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自由·北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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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自由·北大精神西 渡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19日   03 版）

    说出来不免贻笑大方，北大最牵动我情怀、最令我眷恋的居然是它的风景。未名湖的波光塔影，在我，是作为世间最美的风景镌刻在记忆里的。
    我见过苍莽的昆仑，雄奇的天山；我也见过苍凉的大漠，梦幻般的天池；我还见过浩淼的大海，从飞机上俯临过云海的变幻……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我对那一片并不宽阔的湖水和那一方并不怎么高昂的密檐砖塔的牵恋。置身宿舍区和教学区林立的新楼间，如今我已经需要频频问路了，但要是来到湖边，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仿佛我昨天才刚从这里离去。
    对于一所有着辉煌历史的大学，却这般流连于它的声色光影，不能忘怀于它的一点湖山之胜，几栋建筑之秀，难免有买椟还珠之嫌。但我有我的理由。我以为北大这一点风光的优异，在塑造北大人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特征上实际上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精神也需要呼吸的空间。北大的风景之胜便是北大人精神上呼吸的空间。北大人的眉宇间是打着这风景的记号的。
    说来好笑，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一直到上高中，求学也在乡村，所以对城市毫无概念。1985年考上北大，在我那未见世面的想象中，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定是处处高楼大厦，寸草不生的。实际上，我是怀着一片惶惑和恐惧之心迈下火车，踏上北京的土地的。当接新生的校车从北京站开出，由成府路进燕园，一路上看到两边高大繁茂的树木，竟使我惊讶不已。进了北大，那一片银杏流光的景色又使我的心安定下来。办完手续，将行李略收拾了一下，便迫不及待地约几个同学去逛校园。不觉间走到未名湖边，当我的目光与湖光相接的刹那间，我便立刻爱上了北大。
    到北大不久，我给中学校的学生刊物写过一篇题为“请到北大来”的文章。现在还记得开首两句，“北大的阳光是明亮的，北大的空气是自由的”。风景之外，这自由便是北大对学子最大的嘉惠。
    一切拘束中学生身心的东西在北大统统解除了。我在北大四年，和先后两任班主任老师说过的话和我在北大吃过的早餐一样——数得出来。我在北大一共吃过两顿早餐。第一顿是在入学第二天，第二顿就一直要等到临毕业了。真好像我在北大只过了一天——一觉醒来，大学生活已成昨天。比我高几届的一位中文系学长更是创了一月不下床的纪录。资格老一点的北大人会很自豪地告诉你，在北大你能成龙，也能成虫，之间的差异就在你自己的选择。以我个人的经验，这太自由的环境其实是很害人的。我的英语成绩眼看一学期一学期往下掉，但就是没人来提醒你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古汉语也没认真学——现在我四十岁了，这两样都还得一点点补课。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北大所给予我的这份自由。它让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安排读书计划，并且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我不大喜欢去图书馆，那里人太多，也太严肃，而且不见天日；我也不喜欢去教室占座，那里太拥挤，前前后后都是目光。我喜欢独自呆在宿舍，躺床上看书，或者带一本书到树丛中，草地上消磨时光。正如上述，一些必修功课程我没学好，但我也选修了很多超出要求的课，读了很多课本以外的书。我刚入学的时候，金丝燕老师正给高年级开“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我和几个新生跑去旁听，还因此结识了不少高年级朋友。现在金老师不知在哪里？回想当年情景，她也会有恍若隔世之感吧？袁行霈老师给研究生开“陶渊明研究”，我作为本科生却也选了，而且结课的时候，还得了一个高分。外系的课，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去听，一点不用担心谁盘查你的身份。如果一个比我更成熟、自制的人，能够充分利用北大的这份自由，他一定会比在一个谨守绳墨的环境中有更好的成绩。
    北大给予学子的另一样更宝贵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一切的教条在这里是遭到唾弃的。宿舍里，课堂上，饭桌边，到处是不同思想的交锋。我入北大之际，正好赶上了80年代“文化热”热得最厉害那几年，也可说是恢复高考之后北大历史上最令人怀恋的好日子。在那些年中，各种不同的学说、思潮不断从外面涌来，教师、学生无不充满了探求真理和新思想的热情。学生社团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讲座、报告无日不有……各样的新学说，实验电影、实验戏剧、先锋诗歌都纷纷来北大寻求支持。三角地一带的橱窗里，讲座、报告的广告一层摞着一层。那时期讲堂上的气氛也最活跃，最没有顾忌。北大人的嘘声在北京高校是出了名的。这对每个讲演者都是很大压力。无论你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作家、导演，还是权倾天下的要员，如果不能以真学问、真思想赢得掌声，留给你的就只能是不留情面的嘘声了。在北大的讲堂上，没有任何权威，除了真理；没有任何权力，除了才华。崔键第一次到北大演唱，北大人也颇怠慢。后来张辛欣在北大讲演，疾言厉色批评北大学生，“北大人不能欣赏崔健，这是北大的耻辱！”但这次北大学生却没有报以嘘声，而是沉默。显然，北大学生并不是外界所说，听不得一点批评。后来，崔健再次到北大演唱，果然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张辛欣的批评，而是因为一代青年从崔健的歌中听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
    是北大教会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去爱，去经历痛苦、欢乐和磨难，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思考、求索；不做影子，而做人——是北大教我们在“精神独立宣言”上签了字。
    北大给了我们思想的自由，让我们在精神上得到成长，并把精神的独立当作终身的追求。
    北大学子热爱北大、眷恋北大，就是热爱、眷恋这赐予人们思想自由的空气。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即提出“兼容并收，思想自由”为北大办学宗旨，自是北大才真正成为一个以“研究高深学问”为职事的新式大学，而学术、思想的尊严第一次在中国得其应有的地位。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首先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而在师生间普遍赋有这一人格精神的，在中国大学中不能不以北大占一步先。北大人才情不一，学问根柢也各有深浅，但都拥有这一份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所赋予的思想的尊严。正是它给予北大人一种特别的神情风貌。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凭这特殊的神情在众人中一眼认出一个北大人，尽管他可能早就离开母校，而且历尽了人世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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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与文化的独到表达周国清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22日   11 版）

“百年通大文化丛书”（《师德编》、《医学编》、《工学编》和《师范编》等4册）顾晓松、袁银男总编，周建忠、钱荣贵副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在南通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由南通大学党委书记顾晓松、校长袁银男总编的“百年通大文化丛书”，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张謇先生当初提出“道德优美、学术纯粹”，“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以及“祈通中西、以宏慈善”，“忠实不欺、力求精进”的校训精神，到如今南通大学形成“祈通中西、力求精进”的校训，“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名校、文化兴校”的办学理念，百年间，南通大学养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传承着宝贵的文化基因。“百年通大文化丛书”即是对百年通大的大学文化进行系统挖掘和总结的一部作品，相信对关心大学文化建设问题的人们会有一定启迪意义。
    顾晓松、袁银男总编的“百年通大文化丛书”共4册，分为《师德编》、《医学编》、《工学编》和《师范编》，纵览百年南通大学的文化建设历程和发展成就，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选取真实感人的典型事例，揭示了大学与大学文化的本质关系，是对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生动表达，堪称大学文化建设的一部活教材。
    师德建设是大学文化的主脉和根本。追溯百年南通大学的发展，“师德建设根脉绵延、主题永恒，表征着学校的历史变迁、深度融合与和谐发展”。该丛书抓住了这一核心，不仅其《师德编》集中对师德文化进行了细致深入、形象生动的描述与剖析，而且将其精髓融入全书的整体架构之中，以此贯通全书。《师德编》作为全书的统领，紧密结合南通大学发展的历史及其厚重的文化积淀，对其医学师德典型、工学师德典型和师范师德典型的事迹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阐释，以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及其行为事迹，表征师德建设对于大学文化与大学发展的意义，也确证南通大学百年历程中对于师德建设的重视及其所取得的现实成就。“以师德为根脉，塑风范于本真”作为一种办学理念已深深灌注于通大人的思想意识体系之中，并化作自觉的行动，从而提升了学校的核心价值，促进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恰恰是大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因而“百年通大文化丛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其本身，而是对于大学发展更多地具有典型的意义与普适性的价值指向。无论是“衡阳回雁眷眷情”的瞿立衡教授、“拳拳丹心献社稷”的洪式闾教授，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诸楚卿教授、“归心似箭报中华同甘共苦育英才”的方柏容教授，抑或“化雨春风万古青”的端木隽先生、语言学家陆文蔚先生等，其感人的师德事迹和高远的人生境界，作为南通大学的一个个代表，都堪称教书育人的标本，昭示着一种教师的风范。另外还有全国师德典型陈莉教授、南通大学第一届和第二届师德标兵，均从不同的视角和各自突出的岗位形象，阐释了师德的内涵。
    大学文化是该丛书的整体主题，表现了编者的独创的匠心。正如顾晓松书记在该书“总序”中所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大学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大学理应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该丛书就是从南通大学的历史与现实发展出发，或返还历史现场，或以鲜活的现实材料，彰显和弘扬大学文化，可谓大学文化的生动写本。该丛书看似书写一个个奋斗于教育战线的个人，甚至是一些零散的片段，但编者作了有序的板块划分，以大学文化和师德建设作为主线，将各个个体与板块有机组接，形成了集束性的传播力，从不同侧面对大学文化做了立体的透视和多元的扫描，也使得全书形成了整体效应。整套丛书除了《师德编》之外，其他三编均由“总序”、“历史影像”、“流金岁月”、“名人长廊”和“文化之魂”等5个部分组成，其视角各异，以板块连接主题，将南通大学百年的大学文化建设予以形象再现。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有三大特点：一是以历史步履镌刻大学文化。丛书通过具体的个案对南通大学发展的历程予以追溯，一百年薪火相传，以大学文化为发展的核心，形成了独特的育人理念与办学传统，以历史发展积淀大学文化，以文化凸显大学的历史，这部分内容在“历史影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二是以人物定格大学文化。写人是该丛书的主体，因为文化终究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直接构建者。该丛书《医学编》、《工学编》和《师范编》的“名人长廊”分别选取了12、12和14位各领域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将百年的发展渗于典型人物事迹之中，一方面则通过人物来反映百年通大的办学理念与文化特质。三是以事迹彰显大学文化。在“岁月流金”等版块，或从学校发展的历程，或从专题专事的回忆，或从人物专访等不同的角度对通大的办学事迹予以点射，从中彰显大学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丛书集中在“文化之魂”版块分篇对大学文化进行了高度的凝练，形成了理性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学文化认知系统。
    该丛书并不是对大学文化的纯理论论析与学理抽象，也并非系统地对大学文化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而是以其独特的叙史方式对大学与大学文化进行形象化的阐释，从史事与现实的双重结合中显现大学文化在大学发展中的意义及其构建策略，从而让读者在具体有形的人事之中感悟大学文化，发现百年通大发展的文化密码，体会大学文化的时代内核与社会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该丛书在众多的以大学文化为主题的书林中就拥有了独到的意义与出版价值，对于读者而言也就有了不可替代的阅读空间与意义生成，而作为大学发展中的一个文本，对于高等学校特别是新合并的高校就提供了不同侧面的参照。笔者细读该丛书，觉得其叙事方式至少有这样3个特点：一是图文并茂的形象化文本，以图写实，以图证史，描绘特定时空下的大学文化形状，一方面是适应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下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与转型，形成强力而有味的视觉感染力，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引导读者返回历史现场，直观珍贵资料，增强真实性与可感性，形象生动地见证通大百年的发展历史。图片具有显性的传播力，其设计理念与文化元素、审美因子的组接，往往具有时代与社会文化的特定意味。二是以点带面的叙史策略。该丛书并不是百年通大的发展史，也即是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校史，而是从百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攫取朵朵有代表性的浪花，虽未全面审视通大的发展史，但编者以其主体性十分鲜明的组接原则使之形成了系统化的有序结构，从而产生以点带面、以线串珠的传播效果。三是多视角扫描的立体思维。且不说该丛书每册在稳定板块下的灵活叙事方式和内容选择的多样，也不说其对作为叙事主体的人和事的多层次、多区间确定，就是其对大学文化整体特征与局部意义的剖析，就具有一种多角度的视野，从而使该丛书各册在对通大文化的追溯与描述、阐释与剖析中显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使之形成了立体化的轮廓。  
    （本文作者系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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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传统和一个学院的成长郑 春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1月09日   15 版）

    如果用两个词汇来概括我自己心目中的学院，我愿意选择“厚重”和“影响”两词。我最早知道自己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她的前身山大中文系是因为一本字典。那是文革后期，我还在读小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种知识特别贫乏的时刻，我惊奇地听说，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那本妇孺皆知的《新华字典》之外，还有一本小字典是我们山东人自己编的，叫《学习字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74出版），它的编写者有一个集体的名字，叫做“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负责此事的人便是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后来大名鼎鼎的蒋维崧先生，曾任我们中文系的副主任。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学和院系能够独立编写自己的字典，但我相信能够有信心和胆量去做，并且有力量完成这样一件事情的院系，一定是一个厚重的集体。1980年我考入山大中文系读书，后来一直在这里工作，当长时间地面对一代代的先贤名师及其学术成就时，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厚重”二字的丰富内涵。
    再说影响，来到这里,你会有一种感觉，你始终生活在鲜活的历史及其浓郁影响中。在这里，只要你清醒而认真地生活着，你多多少少都会感到，仿佛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始终伴随和影响着你，让你轻飘不得，张狂不得，也懈怠不得。工作以后，我走过许多地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每当人们话题转向各自的学校，便常常听到学界同人亲切地谈起我们。他们往往知道齐鲁大地上的这个学校及其中文系，而且津津乐道她的历史并高度认可她的成就，最让我们自豪、温暖同时也是压力重重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山大文史见长”或者“山大中文很好”。我们深切地感到，无论你意识与否，无论你承认与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竟是如此的巨大而深远……
    那么，是什么促成这种厚重的积淀并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呢？这就进入我们想说的第二句话：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学院？可以总结的因素很多，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有三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重情义；尚风骨；尊学术。
    先说情义。好的大学是由无数美妙的故事组成的，当我们用心去梳理我们自己学院的美妙故事时，发现其中最精彩、最吸引人也最具生命力的往往都是情义之歌。说起母校，我们的校友臧克家老人用了“一往情深”这个词。他说：“山大对我一往情深，我对她也是一往情深呢!”是的，尽管漫长的历史中也有种种不同的杂音，但重情，重义，一往情深，确实是我们学院最为重要的传统。去年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中国社科院闻黎明研究员来山大，专门访问了我们的学院，他对我说，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的爷爷是我们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山大校园散步的时候，我们谈了许多当年闻先生留在这里的故事，讲到那份著名的试卷“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故事；讲到诗情画意的“闻门二家”（陈梦家、臧克家）以及伴随他们的诸多悲欢离合；特别讲到了闻一多离开山大的原因以及在学潮风云中他黯然离别时的伤感。由此引来另外一段往事：在那种特殊的时刻，学生臧克家对校内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对老师闻一多的处境则很同情，因而“孤雁出群，没有参加这次学生闹的风潮”。大概是想到这段难得的“忘年交”以及学生“孤雁出群”的悲凉， 闻一多在愤而辞职离开青岛时，给自己喜欢的弟子臧克家写了一封信，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在山大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古人说得好：“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常想，我们学院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山大中文之所以享有海内外的良好声誉，很关键的一点是因为有一股情感的活水，滋润了我们一百年。
    再说风骨。何谓风骨，词典的解释是：骨气，刚正坚强的品格。我们所说的尚风骨，不仅是指崇尚这样一种品格，更是指愿为这种品格付出代价，以及付出代价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气、坦然和义无返顾。这一传统的突出代表是吕荧先生，建国后我们的第一任系主任。这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听过课的学生这样回忆他：“理论功底特别深厚，带着高度近视的眼镜，他的形象就像瞿秋白，很俊秀。”本来在那次的著名的批判大会上并没有吕荧先生的事，也没有安排他发言，甚至有好心的领导事先已经给他交过底了，然而在那种一边倒的氛围中，强烈的正义感还是促使他站了出来，顶着强大的压力，力排众议，喊出了直到今天依然令人震撼的声音。随后的事态发展众所周知，吕荧先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后来一再说，自己不后悔，既然选择了站起来，就愿意为此承担苦难。只是遗憾一点，作为学界“美在主观”派的代表人物，自己再也不能安心地遨游学术世界，再也不能静下心来研究自己钟爱的美学了。吕荧先生最后是在狱中去世的，在即将告别人间的时候，除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常常凝视着囚室外的几株白色茨菰花，自言自语：“真美呀，真美!”他是那样地热爱美和美的研究，那些美丽的白花无疑承载着他的寄托、期待和不死的梦想。不知道在那个告别的时刻，吕荧先生是否想到与他同样境遇的一位朋友的诗：“要开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后来在埋葬他时，有心的同志将一朵被他揉皱了的小花放在他的胸前，伴他长眠。抗战年间，在极端艰苦的日子里，吕荧先生节衣缩食自费出版过一本书，他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人的花朵》，用它来称赞鲁迅、曹禺等他喜欢的作家作品，我们以为吕荧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人的花朵”。
    尊学术，其实远远不止于尊重，更深处是一种敬畏，以及由敬畏所升华出的境界。昔为书生，今为书死，薪尽火传，视学术为生命。自从进入山大文学院，这样的故事听到的多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前我竟然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周来祥先生去世后，学校以最隆重的礼节为他送行，文学院师生深为感动。我最后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他做完大手术后不久，那天我和学院的书记到病房中看望他，我们曾经设想过可能出现的各种场景，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大病之中的周先生竟然在给一位博士生上课。病床上摆着论文，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因为是喉咙手术，他的声音非常的低沉和沙哑，但他的神态却是那样的认真和投入。那一天，见到我们，周先生用低低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谈到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引进以及抓住机遇、再创辉煌等等。他还特别告诉我，院里要的校庆110周年纪念文章他已经修改完毕，题目就叫《我的大学》，很快他会让女儿周文君发给我。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深情地寄语百年母校：“我们的山大是一个美丽的山大，人文的山大，是一个具有很深文化底蕴的山大，我们历来是‘文史见长’。”想起这难忘的一幕，我有一种深深的感慨，周先生也给我们上了最后的一课，这一课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尊严，什么是真正的精神魅力。梁启超先生有一句名言：“战士死在战场，学者死在讲座”，周来祥先生重病之中的这一幕最真切地诠释着这种情怀，它将永远留在我院师生的集体记忆中。
    我常常沉浸于这些往事，感慨于这些故事，并把它们视为我们学院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因为故事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是教科书，但胜似教科书，它以一种学生愿意接受的方式滋润、营养着他们，像知时节的好雨，润物细无声，并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生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色。有同事曾经略带自得地说过：同样的孩子，也许入校时分数还不如别的学院高，但经过几年的熏陶，咱们学院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了。我清醒地知道，这话当然带有自夸和自我鼓励的成分，是否做到很难说，能否做到也难说。但说心里话，这确实是长久以来一代代学院师生内心深处最为热切的期待。然而期待的同时也伴随着沉甸甸的压力，那就是：当时代发展到今天，当百年文院的接力棒交到新一代人手上，我们应该怎样去办好这个有着如此历史和如此传统的学院呢？
    想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也有各种的计划和规划。但最为渴望和迫切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聚天下名师；二是筑精神家园。大家都知道，山大历史上的两次辉煌都是以师资“集一时之盛”为突出标志的，是所谓：人才荟萃，大师云集。我们认为，这也应是我们学校走向第三次辉煌的鲜明标志。什么是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所以凝聚和造就一批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流学者是重中之重。近几年来，我们下大功夫努力引进国内学术领军人物和潜力巨大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一批享誉学术界的教授陆续从北京、上海、南京和深圳来到山大荣任我们的一级教授和齐鲁学者。这些学者的到来意义重大，他们的选择不仅大大地提升了我院的声誉，更为重要的是，先生们以其厚实的学术功底有效地强化着学院的学术实力。
    再说精神家园的建设。自从大学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她就成为人们寄托着诸多期望的精神家园，所以著名的哈佛校训告谆谆告诫人们：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曾经写下不朽名篇《再别康桥》的诗人徐志摩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剑桥大学说：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就是竭尽全力把我们的学院建设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用我们的教学、科研以及全部工作，建设一个让学生们感到亲切，愿意记住并且深深依恋的精神家园。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本令人一读难忘的书，题目叫《什么是教育》，他用极具情感的词汇描绘说，好的教育“就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就是想努力建设这样一个地方，她具有强大的“推动和摇动”的力量，她能够不断地“唤醒”来到这里的有志青年，努力上进，艰苦奋斗，去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事业之梦。在送别今年毕业生的时候，我曾经对他们说：感谢命运，让我们来到这个学院，让我们共同拥有这样一个精神之家。在你最好的岁月里，天南地北的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一门课程或专业，为了一段历史和人物，一同聆听，一同追寻，一同欢笑乃至一同落泪，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际遇啊。多少年后，沧海桑田，可能许多东西都变了，但这样的家园无疑会支撑我们一生、温暖我们一生！我们就是想建设这样一个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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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印象

■吴忠超

走进剑桥最著名的学院三一学院，人们看到原木大门上的雕像是该学院创立者亨利八世。亨利八世的右手握着一支椅腿而非君王节杖，乃是19世纪末学生恶作剧的结果。 　　这位帝王有意创立一所历史上最伟大的学院，果然遂愿。学院的开张到他临终只有五周。近五百年来，他的抱负完全实现，至今这学院已产生了30多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 　　学院大门之北是牛顿花园。过去花园曾有石栏杆环绕，牛顿住过的二楼房间正能俯瞰花园。花园中的那株苹果树于1954年移植自牛顿故乡伍尔索普的那棵“圣树”。如今眼前这棵“圣树”后代绿叶繁茂。但30年来，在高度上，却与我首次见到时并未有很大变化。 　　大门之内便是呈方形的巨大庭院。自16世纪末奈维尔当院长时起，方院形状至今未变。起先，这个方院也被石栏分隔为好几部分，而奈维尔决定拆除石栏，使之成为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内最大的一个庭院。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那座皇冠状的喷水池，它潺潺流淌了数百年。原先那里的一座钟塔后来被移至与三一教堂平行的位置，每到钟头即鸣响两遍，一次低音，一次高音，分别代表男女两声。据说新生入学要在钟楼午间敲钟(大约持续43秒)，期间绕庭院跑完边长为360多米的一圈。 　　进三一教堂，迎面看到牛顿的大理石立雕像。他手持棱镜，目光高远。其余均是坐像，分别为哲学家培根、历史学家玛考莱、诗人丁尼生和牛顿恩师也是第一任卢卡斯数学教授巴罗。 　　大方院西面是餐厅和院长府邸。餐厅之后是奈维尔方院，牛顿曾利用其北面的柱廊回音来测量声速。方院西面的雷恩图书馆已被列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内藏有牛顿的不朽名著《原理》首版本，上有他在该书空白处为第二版所作的亲笔修订；他的记账本，那是他原先在家乡格拉瑟姆念中学时的拉丁文练习本；他的一束头发；他的一只在常温下每天误差只有一分钟的怀表，以及他的一根手杖。所有遗物的来龙去脉都记载清楚。图书馆展柜中还陈列着罗素、维特根斯坦、哈代、利特伍德等人的手稿。拜伦的大理石坐像位于最显著的地位。话说拜伦死后，西敏寺以他道德败坏为由拒绝让此雕像立在寺内显赫的诗人之角，雕像乃流落剑桥，被收留于此。 　　三一学院对这个纨绔子弟可谓仁至义尽。他当年住在奈维尔方院的楼梯间，后来曾为罗素的居所。拜伦曾畜有一只驯养的熊，他认为熊可以充当学院的研究员。这位拥有年金五百镑的贵族似乎自认颇有资格轻视研究员。他的社会地位使其得以免除考试等琐事，将多半时间荒废于遨游嬉戏以及沉溺于双性恋之中。 　　罗素和三一学院的关系也非三言二语所能道尽。这位智慧英雄曾是一位极为害羞的少年。剑桥使他获得成就感、友谊、睿智讨论和学术诚实；在一战时却因其和平主义主张而剥夺了他的讲师资格，任其被投入大牢。为此，他感叹道，即便在剑桥，智慧的诚实也是有限度的。他和怀特海、维特根斯坦的师友互动关系被传为佳话。 　　剑河在雷恩图书馆后向叹息桥流去。剑河之西是广阔的树林、草地和牧场。秋季落英缤纷，春天来时，特别在复活节前后，郁金香、黄水仙和藏红花临风摇曳。剑河两岸和河面，终年红男绿女，游人如织。 　　三一学院的高桌晚宴值得一记。这回再返剑桥，我们曾经作为来宾参加高桌晚宴，重温古老传统。晚宴于学生用餐后，八时开始，因此餐厅入口旁另有供人等候的厅室。绝大多数等候者都披了黑色学袍，其中的一位是马丁·雷斯(Martin　Rees)，被称为英国天文学家中的第一号人物，现任三一学院院长，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三一学院财力雄厚，据说在三一的地产上，人们可以从剑桥走到伦敦。该学院在英国学界也是举足轻重，院长常常得兼皇家学会会长。众人中，雷斯颇引人注目。他个子不高，偏瘦，满头银发，肤色苍白，姿容谦和，目光深邃，挺着一只犀利而引人注目的鹰钩鼻。他的老师是西阿玛。那时西阿玛共有六个杰出的学生，包括霍金。30年前，我上过雷斯宇宙学的课，他那时满头黑发。因有残疾，一直独身。人们都以为他不会结婚了，但后来还是结婚了。若干年后，我在媒体里看到他满头白发，其后每隔几年就看到他头衔变化。大概是因为穿着袍子，他的身体略微前倾，残疾并不明显。 　　随着“Dinner　is　served”的宣布，众人排队进入餐厅。厅内摆有两张长桌，每张各配有三十把高背椅。长桌面都是未上漆的原木，类似美国国家公园的露天餐桌，但显然很有年头了，桌缘都包了厚铁皮。一些人认为“高桌”就是很高的桌子类似酒吧台，其实剑桥的高桌只是置放教师桌子的地面略高以区别于学生的待遇而已。 　　我们的座位被排在中间部位，其上正是亨利八世的画像。餐厅两边的墙壁上挂满的名人肖像，似乎一一在凝视着我们。牛顿就学时曾在这里打工挣取生活费，而当年的那个仆役如今已被定格在画框中。那渐入老境睥睨一切的科学巨匠如今望着代代学子出入，殊不知当初接受过牛顿服务的先生们中又有几位能获此殊荣？汤姆孙曾发现了第一个基本粒子——电子，也曾任三一学院院长，他的脸色永远愁苦。卢瑟福，那位发现了原子核的新西兰农家孩子衣着随便。当收到剑桥入学通知的那一刻，他正在老家的田里挖土豆，于是他说出：“这是我此生挖的最后一个土豆。”最意味深远的是拜伦那幅唐璜式的油画，也许他正以嘲讽的神情，瞟着高桌上那些才华横溢或皓首穷经的人们。剑桥以伟大的胸怀尊敬学术，容忍异端。而雪莱在牛津的遭遇正与此相悖。他因行为乖张令人侧目，就学半年就被牛津的大学学院借口他写了“论无神论之必要”一文而开除。如今呢，等身的裸体大理石卧像却陈列在当初开除他的大学学院里，让后人一进去就能看到。 　　众人立于高背餐椅之后。服务生敲一下鼓，坐于桌首主位的雷斯与另一位披袍者就开始颂读。听者肃穆，低首叩手。颂词简短，多为谢辞。颂词完毕，众人落座。我面前摆着印有三一学院兰色院徽的白瓷碟，右手三把餐刀，按大小自外向内排序，左手为两把叉，也是同样排序。此时虽已过八时，但辰光还早，天色犹明，烛光只当摆设。 　　那次用餐大约50位。观望四座，只有一位披袍的黑人和三位女士，足见英国学术界仍是白人男性一统天下。这些白人男性多是中老年，白发红面的居多，此时雷斯的肤色更显苍白，大概做天文研究的学人多昼伏夜行，脸色苍白也在意料之中。 　　每用完一道菜，服务生就收走剩盘和用过的刀叉，再发放干净盘子。过场的时间超过吃的时间。食客们吃速飞快，引出对面的老者笑评：“我们吃饭速度是奥林匹克速度。”餐毕，雷斯站起来，我们也随着立于椅子背后。他念念有词，念毕，众人鱼贯离席。我们到另一房间饮酒闲聊，直至深夜。

《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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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录 　　进入大学固然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其实，更重要是要利用大学这个场所来进行一种精神上的洗礼与修炼。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洗礼，是通过重温大学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历史传闻以及对于“先贤祠”的敬仰潜移默化中完成的。

钟声悠扬话剑桥

胡伟希（本报书评人）

三一学院教堂内的牛顿雕像　　刘兵摄 　　一口气将《剑桥语丝》读完，耳际仿佛还传来剑桥三一学院教堂塔顶那悠扬的钟声。 　　《剑桥语丝》是作者游历英 国剑桥、牛津、德国海德堡以及美国剑桥这些大学城以及大学的观感。这些都是世界顶尖级的名校。作者是香港知名的社会学家，利用学术休假到这几所大学或作学术度假，或作短暂观光，按理说，作为专业之士，他留心的，当是这些学校跟社会学有关的人与事，乃至于社会学方面的学术造诣了。这些也有。但这本书记载的，却更多的是关于这些大学的建筑风光、历史沿革，乃至于校园留传的种种以往校友的逸事与佳话。加之作者文笔飘逸，无论抒情或写景状物，都极有可观，这固然使这本书成为极具欣赏性的散文小品，然而，透过字里行间，我觉得，作者其实是要以记人记事的方式，来表达他关于大学理念的真知灼见。一所大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在作者看来，大学远不只是知识传授与知识创造的场所，而是人类精神之“灯塔”；它要传承的，与其说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知识，毋宁说是人类得以不断超越自身的精神品格。而这种超越品格，恰恰又是与大学的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难怪，这些大学城的风光绮丽无比，作者却选择大学的教堂建筑作细致的刻画与描写。他说：“剑桥如果没有剑大只不过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城，剑大如果没有教堂、礼拜堂也必然会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风姿。不！我根本怀疑会否有这个世界著名的大学。”作者将教堂视之为剑大的灵魂，是因为像剑大这些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当初都是由一些教会所建，是供年轻人研习学问以及修身所用。今天，尽管大学早已脱离了与教会的干系，但作为精神的传承，它却仍然保留着不少中古大学的古风，学院制就是其中之一。剑桥创立之初，只是一个学院——圣彼得学院。今日，她已有30个学院之多。这些学院历史不一，建筑风格各异，连治学风格也大相径庭，各自并不服气，甚至有如“敌国”；更重要的是：它们虽都隶属于大学，但大学却只得其名——仅进行一些授予学位的典礼之类的活动，而其它诸如聘请教席、财务管理、课程设置、经费开支等等实质性活动，学院完全是独立的。可以说，剑大实际上是由这样一个一个“独立山头”似的学院组成的“合众国”。而无论教员或者学生，他们虽然有着大学与学院的双重身份，却更多地与学院而非大学认同。这些大大小小不一、历史长短各异的学院，各自供奉着它们的“先人祠”与精神偶像。例如：著名的三一学院，就专门为它的“三一之子”中的六位（培根、牛顿、巴罗、麦考莱、魏怀丁和丁尼生）塑造了巨大石像。 　　然而，除了保有各自建筑的特点和值得骄人的历史传闻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些学院的“构成”方式。依我看，它才是学院之所以为学院的“灵魂”。剑大各学院的教师一律被称之为“堂”。除教授之外，其余的“堂”都兼做导修工作。“堂”（Don）这个字本由西班牙语转来（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种尊称；而在剑桥（包括牛津），则指“老师”。不同于一般仅限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型老师，“堂”是“言教”与“身教”合一的。每个学生一到学院里报到，学院主管就要给他指定一位“堂”作导师。导师与学生有一定时间的接触，并经常进行课下交流。此外，学院其他的堂对学生的品行、健康乃至福利都会加以关注。除安排对学生进行“修身”教育之外，学院还给堂提供了相互接触与交流的足够空间。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堂们可以在午餐时的“高脚台”上聊天。表面看来，共进午餐并闲聊对于剑桥堂来说是一门艺术，是在较量“嘴上功夫”，但不同专业的堂之间就某个问题发表看法或争论，这对于专业人士拓宽知识视野却大有好处。作者在谈到剑桥的这种“谈天”制度时说：“依我看，剑桥的学术的专门化还没有形成洪水般的灾祸，学院是一道有力的围墙，挡住了洪水的泛滥，并企图把它引入以便学院成为百花绽开的庭园。”由于学院提供了如此般堂与堂、师生之间共同切磋知识与技艺的环境，乃至于关心师生们的身心发展与生活上的情趣，一些教师，甚至是职员可以说是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以长守于斯。书中说：“有些学院颇以菜肴著名于剑桥而得意。至于院仆，很多是白首青衫，文质彬彬，他们‘终生为院’，常有乃身亲侍祖、父、孙三辈，看他们由入学而毕业而名腾国际。当他们返校之日，辄有与院仆把臂话旧，举杯称觞之美丽镜头。在中古时候，院仆常有把数十年积蓄数捐赠学院之事。院仆不死，他们跟许多伟大的院士及学生一样也化作学院的‘传奇’之一章。”当我读着这些感人的文字，不由得对那个由学生、堂与仆役组成的“共同精神家园”神往心驰。 　　也许，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像剑桥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学，也不得不对其“保守”性格的某些方面作出调整。比如说，中古以来，学院既为堂提供了物质生活的保障，也同时是其精神上的归宿，因此学院对堂的管制甚严，甚至规定堂不能结婚。但这一规定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废除。另外，长久以来，剑桥大学一直以强调人文学科著称，面对工业化的浪潮，她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步伐，不仅增设了许多自然科学课程，并且还建造了像“开温第士”（内地通译为“卡文迪许”）实验室这样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仅是这个实验室，从1901至1973年就培养出了1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然而，尽管有这种种变化，剑大却有其一直不变者在，这就是大学，尤其是学院不与世俗物欲妥协的超凡品格。自建大学与学院以来，剑桥就是一群追求学问与精神修养的人们自发地组成与形成的精神朝香之地。这使她养成了某种洁身自好，甚至孤芳自赏的“象牙塔精神”。这种贵族气甚至表现于一些有点“做派”的细节中。例如：“一九一八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使力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们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作者引述了关于学院的这段逸事之后，意味深长地写道：“这幕戏已演了几个世纪了。汤姆逊是许多演员中的一角。你说：‘装腔作势，何必演戏呢？’是的，有人觉得有些迂，多此一举。但三一人会说：人生又何尝非戏？历史又何尝非戏？” 　　是的，尽管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但剑桥的名字与剑桥的精神一直活在世人心目中，剑桥的风物也依然。她不仅年复一年地哺育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而且也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子们提供了精神的朝圣之地。我虽然遗憾我迄今未有机会前往剑桥作一次精神朝拜，但读《剑桥语丝》，却使我体会到大学之作为大学所应当有的高贵与圣洁。看来，进入大学固然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其实，更重要是要利用大学这个场所来进行一种精神上的洗礼与修炼。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洗礼，是通过重温大学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历史传闻以及对于“先贤祠”的敬仰潜移默化中完成的。因此说，一所大学的传统与历史对于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的学子的精神影响其实至深至远。至此，我明白了：怀有大学教育理念的社会学家金耀基为什么会对剑大各学院的人文环境以及历史掌故情有独钟并且要娓娓道来；甚至，远在德国小城中听到钟响，他也会忆起剑大学院教堂那悠扬的钟声来。 　　听啊，此刻剑大教堂的钟声又敲响了：“那钟声，一声是男的，一声是女的！” 　　《剑桥语丝》，金耀基著，三联书店，2007年1月第一版，16.00元

《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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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   ●学校在自我介绍时，大多介绍有多少个博士点、硕士点，院士、“长江学者”，等等，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大堆数字。   ●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生存方式，如果一所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学者，那就不是一所好的大学，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就更是无从谈起。   ●大学行政机构是现代大学根据发展需要逐渐演进而成的，可以说天生就是从属于学术的。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简单的解释就是教师与学者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teachers and scholars），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术共同体”的由来。   强调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回归大学的本质。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大学越来越被人们等同于一般的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逐渐淡忘了其原本应有的品格。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是由它产生的历史因由和固有使命决定的。大学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并具有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如果脱开因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而赋予大学的各种相对具体的任务，从理想的层面而言，大学在本质上应该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对真理的向往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同时，大学必须有所作为，能够通过创造知识，培养优秀人才。大学应该面向未来，并服务乃至引领社会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社会上某些挂牌为“大学”的机构，未必具备学术共同体的禀赋，因为它并未具备追求真理、创造和传承知识的大学精神，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念和品格，这样的大学，也就是一所普通的“职业养成所”，谈不上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应有核心价值理念   10年前，合并前的中山大学为庆祝建校75周年拍摄了一部专题片，虽然我十分清楚，包括校办工作人员在内的摄制组花费了大量心血，片子内容很翔实，也颇具观赏性，但我后来还是对校办的同事说，按这部专题片所描述的中山大学，可能只能算是一所“三流学校”，因为里面只强调了历史，很少描述现在，更看不到未来。我讲这个例子，是想强调，我们的大学应该面向未来。面向未来，大学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理念，因为这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这一点，在与国内外大学交往的过程中，我有较深的体会。学校在自我介绍时，中国大陆的大学大多只是介绍现状，有多少个博士点、硕士点，院士、“长江学者”，各类重点实验室，等等，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大堆数字，非行内的人很难明白其意义。而台湾的大学则不同。我们最近走访了台湾的8所大学，在与校长的交流中，我感到他们都着意地介绍本校的育人理念。我上个月应邀前往菲律宾雅典耀大学参加该校的校长论坛。雅典耀大学创校150年，其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以培养有社会担当、为国服务的人才为己任。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也在不同的时期赋予其理念以新的内涵，这说明自始至终，雅典耀大学都有自己的理念支撑。   由此，我想到了中山大学，“善待学生”是我们的核心理念之一，这一理念，我在去年本科教学评估的校长报告中也作过描述。我认为，“善待学生”的理念如果体现在目标层面，就是我们要培养具有领袖气质的文明的现代人，他们知礼、诚信、勤奋、阳光，敢于超越、勇于担当，并具有职业准备。这样的目标，让我们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对他们的一生负责，这是“善待学生”这一理念更为深层的内涵。总之，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强调大学与国家、社会的紧密联系，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培养富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生，是中山大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学校及学校的各个院系凝练发展方向、制订目标的过程，应该也是一个让教授们深度参与、进一步凝聚人心的过程，因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学者之间的和谐与共识，正是大学赖以长远良性发展的关键之一。   学者应该以学术作为生存方式   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生存方式，如果一所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学者，那就不是一所好的大学，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就更是无从谈起。一个学者，在受聘到大学工作以前，就应先考虑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是否有适合的位置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进入大学后，既然已经选择成为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就必须努力为此作出贡献。   以学术为生存方式，体现在学者之间的关系上。共同体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互动、 相互支持的意义，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维系，也是靠具有学术价值认同的人们内聚在一起，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在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里，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外部环境，和谐的整体正是由每一个“互为外部环境”的个体共同营造的。我们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社区，家家户户都习惯于把自己的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在重要的节日，主人们总是将家里最漂亮的装饰朝向窗外，将美丽留给别人，他们是在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同样的道理，我想，在共同体中工作、生活的我们，也应该学会更多地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这样，彼此之间才能融洽，大家心情才会愉悦。因此，在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师生之间，教授、学者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同时，我们更加鼓励学术上的挑战与争鸣，并且十分期待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要承认差异，尊重别人研究的学问。一方面，要保障学者有从事各种学术活动的自由，学术自由的根本价值在于为创新提供氛围，有了学术自由才可能创新；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学者的研究立场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影响甚至破坏了学术共同体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氛围，这时就不能抽象地谈学术自由了，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机制，从而保证其他大多数学者的学术自由。我想，只有认识到了这些，才能有助于在共同体内形成宽松、和谐的氛围，从而调动起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学术共同体应不断完善制度安排   要维系任何一个组织的正常运作，离不开相应的制度，要让一个组织的运作富有效率和成效，必须有好的制度安排。学术共同体也不例外。在这里，大家认同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并遵循这些道德和规范的制约。这些制约，为的是在大学中尽可能地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大学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如果学术腐败了，大学就腐败了。   对于有意识安排的、明确建立的正式制度，需要不断反思，止于至善。例如，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学校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类投诉。按照以往的做法，这些投诉只是由人事处等职能部门负责解答，而许多问题最终往往都会归结到我这里来裁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校长和职能部门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再交给政策执行者来裁决，是不合适的。而且，这种情况又让职能部门背负了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学校确实需要设立相对中立的机构，来受理各类申诉，就申诉提出的问题进行裁决。现在学校也设有多个受理申诉的委员会，但是，这些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仍以职能部门负责人为主，在执行的过程中颇难中立。为了使大学的行政运作更加有序、有效，营造公正、公平、和谐的大学文化环境，有必要在原有各申诉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校级的学术与行政申诉受理委员会，下设教师职务聘任、人事争议、学位授予、学籍管理等分委员会，成员应包括教授及学生代表，必要时可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处理相关申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最好不进入这个委员会，只在必要时向委员会作出解释或提供咨询意见。这实质上也是不同的“事权”相分离的一种尝试。这个委员会必须认同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其组成人员应该兼具学术成就和个人威望，既理性，又富于理解力和同情心。   大学行政机构是现代大学根据发展需要逐渐演进而成的，可以说天生就是从属于学术的，行政机构也理所当然是学术共同体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习惯上将大学的行政部门叫党政管理机构，但我们强调管理就是服务、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这也是我们行政工作的基本理念。   大学行政机构最重要的责任，在于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利益。这个命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学校职能部门的领导，在处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复信访的问题时，要十分敏感，因为这些问题极可能会触及现行政策的一些很敏感的原则。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是政策的掌握者，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学校，因此，必须理性、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绝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来作出判断，也不能为了迁就个人的、小团体的、局部的需求而牺牲公平的原则和整体的利益，必须时刻考虑到政策的原则性，必须时刻考虑到大学这个共同体的利益。

《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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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牌大学的“脾气”有多大  　　大学的“脾气”有多大？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许多大学的“脾气”都相当大。
　　前几年，在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边区，有一位女学生的考试成绩达到了申请牛津大学的标准。这在当地可是近百年来头一遭，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可令人遗憾的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面试后说，该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不要。于是，当地政府就一级一级地向上找，最后找到教育大臣出面说情，也不管用。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结果还是没戏，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布莱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牛津大学硬是不给面子，理由就一个：任何人都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布莱尔丢了面子，心里自然憋屈，私下发牢骚说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结果这话传到了牛津大学，师心大怒，立即宣布取消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
　　要说政要们替别人说情，大学耍点儿“脾气”也就罢了，可轮到政要们自己的事儿大学也不惯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有意回母校哈佛大学当个老师，可哈佛大学说，凡在政府任职超过两届的，就不再有资格回校任教。基辛格无奈，只好继续当他的官。哈佛大学校庆，打算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参加。里根一想，机会来了，就让人捎话，问能不能送他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按说荣誉博士毕竟不等同于真正的博士，所以应该算不上什么大的原则问题，可哈佛师生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他和学术一点都不沾边儿，还是不送为好。于是里根没来。你爱来不来，我庆典照办，哈佛还是哈佛。
　　其实，国外的有些大学历来就不拿“领导”当盘菜。哥伦比亚大学曾拒绝给英国女王授予博士学位，牛津大学也曾拒绝给撒切尔夫人授予荣誉学位。最近，布什总统的弟弟、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约翰·布什，也被佛罗里达大学拒绝授予荣誉学位，只给了个“荣誉校友”算是安慰。这些大学够牛气吧？
　　大学的大“脾气”除了是自己“耍”出来的，也是烘托出来的。因为许多本身“脾气”就很大的名人，一到了大学，马上就变得没“脾气”了。几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年轻的时候大学没读完就辍学投身电影业了。几十年后，55岁的他再度报名母校的电影专业，继续攻读学士学位。这时的斯皮尔伯格是如日中天的大腕，他的电影成了教学范本，可他依然得接受年轻教师指导，该交作业就交作业，该做论文就做论文。虽然有时候交上去的作业就是自己导演的某部著名电影的片段，可老师给的分数还真就不高。老师有老师的标准，不会因为你是这个行业的权威就一定高看你。斯皮尔伯格呢，那是服服帖帖，表现出了对大学教育的极大尊重。毕业典礼时，他既不上台讲话，也不去主席台就座，而是和其他毕业的年轻人一样，穿着学士服，老老实实地坐在台下。
　　说到底，那些大学的“脾气”大，其实是在维护大学的尊严。大学的尊严不是大学本身的尊严，而是学术的尊严、科学的尊严。
　　 （摘自2008年7月23日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