章。此文在收入他的《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时，裘锡圭特地加了“编校追记”说明有关情况，并为失引大庭脩文而致歉。此次编入《文集》，当然保留了这段“编校追记”，读者可以覆按。类似的例子在《文集》中还能找到不少。师友或学生为他的文章提供的帮助，哪怕再微不足道，如打印文稿、核对材料等，他都记在心上，在文章中一一道明。
    这几年，由于青光眼的原因，裘锡圭虽已不再开课，但还在坚持指导研究生。他说：“带学生，首先要把好方向，确保学生不往歪路走。不仅是学术方向、思考问题的方法，写作文章的方法也要管。现在不少老师职务多、项目多，根本没有认真带学生，这对于学科发展，是最要命的事情。”
    裘锡圭告诉记者，现在自己每天工作6小时，“手头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比如：承担的马王堆帛书整理、中华字库工程等等；还有好多想写的文章没有写，时间很紧。我要争取在我的秉烛余年，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