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特色危机

管季超0712

中国城市的特色危机


来源：土木工程网



公路越修越宽，楼群越建越高，传统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科技改变城市面貌，欲望则铸造城市的品格。”当下中国城市一味地在所谓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地相互抄袭和克隆，而许多城市的决策者和城市人浑然不觉，并麻木不仁地在复制的快感中狂欢作乐。中国城市病了，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有一个风行全国名叫《帝国》的电脑游戏告诉我们：当一个部落的文明进化到一定的程度时，城市就要诞生了。城市等级的高低，是抵御侵略和侵略别人的砝码，也是游戏成败的要害。而游戏成功的标志就是：把你的对手连人带城全部消灭。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游戏”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从世贸大厦坍毁到巴格达沦陷，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分明听见了作为文明象征的城市在惨叫。
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从四面八方走来，用石头、泥土和木材构筑起更加坚固更加安全更加便利的家园，于是，地球上就有了城市。这是人类离别野蛮走向文明的第一步，然而，在人类还没来得及对城市进行具有权威意义命名的时候，人类与城市、城市与自然、自然与人类的斗争就开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上演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城市发明者始料不及的。
2004年5月16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爆出了一个令国人震动的消息：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闻名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载明：世界卫生组织于1998年公布的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有8个城市被列其中。这些无法令人平静的消息在警示我们：我们的城市已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无论人类是起源于鱼类还是起源于古猿，人类的祖先最后都从水里或树上来到了地面，如今，人类已开始把目光投向太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人类似乎永远都是一种害怕孤独的动物，我们可以说城市是人类最初的梦幻天堂，但却不敢肯定地说城市是人类最后的暖和家园。鉴于此，我们有资格对我们朝夕相处的城市说三道四，我们有理由对我们如影随形的生存家园品头论足，我们有权利对前进中的中国城市进行质疑和追问，我们有信心对我们热爱和痛恨的城市寄予厚望与梦想。
中国城市“病”了，“病”得很深！
美国闻名城市研究专家詹姆斯特拉菲尔说：“科技改变城市面貌，欲望则铸造城市的品格。”当下中国城市营销的最大误区是，一味地在所谓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地相互抄袭和克隆。北京中关村在复制“硅谷”、上海陆家嘴在复制曼哈顿，一座城市正在成为另一座城市的翻版或盗版，正像一首流行歌曲在卡拉Ok厅里不断地翻唱。中国城市在塑造自身城市特色和品格的道路上与城市的终极理想背道而驰，愈行愈远，不仅如此，许多城市的决策者和城市人浑然不觉，并麻木不仁地在复制的快感中狂欢作乐。
一个城市的发展公开的秘诀就是能不能营造出自身特有的魅力。中国城市的“特色危机”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时候了，每个城市的特色正在消失，千城一面的景象正在成为我们的视觉灾难。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一色的高楼群、玻璃墙、霓虹灯、立交桥、宽马路、大广场，当城市的背景已被麦当劳、肯德基火红的标志点燃的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自己是在北京、上海，还是纽约？
据2004年4月7日《参考消息》报道，英国《独立报》2004年4月2日发表了记者白克尔的文章，文章中称，随着中国争取成为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的努力，中国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少。中国迅猛的城市化建设使1949年以前数十年的战争和入侵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一点古迹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一个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城市的文脉，历史和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的，而破坏它只需要一朝一夕。新中国成立后，非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建设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都在建设和保护的名义下遭到强暴。才买的城市地图没过多时又出新版的了，出差十天半月回来就有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中国城市在一些掌权者的手中，就是一本小学生作业本，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员就跟无知的小学生一样，手捏铅笔和橡皮，在城市的脸上，胡乱地改来改去。一个城市的地盘就是一张巨大的宣纸，一个城市的建设就是由执政者、开发商和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一幅书法作品，不仅要把每个字写好，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整体呼应，而我们的城市经常是每个字分开来看似乎都很漂亮，但放在一起就显得杂乱无章，不成体统。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和来龙去脉就会遭到破坏，城市将永远陷入抄袭和克隆的恶性循环之中。城市现代化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破坏城市文脉的理由，在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法国巴黎，不答应在象征法国自由和解放的香榭丽舍大道两侧设计任何比八层楼更高或比六层楼更低的建筑物，这些做法难道不能给中国的城市建设有所启迪？现时的中国，一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利欲熏心的开发商和弱智的设计师合谋之后对城市进行的破坏，构成了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最大的腐败和遗憾。
中国社科院闻名城市研究专家倪鹏飞博士说：“当城市成功时，国家也就成功了。”对中国而言，中国能否在未来世界取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看中国是否建立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建设中，有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那就是一届政府一套方案，一届政府一堆“政绩工程”。许多中、小城市修建的马路比大城市的马路还宽，修建的广场可以容纳的人数比该城市的总人口还多。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许多城市都在爆发着短视的、透支子孙资源的、杀鸡取卵的野蛮开发冲动，进而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换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据新华网2004年5月18日报道，国家建设部官员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盲目的城市建设正在中国约1/5的城市里泛滥，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将资金用在急需解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而是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大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有的还以开发园区名义大量圈占土地，造成人均耕地面积锐减。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们，在对你的城市进行手术之前，你了解它的文化与历史吗？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吗？你将如何尊重你的城市？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受眼前利益驱动，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的自主权是非常有限的，广大民众的呼声许多时候是微弱而无力的。中国的建筑师经常把自己降到了开发商的水平，产生大量的“城市垃圾”就不可避免了。一个优秀的城市建设决策者，应该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中医，全面诊断，综合调理，标本兼治。进入现代社会，自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改造的那天起，城市建设始终没有上升到建筑艺术的高度，一直是在一个低级的水平上重复和模拟。难怪已故闻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城市有这样的评价：中国城市有许多房子，但没有一座建筑。这在多年之后的今天来看未免有些刻薄，但却一语道破了中国城市建设中建筑艺术长久缺席的现实。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到底缺少什么？是专家还是资金？是规划还是决策？什么都不缺，最缺乏的是强大有力的民主和法制机制，最缺乏的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
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然而，城市化谈何轻易？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与城市化伴生和对立的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过度开发、资源破坏、交通拥堵等问题，中国政府将如何面对？豆腐渣工程背后的贪污腐败问题频频暴露，不法贪官纷纷落马，既大快人心又令人痛心疾首。
城市的竞争应该是软、硬环境同步竞争，然而，国内许多城市只注重城市“硬环境”的比拼，比着建高楼大厦、比着修桥开路、比着建广场、比着修建地铁等等，而忽视了城市的“软环境”发展，比如提高行业服务质量、放宽人才引进政策以及城市文化个性的保护和塑造等。中国的城市问题既然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当然也不会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
如今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既要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要不断与国际接轨，展示强大的国力，所以捉襟见肘的尴尬肯定时有发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假如人们来到城市后发现城市不仅不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城市人不失落和愤怒吗？当城市在精神废墟上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这对人类来讲就是一场灾难和悲剧。
明摆着的优势和掩藏着的缺陷，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完整的肌体。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终体现在它的包容性和城市人的整体素质上，而不仅仅是城市的建筑、道路和商业化程度。城市在发展进程中，应该是不断满足城市人的欲望，同时限制城市人的欲望。闻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假如一个城市能不断地容纳更多的穷人，就可以使这个城市的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优势的地位，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建设城市到治理城市是一次质的飞跃，从治理城市到经营城市，更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当一个城市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为人文精神时，这个城市的前程远大也就毋庸置疑了。
跟风和赶时髦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毛病。在城市建设上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严重地忽视广大市民的需求，而一味地大搞所谓的“与国际接轨”，于是国际大都市风、开发区风、广场风、草坪风、地铁风、CBD风，一阵接着一阵刮，每一次狂风过后，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就被磨平一次，并留下了许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其中许多又成了垃圾工程和烂尾工程，它们几乎都无情地成为了城市脸上的“粉刺”和身上的“伤疤”。
中国城市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亟需进行所谓友好的合作和联盟，甚至结为“友好城市”，一方面又各自为政，明争暗斗。就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区域与区域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建筑与建筑之间甚至发展到以不惜浪费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代价，彼此之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恶性竞争，在中国不断上演的“双城记”就是最明目张胆的交锋。让我们不解的是，一向把“和为贵”、“和气生财”挂在嘴上的中国人为什么一直跟“和”过不去。倪鹏飞强调，中国城市的竞争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严重，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导致的不是双赢而是中国城市的全盘皆输。面对历史，花招百出只能昙花一现，而苦练“内功”才能功垂千古。
中国城市化建设正在飞速发展，城市道路也在不断增多加宽，但因此而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造成了几乎所有大城市的交通都难以畅通。人的血脉不畅对人的生命来说是危险的，城市的交通不畅对城市的发展来说就是灾难。有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大城市市区机动车平均车速已从80年代的20公里/小时下降到12公里/小时。这是一个什么速度？难道这就是中国城市化建设所追求的“现代化速度”？值得我们深思。
德国大诗人荷尔德林有一闻名的诗句：“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愿这句诗永远写在城市的脸上。自由和自私始终是城市人精神硬币的正反两面，从片面追求GDP到追求绿色GDP，从打造城市的“经济名片”到打造城市的“文化名片”，反映了中国城市的觉醒。城市是一头人类文明的怪兽，头上长着许多尖锐的角，直刺现代城市人的心脏。“一时抑扬滞于权，千古对错决于理”。人类的文明最终将走向城市的文明，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然而我们分明听见了人类文明的尖叫：不原谅城市！

管季超0712

“千城一面”——城市规划的滥觞2012年11月29日 来源：凤凰网城市 作者：付宝华 如果一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把城市都规划成了“千城一面”，这个旧规划体制就值得让人们怀疑了，怀疑这个旧规划体制还有没有在这个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存在的价值。不管这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多么合法和权威，但它未能给城市带来福祉，反而给城市带来灾难，那么任何一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都不能成为理由而存在，必须废除掉。 城市规划担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宗旨，是把城市规划成最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而不是把城市规划成最不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千城一面”。而当城市规划违背了这种担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宗旨，这种城市规划是不是应该接受历史的拷问和现实的审判呢？其审判的结果为“千城一面”的罪名成立，那么这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是不是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呢？这个社会法理是存在的，法理的逻辑是成立的。否则“千城一面”的罪责谁来承担！ 谁都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人不偿命者天理难容，欠债不还者法理难容。而城市规划把城市搞成“千城一面”，就等于扼杀了城市的生命，就等于欠了城市一笔债。而旧规划体制既对扼杀城市生命的罪责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对欠下城市的债不去偿还，还一付无赖的态度。与天理不容，与法理不容，与城市生命受到扼杀的情理所不容。按照社会法理必而诛杀之，否则城市感到太冤屈，城市不服啊！ 那么，我们为什么对这种扼杀城市生命的旧规划体制不能绳之于法呢？就是因为像乾隆皇帝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不杀大贪官和珅一样，明知道和珅是个大贪官，明知道和珅逆天下之大不韪，但在皇上眼里还没有能替代和珅的人，只有等他死了之后，让后人来杀他。拿这个历史故事来比喻我们现在城市规划的现状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现在的城市旧规划体制，实际上是国家当初办了一件错事，培养了一大批废人，又让这些废人建立了一个权威部门，废人建立的权威部门，又办了一大堆废国家，废城市的废事。这就是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和现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什么说国家当初办了一件错事。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在城市规划学科建立的时候，就把城市规划这个学科给建错了。在西方城市规划这个学科是把工程技术规划设计和人文学科、艺术学科、自然学科、地理学科、社会学科放在一起的一门综合学科，接着学科的定位是文理兼备的一门综合学科。而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城市规划学科建立时，采用的是苏联的教学模式，不但未把城市规划这个学科建立在文理兼备的学科基础上，而是把城市规划学科建成了纯理工科学科。更为错误的是，就是在纯理工学科基础上，又把城市规划这门学科缩小到建筑学的专业上。所以我们国家在城市规划学科建立的时候，就偏离了城市规划学科的方向。用城市建筑学科来顶替城市规划学科，这本身就是把城市规划学科建立在旁门左道的基础上，让这些只学建筑规划设计的来搞城市规划，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建筑图纸的技术工匠来搞城市规划，这不是拿鸭子上架吗？ 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只学建筑设计，而未学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专家，只是一个会机械描绘建筑图纸的技术工匠而已，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建筑图纸的技术工匠来搞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 这本来就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而我们国家建国初期照搬苏联这种教条办学模式，结果培养出来的城市规划专家，实际上只是一些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充当国家城市规划栋梁，这些人怎么能胜任呢？ 另外，城市规划的硬伤就是城市规划一直被其他社会自然科学视作没有理论的“学科”(而不是科学)；一直被其他社会学科视作没有思想体系的多种“学术理论的堆砌”。至今，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城市规划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个没有完整规划理论体系的学科，又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城市规划专家呢？所以说，学科的错位，理论的断层，造成了我们国家城市规划人才培养的畸形和滥竽充数。拿城市建筑设计人才充当城市规划专家，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才培养上的错位和使用上的颠倒。一旦把这种建筑设计人才当成规划专家使用，城市的噩运从此而来。城市就滥觞于这些不懂城市规划人的手中。 另外，城市规划的软肋就是本来城市规划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学科，它需要城市设计来帮助补充和完善。而可悲的是，我们国家1991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才第一次涉及到城市设计。也就是说，1991年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还没有城市设计的概念。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是一门宏大的学科和体系，它应包括：工程技术、建筑学、人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环境学、社会学等学科。只有这些学科综合到一起， 才能支撑起城市规划设计的使命。而我们仅仅通过工程技术、建筑学培养的人才来搞城市规划，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拿一个小学科来支撑一个大体系；拿一个小人才来规划一个大城市。学科体系的先天贫血和人才素质上的先天透支，中国城市规划怎能不出现大问题呢？所以说，这就是国家在城市规划上办了一件错事。学科上的缺失，人才培养上的错位，中国城市规划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 二、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培养了一大批废人。 国家在建立城市规划学科的时候，本意是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城市规划专家。而当套用了苏联的教学模式——仅仅以工程技术专业和建筑专业作为城市规划专业主导学科，可以说从城市规划这个学科建立一开始，就是在定位上出现了方向上的错误，从学科建立一开始，就进入了死胡同。就像是国家要培养一批音乐指挥家，而这个音乐学院却没有指挥系专业，让这些学指挥的去学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而国家硬让这些学拉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演奏家去充当指挥家。可想而知，这样没有学过指挥的演奏家去指挥庞大的交响乐队，不乱套才怪呢！同样道理，国家要培养城市规划专家，而这个城市规划学院却没有培养城市规划专家理论和专业，让这些学城市规划的去学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之后让这些学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去充当城市规划专家，城市规划能不“千城一面”吗？用这样的道理比喻我们国家培养城市规划人才的方式再恰当不过了。所以，错误的学科建立，只能培养错误的人才，错误的人才对城市规划来说只能是一群废人，让一群废人来搞城市规划，城市规划能搞好吗？所以说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培养了一大批废人。 三、国家用一批废人又建立了一个权威部门——城市规划部门。 国家培养了一批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来充当城市规划专家，这本身就错了，再为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成立一个城市规划部门，就大错特错了。但国家没有办法，国家明明知道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承担不了城市规划专家的职责，明明知道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不是搞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但国家没有办法，只好拿鸭子上架，让猪八戒充当孙悟空。其结果，国家在规划设计部门的城市规划专家，实际上是一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而这些人懂不懂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就是另一码事了。在城市建设缓慢的时候，这些体制上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一旦城市建设高速发展，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 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加快脚步后，城市规划问题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因为城市规划部门是一个法定和权威部门，掌管着城市发展的生杀大权，所以人们把城市发展都寄托在了城市规划上和城市规划部门上。而岂不知这些城市规划部门搞城市规划的专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专家。而不知内行的城市领导和市长还对这种权威部门敬重有加，所以就放手让这些城市规划部门来搞城市规划，其结果城市命运只能悲哉！悲哉！ 四、废人建立的权威部门只能办一大堆废国家、废城市的废事。 城市规划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城市规划在学科建立上，人才培养上被当作了一个儿戏来对待，把城市规划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交给那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去做，这本身就是决策上的失误和体制上的弊端， 这本身就大错特错了。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来规划城市，城市能不倒霉和遭殃吗？ 看看我们的城市，城里农村一个样，南方北方一个样。“千城一面”让我们认不出哪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了。 一位美国规划专家在游览了厦门、珠海、深圳、广州、青岛、大连后感叹说：“这些城市已经让我认不出哪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了，除了它们的名字为厦门、珠海、深圳、广州、青岛、大连外，城市已经分辨不出哪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了，这样的城市我不想再来第二趟……”。 为什么城市规划把城市都规划出“千城一面”，就是城市规划专家根本不懂城市规划。 一个国外规划专家看了几个城市的规划后，猛然发现这几个城市规划极为相似，最后一了解，都是出自一个国家权威规划部门的一套规划图纸，只是在不同城市之间变变样而已。还有一个国外的建筑专家在游览了一个省会城市、一个中等城市和一个大学后，看到省政府大楼和下面一个城市的市政府大楼一样，市政府大楼和这个城市的一个大学的大楼一样。最后了解到，这些大楼的图纸都出自这个省的城市规划设计院。这就是我们城市规划专家干出来的好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旅游规划设计在几个旅游区同时使用；一个城市广场设计在几个城市广场同时使用；一个步行街规划设计在几个城市同时使用；一个新天地规划设计在几个城市同时使用；……，这样低级的城市规划能不规划出“千城一面”吗？ 现在人们都知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国家让这些既不懂文化，又不懂设计——只会机械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来规划城市，城市能不被规划废了吗？所以说国家培养了一批废人，又给这些废人建立一个权威部门，之后这些废人又干了一大堆废国家、废城市、废人民的废事。 所以说，学科建立上的错误，导致了国家城市规划部门知识结构的错误，城市规划部门知识结构的错误，又导致了城市规划水平的错误，城市规划水平的错误，又导致了城市规划方向上的错误，城市规划方向上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千城一面”。而国家却对这种“千城一面”却束手无策。 这种城市规划的滥觞，已经给中国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中国“千城一面”让城市生命走向了死亡之谷。 面对中国“千城一面”，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指出：“城市规划专家不要成为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这句振聋发聩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仇保兴副部长又对城市规划变革提出八大突破：“一、突破规划有效期的限制；二、突破行政区空间的制约；三、突破过于注重具体问题研究的束缚；四、突破单一的物质空间规划的局限；五、突破计划经济模式遗留的弊病；六、突破原有规划、政策包括习惯、提法的影响；七、突破单一部门编制规划的局限；八、突破规划可批性编制方式的限制。”仇保兴副部长提出的八大突破，实际上也就是对城市旧规划体制给予了批判和否定。 景观规划设计专家俞孔坚对此状况也提出反规划的观点：“指出导致系统性的、全国性的城市环境危机和城市功能与结构混乱的主要根源之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性质——空间布局’为模式的物质空间规划编制方法所造成的；基于现行方法论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上的空中楼阁。‘反规划’是应对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在市场经济下城市无序扩张的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途径。我们习惯于采用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办法，结果，只能使城市的整体生存状态日益恶化。‘反规划’强调用一种全面系统的空间规划途径，来综合地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安全和健康的城市。‘反规划’作为一种城市物质空间规划的途径，旨在为城市的扩展建立一个真正理性的框架，为混沌而急于增长的城市提供一个渐进的、富有弹性的‘答案空间’。” 而我们认为中国现实问题不是反不反规划的问题，而是对这种给城市带来“千城一面”的旧规划体制应不应该废掉的问题。 加拿大简·雅阁布斯曾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抨击到：“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疑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的微妙、复杂的教学原来建立在一派胡言之上。”我们感觉这话好像不是对美国人说的，而是对我们说的。美国的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伪科学，那我们的城市旧规划理论恐怕连伪科学都不够，只能是废科学。那么外国的伪科学，中国的废科学都应该统统废掉，省得继续废国家、废城市、废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