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的变革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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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诗的变革与方向
                                           2012-1--19

    从《诗三百》到唐诗宋词，无数经典诗篇以丰富内涵和精美形式铸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的社会环境、传播媒介等都发生了巨变，汉诗的变革与现代化成为必然选择，现代汉诗的发展方向也成为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汉诗为何发生变革

　　20世纪初期新诗的产生具有必然性。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文学依赖的媒介――汉语，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剧烈变迁。“文言”是在先秦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超越众多方言的古代中华民族共同语，形成之后沿用至近代，具有相当的稳固性。汉诗长期采用文言，在信息手段不发达的2000余年间，能超越众多方言的隔阂，实现最大范围的解读及流通，无疑有助于推进汉诗的巨大繁荣。但另一方面，“文言”为了确保超方言性及稳固性，其变迁必然远远小于口语（白话），逐渐与汉语口语发展脱节，这种脱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导致相当程度依托“文言”――在社会发展水平有限、传媒不发达的时代也不得不依托“文言”的汉诗，与现实语言脱节且日趋严重。对以语言为媒介，需要与接受者保持最切近联系的诗歌艺术来说，这当然是不可永续的。汉诗发展到20世纪初期，这种自身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加上当时社会启蒙、国家变革等迫切需要，就不得不彻底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以白话全面代替文言。

　　今天来看，这场新文学运动由于内在的迫切需要和新闻传媒的逐步发达、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等，在当时具备了相对充分的条件，现代白话主导地位很快确立。这意味着新诗以前的样式，无论古体、近体还是词、曲，由于都是以文言为基础形成的，必然难以适应这样剧烈的变化。换句话说，旧体“生锈”了，无法很好地适应现代白话语境和时代、社会等发生的巨变。或者至少可以说，不可能仅仅依靠旧体，或者主要依靠旧体去适应新时代对诗歌艺术的需要。

　　梁朝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指出，“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清代叶燮《原诗》也指出，“历考汉魏以来之诗”，“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叶燮承袭萧子显的“新变”说，进一步阐明过去起主导作用的样式，其影响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文学必将随时代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初新诗的诞生，正是汉诗实现自身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新诗需要推进文体建设

　　与散文、小说不同，诗歌艺术通常需要形成某些具有显著特征又特别适应一定时代审美心理的样式，如周代的四言诗，战国的六言诗（楚辞），两汉至唐的五言、七言及唐格律诗，宋词，元曲等。这种相对稳固、可大量“复制”的形式特征，往往就是当时审美心理的“形式化”反映。诗完全失去形式特性，如废韵、结构过分随意、极度散文化等，则犹如小说、影视艺术没有曲折情节、个性化人物，作为有限的试验固然可以宽容一些，但显然不可能作为合理的整体方向引领文学艺术的稳健发展。

　　新诗产生于国家积弱积贫的时代，随后经历了战乱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震荡。贫弱、动荡的环境难以提供较为稳定的条件，新诗的文体建设几乎难以有效展开。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新诗在引领时代潮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看，理性的思考尚不足，文体建设也没有同步展开。而且，新诗文体建设有时被误以为可能危及其自由特性，把文体建设与新诗的自由精神有意无意对立起来。实际上，新诗文体建设越成功，新诗自由精神、时代风情的表现就越有效。只有广泛接受与流传，新诗的自由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就实质而言，二者不是矛盾、排斥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

　　关于新诗文体建设的方向，我们提出两点基本的考虑。其一，韵不可废。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一直是韵文、散体文“两翼”发展的宏观格局，两类文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确保了中国文学的均衡性，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积极发展。新诗“废韵”、追求“绝端的自由”，将导致中国文学韵、散宏观格局的失衡，中国文学韵文艺术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削弱。新诗与相对宽松、自由灵活的现代诗律“合作”，有利于增强现代汉诗艺术性及中国文学韵文艺术、散体文艺术的全面、协调发展。其二，新诗有两类形式值得注意。一种是四行或八行构成的“节”，研究发现现代汉诗以“四行节”或其变体最为多见。另一种是双节对称式，可构成美学意义的回环、呼应及抒情的完整性、结构的稳定性。四行、八行是绝句、律诗的存留，双节对称式是乐歌、双调词的存留，这些具有数千年传统的形式因素潜存在民族记忆深处，可能在某些时候被普遍唤醒，通过诗人的艺术创造，形成沟通性极强的时代审美心理范式。

　　新诗未来繁荣可期

　　虽然存在不少争论，经历了不少起伏，我们对尚处于探索、成长期的新诗取得的成就还是不应低估。研究表明，一种新体从诞生到成熟通常需要200年左右或更多，而新诗至今不过90余年，其间经历了许多动荡，我们似乎可以给予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新诗的发展。此外，新诗的另一支即流行歌曲的歌词――《诗三百》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诗”，其艺术水平尤其是接受、传播的广泛性也很值得关注。这一支没有偏离诗的方向：节奏鲜明、有韵；结构的对称性；贴近社会、民众的抒情性；与接受者近距离交流形成的评价、提升或“汰选”机制等。从“歌”的高度接受，我们可以看到“诗”的厚实基础及其未来。有理由认为，如果有更长时间的积淀，对新诗的前途可以抱有信心。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学术界与创作界的主要思潮具有进步性、前瞻性。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诗律的语言基因与文化传统研究”负责人、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