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中篇小说综述——《中篇小说选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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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中篇小说综述——《中篇小说选刊》为例 作者: 北乔

近几年来，中篇小说越来越受到作家与读者的互动性关注，呈现日渐繁荣的态势，作家创作中篇小说的力度在加强，读者的阅读需求在不断提升。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期刊选载中篇小说的比例在上扬，一些期刊还新增了中篇小说的选刊。2012年度中篇小说承继了这样的繁荣，并浓郁着其平实且内涵丰蕴的个性。作家放弃或淡化了纯粹的外在的技术性书写，力求在本人的生命特质和现实体验的最佳交界点寻找最为贴切而精到的叙述，以平实的叙述挺进生活内部。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相比，2012年度中篇小说的当下生活题材占其总量的比例是最高的，立足现实，关注当下生活，成为绝大多作家的创作表情。作家们回到现实之中，目光更多地关注在普通民众身上，倾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呼吸。关注底层生活，将现实的体验融入文学理想，在叙事实践中开拓精神内涵。用文学的方式和温暖的人文情怀以好看的故事与饱满的意味拥抱平常生活和平常的人们，成为2012年度中篇小说不可忽视的品质。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细细品读的条件。而在这方面，《中篇小说选刊》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以点带面实施解读和评述的样本。 　　 　　 　　一、对灵魂失重的透视 　　 　　在当下的商业语境中，灵魂常常被我们忽视。我们在欲望中奔跑，挟裹了太多的东西，偏偏把灵魂抛在身后或仍向阴霾的天空。我们守护着许多自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却不顾灵魂受到挤压在呻吟。所幸，在理想失落、精神沦陷、灵魂异化之时，我们的作家逐渐清醒并勇敢起来。他们真诚直面现实的污垢与丑陋，寻找被逃亡的灵魂，努力呼唤他们重回神圣之地。 　　范小青《高楼万丈平地起》（《中国作家》第8期）把一个相当沉重揪心的现实存在，以轻松甚至有些诙谐的叙述呈现出来，产生了强烈的书写质感和审美力度。万丈的高楼需要平地起，我们的生活、生存需要脚踏坚实的大地；生命与社会的成长、发展都需要从如土壤般的文化与精神中汲取营养，才会有健康的肌体、生命和灵魂，也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图景和人类的美好未来。或许《高楼万丈平地起》这一题目的意向正在于此。没有灵魂的行走是虚空的，因而江秋华的言行是那样的游移不定。范小青将叙事行为与主人公江秋华的言行进行了艺术性的对接，在扎实的语言中闪烁着一丝飘忽，恰如其分地让人物与叙事的姿势吻合映衬。 　　从故事层面和内蕴品质，这当是近些年来状写现实生活的一篇力作。房地产商无节制地逐利，已经沦为一种日常生活，而对于文化古迹的麻木与毁坏，同样比比皆是。这既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坚守传承间的两难选择，也是人性显影的绝妙场域。一场事关可持续发展的激烈斗争，经由范小青的笔墨，舒展出游戏式的表情。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嘲讽。由此，我们也感悟到范小青深刻的叙事意味。江秋华与林红，是一明一暗、一实一虚的两个关键性人物，关于她们的精神状态和灵魂纹理，才是《高楼万丈平地起》所要表达的意旨。我们很轻易就能看出，江秋华跳槽到房地产公司，只是因为盲目地崇拜林红，终极目标就是能住上林红建的高楼，而且是越高越好。江秋华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激情四射、活力超群的人物，其实灵魂已经随风而逝，如同尘埃样飘浮在空中。正因为如此，她看似在坚实的行走，其实一直处于恍惚、飘忽的状态。悲哀的是，她浑身然不知。一切具象的存在，最后都消失了，都沦为虚空，留给她的只有茫然。玉涵楼是不是那个玉涵楼，成了一个谜。林红真正要建的高楼并不是玉涵楼所在的地段，而是在别的地方。更为可笑且可怕的是，她当作神供奉的林红，其实是个精神强迫症患者，身体已经如同高楼一样没有生命，所有的行为只是为了建高楼而建高楼。或者说盖楼的速度太快，灵魂追不上，到头来魂丢了。就是这些灵魂殒灭、精神苍白的人，自以为很清醒地在我们面前大声说话、高调做事，并被许多人称之为精英。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症候，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我们的生活。 　　尤凤伟《魂不附体》（《中国作家》第1期）的灵魂叙事更为惊心动魄。尤凤伟的力道用在当下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检测其内心。农民矿工陈官遇上了个算卦相命的，本来不以为然，但算命人说他只有六个月的阳寿，用的方法更让陈官惊诧，是相魂，他看出了陈官的魂渐渐远离身体，已经飘在头顶。尤凤伟一如往常不在故事环环相扣的奇特性或奇异性上做文章，用心于微观生活的质感，以平常人的寻常事来震撼我们的心魂。生活处处受到挤压，一天到晚战战兢兢，陈官的魂被外力硬生生挤出，导致魂不附体。这是底层群体普遍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更为担忧的是，这一群体的基数大有急速扩张之势。当然，陈官突围的方向是有些偏差的，试图让安放灵魂的行为，其实是让灵魂在堕落。他让陈东去嫖娼，自己去找女同学偷情，认为肉体和感官得到释放，魂才会回到体内。意外逃过矿难的陈东与妓女生出了感情，结婚后过上幸福生活；陈官也在女同学那儿找到了真爱。尤凤伟并非是认同陈官式的突围，只是在暗示，作为陈官他们，也只有在狭小的个人空间里才可能有所自主。他们如此这般的小幸福，正显现了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力量是何等的微小。这其实道出了作家的焦灼与悲愤。在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陈东娶回妓女，陈官认为陈东太离谱，这样的女人玩玩可以，咋能娶回家当老婆呢？试想，如果将陈官与煤老板的身份互调一下，陈官将会是怎样的呢？答案，我们无从知晓，但似乎又很明确。这一细节如同银针，直刺人性的穴位，其力量是惊人的。 　　尤凤伟的叙述相当平实，一如陈官们的慢生活。当然与尤凤伟的叙述相比，陈官的脚步更加的散漫慵懒，当然还有疲惫。不只是陈官、陈东，《魂不附体》中的所有人的脚步几乎都很慢。快的是他们的“念想”，无处不在的欲望挟裹他们的灵魂把身体远远后边。那个算命的，与其说是会相魂，还不如说是知道矿下的危险，矿工的生命随时可能会被葬送。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他居然甘愿顶替矿长下矿，最终成为牺牲品。算命人本已洞察了一切，并在警醒他人，自己却同样因欲望而丧魂落魄。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隐喻。在这里，我们全然看不到道德、人性和精神的光芒，只有欲望在横冲直撞。魂不再与肉体相连，不再呼吸在生命里，人们岂止是因为追逐利益而抛开了灵魂，根本就是早已忘记还有灵魂的存在。尤凤伟的艺术力正在此，实打实地写生活，没有渲染、不做炫技，让人物循着自己的目光前行，不打扰人物的言行，更不站出来发表主观性的议论。叙述的线条清晰流畅，人物关系简洁明了，极强的动作性成为作品的内驱力，从而结构出小说好读的品相。如此圆润饱满的叙事，带给我们的却是“魂不附体”式的惊诧和深至骨髓的痛楚。 　　 　　 　　二、对传统荒芜与传承的考量 　　 　　两极化的乡村书写，是这些年文学叙事的重要特征，2012年的中篇小说在这方面更具典型意义。《羞耻之乡》（刘建东）、《无鼠之家》（陈应松）和《漫水》（王跃文），当是此类叙事的力作。冷静地描写遍体鳞伤的乡村，揭露其所遭受污染，是一种声讨与追问，也是怀念曾经的纯净。诗意乡村之美，沉醉于乡村的朴实，是对乡村之恶的反击与淘洗。因而，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以乡村叙事为途径，强化精神家园的集体记忆。 　　刘建东《羞耻之乡》（《山花》第9期）在本质上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虚构性作品，而是在移植的基础上稍加抽取完成了对现实的尖锐刻画，以表象的极端行为对生活的某一断面实施了精确打击。或许没有以盗窃为生的村庄，但造假之村是现实存在的。退一步说，即使是虚构了具实的生活，但其里的道德、精神的荒漠化，远没有现实生活惊悚。正因为如此，纵然我们认为刘建东在尽虚构之能，但我们却读不出荒诞。 　　刘建东笔下的大陈庄，是个盛产窃贼的村庄，人们走出村庄潜入城市，以盗窃为生，以盗窃发家致富。留守的人安然地享受着亲人们做小偷的成果，回乡的车上大陈庄人兴奋而自豪地炫耀、交流偷技。那些道行深的人竟然在村里开办小偷培训班，持续培养盗窃人才。羞耻之乡的人们大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倒是黄登荣这样最失败的小偷，反而受到奚落，被人讥笑；表姐这样的道德坚守者成了村庄的另类，这是以反向的力度状写大陈庄的污浊与荒芜。黄登明是位觉醒式的人物，开始踏上了救赎之路。极具反讽意味的是，黄登明无意中帮了警察的忙，却生出了负罪心里，认为是自己断了乡亲们人的财路。为了赎罪，他送出自己的血汗钱去弥补自己的过失。这表明，黄登明所谓的精神返乡之路其实是不彻底的，不坚定的，内心并没有真正澄明。黄登明精神和灵魂的返乡之路，异常崎岖，步履蹒跚，风雨飘摇，得不到大陈庄人的理解与认可，没有任何人施以援手。原本清醒的“我”也日渐迷失，坠入彷徨的沼泽地。面对大陈庄的沉沦，我泛起羞愧之心，为故乡的羞耻而痛心。可是，“我”又是懦弱的。黄登明给“我”有关局长的秘密资料，我先是不以为然，认为局长是清廉的，后来有所怀疑，但终究没勇气打开那些秘密。在文化意义上，乡村本是精神的家园，对于“我”这样走离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乡村是漂泊中的灵魂的安放地。然而，乡村的美好已不再，只有羞耻在流淌。在精神上，“我”已经无法重回乡村，只能永远地流浪。而“我”单位的局长被“双规”，意味着“我”此地的环境也重度恶化。如此一来，“我”将何去何从？ 　　所有这一切，编织起生存的巨大困境，让人无处可逃。羞耻之乡，不再专指大陈庄，而成为我们生存空间的代名词。从一这意义上说，《羞耻之乡》更具广泛的现实视野和深度的现实关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作家看似虚构，其实是真实地切入了生活。他不是打开了潘多拉盒，而是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审视现实中的潘多拉。 　　陈应松《无鼠之家》（《钟山》第2期）是部多主题合奏性的作品，指涉乡村伦理的诸多方面，将乡村以及人物置于绝境之中，放任其无序失道。环境恶化、信仰混乱、乱伦、弑父……《无鼠之家》几乎触及到当下乡村生活的所有尖锐问题。可以说，《无鼠之家》是2012年度最让我们心痛又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作品。陈应松竭力深潜现实生活，准确体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创伤和民众的病态心理，值得我们尊敬。 　　阎国立以自己的眼光和精明，为儿子娶了燕桂兰这样的好媳妇。两家大人中意，小俩口也都认为如获至宝。打破这原本美满平静生活的，是因为儿媳妇好几年都怀不上孩子。在得知儿子患上了脓精症无生育能力之后，阎国立代儿上阵与儿媳妇行了苟且之事。燕桂兰大多次悄悄打胎患上宫颈癌。在求阎国立花钱治无果的情况下，燕桂兰捅破了这一惊天秘密。结果令人扼腕叹息，燕桂兰撒手西归，阎孝文弑父入狱，好端端的一个家落得家破人亡。对于田地、庄稼和日常生活，老鼠是害，可这样一个无鼠之家，生出的是无数比老鼠更多更强的祸害。虽然环境的恶化与灭鼠的毒药有关，但并不能说灭鼠是错误的。同样，在发展经济时，我们也该重视如何保护环境，如何守护人性的美好。二者看似矛盾，但关键是我们要有自觉的调和意识与行动。这在阎国立身上得到最为鲜明的表现。阎国立是个能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发家致富，他断了鼠害，但自己的内心有无数个小老鼠在爬行。家里许多的事，他不闻不问，比如女儿总是欺压儿子，老婆女儿信邪教。但传宗接代的事，他非问不可。狭隘的小农意识和无止境的利益诱惑，使得阎国立彻底丧失了道德底线。岂止是他，村里那么多的人疯狂信邪教，弄得信仰无本无源。就是燕桂兰这一凄惨的女人，也有着灵魂出窍的一面。母亲脑溢血瘫痪在床，她可以与阎国立忘我纵情。如果不是身患重病，她很有可能会与阎国立继续乱伦下去。阎孝文因为受到农药的侵害，身上有股农药味，得了失去生育能力的脓精症。身体是病态的，精神是压抑的，处于弱势地位，但其生存能力很强，而且生存的手段也是近乎原始的环保。换句话说，虽然他的肉体略有损伤，但心地朴实健康，坚守着乡村乃至整个文化当有的道德伦理和文化精神。是的，他愤然弑父的行为突破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底线，也与法不容，但也是与强权挑战，在以微弱之力抗击整个社会的病态人格。 　　如此一来，《无鼠》之家其实是有关生存的一个巨大隐喻。外部环境在变化，自然的天敌被人消灭，但无数的毒药侵蚀着人性。扭曲人性的阎国立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清算丧命，身有创伤而忠厚老实的阎孝文也将失去存在，恶与善同归与尽，那生活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又当如何健康人性与生活，让世界充满阳光？ 　　王跃文在官场小说里已经走得很远，步步生风，传神绘就了一幅幅权力与欲望下人性的斑驳图景。而今，《漫水》（《文学界·湖南文学》第1期），却是他完美的华丽转身。这是一部诗意荡漾、淡雅清新、灵动纯美的力作，从官场百态到乡野和美，王跃文从一个极致信步走到另一个极致，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智性实力。语言、情境、风景、风俗、人性、人情……《漫水》可以称得上是2012年度最为纯美温情的中篇小说。 　　这是部典型意义的乡村叙事作品，呈现出我们精神家园式的品质。语言清雅质朴，一如村前流动的河水般富有灵性，乡村原生态的淳美自然和纯朴温暖的人性成为作品鲜亮浓情的底色。这里的乡野依旧是天然的本色，山清水秀，心灵与大地与民俗风情都可以畅然呼吸。看似是世外桃源，却是那样的亲切。这曾经是我们的家园，也将是我们永久期冀的家园。王跃文以大量的笔墨状写了乡村的风景与民俗伦理，鲜活作品的美感与生命力。这些悠久淳朴的风俗文化滋养着余公公、慧娘娘等人的生命与灵魂，也滋润着我们的阅读与向往。作品最后部分细述了为慧娘娘出殡的情形，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细节。余公公关照过抬灵棺的丧夫，强坨也再三哀求丧夫把母亲安心送上山，可一路上丧夫们还是整出了动静。强坨终于承认龙头杠是他与外人合伙偷的，他一定找回来。丧俗震醒了强坨，唤回了迷失的心。这让我们看到了民俗的力量。龙头杠本是漫水村精神的物化，失而复得，昭示着乡村依然还如同已经走过的千年那样一直走下去。 　　《漫水》的故事感并不强，没有太多的戏剧冲突，只是将余公公、慧娘娘等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浓缩性的书写，让我们在淡然中品味他们人生的韵味。平静之下蕴含无限的张力，这是王跃文叙事的艺术力，其实也隐含了生活与人生的哲理。余公公、慧娘娘是乡村精神的代表，也是传承者。余公公与慧娘娘住得很近，彼此关爱。他们的为人处世息息相通，善良大爱彼此映照，一男一女是乡民的浓缩，一个是完全的漫水人，一个是后来者，他们共同撑起了乡村的文化与精神。可以说，余公公和慧娘娘就是乡村文明的化身。他们两家密切交往几十年，后来俩人都失去了老伴，在他们随性亲和的相互关爱中，总让人觉得有些暧昧。可他们的情感是那样的浓醇又纯净，倒是我们的内心总挥不去世俗的浮尘。余老老、慧娘娘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润泽瓷实，也在感染和悟化着他人。这是他们人性的力量，也是和美乡村文化精神的力量。时代在变，世事在变，他们的生命也在老去，可他们的心依旧如水一样明净，似山一样坚挺。 　　《漫水》是一种注视，更是一种呼唤。王跃文以《漫水》在寻找我们精神家园的存在，温暖我们的心性，更在与物欲横流、人性扭曲的现实进行柔和而又尖锐的对话。 　　 　　 　　三、对成长困境的书写 　　 　　成长，是人生的重要阶段，而广义的成长一直伴随我们的生活，人生实质上就是成长的过程。之于文学，成长是一个永恒的最具魅力光泽的主题，可以彰显人的无限可能。非常态的人物处于非常态的环境之中，典型化中书写的是普遍性的意义。严格上说，其实所谓的非常态并不存在，因为我困境已经成为人类的生存常态。 　　陈继明《灰汉》（《十月》第1期）是在写银锁这样一个傻子，但作品真正关注的不是一个有关傻子的故事，而是人的某种扭曲性的成长以及陷于困境之中的挣扎。 　　亲哥哥金斗的两次恶作剧，把银锁糟蹋成半呆半傻。在父亲去世、哥哥外出当兵，只有母亲在银锁身边时，担当保护的男性隐去，银锁已经失去了传统上的家庭保护，只能任由乡村处置。银锁被任命为灰汉，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身份界定，哥哥对他的身体和人格进行了摧残，乡村则完成了对银锁的正常人性和身份的遮蔽与切割。村子里挑了三头不中用的牲畜让银锁宰杀，这是一次象征性很强的仪式。外在的强制力迫使银锁完成这一血腥，他无法强势反抗，只能寻求母亲的帮助。母亲无力援手，他只能不情愿地在人们威逼式的吆喝中完成灰汉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尿裤子了，这说明他并不傻，而且内心很柔弱，只是有些怯弱，惟有以这种隐秘的身体行为进行虚弱的反抗和自我宣泄。在走出村子远离众人的视线，银锁才会自由身心。他能做的只是向牲畜获取精神上的自慰，营造精神自救的幻觉。此后，银锁与傻女小娥结婚生子，享受着自己的快乐。这时的他，将外界排除在外，把自己的世界完全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是正常的，心智清明，对小娥对儿子都有暴力性的行为。这是没有力量反抗之下的选择，也是一种意淫式的对抗。 　　作为一个傻子形象，一个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物，银锁的个性相当鲜明。陈继明以冷峻的叙述和有尺度的介入，铺陈人性的裂变，以及裂变之下的游移。内心在倔强地挣扎，但终究无法爆发成一种与世界对话的力量，在抗争中获取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其实，我们人人都可能是灰汉。人的生存，总是会遭遇很多外界压制和扭曲，屈从于外界的角色划分和规约束缚，时时地地得于困境或逆境之中。这已经成为人生的常态，生活最为平常的底色。内心骚动反抗的情绪，只能自我压抑，至多也就是向弱者逞能和发泄。呐喊可以震天动地，但行动无声无息，最后在囚笼中怒吼地生活，任由命运摆布，抑或放逐于人生的荒原，留下苍凉的身影和悲哀的足迹。《灰汉》以一个傻子一个非正常的人物形象，指向了人的普遍性成长历程和生存状态，这是陈继明的叙述理想之向，也是作品最为可贵的品质。 　　邓一光《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人民文学》第5期）意旨很明确，专注于一个叫兰小柯的女中学生的成长，讲述她是如何在不堪的生活中走到阳光地带的。邓一光悄无声息地走到当下中学生的生活中，以他们的口吻、语言和思维讲述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人生进行了充分的保鲜。 　　兰小柯的父亲被关在戒毒所强制戒毒，母亲一次次地找工作，一次次地失业，还有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哥哥。十四岁的她在学校，是一个很差的学生，可以骂所有的人，可以与所有的人打架。她遮蔽了女性所有可以遮蔽的特性，外化为一个男性在横冲直撞，口无遮拦。这是艰难的成长，我们触摸不到她的痛，但我们听到她的心被撕裂的声音。她在外愈加张狂，我们的心越为她硌得生疼。在音乐团，她遇上了义工指挥、著名音乐人左将，这样一个穷困潦倒、重病缠身、生命不能长久的人，却点亮了兰小柯的心空。左将是一个精神导师般的人物，他先是发现了兰小柯那智障哥哥的音乐天才，继而探测到兰小柯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音乐渴望。在他的引导下，兰小柯找到了自信，开始与周围的一切和解。左将虚弱身体中闪动的精神光芒，为兰小柯暖化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他以自己心灵的春雨浇灌了兰小柯干枯的心田，让生命的百合花灿烂地盛开。 　　我们很愿意把“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的“你”作双向的解读，寻找成长路上最富质感的足迹。左将在对我们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只要我们深怀大爱，对世界洒向阳光，我们都可以成为他人成长路上的保护者和引路人。左将又是在对兰小柯说：“你可以让百合成长”，这是在激发兰小柯的自信，也是在提醒兰小柯，她完全可以自己健康自己的成长。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成长之路还能比兰小柯糟糕到什么地步？兰小柯虽然看起来满不在乎，但心中依然有渴望。自己紧捂梦想没有示人，可精心呵护着。成长路上遍地荆棘，她伤痕累累，然而她内心的柔软安然无恙，精神之柱仍然悄然挺立着。她行为凶悍乖张，无心无肺，可内心情感充盈，扭曲之中保留着向往纠正的强劲冲动。 　　是的，只要我们有一份坚守，有不灭的渴望，我们就可以冲破成长的藩蓠，踢开一切的绊脚石，让成长步入阳光地带，一路花香芬芳。回到自己的内心，动员自己的力量，自信昂扬地成长。在这一向度上，或许《你可以让百合成长》更具考量价值和审美动力。 　　 　　四、对爱情与人生的思考 　　 　　强烈的现实意识，让作家们不再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而是将爱情置于文化和生存之中，爱情故事成为人生的一条线索，这给予了爱情叙事更大的空间和更深的意蕴。 　　何顿《青山绿水》（《花城》第4期）忠实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光怪陆离，多角度透视人性的复杂，最大限度保持了世俗生活的原貌。作品结构精巧，内容丰盈，具有多方向的审美张力。青山绿山，是原生态的，是纯净的，人类的精神家园何时才能回到青山绿水的境界？何顿书写黄志的爱情历程，也解剖了世俗的生活和纠缠不清的人性。这样的情感叙事，有效地抵达了情感之于人性和人生的意义。 　　爱情是该作品的终极主题，一切的叙述都是在叩击爱情的脉搏。小说的叙述者黄志是位公安的基层民警，经由他的视角，公安基层派出所的众生相得到了一定深度的透视。黄志家境贫寒，是叔叔的资助，才让他得以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最终成为警察。他对叔叔的为人和做事，有许多的不满，却也会请叔叔为他能提上副所长而找龙局长打招呼。他有基本的立场，但世俗生活时而会让他暂时性地丢失立场。这是我们许多人的生存法则，也是人性的复杂与凄凉。作品中黄志开始叙述时，他的父亲已经逝去，这意味着叔叔已经具备了“父”的形象。可是，当小婶婶的生命受到威胁时，黄志开枪误毙了叔叔，这几乎等同于弑父。他向往丰裕的物质生活，也崇拜权力与占有。他所谓的弑父，其实只是在那个瞬间，他将小婶婶幻化成了自己，叔叔已经不是他的叔叔，只是一种强势的象征。 　　这样的黄志进入自己的爱情婚姻生活，自然也就有不平常之处。杨小玉开了家小美容店，所在的区域正是黄志巡逻所管辖的。黄志一直没成家，与他家里穷有个傻弟弟有关。面对杨小玉，他的优越感产生了。黄志对杨小玉有感觉最初是从肉体开始的，直到婚后，肉体的杨小玉也是他痴迷的主要方面。他在美容店里对杨小玉的求欢，也是处于强烈攻击的态势。他对杨小玉最满意的，除了肉体的迷醉，还有就是她爱家会持家。黄志是站于男性理想立场审视杨小玉，因而当得知杨小玉曾经当过“小姐”，他受不了了。我们承认，对于一般人，遇到这样的事，总是难以接受的。问题在于，黄志的人生更便于他体味杨小玉的无奈、不幸与心痛，可是，这个时候他爬到了道德和精神的高位俯视杨小玉，实际上也是在羞辱他的过去（其实也包括现在）。这与他既要请叔叔要乌纱帽又处处看不起叔叔的行为，如出一辙。细细想想，我们何尝不是黄志？黄志最后顿悟，可无数个黄志依然在迷途之中。 　　陈谦《繁枝》（《人民文学》第10期）是部移民题材的作品，作品中的立惠、锦芯与作家陈谦本人都是移民，生长在广西，后到美国工作生活。然而，这只是作品的外相，内部纹理却是有关两代人的爱情生活。他们有着相似的情感出轨，但最终的结局截然不同。一棵大树生长的枝条全然不同，这当是《繁枝》的真正喻意。 　　立惠的母亲与锦芯的父亲何骏一起到大山里搞“四清”，她向他学习毛笔字，他与他有了情感的冲动，也就有了立惠这个私生女。对此，两对夫妻与其说是讳莫如深，还不如说是尽可能地深埋在心中。这两对夫妻完美地跨过了爱情路上的雷区，相濡以沫一生。他们的隐忍、宽容和对于爱情的培育成就了真爱，也走出了美好的人生。锦芯的婚姻也遇到了挑战。她大一时在火车与袁志达一见钟情，而袁志达立于风雪中的求爱也让锦芯激动不已。这以后，他们到美国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后来袁志达在回国发展时，与一歌手有了关系。面对袁志达的背叛，锦芯采取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她在努力拉他回头未果后毒死了他。在得知袁志达搭上歌女，她没有考虑过自己在婚姻和情感上有什么不足之处，首先是觉得一个歌女怎么能和她比呢，丈夫也太没眼光了。而且试图修复夫妻关系时，她只想如何劝说，而不愿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到国内与丈夫一起生活。她注重的是女性要自强要独立，并不认为两性需要和谐。 　　锦芯对父辈的生活不以为然，就连自己的父亲会写毛笔字这样的事，许多人知道，她却不知道。父亲会写毛笔字，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叙述点。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和传承载体，锦芯的不知，表明她在割裂文化的遗传。与立惠相比，锦芯更为坚强，对事业充满无尽的动力，事业也成为她人生最为重要的内容。人生有梦想有事业，给予实现人生价值带来无尽的可能，这本身没有错。只是锦芯是以过度抽空情感的方式来让事业占有更多空间。夫妻间快乐生活退位其次，彼此竞争成为主角。而一旦婚姻出现裂痕时，她只会去要求他人做这做那，从没考虑修缮自己的不足，用自己的部分付出去经营家庭。陈谦借助移民这一题材构写了锦芯的迷失与悲伤，但个中的爱情、婚姻遭遇并非是走出国门才造成。锦芯这样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锦芯留下玉镯让立惠转交孩子，是让自己的孩子回到原点；而把爷爷的书法送给立惠，似乎又寓示着她放弃了回归。锦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而我们似乎不行。我们需要思索，锦芯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现实中的男男女女的锦芯们该如何自省？如何继续自己的人生？这不仅限于爱情与婚姻。当我们不把《繁枝》仅当作移民题材小说读，不再只叹息锦芯的命数，那么带给我们的收获，将一如繁枝一样茂盛。 　　钟求是《两个人的电影》（《收获》第1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极度尊重人性、爱意浓郁长久、凄美悲情的爱情故事。昆生与若梅的爱情，是传统意义上的婚外恋，但他们不事张扬，越界而不放逐，以饱满的人性和柔韧的情感展现了真爱的力量。昆山与若梅对待真爱与生活的态度和举动，让他们的灵魂晶莹剔透，人生在平实中又十分的充实。因而，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爱情作品，更是作家尊重人性、理解生活的宣言。 　　昆生与若梅每年的7月30日都会在中山公园的积谷山见面，都会去五马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一直持续了30年，一起看了26场电影。每年一次的看电影，是他们一年中最为期待的事，也是最为美好的瞬间。他们没有影响自己的家庭，没有偏离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情感算不上是最高纯度的，但绝对是干净的。他们因为这份奇特的爱情，生活不再忧愁，人生不再负重。钟求是恰到好处地掌握着叙述的火候，在淡然稳健的书写中，显示了其高超的叙事能力。作品中的人物真正成为作品的主人，作家只是在忠实地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在昆山充满温情和自豪的回忆中，作家与我们一同在倾听他们的脚步声，他们的交流，他们的心跳，他们那如小河流水般舒缓而欢快的情感流动。 　　钟求是的写作，再次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深度进入生活，摆脱自己，善意而平等地走进他人的生活，那么写作就是一种自然的呼吸。一个没有扣人心弦，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激烈情感冲突的故事，经由钟求是老道的叙述，处处散发着生活的气息，烹饪出浓浓的滋味和丰满的意味。在这里，钟求是不仅仅是在写爱情，更不是企图让婚外情滋生合情合理的面容。他的目光注视着最为普通的人的最为普通生活中所闪烁的最为普通而又光芒四射的人性。这是一个有关爱情，有关真爱的故事，然而作品的力量又不仅在此。俩人的爱情似乎又是一种象征。当我们心中永驻一种梦想与期待，阳光便会洒满生活；当我们坚守一种向往，并用心呵护这种向往，生活就会给予我们宽容的回报。 　　2012年度的中篇小说所表现出的强烈现实感，值得我们欣喜。作家们以提升精神内涵、点亮理想之灯为创作动力和叙事实践，当是我们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