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常识教育与“常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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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常识教育与“常识”教科书王 颖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04日   14 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 月始，本报将次第选录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读者。
    世界各国的教育者普遍认为，除去母语、数学（算术）、艺术等学科之外，小学阶段的儿童还应该掌握一些自然常识和社会常识，这将有利于他们的人格和智力培育。我们都还记得在小学阶段上过的这种课吧？它一般是数种学科知识的组合与交融，曾经叫过自然（或自然常识）、社会（或社会常识）等多个名称，新课程改革之后叫做小学科学（文科部分叫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很显然，这就是专门为小学生开设的，淡化学科背景而突出常识教育的一种综合课程，一般是分为文、理两科教学，某些历史时期也曾合并为一科。
    开启民智与普及常识
    在近代教育“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代有没有常识教育呢？有。翻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本以及四书五经等科举经典,有很多自然常识和人文常识的内容。以生物学知识为例，《诗经》中讲到的动植物种类有300多种；分类辞书《尔雅》记载多篇对花草、树木、昆虫、鱼、鸟、兽的记录和解释；《三字经》、《千字文》中更不乏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常识教育还是以介绍中国伦理道德、历史知识为主。“学而优则仕”的求学价值取向，大大桎梏了对自然常识的教学与传播，“草木虫鱼”的掌故还只是读书人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而已，上不了大雅之堂。
    这一状况直到晚清才逐渐改善。林则徐、魏源等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启发人民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进一步开学堂、启民智，新式学堂和早期教科书开始出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开设历史、地理、格致，在中学堂开设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使得历史、地理、博物等分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确定。此后，大量科学类书籍的出版，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常识教育。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政体，教育改革焕发生机，废止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读经科，相应其他学科的学时增加。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杜威等实用教育思潮的引入也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教育，这些都为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奠定基础。回头审视这一阶段，可以发现我国的教育从取经日本转而效仿美国，但是，初级小学的学科安排基本沿袭旧制，仍然没有出现历史、地理和理科的身影。
    “壬戌学制”改小学为七年，前四年为初级，后三年为高级；次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总说明》内容详备，处处要求以儿童为重，对小学课程体系的设计趋于完整。主要的变化包括将理科改为自然，并在初级小学阶段，将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四科合并为“社会”。从这一年，“自然”和“社会”作为两个独立的常识教育课程登上了初级小学的历史舞台。直到十余年后，这两门课又被正式合并为一门——常识。
    先有常识教科书
    后有“常识”课程
    实际上，以“常识”二字作为教科书的名称，早在1923年便已出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这一年分别出版了常识教科书。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常识教科书》为例，其编辑要义记载了出版常识教科书的原因。
    “新学制小学课程甚繁，内地各校骤然改组，困难多端。本馆因将社会自然两科合并一科，编成本书，名为常识，既便于教学上的联络，又可以免去多用书本的麻烦；内容分量，比照新定的社会自然课程纲要，只有加多，没有减少，这是最合于内地各校应用的课本。”
    该套教科书所配套的《新学制常识教科书教授书》也进一步解释原因，并对“常识”作出定义：“许多教育家都以为社会和自然，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天然联络的机会，所以本书就把社会和自然两科，合并为常识一科。”“本书定名为常识，与通常所称的常识两字，解释稍有分别。通常所称的常识，指专门学识以外，不论何种知识都包括在内。本书所称的常识，范围不出乎社会自然两科以外；全书的质量，不过是普通所称的常识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最早把自然、社会两科合在一起是民间出版商的“权宜之计”，目的则是为了“便于教学上的联络，又可以免去多用书本的麻烦”，当然他们也试图从教育家的观点中寻求学理上的支持。
    这种民间推动的潮流，居然渐渐被政府部门所采纳。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总说明》规定：“多数专家的意见，在初级小学中，并可合社会自然为‘常识科’（名称是假定的）。” 数年之后，这个“假定”的名字开始转正了。1932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总纲》记载：“各科目得依各地方情形，酌量分合。社会、自然、卫生三科，在初级小学得合并为常识一科。”到1936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修订之后《小学课程标准总纲》以及《小学常识科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在初级（低、中年级）小学开设“常识科”，包括社会、自然和卫生的知识部分。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政府教育部门明确设立“常识课程”的开始。
    可以说，在课程标准中出现假定的“常识科”并最终“转正”是这一段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教育改革共同“发酵”的结果。其一，1922年“壬戌学制”设定的小学课程较多，学生的学业负担较重，家庭的经济负担也不轻。在1932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总纲》中，也提出“小学科目不宜繁多，可合并的，尽量合并”。其二，民国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有限，教育基础非常薄弱，无论从师资还是教学设施来说，开展全部的小学课程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面对30年代之后日益严峻的战争环境，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市场嗅觉极其灵敏的民间出版机构，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先行在教科书的编制上做起了文章，并最终影响了政府的课程管理决策。
    常识课带儿童
    理解自然认识社会
    常识课本与国语课本，在文图、版式设计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初级小学的课本，不仅版式相似，其课文内容还有重叠，常常导致读者以为这两科是同一科。其实，常识科与国语科有很大区别。《新学制常识教科书教授书》也解释了二者的区别。
    “常识和国语性质不同。国语的目的重在识字、读书、习语言，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所以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处处顾及文字兴趣上面。常识以得到知识、养成习惯为重要条件；所以本书各册进程，一以内部所包的分量为标准。质言之：属于知识方面的，在儿童心理上，以能够理会为度；属于习惯方面的，在儿童行为上，以能够做到为度。例如卫生，园艺等事，各学年自有相当的工作，不可以勉强，并且不可以躐等的，和国语科的尚理想、重欣赏，确有不同之点。”
    据汪家熔先生考证，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很受欢迎，尤其在上海使用多年。1937年版的《复兴常识教科书》便是其中之一。现在翻看这套教科书，民国的社会风俗、乡土情形和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天文地理、世界万物，皆在每一页的文图之中。
    该套教科书包含社会、自然和卫生三门，共分八册，内容编排以儿童的知识扩展顺序为范围。一、二册以图为主，辅以文字；三、四册图文并重，课文多用问题形式，以引起儿童探究的兴趣；五至八册则以文为主，在课文前后具有问题和作业材料，使儿童可自行思考和实验。该套书的编制注重观察、调查、讨论、实验等，这样的安排可以帮助儿童养成主动研究的习惯。
    这套教科书按我国的时令顺序进行编排，尤其是自然常识。例如，第三册第六至八课分别为“秋天开的花”、“秋天的鸣虫”和“秋天的果子”，而第三册正好是初小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六至八课的讲授时间恰好在9月底，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季。又如第八册第二十九课为“夏季常见的疾病”，授课时全国都已经进入了夏季。这样的“时令教材”想必也会引起儿童主动研究的兴趣。
    而且，这套教科书注重内容的衔接，将社会知识、自然知识、时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例如，第二册第三十课讲述“夏天到了”，从第三十一课开始，教科书分别介绍了“夏天的卫生”、“夏天要穿什么衣服”、“怎么样洗澡”、“可恶的蚊子”、“怎么样除掉蚊子”、“可恶的苍蝇”、“怎么样除掉苍蝇”等内容。这些课文的侧重点不同，有的介绍社会知识，有的偏重于自然知识，但这些知识之间都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这样的安排既贴近儿童的生活，又能吸引儿童的兴趣。
    由此可见，从内容来看，常识教科书以形成儿童主动研究的习惯为目的，而非启发思想；重点不是在识字读书，而是从社会与自然的角度介绍基本的常识知识。常识科则通过常识教科书为儿童提供个人、社会、科学、历史等多个领域所涉及的经验，使他们有能力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
    在1930年代之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新国民图书社、华中印书局、维新政府教育部等出版机构都出版了多套“常识教科书”。一时间，常识教学进入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常识教科书”以及“常识课程”的诞生和确立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它作为近代中国教育和教科书变革的一环，开启了初小儿童的智识，在构建“通常所称的常识”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本文作者供职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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