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禀性与教养

教师之友网

罗志田：禀性与教养

作者： 罗志田 2013-02-31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教养 禀性 天府 对任何人而言，禀性都是重要的。但不论出身如何，教养都可以让人改变 前些时候，曾为四川大学的“葛小佳优秀论文奖”颁奖，并受命说明这一奖项的缘起。我说话时引用了葛小佳一篇有名的论文，探讨禀性与教养（Nature and Nurture）之关联互动（该文发表在美国《发展心理学》上，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引用达数百次）。文章的内容，其实我也不甚懂，不过借其题目以“说事”而已。 所谓禀性，亦通常所说的本性或本质，似乎与生俱来，难以改变，却又非不能改善。孟子曾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因其以不懈的后天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先天；不像禽兽，基本为本能所驱动（当然，像“动物世界”一类纪录片，也常为动物的“兽性”作出科学解释，仿佛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具有优生效果的繁殖）。 优生学曾导致种族歧视，给人类带来灾难。现在外国人说话，最讲究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所以讳言天才，以避歧视。然过去“天才论”曾相当流行，常乃惪就明言，文学的“伟大与否，全视乎作者个人情感是否伟大”。同样，“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这样的话，现在人就会少说，或干脆不说。 李济也认为，同是有专业训练的学者，看问题看材料的眼光可能大不同，有人“可以在短时期解决若干基本的问题”，别人“也许一辈子只能解决次要的问题”。且这一差别“与科学训练的关系较少，大半起源于个别的智慧”。此智慧之“个别”，看似有点天分的意味，其实与平时的综合修养相关。盖李济曾对傅斯年说，成为一个科学的考古者，其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问题”。而这与专业训练无关，“完全为个人学问上修养之所得，非能强为者”。 现在大家都注意“学术正确”，所以老师也不太敢讲天赋，其实毋庸讳言。以史学言，治史确有靠天分、直觉的一面。所谓“史感”的好不好，人与人确有差异。不过，这方面的能力又是可培养的。就像游泳一样，有的人“水感”好，这样的人更容易进展到“水性”好的程度；但游泳是人人可以学会的，不仅学会后终生不忘，且也都能逐渐提升自己的“水性”。识力或多靠解悟，学力则凭积累，是可以训练、可以培养的。 而学力直接影响到“研究”的各个环节，非常重要。惟须记得李济的话，学力包括专业方面的训练，却不仅限于狭义的“专业”领域。宋人陈善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是出书法。盖不能入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书，则又死在言下。”（《扪虱新话》） 吴天墀先生尝出入于政治学术之间，他以为，此法不仅言读书，也适用于政治。干政治不能不适应环境、随顺现实，必先求其入；但入而不出，愈陷愈深，就成了政客；既入而能出，乃可成政治家。两者的区别，正体现在修养之上。好的政治家，都会实践“从适应到改造”的原则，以打通现实与理想的隔阂，化除其矛盾，将二者联系为一。早期不妨“利用现实之弱点，以增大自己之力量，以达成功；而终则转趋收敛，力图树立政治理想，以资安定社会，巩固其统治的基础”。 如吴先生所言：“不管成为一个什么‘家’，本质优良当然是不待言的起码条件。有了优良的本质，第二步还须加上充足的努力，这就关乎修养了。”而有教养的政治家，无论怎样因应时势，都不能失其根本立场。政治如此，学问亦然。入门时以接受为主，然也不是盲从，还要有些批评的态度；入而后出，更要发展自己的独立思想，才能变而后大。 对任何人而言，禀性都是重要的。但不论我们出身如何，教养都可以让人改变。古之所谓教，正在于改变人。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最能彰显教养对人的改变。人禽间那几希之别，有教养者也更为珍视，即孟子所谓“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惟受教养而改变之后，能不忘自我，也不忘教养之所从来，或可兼具本性与教养之长。川大设“葛小佳优秀论文奖”，便有这方面的立意，书此以与愿为天下士者分享。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教师之友网

王东杰：藏，不是躲躲藏藏

藏，不是躲躲藏藏 作者： 王东杰 2013-01-17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历史 守道 藏书 写作 不仅要保守一己性命，也要守道；道存下来了，才可应时而行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年曾颇伤感地说：“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遂因鲁国旧史以作《春秋》。清人崔述对这段记录极不满，以为把孔子说成了一个“急于求名”的人，“殊失圣人之意”。日本人中井积德也说：“冀自见于后世而著作焉，是司马迁以下伎俩，非孔子事，此文臆度失当。”崔述、中井心里的孔子，是不是就比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更近真实，今日已无法评估。但“冀自见于后世”也是人之常情，似无损圣人英名。不过，司马迁是不是把自己时代的经验投射到了孔子身上？倒还真是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司马迁和孔子一样，也是一个失败者。《史记》最末的《太史公自序》再次提到孔子修《春秋》，把它和文王被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而著《离骚》并举，云：“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说《史记》既成，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日本人泷川资言说，最末这句出自《春秋公羊传》，“言夫子制《春秋》以俟后圣君子”。显然，司马迁写《史记》，心中确有一个孔子在。 值得注意的还有“藏之名山”一语。“名山”典出《穆天子传》，指帝王藏策之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但亦不妨望文生义。唐人颜师古说：“藏于山者，备亡失也。”似乎即是从字面理解的。早期不少道教经典，就号称出自山中；今天流行的武侠小说，也常见在山洞里找到武林秘籍的故事，可见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固定的情节类型。 可是，为何要把书“藏”起来？答案当然不是唯一的，但“述往思来”无疑是最醒目的一个。而要深刻理解这层意味，还是要回到孔子。从各种文献中看，孔子晚年似乎很有些沮丧，时常有“吾道穷矣”的牢骚，还说过要“移民”之类的话（“欲居于九夷”、“乘桴浮于海”）。他一生汲汲皇皇，奔走列国，席不暇暖，却处处碰壁，至多被当作社会贤达供养，人君敬而远之；发此慨叹，也很正常。但孔子到底是乐观的人，自称“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悲观，也不放弃希望。修《春秋》、传“六艺”，都是不放弃希望的表现。 人生际遇万千，难以悬断，命运之一物，若有若无，至少不能证明其必无。范缜曾言：“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由不得个人做主。一个伟大理想，并不因其伟大就能变为现实；回顾历史，相反情形倒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委顺现实。对孔子这样的人来说，行道本身就是目的，比成败更为重要。而按孟子所说，孔子修《春秋》，虽是“道不行”后不得已的举动，也可视为另一种行道的方式：“《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孟子此言太夸张：《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依然不绝，对着一本书瑟瑟发抖的人也绝无仅有；然而，这世上是否来过一位孔子，传下一部《春秋》，人间面貌终究不同。 其实，既然命运无法捉摸，随时变换，则一时不济，总有来世可期。若恰好遇到无法行道的时节，至少应先把道守住。《论语》中有两句话，一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二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身处无道之世，行身须正直，言辞则不妨谦顺。钱穆先生说，这不是惧祸，“但召祸而无益，亦君子所不为。”《论语》又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藏”什么？钱先生说：“藏此道在身。”君子远离危险，不仅要保守一己性命，也要守道；道存下来了，才可应时而行。 但肉体终有尽。如果只把守道的责任放在几个人身上，他们身后，道将何存？一个更好的办法是笔之于书。书的生命比人更长久，代表其作者长存此道，直待可为之时。孔子修《春秋》、司马迁写《史记》，都应作如是观。又如黄宗羲那本明确标出一个“待”字的《明夷待访录》，在两百多年后终于等到知音。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看来畏畏缩缩的“藏”字的意义。藏，不是躲躲藏藏。 值得一提的是，“藏”的观念似乎和中国早期“史”的出现有关。《说文》中的“史”字是一人执“中”之象。清人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近人金毓黻说：“保藏之档案谓之中，持中之人谓之史。一指书言，一指人言。”书与人，正是存道的两途。而不论指书还是人，“史”都和文字有密切关系。《史记》说老子是周室的“守藏室之史”，有“守”有“藏”，说得很清楚。早期的“史”就是后来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今天识文断字的人，也应担得起述往思来的责任才对。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