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网络和现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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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网络和现实之间——重新定义“亚文化”
2013年01月30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0日第411期 作者：肖剑




    “亚文化”一词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恶搞”现象，让它在媒体和学术领域“风靡”起来。选择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 （CCCS Subculture Theories）还是批判前者的后亚文化理论（Post Subculture Theories），成为西方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质疑的声音不仅仅停留在这两个模式之中，现居新加坡的美国学者J.Patrick Williams就提出了新模式和理论，以探讨亚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现象。

    亚文化与网络相互影响

    Williams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朋克亚文化，而他自己也曾是这一文化的参与者。从变身为研究学者进行田野调查开始，他不仅是一个“知情人”，而且成为自身的研究案例。对Williams来说，如果单纯依赖人口学特点来定义，那么“亚文化”概念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他认为，不是所有分享同一个价值观、信仰和行为的人都恰好是同一个类型。换句话说，亚文化参与者可能会跨越年龄和性别等界限。比如在网络时代，创造并分享亚文化的人群存在于各种大小论坛之中，年龄和性别通常都是模糊的。如若探究一种历史悠久的亚文化，比如朋克文化，就会发现中年人和青年人都同样热心的情况。这一质疑让通常尾随于“青年”之后的亚文化理论研究（伯明翰学派和后亚文化理论都以讨论“青年亚文化”为主）变得狭隘而不足。

    由此，Williams重新定义了“亚文化”。与伯明翰学派从阶级上定义不同，Williams认为“兴趣”才是当今社会亚文化形成的基础。人们分享某一些特定的想法、资料、物品，并通过互动实践形成关系网，它在文化上是有界限的，但并不封闭。人们之间的这种互动还会反过来加强文化的形成。从定义上来看，Williams和后亚文化学者的观点有相似的部分，但他并未停留在强调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简单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指出，亚文化成员分享兴趣的行为能够引导他们将自己和“普通”社会区分开来。这种观点和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边缘性探究相似，并让与亚文化相关的社会政治环境得以被思量。

    更进一步说，当今社会的亚文化模式既在现实层面中发生变化，又与网络的虚拟空间息息相关，两者并非平行发展，而是互相影响，这些亚文化领域的变动正需要一种更灵活的理论解说。伯明翰学派遗留下来的反抗理论和阶级理论，也许可以被应用到当代亚文化研究中，但其观点都需要论证。比起探究亚文化背后的大环境，人们更需要明白的是当今亚文化形成的方式。这一点并不能从伯明翰和后亚文化理论中获得，因此Williams的新定义以及他的学术立场为当代亚文化现象的探究提供了最佳的入口。

    亚文化形成于交流互动之中

    人们或许对符号互动理论早已耳熟能详，这个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社会理论已被后来学者无数次加以应用。Williams正是通过拓展这个经典理论，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阐述了亚文化领域的新方向。

    在Williams看来，亚文化的形成模式是在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其渠道同时包括现实和网络空间。他提出的四个交流联锁（Communication Locks）的模式，刻画了当代社会亚文化的形成过程。第一种模式是亚文化由小部分人组成，他们在相互分享兴趣和资料的过程中了解亚文化准则并形成关系网。第二种模式是亚文化成员同时也是其他关系网的成员，其中包括家庭、朋友、同事、邻居等，这些构成了和其他不同人之间的“弱联系”。第三种模式是由处于重要位置的亚文化成员构成，他们通常都会扮演传播者的角色。最后一种模式是由各种媒体组成的，正是通过它们，亚文化才能够突破自身边界传播出来。

    探索交流联锁模式，是理解亚文化形成的关键，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强调了一种双行的发展，即亚文化内部的价值观向外界传播，同时新的价值观又会从外部世界被吸收到已有的文化中。对Williams 来说，以互动为基础的理论模式，使得他的研究能加入网络的部分，并以“网络如何促进亚文化的壮大”为努力方向。和大部分无法相信文化能在网络世界形成的怀疑分子相比，Williams的思考显然让亚文化研究能够包括更多的形式，让网络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变得有章可循。

    不过，Williams并未将他构建出的灵活模式的研究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他虽然认识到了伯明翰学派提倡的反抗理论的价值，却完全摒弃了由其发展出来的阶级分层理论。事实上，伯明翰学派从阶级入手分析亚文化形成的方式虽然僵硬，但“阶级”这个概念最能有效地概括同一类人的社会地位。这样看来，Williams提出的“对亚文化的分享能引导成员最终与普通社区分开”的观念，或许也能论证一个亚文化成员的阶级地位塑形的过程。由此看来，研究亚文化，不仅是对文化形成过程的探究，也能反映出社会和政治环境，甚至扩大“阶级”的概念。这个设想需要数据论证，不过好在Williams已经从另一个方面探究亚文化和宏观社会结构的联系。

   打破伯明翰学派的单一性

    对于国内的很多亚文化研究学者来说，反抗理论在摇滚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作为现今研究的框架。这个观点也许在对Williams构建出的理论有了了解之后，会有所改观。在亚文化领域中，由伯明翰学派提出的符号反抗理论曾是讨论亚文化及其大环境的重要模式之一，但它的单一性也被后亚文化学者批判过。Williams则认为符号反抗理论是有价值的，但关键是要建立一个不依附于阶级理论的、独立出来的反抗理论。

    Williams将“反抗”分成三种：被动和主动的、微观和宏观的、公开和隐蔽的。对于第一类，Williams将青年符号反抗归为被动反抗。换句话说，他认为通过消费物品的行为实现阶级抗争（即青年符号反抗的方式）是不能产生实质性社会效果的，而与此相对的政治抗议或是示威游行则能构成主动的反抗。从反抗的方向性来看，微观的反抗是个人在某个特定情势下做出的理性行为，它是具有社会心理性的；中层的反抗指的则是某个组织，一小群人或是一个关系网，反抗行为也许是为了与主流文化对立，也许不涉及这个方面，比如以音乐节为仪式的反抗行为就属于这一类；宏观反抗则和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有关。公开或者隐蔽的反抗特质通常可以从行为中识别出来。宏观反抗通常属于前者，而隐蔽反抗则在私人的公共领域中发生。这三种划分方式彼此联系紧密，但是却从不同的层面上来解释反抗方式。

    这样一来，Williams的反抗理论打破了伯明翰学派的单一性，并给分析亚文化成员的反抗意图和形式做出了更好的理论准备。同时，他又更正了后亚文化理论模式在分析亚文化与大背景联系上所表现出的不足。事实上，他提出的这个更加完善和具有层次性的反抗理论，能够让人们注意到更多的行为细节。比如当一个亚文化成员只是在个人行为上表现出对制度的不满，这只能算是微观反抗；而当他参与到了社会运动中，学者就应当考虑将反抗形式划归到宏观层面了。

    和以往的理论模式不同，J.Patric Williams提出的新模式和方向更能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灵活多变，层次繁复，不脱离过去。他的继承和拓展态度，让亚文化研究领域至少能出现两种方向：一种是研究网络对亚文化形式的冲击，另一种则是研究亚文化的多面反抗，以此探讨其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联系。重要的是，亚文化的栖息地已经变成了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对它的讨论也会变得更加广泛和复杂。

   （作者单位：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