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明”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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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发明”与“发现”

——评一本重新发现中国考古学传统的书

? 李 飞

    自打西学东渐之后，“传统”就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往好里说，《易经》蕴藏着深奥的东方古老智慧，《黄帝内经》眼下是社会上趋之若鹜的养生宝典，《老子》甚至还预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若是国运不济，世道不堪，“传统”就简直不是个好东西，古史是编造的，经典是伪造的，罪恶的儒家和万恶的孔子，还要为中国在两千年后没能走上民主共和的现代化道路而负责，这可真是验证了孔夫子的那句老话，“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亦惑乎？”回想本人从小接受的教育，说的是旧中国百弊丛生，军阀恣睢，一切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现在刮起的民国风，却又告诉我们民国大员如段祺瑞、吴佩孚如何清廉有操守，民国大学如何独立有追求，民国学者如何狷介有风范，大师遍地，群星漫天，想想还真是让人很“惑”，《说文解字》言“惑者，乱也”，既然“乱”，就得理出一个条理，整出一个源流。面对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历史遗产，这个“条理”和“源流”怎么整，就牵扯到一个大问题：一是犹如坐在书桌前编族谱，凡天下李姓如我本家，必然要攀附到李耳甚至颛顼方为罢休；二则用实证的手段走访田野，搜集文献，访诸耋老，有几分材料出几分货，只要能解决祖上三代来源问题，便算是有了成绩，休论李耳与颛顼，即便和李世民、李白寻上点关系，也是不敢想的。学理上讲来，前者的传统属于“发明”的，后者的传统则是“发现”的。现今随意走到哪个旅游景区，一石一木背后，总有些大同小异的传说故事，这大概也属于前者的范畴。传统的“发明”是后现代学者一个重要的概念贡献，它提示我们在重新审视我们的知识世界时，要注意区分“真传统”和“假传统”。发明出来的“假传统”，自不能将其看作历史真实，而真正符合历史真相的“真传统”，尚需学者步履维艰的破开“假传统”的迷雾，一步步将其还原发现出来。《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以下简称《暗流》）便是一本“发现”中国考古学传统的书。     中国的考古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哪里？按不同标准，中国考古学有三个起点。论地域，1921年由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主持的发掘工作，是在中国土地上首次具有学术意义的考古实践，这次考古工作最终发现了仰韶文化；按国别，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西阴村，这是中国人首次主导科学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按学科建制，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考古组，在安阳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主持中国考古工作的第一次。从学术水平而言，史语所在安阳的发掘“无论在理论预设，还是前期基础和工作便利上”，“都远优于其它”，所以在1949年之前，史语所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作用和地位无出其右”，占有重要的地位。1949年之后，伴随剧烈的政治变动，参与过安阳发掘工作的大部分学人跟随史语所及安阳出土的遗物迁至台湾，在安阳积累的考古学传统遂一并跨越了台湾海峡，在台湾对面的大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建的大陆地区考古学传统”，这个传统“明显受到苏维埃考古学传统的影响”。何谓“苏联考古学传统”？作者并未明言，通常来讲，苏联考古学视考古学为历史学的一个分部，认为两者皆是“研究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在自己巨大的多面性和矛盾性中统一和有规律的过程的科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目的一致，都以寻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区别仅在于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研究文献史料，考古学则“从事实物史料的研究”，这一看法似乎已成为了建国后考古学界的常识，并与社会大众分享：历史学处理文献材料，考古学则专注发掘新史料，最终以历史学（主要是文献）为依托，给出土材料一个合理的说得通的解释。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术视野、学术理论与学术方法的考古学，自身反而失语，沦落成向历史学不断输送新材料的“手铲考古学”，考古学的价值被简化为只是“提供历史材料，证实或者证伪成文文献、补充文献失载、语焉不详或者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物质面貌”，“这无疑是将原本作为思辨学科的考古学降格成为走向歧途的行为意义的发现之学”。     时至今日，伴随政治生态的改变，和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重续“传统”俨然成为当下的时代主题。按照《暗流》的观察，而今被尊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因为1949年迁至台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大陆考古学界，基本是以“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的面目出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才重新承认了安阳传统，而与安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人如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也逐步汇入中国考古学的主流视野，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和学习中国考古学时绕不开的先驱人物，结果这又导致了另外一种认识，仿佛中国的考古学就是由前述的这几位学者自国外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继而在中国的国土上推广运用，日积月累，方才开创了今日中国考古事业煌煌大观的局面。对此出现的“安阳”热、言考古必称李济的倾向，作者反思道，迄今为止，安阳虽是在中国考古发掘中时间跨度最大、发掘频率最高、参与考古人员最多的单个遗址，但“在1949年之前，安阳的发掘和研究几占中国考古学半壁江山”，然而也仅是半壁江山而非全部。在对中国的考古学知识体系和考古学人的培育上，安阳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但若将中国早期考古学传统止步于此，则无异于自祧近祖，自断源流。《暗流》呼唤一种全新的考古学史写作规范，这个规范要否定自丹尼尔·贝尔《考古学一百年》以来的线性写作方式，因为线性写作只是按照编年的方式罗列了重要的考古成就，展现出的考古学发展似乎是“平缓而稳定”的过程。在这个叙述风格下，自然会提炼和突出“高大全”的“主流传统”，与此对应，未入叙述者法眼的那些“缺乏科学性”的传统，则被选择性屏蔽，在历史叙述中失语，成为“暗流”而逐渐被后世遗忘。而编选者界定“科学与否”的标准，往往受制于自身历史情境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有所偏颇，今日的“非科学”焉知不是后世“科学”取法的对象？《暗流》认为，应当采用一种多元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考古学发展史，将遮蔽在主流光辉下的“暗流传统”发掘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暗流传统”包括“与主流线索平行发展的其他线索”，以及历史上“未被关注的潜在的脉络”，“暗流传统的阐发并不是盲目否定对既往考古学活动的‘科学性’的判断”，也并非一定要正本清源，为主流传统和暗流传统确立个正庶关系，比出一个高下之分。《暗流》仅是把考古学由一家独大的主流传统中解放，揭示出中国考古学“研究传统的多元化本质”，还原出一个历史真实而已。     安阳传统已然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脉。至于如何界定与之平行发展的“众流”，首先需要确立几个标准。作者提出三条，只要满足其中之一，即可列入“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第一，人员和机构。揆诸史实，1949年之前，以机构作为考古发掘主体的，除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外，尚有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筹备处、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国立历史博物馆、地方博物馆如河南博物院以及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所，这些机构都曾在中国土地上开展过考古发掘工作，在操作细节上也有别于安阳，各有特色，独具一格。除了这些公立机构，民间成立的考古学组织也纷纷加入了考古行列，比较出名的，如1931年成立的广州黄花考古学院，以“实证性地重建岭南文明和西江流域文明”为宗旨，发掘了猫儿岗、寺贝底等遗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之一《考古学杂志》；稍后成立于上海的“吴越史地研究会”也致力于乡土历史研究，发掘了杭州古荡的前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版《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上海有中华考古会，陕西有陕西考古会等，这些机构与组织，开展了多种官方或民间的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研究活动，体现了1930年前后中国学术界思想的活跃与勃勃生机，也表明安阳一家独大的认知其实和历史实际并不相符。第二，“科学”与“非科学”之分。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有别于此前研究古物的金石学传统，考古学强调自身与金石学的最大区别，乃在于“科学性”，即非常关注古物的具体情境，注重有程序的发掘工作，这样获取的古物方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由盗掘或由非考古人士主导的私掘行为，虽然也发掘出了古物，但因为古物丧失了具体的埋藏环境与发掘信息，故而“种种没有职业考古学家参与甚至发起的考古发现活动都归入到‘非科学’类别之中”。由此就屏蔽掉了河南新郑李家楼的考古历史。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河南新郑李家楼，早先本是盗掘盛行的场所，为治理盗掘行为，当地驻军竟也进行了“考古”发掘，虽然其“科学性”未被当时的主流考古学界承认，但《暗流》认为自今天看来，“新郑李家楼的发现、发掘乃至事后整理都与现行的经验截然不同”，在军方的控制下，“其独特的组织、沟通和执行方式对于考古学而言，并非全然无补。就发掘和刊布过程的效率、记录的详备程度、发现的完整程度和散佚器物的追索上，新郑李家楼大墓远优于中国考古学成形之后，甚至直到晚近发现的众多个案”。李家楼在驻守当地的北洋陆军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指挥下，采用军事化管理方式，“开掘以来逐日皆有一通电文往来，器物历次出土皆有记录，可与博物馆收藏相比对”，同时驻军还有效追索回了绝大多数散佚的器物，使得几近完整的李家楼器物群构成了河南博物馆的馆藏基础，这也标志着“以田野发现和发掘为馆藏基础的新型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这一切都使得新郑李家楼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常常随着历史变动而摇摆。第三则是实证和理念的区别。安阳传统因为甲骨文字的出现，很容易与传世文献形成对照，于是发掘工作便有意无意“着眼于为中国文明的起始阶段提供最直接的物证”，其获得的考古学资料则成了“证实或者证伪文献记录的预置性材料”，其结果便是如若离开文献指引，考古材料便不能依靠考古学自身的理论和阐述范式，复原出一个历史场景，这个影响是相当深远的。现今中国很多高校均设考古学于历史系之下，形象说明了考古学在历史学卵翼下的尴尬境遇。中国考古学“重实证”大于“重理论”的特点，事实上在1949年之前，也仅是某一流派的特色。《暗流》特辟“静水深流：考古学概念、方法和理论入华”一章，基本复原了1949年之前早期考古学理论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者特别点出了“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与其他现代学科类似，考古学的译介入华，也选择以日本作为中介。滨田耕作的《通论考古学》、《古物研究》、《东亚文化之黎明》等著作，将如今已被视为考古学基石的“层位学方法”和“型式学方法”介绍给中国学者，以至于作者不禁评论道：“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中，如果能获取任何有别于传统金石学的考古学知识的话，滨田耕作几乎是不二选择。”除彰显滨田耕作的重要性外，尚有郑师许、滕固、胡肇椿等诸多早已鲜为人知的前辈学人，他们在彼时虽然不遗余力翻译出版了大量考古学理论著作，但碍于人脉、学派、学术风气等原因，做出的贡献也长期被埋藏在历史深处。作者认为，像滨田耕作这样“从未有任何海外学人如此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进程，而他的价值迄今都未得到准确地阐发”。与此类似，今日中国考古学中“田野考古”的一家独大，与考古理论的萎靡不前形成强烈对比，这或许正和没有衔接上1930年代致力于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辈学人的学术积累有关。中国民间常有拆旧房建新房的传统，不破不立，但学术的昌明与发达从来都必须建立在代代学人的心智积累上，自断学脉，无异于学术上的自杀。     以三条标准为法则，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的全景图：除却今日广为人知的安阳考古学者人群，在中国的西北、华东、西南都活跃着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人群体，这当中既有精于传统金石学的学者，亦有留学生，甚至还有仅是对文史国学感兴趣的职业军人。不同的机构和民间学术组织或是主动性发掘、或是在制止盗掘的目标下抢救性发掘，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发掘、记录方法，并且能及时将这些记录与成果出版公诸予众，还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权力在地方考古工作中的争夺战。而盗掘出土的器物，在精于金石学的旧学者手中，也能被弥补完整相应的历史情境，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有别于安阳传统致力于用实证的手法解决中国上古史的特点，云南、吴越等地的考古学人更倾向于运用考古材料，借以民族学和历史学知识，复原出本地的早期历史和文化面貌，而非解决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问题，如此种种，正凸显了作者书写中国考古学史时要秉承的“多元观念”：只有在这样的观念下，原本逻辑清晰、条理明白的历史叙述，方能被消解为万川奔腾、泥沙俱下的新场景，历史从而不再是一潭死水，众流之间，相互激荡，有暗有显，有壮有亡，乍一看百乱丛生，细一理似有脉络却又无处可寻，这大概最接近人类社会的本相。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评论当时的某些治学之风，“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或是绝大多数人文学科的通病。考古学因必须牵扯到考古学家的主观意识，亦不例外。由这个角度看，愈是整齐划一的学术史，其偏离事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各富特色的人文学者，绝不会整齐划一在一个规则下，除非身处文革这种极不正常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暗流》可以超越一本考古学术史著作的地位，它展现出的多元理念，破除了既往的线性史观，与此同时，湮没在某一特定传统光环背后的“众流”，方能得以显现，这些重新被发现的，与主流传统历史上一度平行发展的“暗流”，作为历史存在而无法抹杀，这对我们认识当今具有更加深刻的借鉴作用，唯有还原和明了一个真实的过去，方能清楚和理解今天的渊源所自。《暗流》一书，固然充满了大量考古学术语和专业名词，使得没有考古学知识基础的读者读起来略显吃力，但我想读者们也可绕开单纯学术，改由思想史的角度来阅读此书，将它当作一本调查报告来看待。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是一本探讨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的前辈们采用何种理念、建构何种组织、用何种方法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对发掘物如何阐释的调查报告，但自思想的视角而看，这又是一本大胆破除由后世建构发明的主流传统，通过历史学和人类学方法重新发现与主流传统平行的众多暗流传统的史学著作。《暗流》虽然只是描述了中国考古学的传统，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中国所有传统的缩影，为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所有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