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我对小人物充满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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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天行者》作者刘醒龙:我对小人物充满敬畏 　2013年01月30日　 作者：程平 程瑾 王盼歆　 　来源：楚天金报

刘醒龙：我对小人物充满敬畏 　　图为刘醒龙畅谈人生，胡彩丽摄 　　与刘醒龙交谈时才知，记者经常跟他在同一间不起眼的小店里过早，也许相遇多次，却从未认出。“我告诉你，有一家店内的热干面更好吃，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的驾校旁……”笑着拉这些家常话的刘醒龙，真实地让人感受到一位作家温暖平实的内心，和洒向生活细节的目光。这些，与他在刻画小说《天行者》、《圣天门口》等作品中那些丰富细腻的小人物时，所呈现出来的敬意，具有同样的特质。 　　有一个梦想叫故乡 　　“我回首眺望/故乡很远，又很近/一间教室，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首国歌/一面国旗，一个致礼/这不是天行者的来意/是风的来意/人心的山坳，被那阵/飘落在树叶上的书声/震憾……” 　　去年11月，刘醒龙写了一首歌，名为《有一个梦想叫故乡》，献给了团风县。将对故乡的情感升华到“梦想”这个层面，唯有这样才能表达刘醒龙心中那种深沉的依恋。 　　同在去年11月，刘醒龙遭遇人生至痛之事：父亲溘然长逝。应父亲要求，他将父亲掩埋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从此后，这片土地就更成为了他缠绕不休的情感之根。 　　自1岁多离开，直到三十岁时，刘醒龙才随父亲返回出生地黄州，虽然当时老屋已经坍塌，可就在那一片断瓦残垣之中，他却突生出故乡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使得他在“乡土文学作家”的路上越行越劲。 　　从《凤凰琴》中的界岭小学，《村支书》中的方建国、《黄昏放牛》中的德权老汉、《挑担茶叶上北京》里的茶农石望山，《圣天门口》中由雪杭两家共同演绎的世纪风云，再到《天行者》中的叶碧秋……刘醒龙的创作里，都离不开大别山的影子，离不开那些平凡的乡亲们。“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惦记着那里。因为你的文化之根就在那里，那是关乎你生命的记忆。而人如果没有文化背景，人生的质量是要打折扣的。”对于故乡，刘醒龙这样说。 　　前不久，刘醒龙找了个机会，把故乡团风、罗田、英山等曾经去过的地方，全部都走了一遍。让刘醒龙感慨万分的是，他竟然在八旬母亲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襁褓时期呆过的地方——已经破败的团风县酒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对这里的记忆太深刻，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讨厌酒的味道。”刘醒龙笑道。 　　这次行走，串联起母亲曾无数次讲述的旧事，让刘醒龙再一次梳理了自己56年来的生命轨迹，他发出感叹：“我是典型的黄冈人，耿直，遇事明知道有弯也不愿意转过来。一路走到现在，确实很不容易！但到目前为止，我对自己这些年来所走过的路，还是比较满意的。” 　　如今，刘醒龙已在武汉居住近20年。提起故乡，他多次眼眶湿润。“离开得越久，记忆里最在乎的东西，感情就越深沉。” 　　我对小人物充满敬畏 　　读刘醒龙的作品你会发现，里面没有非同寻常的大英雄，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有的只是大众底层的人民，而这些人身上所呈现出的善良和诗意，将很多小说填充上浪漫主义的底色。《天行者》的结尾中有一首诗《一碗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　锅里有一碗油盐饭/ 　　昨天/我放学回家 /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 　　多年前，刘醒龙听到这一首只有52个字的作者不明的诗时，深受震撼，情不自禁地流泪。从这首诗里他悟出：有一种作家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的。 　　“写出小地方不小，小人物不小的意义，才会感觉到文学之伟大。尤其是，那些小人物身上的人性所焕发出来的善良和美好，才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 　　2011年获得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天行者》中，有一个人物“苕妈”，对这个不起眼的配角，刘醒龙称自己最喜欢。他饱含深情地分析道：“她很可怜，在界岭这个地方，所有人的命运都很卑微。她是卑微中的卑微，可往往最卑微的生命，在最要紧的时候会突然发光。所以每一个生命都不能忽略，即便是一棵小草、小树苗，也有他存在的意义。” 　　拥有这种朴素的观念，刘醒龙称来自爷爷对他深刻的影响。在日本人占领武汉时，爷爷在汉口当工人，因没有良民证，在六渡桥被日本人打得晕死过去，肋骨断了，胸口被捅破一个洞。可爷爷带着一辈子都没有愈合的洞，不仅挣扎着活了过来，还活到了88岁高龄。其间，他在乡下开荒种菜砍柴，用难以想象的顽强和坚韧，帮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爷爷就是“小人物”中的一位，却有着神奇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让人敬畏。除此外，刘醒龙还说自己怕女儿。“看见另外一个生命在成长，我感到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其实对其他任何生命的敬畏，都是对自身的敬重。” 　　文学之外的东西我不在乎 　　“年后，或许会有三个月时间，我会闭门写作。”刘醒龙告诉记者，眼下他正在写一个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大约二三十万字，暑期必须交稿，另有一个长篇文集要出版，所以早已抓紧时间，将《芳草》杂志几期需要看的稿子提前看完了。 　　身为《芳草》杂志的主编、著名作家，刘醒龙说自己眼下最痛苦的事情，是时间不够用。为了保证创作状态，他每天早晨6时就起床，先在泳池里游上1000米，在大家还在梦中时，先把最要紧的事情完成，然后每天写作6个小时，这一习惯已经坚持了5年。“到这个年纪我已经很清楚，这一辈子我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是用来安身立命的。只要自己能写，我就悠悠万事，以此为大。文学之外的东西，我不在乎。当年写《圣天门口》时，别人都说我傻，说现在没人看百万字的书，但是我一定要写。” 　　从电影《凤凰琴》、电视剧《圣天门口》，到今年即将开机拍摄的《天行者》，刘醒龙已有多部作品“触电”。谈及收视率不太高的《圣天门口》，他认为这部电视剧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成熟的体制，评价应该是多元化的，收视率不高并不意味着艺术水准低，反之亦然。”他讲到，在欧洲一个好的作家，如果作品能卖到500册，作家会很欣慰，但如果你恭喜他卖到两万册，则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嘲讽。热销、赚钱，不该是这个社会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 　　说完这些，刘醒龙用很郑重的语气，慢慢地说道：“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个标准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标准。为什么一定要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一定要成功呢？” 　　○访谈实录 　　记：您的那些作品中，是否有哪一个人物形象接近您自己？ 　　刘：基本上没有，到目前我没有这样写。散文随笔可以这样，但小说还是当小说写，虚构文学还是虚构好，不拿自己和家里人说事。我的作品都是基于对生活真实的想象。 　　记：您在武汉居住了近二十年，是否对武汉有深厚的感情？ 　　刘：我以前不喜欢这个城市，但是现在特别喜欢。首先是城市改变了，进步到我的心里了。另外，在这里生活久了，已经习惯了。我长期住在武昌，觉得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像武汉这样适合我的性格，很自在，三镇风情差异很大，风格多元化。 　　记：您每个长篇都要花很长时间，夫人是怎样支持您的？ 　　刘：（笑）做好吃的呀！ 我常说，2011年我最伟大的成绩，就是将老婆送进了厨房，以前都是我在做。我很喜欢做饭，很有趣，有创造性，有成就感，跟写作有相似之处。现在我比较懒，事情多，主要是太太做。每当看到林丹的广告“男人不要做饭，女人不要洗碗”，我跟太太就会笑起来！ 　　记：这次政协会上提了什么提案？ 　　刘：有两个，一个是要大力扶持文学期刊，另一个是对文学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能用招考啊，学历啊这些东西把人才限制死了。 　　记：如何看待当下“文学鄂军”的力量？ 　　刘：（思索）这些年相当不错，特别是方方、陈应松、池莉等作家，堪为榜样。当然也有不好的方面，比如太功利，用文学来追求名利，这就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我认为，文学还需要有种纯粹的精神，做一个好作家，先要做一个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