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明 :负面能力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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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明 :负面能力和正能量

负面能力和正能量 作者： 童明 2013-01-17 来源：南方周末 伟大的文学让我们置身于人物的逆境，从负面情绪中获得感动、启示和力量 成年人给孩子们正面教育，无非要保护孩子的纯真。我年少时，也经历过正面教育，相信黑白分明的道德观，憧憬罗曼蒂克的理想。有位长者却对我说：“只会正面看人看事物，人会笨的。试着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判断，能增长智慧”。当时疑惑不解。之后，青涩少年期在少年人还青涩时即告结束，不期然而然的经历接踵而至，反而正，正而反，正中有反，反中有正，渐渐从长者的话里悟出一些道理。然而，对于反和正的所感所悟，至今不知怎样表述才好。 禅宗认为：习惯性的语言和知识时而妨碍智慧的获得，主张发掘各人的“佛心”来感悟生命。禅宗言“空”，意在舍却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其“静默”，非无言以对的寂籁，但求静中闻听宇宙间人生中重重矛盾和冲突激起的雷鸣。禅悟的意思应该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只会正面看，看不见动态生命，听不到声声惊雷，是有一点点愚钝。而只说正面，不说负面，或许是自己愚钝，或许在引导别人变得愚钝。 强求成年人像孩子那样“正面”看一切，意味着要成人顺从“正统”。正统的要旨是：强定善恶，将正负的对立绝对化，抹去中间的层次和颜色，看似黑白分明，却已显露酷虐的性格。历史上，宗教和政治的正统试验，把绝对的正和负变换为简明易行的号令，以威慑兼诱惑维持权力。思辨却不同。有生命力的思想都是多方面观察，因而自由、顽皮、不正统，常被视为“异端”。揭示现代人类不自由根源的卡夫卡说过：“善，还不是法则说了算”，那是反话。法则为正统的法则，由法则说了算的那个绝对的善，未必是善，反而可能是恶。如卡夫卡笔下的“父权”法则，实行的是奴役，其“子”俯首听命，不仅因为此法有完备的机械性体系，更因为法则已内化为被奴役者的“负罪感”。 19世纪以来，国际上的思辨理论逐渐澄清了一个问题：主张正统的体系多以“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为其基础。根据特定的需要规定正和负两面，否定所谓“负面”以肯定所谓“正面”，实为一种逻辑游戏。　 柏拉图代表西方“正统”的理性传统。理性是必要的，但柏拉图的正统认为“理性唯一”却生硬粗暴，因为它将情感、意愿、本能等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而排斥。依此逻辑，灵魂和肉体对立、知识和解读对立、本质和现象对立、哲学和文学对立（柏拉图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如此等等。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道德传统的结盟，形成以“上帝”为标志的西方最高价值，却最终导致此价值体系自我贬值。尼采质疑西方正统有一个潜台词：“上帝”是被“正统”害死的。 阴阳学说的基础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思辨。禅宗亦然。认为禅宗的“不二法门”指“唯一”的道路，是一种误解。“不二”是不走二元对立的路，因为绝对的“正”，不留神就“邪”了。公案里处处隐含这个道理。 作为颜料的“白色”其实有多种。“善”也可细分。“伪善”实在不是“为善”。善与恶又相互交集，善中可有恶，恶中可有善，有相互转换的可能。起先的善变为后来的恶，实例不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讲的却是恶可以转变成善：一个大学生犯了恶行，最后在博爱的点拨下走向大善。这也是俄国东正教的善恶观，与天主教又不同。 尼采，西方的智者，改变了柏拉图哲学提问的方式。传统的问法是：What is truth（or good，etc.）？什么是真理（或善，等等）？尼采的问法是：Which truth（or good，etc.）is this？　这是哪一种真理（或善，等等）？如此一改，只看“正面”的二元对立改为变换角度的思辨（perspectivism），被二元对立生硬分割的理性和情感、哲学和艺术、知识和解读、灵魂和肉体等等所谓正面和负面，得以重新联姻。 老子，东方的智者，善逆向思维。所逆者，“正向”思维也。通常认为“柔弱”是无力，老子说“柔弱胜刚强”，令人耳目一新。老子的思辨是灵活的，不能僵硬理解。无为而治，反对的是权力干预一切而事事管死。该管而不管造成混乱局面，那是无为而致，不是无为而治。 我写过：政治判断是惊叹号，文学的美学判断引出问号。一位朋友来信商榷，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激励，应该是惊叹号。 文学的确有激励人心的力量。不过，文学的美学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来自一种“负面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 英国诗人济慈如是说：伟大的文学家（如莎士比亚）都有“负面能力”，能让我们在“不确定、神秘、怀疑”中思考。换言之，文学使我们现有的判断复杂化，进而体会怎样更好判断。这是与道德判断不同的美学判断。文学拒绝说教，引出问号，把判断的权利交给我们自己。 眼下成为时髦词的“正能量”，虽各人的用法不同，其语义似乎再次呼唤正面看的思维，并否认负面情绪的价值。而文学的负面能力，能经由美学判断，容纳负面情绪并形成力量。伟大的文学让我们置身于人物的逆境，从负面情绪中获得感动、启示和力量。弗洛伊德写《暗恐》阐述负面情绪的美学价值，所论并非全新，我们想想热爱悲剧的古希腊文化为什么强大，也就明白其中道理。 2012年深秋，曾走进唐代翻译佛经的一座寺院，横匾上四个隶书大字苍劲有力：“苦即菩提”。我站立风中，黛玉葬花、宝玉哭灵、哈姆雷特默问生死、俄狄浦斯感叹命运等等场景，一一浮现眼前。负面情绪形成的“力”，揭示的是超出个体又鼓舞个体的大生命观，汉文化称之为悟道，佛教称之为菩提，古希腊称之为酒神精神。 五四以来，主张“打倒”的二分法多次席卷中华，“正能量”的豪言壮语一次一次淹没了思辨不可或缺的怀疑。中华文化如此博大精深，岂有不经思辨整理便可继承之理。而泛浪漫的风气，先是统统否定传统，后来又把传统一律当“正能量”传授。时下某些专家津津乐道的孔子，似乎毫无负面的历史佐证，新版的“君子”仅是谦谦儒雅，似乎只要儒雅了，一定仁义道德，必然尽善尽美。　 儒家还有一面显然被忽略：历史上的君子们，多多少少有一个敢为天命而怀疑而谏言的传统。这个传统发挥过的有限的“正能量”，不也是来自其“负面能力”？这是负中求“正”的又一例。如今，这个传统如果还有，已经被弱化，其中原因发人深省。 （作者为加州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