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建筑人文地理学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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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人文地理学的新领域
2013年01月30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0日第411期 作者：潘曦






    【核心提示】尽管乡土建筑研究在地理学中已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但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其他主题的附属部分出现，资料分散、不成体系，而Allen G. Noble的《传统建筑物：一份有关结构形态与文化功能的全球调查》一书，第一次以“乡土建筑”这个主题本身的逻辑建立起了地理学完整、系统的乡土建筑研究框架。

    2007年，地理学家、美国阿克伦大学终身教授Allen G. Noble的著作《传统建筑物：一份有关结构形态与文化功能的全球调查》（Traditional Buildings: A Global Survey of Structural Forms and Cultural Functions）在纽约出版，这既是他本人50余年乡土建筑与环境研究的总结之作，也是人文地理学界有关乡土建筑的一部杰出的综述之作。该书将乡土建筑从物质环境的一个元素发展成为人文地理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形成了系统、完善的研究框架。

    传统研究方法：空间分析

    西方的乡土建筑研究起步于19世纪晚期，随着各国殖民势力的扩张，西方学者开始了对世界各地初民社会的考察，乡土建筑正是研究对象之一。这与我国对这一领域的学科定位不尽相同。在我国，乡土建筑是建筑学的研究内容，而在西方，它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如剑桥大学的建筑学院与艺术史学院互为“姐妹”，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则划分在社会科学学院的建制下。

    20世纪初，乡土建筑与聚落开始出现在人文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例如，法国学者Jean Brunhes对欧洲、埃及的地方建筑与聚落的描写与分析（1910），美国学者Carl Saucer对美国伊利诺伊州等地移民聚落的建造过程及其成因的分析（1916），法国学者Albert Demangeon对英法等地乡村和城镇图景的描绘（1939）等等。在早期的研究中，乡土建筑与聚落是作为物质环境和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进入人文地理学视野的，学者们考察建筑和聚落的形态和分布，关注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呼应关系：人们如何利用气候、地形、资源等物质条件建造居所、形成聚落，并使之与环境和经济生产活动相协调。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主要是横向的、空间维度的。

    20世纪中期的新拓展：纵向的历史维度分析

    对地理学而言，空间分析毫无疑问是其最擅长使用的传统研究方法。然而，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有了一个重要的拓展：纵向的历史维度。美国地理学家Carl Saucer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历史地理学序言》（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中，明确地批判了地理学研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为了划清学科界限，将研究范围狭窄地局限在物质环境领域里；另一种则是机械、僵化地看待人地关系，试图追求一种普适性的、最优效益的经济产出机制。他强调，地理学研究必须强调现状生成的机制，即历史文脉。房屋与建筑研究亦是如此。建筑是历史的物质记录与文化的物质表达，因此空间研究必须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这一时期还有一篇值得一提的文章，即美国人类学家Fred B. Kniffen的《乡土建筑：扩散的关键》（Folk Housing:Key to Diffusion）。他把乡土建筑看作历史变迁的载体，将其作为文化传播研究的关键因子。美国建国后，各文化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独立性。作者以乡土建筑作为线索，通过楼梯、屋顶、烟囱等建筑特征将美国各地的乡土建筑进行分析归类，将建筑形式的流行时间与美国西部开发、人口迁徙的时间进行比对。最终，他不仅在空间分布的基础上重构了建筑形式的历史演变进程，而且梳理出了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地区三个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向西传播的路径。这一传播途径与美国方言地图、社会组织地图具有良好的匹配性，有力地支持了其方法和结论的可靠性。乡土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表征，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

    建立完整的乡土建筑研究框架

     尽管乡土建筑研究在地理学中已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但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其他主题的附属部分出现，资料分散、不成体系，而Allen G. Noble的《传统建筑物：一份有关结构形态与文化功能的全球调查》一书，第一次以“乡土建筑”这个主题本身的逻辑建立起了地理学完整、系统的乡土建筑研究框架。

    在这本综述性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本人的研究思想。首先是整体性的思想，即乡土建筑研究不能局限于孤立的单体，而必须关注其整体语境，这似乎是地理学与西方乡土建筑领域的另一主要学科——人类学在思路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Noble看来，考察建筑实际上是在构建对整体生活的认知，尤其是在相对单纯、传统的生命力依旧强大的乡土语境中，建筑与生活的这种联系更为显著。其次是强调历史性，即重视现象的生成和变迁。Noble反对形式层面的宣言式的僵化定则，他对著名的“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批判就是一个例子。文化景观是复杂的、动态的，环境、资源、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在深刻地理解物质现象如何、为何如此之前，任何教条都是刻板和武断的。

    提到物质现象的成因问题，环境倾向论和文化倾向论一直是势均力敌的两种思路，前者关注降水、湿度、材料等客观条件对乡土建造的约束，认为乡土建筑是所在环境的产物，这一倾向随着近年来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而再度得到重视和发展；后者则更关注信仰、习俗等非物质的、主观的力量对建成环境的影响，波兰学者Amos Rapoport即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理论近年来在我国也逐渐引起了关注。

    在这一问题上，Noble似乎没有明确的态度，而是从“人”的角度进行了理解。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使用了“传统建筑”（traditional building）这一术语，并对“传统”（tradition）的含义进行了详细探讨。他把乡土建筑文化理解为一种非正式传承的知识体系，是文化群体在很长的时间跨度内应对所处环境与自身需求得出的一套解决问题方案，这套方案通常是通过试错得出的，而并非是通过明确针对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的；同时建筑文化也是一系列在文化群体内部得到普遍共识、具有习惯性约束力的法则，因而具有极强的持久力。所以，虽然个体的建造行为往往是非自省的，但建造作为一种范式却得以广泛而持久地存在着。

    此外，Noble多次强调了广泛搜集资料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出发点与强调个例的纵向研究和特殊解释的学者们截然不同。他曾经明确批评过英国建筑史学家Paul Oliver，认为仅从个别案例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并且大量使用仅适用于所述案例的专有名词，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并无益处。Noble倡导广泛的案例研究，其目的在于积累大量的资料来构建基础信息库，并且通过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使分散的研究力量结合到一起，再从中发现一些深层通则。不同文化中的相似现象，其解释无非有两种：一是文化的传播，二是出于人的共性。Noble试图寻找的这些共通性，无疑是关于人的。虽然他认为目前有限而分散的资料尚不足以做出定论，但他已经发现，文化景观是人根据需求作用于物质而形成的，因此人的共通性很可能导致物质现象的相似，乡土建筑即是其中之一。这才是他倡导建立一个乡土建筑研究的统一纲领的最终用意。

    笔者认为，在Noble的著作中，这位经验丰富的学者体现出了他宽广的胸怀和谦虚的态度。这种胸怀和态度不仅表现在其地理学研究中的宏观整体性思维，以及突破地理学空间维度的对历史文脉的关怀；回到这一纲领本身，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最终希望的是通过呈现多样化的研究，将不同学者的工作整合起来，并且进一步地丰富和完善，寻找乡土建筑中关于“人”的通则。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