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风就要“真能文”——以汉文帝的一个文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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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风就要“真能文”——以汉文帝的一个文件为例　　◎ 刘润为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汉书·文帝纪》)
　　这是汉文帝刘恒于即位之初(前179年)下发的一道诏令，后人称之为“恤民诏”或“议振贷诏”。大意是说，当此春意盎然之时，草木及其他生物都得以享受生命的快乐，而我的子民中家庭残缺、生活穷困的人，有的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足够的体察和重视。我们这些为民父母的是什么感受、怎样对待呢？请你们议一议救助的办法，以重振他们的欣欣生意。
　　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历代皇帝们的圣旨、诏书、诏令之类是不大受人待见的。然而，刘恒的诏令特别是这道“恤民诏”却一直受到后人的赞赏，连藐视皇权的明代文人李贽都称之为“圣主妙诏”。什么叫“妙诏”？就是好文件。
　　好在哪里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不回避矛盾，不闪烁其词。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积累了太多的危机。自秦收束六国以来，先是状如猛虎的苛政，后是兵燹四起的板荡，将偌大中国折腾得百业凋敝、万户萧疏，百姓的元气消耗殆尽。于是，休养生息就成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黎民百姓的热切企盼。与民休息的重点自然是贫困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特困群体。刘恒即位伊始，就追随萧曹，下发这样一道诏令，可谓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开创
　　“文景之治”的确产生了基础性的作用。二是一扫呆气、暮气和死气。此文一起笔便打破定法，不入正题而先去点染万物春荣的神韵，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挥洒自如的气度。更出人意外的是由春日万物之乐而联想到民生之艰。字里行间，我们仿佛感触到了那颗忧民之心的跳动，禁不住为之动容。睹物自然难免要生情。但是，由于人的实践历程不同，价值取向、品格情操不同，其所生之情也就千差万别。沐春风而睹万物和乐，贪婪的周厉王盘算的极可能是收获多少猎物，放荡的明武宗则大概春心萌动，急于外出游冶并捎带着寻花问柳。同样的时节，同样的景物，在同是帝王的刘恒那里之所以撩动起忧民之情，则是由于他少年入代(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对民间疾苦深有体察，进而确立了牢固的民本观念和励精图治的远大抱负。根深才能叶茂。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深切的忧民情怀，成就了这篇鲜活生动、辞采怡人的美文。有人以为文件体(决议、指示、命令、报告)的写作不需要倾注情感，其实不然。自古以来，凡是受人推重的文件，无一不是情深意切的。在这方面，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也许是传播更广的一例。三是不说空话、套话和大话。一个顶层文件，竟然仅仅用了51个字！然而，在这个比当今博文还短的文本中，又包容了多么丰厚的内容！其间既有对民生疾苦的揭示和忧思，也有对工作失误的反省和批评，又有对于官员们的委婉警示和劝导，当然更有对于工作的明确决定和要求，真可谓体约而不芜、辞约而旨丰。有人说，读此文如行山阴道上，风光满目而其味无穷，我看似不为过。
　　古人论文，有“有意为文”与“真能文”之别。所谓“有意为文”，就是为文而文，如无端地编造新词或四六句之类。所谓“真能文”，就是确有正当需要才写，确有不得不说的话才写，而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毫无疑问，刘恒的这个文件就是 “真能文”的典范。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