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为何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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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为何被攻击？
2012年06月19日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张闳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群体，逐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说一个人是“公知”，已经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甚至还衍生出了“母知”的戏谑、调侃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公知”污名简史
在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这一名称，曾经被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上不可靠 的代名词。鉴于其不佳的政治名声，而被贬称为“臭老九”，为革命群众所不齿。之后，又获得正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当下语境中，他们与工 人阶级之间就算不会相互排斥，但也未见得就能相互认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好像社会肌体上的一段经常发炎的盲肠，虽不至遭遇彻底割除之厄运，但总是让人感 到隐隐作痛。
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
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 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 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 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正如学者许纪霖（微博） 所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 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 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 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这一类观点往往强词夺理而又外强中干，一旦脱离了其话语特权的保护层，就会变得弱不禁风。另一种是 标签式的。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地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 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这种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现在网络口水战里。
知识分子应成为社会的伟大“良心”
一般性地在公共领域谈论公共话题，这并非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任何一位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的谈论，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很容易 在历史上找到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范例，比如，雨果、左拉、萨特、索尔仁尼琴等作家，以他们的写作，直接干预了现实事件的进程。他们也因之被视作社会的 伟大“良心”。但另一类写作者，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的作家，却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极度淡漠，他们在私密的空间里完成了对一个内在的精神空间的探索和 批判性的摹写。但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对自己时代的生存经验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鲁斯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在深度和强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 的极限。对于这一类知识分子而言，真理即至善。
如果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性为其精神活动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是唯一能够超越自身社会阶层身份和利益之局限性的群体，是一个不仅可 以质疑和批判社会，同时还可以质疑和批判自身的群体。这种质疑和批判性的力量，并非知识分子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所在，而是“知识真理性”自身的本质规定。现 代知识真理，就是建立在不断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潘石屹是“公知”还是“做秀”?
地产商潘石屹发行“潘币”，并在微博上发表言论，而突然“爆红”。潘石屹除了谈论房地产方面的事情之外，还热衷于点评当下社会文化现象，言论 时政，宣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鉴于潘石屹是著名的公众人物，而且又当中国房地产市场陷于某种复杂的处境之时，潘石屹在网路上的表现，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和 争议。有网友认为，潘石屹越来越像是一位“公知”了。但也有网友认为，潘就是一个商人，而一个以追逐利润为工作目标的商人，企图扮演以“公共知识分子”的 身份来介入公共事务，则纯属“做秀”，云云。
无论潘石屹的动机何在，首先，他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在微博上，这种权利就更毋庸置疑的。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会有多重身份，不可能只有一种单 一的身份。任何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场合里，有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身份表达。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职业角色，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被规定 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商人还是知识分子，都不是天然的和一成不变的概念。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现代商业早已不是 简单的商品买卖问题，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成功的商人，往往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广泛的知识的人士。一些教育不完备的商人，如果他要取得更大的成功的 话，他也不得不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这样的话，商人是否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或者说，既然知识分子能够成为商人， 商人为什么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呢？当然，是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作为职业为商人的潘石屹，在某个特定的时空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 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是否“公知”与粉丝多寡无必然联系
有人认为，潘石屹之所以能在微博上拥有数百万的受众，实际上是少数拥有金钱、地位，并控制了话语权的“精英”，在刻意引导舆论，而公众也很容 易认为这些“精英”的意见很重要，他们希望能从这些成功者口中听到解决一切麻烦的答案，从房价走向、汇率变迁、国家实力的兴衰到教育改革和家庭幸福。但 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并不在于其拥有的受众的多寡。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首先是因为知识的公共性，其次是因为其所讨论的话题的公共性。民众期待从商人潘石 屹的口中听到对时下热点以及一些公共领域的问题的点评，此时，民众对潘石屹的期待，已经不是对商人的期待，而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待，或者说，是对社会名 流介入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期待。
然而，一个人是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与受众的数量和反馈情况，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看到，网路上那么多拥有成百万受众的文化名流和娱乐明星，他们并没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甚至经常有网友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逼他们出来发言，他们也依然选择沉默。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社会精英对舆论的垄断性地位，实际上正在逐步丧失，一个人如果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的话，想在微博上垄断话语 权，在我看来是自不量力，最终只能自取其辱。互联网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文化的去精英化而准备的。社会精英（尤其是所谓“专家”）在微博上被公众 “群殴”的事件屡见不鲜。社会精英可能会比一般网民拥有更多的资讯，尤其是拥有一些非公开化的资讯，但也仅限于此。这并不代表他的意见就很重要和能够左右 舆论。
张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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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公知为何被污名化2012年06月19日

来源：晶报 作者：吴祚来

吴祚来

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新概念。一般认为，那些高校或研究机构或民间学者，当他们更多地关注公共事件，关心社会进步，批评或问责政府或公权力时，可以被视为公知。公知一方面区别于书斋知识分子，所谓书斋知识分子，往往板凳一坐十年冷，致力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对现实社会很少关注，或从不发言；公知还区别于服务于政府的研究学者，这些研究学者更多地替政府的政策考量，为政府出谋划策，但他们局限于政府的现时政策，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也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而难以以个人名义独立发言。
现在有机构每年都会评选全球百名公知，或华人世界百名公知。通过这些机构的评选，也让我们对这个群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需要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或离开政府本位，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思考社会改革与发展。所以，中国的公知更受人关注。
公知受到尊重的同时，也受到批评与指责，譬如公知沽名钓誉，公知光说不练，公知有自己的图谋，等等。但公知与知识界一样，观点有左中右，素质也分上中下。公知既有精英，也有草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不屈从于利益集团或政府的需要，独立思考，独立发言，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公共利益。
人类的财富最难共有，但人类的知识最能共享。公知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人类最早的公知应该是巫祝一类的通天地神灵的人，他们为人们释疑解惑。后来人类理性精神提升，就有了第一批思想者，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胡适、鲁迅也都应算作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仅体现于书斋学术，更有影响社会现实的力量，甚至他们致力于学术，就是为了直接影响公共社会。
有人认为公知被污名化，是公知群体出了问题，但我们要知道，公知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群体或团体。任何一个网络或媒体上发言并有一定知名度的人，都可被视为公知。对公知的污名化完全是网络社会无底线造成的，即当一个名词的概念还没有厘清，就开始将其妖魔化，如同还没有搞清自由主义是什么，就将自由主义视同自由散漫的代名词，进行泛批评指责。有时候，为了批评公共知识分子，又不得不抬出专业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说话更具专业精神，更掷地有声。这就可笑了，当专业知识分子站出来维护公共权益，以自己知识奉献公共社会时，他就已然是公知了。因为他不再是纯粹的书斋知识分子。
公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广场上的发言者，他针对公共社会问题发表独立见解。通常，有专业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具权威性，也更有影响力。网络生态也为草根一族提供了成为公知的可能性，他们通过网络学习与思考，也日益进入公共话语领域，并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影响力。
面对那些关注社会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要区分具体问题、具体人来加以具体对待，切勿对一个新的名词概念进行污名化。污名化概念的行为，除了说明理性与智力亏缺，还说明对他人缺少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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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 将抽空公知的能量和灵魂2012年06月21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朱大可

著名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

中国“公知”是一个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
凤凰网文化：您个人理解的“公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知？
朱大可：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通常具有这样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但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所有问题都是广义概念惹出来的麻烦。对后一种“公知”，按不同的标准，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比如可以按是否有良知、是否独立、是否具有批判精神等等，否则，就会出现不必要的认知混乱。
凤凰网文化：“公知”为什么现在成了骂人的词？在相对变得贬义的过程中，媒体、政府、群众等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朱大可：公知挨骂的原因有点复杂，其中既有公知本身的原因，也有公众对公知的误解。跟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约数的，因此“公知”就成了一个无比复杂、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由于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共语法”，各人的准则、策略和言行就会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民众对公知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在许多人看来，“公知”进了报馆，就成了“媒体”，当上了官员，自然就是“政府”，而跟粉丝一道起哄，也就变成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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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 焦虑不该成为常态
凤凰网文化：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你认为，中国当代的“公知”在所谓“启蒙”的道路上为何充满暴戾之气？
朱大可：在“一切都在变坏”的时代，面对生存环境的“总体性危机”，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为存在的焦虑所困，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
凤凰网文化：公知所谓被“污名化”，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第一，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令人雌雄难辨；第二，即便是真公知，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丧失独立立场，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第三，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第四，公知是寻常人，而并非圣贤，公知也会犯错，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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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 将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国内公知和国外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是否有中国特色？
朱大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源于“知识分子”一词，而这个语词天生就包含“公共”的意思。中国人加上“公共”二字，原本是想跟“知道分子”划清界限，谁料现在还得再加上“真正”二字，实在是件很滑稽的事情。
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为了伸张正义，以作家左拉为首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抗议宣言，要求当局平反这起冤案。这份文献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是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重大标志，也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源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则应当追溯到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还有，批判政府外交政策的“五四运动”。但从理论上说，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遵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设定的国际标准，使用相同的“公共语汇”，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中国标准”和“中国特色”。
凤凰网文化：有人说这个群体离专业知识越来越远，公共的部分全成了一种“姿势”，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这也是我的忧虑所在。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年龄层，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这个说法准确吗？如果准确的话，那怎么看70和80年代的那群人？
朱大可：大致如此，也不排除有不少例外。像我熟悉的王晓渔、羽戈和魏英杰等，都是公知的“第二梯队”，他们的出现，正在改变你说的这种状况。公共知识分子年轻化是一种趋势，只是来的稍慢一点。基于年龄的关系，五、六十年代生人很快就会退出历史，中国的未来，必然取决于更有活力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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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失势源自自身退化 “士”的精神已不多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也流行跨界，学数学的去点评政治、学物理的去点评文化等等。如此，公知的可信性在哪儿？
朱大可：跨行是知识分子“公共化”的必然后果，对此无须大惊小怪。对于其中出现一些知识性偏差，发言者无疑应当学会更加审慎，但只要不是蓄意误导，公众就应该给予宽容，否则，公知就没有生长空间，而中国的公共言论平台，也会变得更加寂寥。
凤凰网文化：公知群体在大陆出现仅仅数年，为何崛起如此迅速？现在的瓶颈在？
朱大可：中国公知的迅速崛起，跟这几年“中国问题”大爆炸有关。我们突然面对来自体制和环境的危机，变得不知所措起来。在这样的价值迷津中，公知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现在的瓶颈是，人们对公知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而原因不仅在于公知自身的退化，也在于“粉丝群”的反叛。任何人一旦有了主体发言权，就不再需要“代言人”了。这是“知识分子终结论”的基本逻辑。这种状况也会构成公知发育的瓶颈。
凤凰网文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在当代已经消失了吗？如何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朱大可：我看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果然已为数不多。在我看来，当代知识分子使命同时负有两种使命：第一是用批判的声音来推动现实改造，第二是利用专业知识和才华，去重构新的公共文化体系，这两种使命看起来是互相纠缠的，但终究有一些微妙的分别。
“公知”是一个伟大的称谓 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
凤凰网文化：“公知”如果真正赢得大众信任，短期内需要做什么，长期内需要做什么？
朱大可：说这些恐怕没啥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诉求，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名单上，我偶尔被列为“公知”，但绝大部分时候又被排除其外。我是游离者和身份不明者。我自己笨想，假如我是一个公知，那么我短期内会保持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关注，同时也会尝试在文化建构上做一些专业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
（采访：于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