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弢：话说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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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弢：话说帽子

帽子这东西，如今人们戴它，无非是为了保暖和美观。古时候可不这么简单，那是身份的象征，一个人地位的高低贵贱，从帽子一看便知。其实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帽子在我们的邻邦苏联，偶尔也有别的用场。 　　话说赫鲁晓夫自从被其昔日的“战友”搞下台后，心中郁闷，无法排遣。也曾试过摄影、垂钓之类休闲活动，均半途而废。终于有一天，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怂恿和劝说下，开始了回忆录的口授，经过反复尝试，他渐渐地找到感觉，进入角色，并乐此不疲。 　　在口授几千米录音带的材料后，新的苦恼又来了：“这一切都是白费。全都保不住。我人一死，他们会把材料统统拿走销毁，要么掩埋得不留一点痕迹。”作为下台的“一国之君”，赫鲁晓夫深知克格勃的厉害。这可怎么好呢？把材料多复制一份，再把两份材料分别保存在两个可靠的地方，不就行了。然而克格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哪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赫鲁晓夫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苏共中央已开始追查他写的回忆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萌生了将手稿送到国外的念头，起初只是想在国外找个可靠的隐蔽处，后来想到只有在国外出版才是万全之策，因为只要一出版，无论没收、销毁都已无济于事了。 　　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缘，牵线人和出版商都已先后找到。对方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证实材料的真伪。正好当时有人出版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出版商自然心里更不踏实了。写信的方式并不可取，因为极易暴露。一个聪明脑袋瓜想出了主意，并决定请照相机来帮忙。 　　有人从维也纳给赫鲁晓夫带来两顶礼帽：一顶鲜红色，一顶为黑色，帽檐都很大。妻子听说这两顶古里古怪的帽子是丈夫的崇拜者带来的，大为吃惊：“难道他以为我丈夫会戴这两顶帽子吗？”赫鲁晓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坐到楼前的长椅上，对家人说：“把那两顶帽子给我拿来，我想试试。”“难道你打算戴上不成？”“为什么不戴呢？”“太艳了。”赫鲁晓夫戴上帽子说：“给我照个相，真想知道是个什么模样。”他就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顶帽子拿在手里照了一张相。 　　 　　出版商不久即收到照片，如今他们可以肯定自己没有上当受骗。按照事先的约定，那张照片即可证明材料确系出自赫鲁晓夫的手笔，并同时证明他同意出版。此后，什么草签协议、最后出书，都不在话下了。 　　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国之君”换成了勃列日涅夫。照样是威风八面。克格勃派来的贴身警卫时刻不离左右。而每年的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勃列日涅夫照例要上红场主席台检阅，卫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有趣的是，节日前夕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卫队长都纷纷打电话来，打听“第一把手”第二天穿什么衣服，以便“保持一致”。然而这样的“火力侦察”难免也有失误的时候。 　　节日那天，老哥儿们又聚到一起了。免不了相互寒暄一通：身体如何，感觉怎样，总书记今天气色不错嘛，如此等等。勃列日涅夫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洋洋得意地向诸位介绍自己早饭晚饭都吃些什么，以便控制体重，这都是遵照医生的吩咐。谁能想到，就在一小时前，他在别墅还步履蹒跚呢！这时，勃列日涅夫突然有了新的发现：“瞧，你们都戴上礼帽了，我还戴着皮帽呢！”“没错，没错，主席台上冷着呢，还有风。”“可你们都戴着礼帽，就我戴皮帽。”“放心吧，我们也戴皮帽。”霎时间，大家都换成了清一色的皮帽。这是变的什么戏法呢？原来，为防万一，每个贴身警卫都备有一顶皮帽，藏在背后。必要时拿出来一换就行了。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天气暖和，勃列日涅夫头戴礼帽，于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纷纷效仿，全都戴着一模一样的细毡礼帽登上主席台。 　　以上所述关于帽子的趣闻，令人忍俊不禁。可如果“笔锋一转”，回忆“帽子”一词在“咱们国家”的特殊用场，就不那么“好玩儿”了，不免令人感到辛酸。岂止辛酸，甚至一提到“戴帽子”，就会谈虎色变。这绝非危言耸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出现了给某人“戴上”“帽子”的说法。也可称得上是一大发明（发明权归谁所有，这里暂不追究）。在那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月，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只需经过某一级党委批准，就给你扣上个诸如“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帽子”，简直是家常便饭。至于被扣上“帽子”的倒霉蛋，就从此永世不得翻身。且举一例如下。 　　我所知道的一位可敬长者辞世时留下了两件“遗物”。老人家临终前早已家徒四壁，两手空空，而且是活活饿死的。怎么会有遗物呢？原来，他有两件“道具”从不离身，须随时备用，那便是批斗时必戴的高帽子和必站的凳子。行文至此，心中不免生起一种悲凉的感觉。身心备受摧残，早已奄奄一息，却还念念不忘自己的“职责”：充当所谓的“反面教员”。哪里还有一点人的尊严可言？其实，这不过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几亿人口的大国，知识分子不过几百万。加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文盲充斥，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在1978年以前，知识分子却长期被视为异己或者“另类”，被比做“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梁上君子”，不仅一贯待遇偏低（正所谓“价廉物美”），而且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信任。我的一位朋友工作勤勤恳恳，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料“文革”中他发现自己的个人档案袋里居然写有“与党离心离德”的字样，令人哭笑不得。 　　而最让人感到心寒的，则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的遭遇。多数知识分子对党不可谓不热爱，不可谓不忠。但政治运动一来，却难逃挨批被整的厄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老是“有问题”。想当初“有问题”三字，足以令人谈虎色变。有的人是“历史问题”，即与旧政权有过这样那样的瓜葛；有的人是“出身不好”，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两种人挨整的几率最大，但也只好自认倒霉，因那都是无法改变的。有人确有真才实学，就因为背着这样的包袱，一茬接一茬地当了一辈子“老运动员”，空怀报国之志，尚未挨到“出头之日”就“运动”死了，着实可惜！还有一种人的问题就比较微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他们一般都比较清白，本来无缘“入围”，却莫名其妙地进了另册。有人说他们是咎由自取，其实也不尽然。就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吧。偏偏就有人经不起党组织的反复动员，壮着胆子说了几句心里话，自认为完全出于善意，并未出格。谁知“言者无罪”音犹在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便已扣在头上，言者当即陷入全民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也没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原来这是自投罗网，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上面提到的那位可敬长者，原本是敬恭桑梓的教书先生，一心扑在工作上，对“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自然无从领会。他不过是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党员校长提了点意见，结果是革职回乡，监督劳动。当地从此少了一位循循善诱的老教师，却多了个“反面教员”。正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两件令人唏嘘不已的“遗物”。 　　现已寿终正寝的将知识分子当异己的做法曾延续了数十年，它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多大伤害已是有目共睹，而它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历史已经作出正确的结论。也许我们正可以以此来告慰那位长眠地下的可敬长者。

来源: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