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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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13日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迪者，是影响中国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最大最久最深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一、以治平为本。修齐治平是孔子思想的精华。如何能做到修齐治平？其一，在国家治理上实行德治，而不实行暴力政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下引该书只注篇名）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使百姓对非道德的行为有羞耻之心。政令刑罚只能使百姓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之心。为政者要以自己道德榜样力量教化百姓，“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这便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这是社会治平的根本。
　　其二，在经济上主张由小康到大同。《礼记·礼运》篇对“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都做了描绘。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尧舜为“大同”社会，文武为“小康”社会。“大同”是“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选贤与能，是一个和谐至善完美的社会；“小康”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是讲信、义、仁、让，有礼、有次序、治平和睦的社会。这是社会治平的基础。
　　其三，在伦理道德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孔子所忧患的是德、学、义、不善的不修、不讲、不徙、不改。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伦理道德素养，遵守孝悌、忠恕、诚信、恭敬、智勇的道德。孝悌不仅是为人之本，而且不会犯上；忠恕是仁之本；言而有信，诚实无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培育自己道德素质，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这是社会治平的保证。
　　其四，在教育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这种打破等级制度贵贱限制的开放式教育，在2500多年前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无类”的受教育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均等，对提高培养人的知识、道德、文化素质有积极作用和影响，是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动力，是社会治平的支撑。
　　二、以仁为核。孔子认为，社会治平和睦的根本、基础、保证和支撑都属于外在的现实层面，其内在的灵魂层面，则是仁。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本质特性，仁的内涵是指爱人，“仁者爱人”。虽然孔子讲的爱人，本质上仍有差等，但他提出“泛爱众，而亲仁”，仍有极高的价值。爱人有三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人”。孔子所体现的这种爱的人道精神是无私的、博大的、为人的。孔子以仁为核心辐射到各个层面，并贯彻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典章制度、尊卑长幼之序、亲疏远近之别，这便是礼的层面，“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无礼，社会就会无序；无礼，伦理关系就会错位；无礼，亲疏关系就会不辨；无礼，天地神祇就无法礼敬。仁作为礼的内在精神，使礼具有爱人的人道主义的意蕴，使礼的各种关系能保持一种理解的、人文关怀的、和谐的张力。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不仁的人是说不上礼和乐的，没有仁作为内涵的礼和乐，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称做礼乐的，但礼是仁的外在的表现或形式，没有表现或形式，仁的内在精神也得不到体现。
　　仁在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培养上，具有核心地位。《子张》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学、思、问、志之中都体现了仁的精神境界。对于读书的人，即士要志向强毅，任重道远，以实现仁为己任。君子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孔子认为，君子应以道义为原则，行为合乎礼节，说话要谦逊，做事讲诚信。圣人是至善至美的仁人，是孔子的理想人格。
　　总之，仁辐射到道、学、政。为道为仁，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人生以求道为标的。为人为求道，道即仁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乐以忘忧”的乐感精神，“杀身以成仁”的奉献精神，是获得终极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生命动力。学的终极追求是道，亦即仁道。学既包括自我仁道的修养，亦包括对知识的学习及学思、学习、言行的融合。《论语》开章便说：“学而时习之”，学了要去实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习与思考互补，缺一就会罔或殆。政的价值理想是尧舜禅让政治，就当时现实而言是有道之邦，这是孔子所向往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孔子在评价宁武子时亦体现其价值判断：士君子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服务对象，对无道之邦可拒绝或变着法逃避为其服务。为有道之邦服务，利国利民，为无道之邦服务便是“助纣为虐”。有道之邦就是“为政以德”的仁政之邦。
　　三、以和为贵。治平之本、仁爱之核，必须通过“和”来理顺各种关系，处理各种冲突，而达冲突融合而和合。《论语》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和是指多种因素、元素的冲突融合，“以他平他谓之和”，而不是同一种因素、元素的相加。“和”既是万物化生的根据和源泉，亦是万物存在一种状态，以及大本达道的原则，即“恰好底道理”。由和合而保证治平之本、仁爱之核的贯彻和实现。
　　孔子把“和同之辩”运用到君子与小人关系上，并将其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种标示。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以义利、心意辨和同，体现了不同时代的诠释者对经典的不同诠释。2002年访美时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说：“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把君子小人之间推广为社会、国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社会事物、人的处世行事、文明发展的规律、准则和真谛，体现了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的本质特征。中国诠释者的智慧都是在“六经注我”的形式与现实融突中对经典意义做出新诠释，经典自身也在人的诠释下开出新的意义，这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多年来日新而日日新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张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