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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木版年画濒危的原因与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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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3 19:45:3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论中国木版年画濒危的原因与保护对策
冯 敏
  [摘要]中国木版年画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它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历经宋、元、明、清诸代,不断发展、充实、提高,历时千年。它曾经寄托了人们“新年吉庆、驱凶迎祥”的美好愿望,长期扮演着传播文化信息、表达民众朴实情感的重要角色。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大众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商品经济承载着的流行文化汹涌袭来,强烈冲击着传统文化。挂年画的习俗受到了新的文明元素和文明样式的挑战,木版年画在当今状况下失去实用性,改变了原有的性质和地位,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本文从木版年画濒危的现状与危机、造成濒危的原因、木版年画保护的对策三个方面阐述之。
  [关键词]中国木版年画;现状与危机;濒危原因;保护与对策
  中国木版年画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它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孕育于汉唐文化高度发展的过程之中,形成于北宋繁华的城镇市井生活,历经元、明、清诸代,不断发展、充实、提高,成为影响力最广、覆盖面最大、文化含量最密、流派最多、地域风格最丰富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以吉祥、喜庆、欢乐、美好等为主题,画面情趣盎然,千百年来几乎覆盖了年节时所有的中国家庭。它顺应着各民族、各地域人民群众的不同观念、信仰和习俗;它记录了华夏民众的理想情感和审美趣味,成为中国百姓最为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农耕文明时期文化传播的第一大媒体,承载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民族个性,累积了国民的智慧和经验。中国木版年画以独特的艺术样式,成为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在它繁荣鼎盛的明清时代,木版年画作坊几乎遍及中国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各个地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木版年画发挥着宣传、教育的文化作用。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大众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商品经济承载着的流行文化汹涌袭来,强烈冲击着传统文化,传统的民俗生活开始在中国百姓中动摇,这必然波及到中国木版年画的生存现状。
  一、濒危的现状与危机
  木版年画在不能适应当今文化主流的状况下失去实用性,改变了原有的性质和地位,由家家户户过年的必备之物,变成偏远村民或收藏者、研究者之需。这种承载民族文化与情感的传统民间艺术,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绝大多数百姓的生活而走向濒危。
  从研究分析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山东潍坊杨家埠、山东高密、四川绵竹、河北武强、苏州桃花坞、陕西凤翔、广东佛山、山西太原临汾平阳(古临汾)、福建漳州、湖南邵阳滩头等12个木版年画主产地的情况来看,如今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其中危机最严重的是广东佛山年画、山西临汾平阳年画、福建漳州年画和湖南邵阳滩头年画。这4个原产地的木版年画已完全失去社会市场环境,成为一两个年画艺人的个人行为了。中国木版年画濒危的现状与危机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中国木版年画的销售市场和生产极度萎缩
  由于中国木版年画的青睐者不再是普通家庭,而变成了收藏者、游客以及偏远地区的村民,因此销售量已经很小了。木版年画的销售不仅早已在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消失,而且已从城市周边农村,特别是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消失。
  已有600年历史的佛山木版年画,迄今只剩下“冯均记”一家在苦撑着此门艺术。据冯家说,从1998年开始恢复制作木版年画以来,顾客一直十分稀少。一年能做成的生意没有几单,有时甚至许多天也卖不出一幅年画。有300年历史的湖南滩头木版年画,镇办的年画社已关门,仅存的高腊梅作坊也是惨淡经营,产量锐减;曾经名满天下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现在只剩下老艺人房志达师傅以及离开年画社单干的顾志军师傅还在印制、创作木版画;福建漳州年画已经很难找到生产它的年画作坊“红房”了。
  由于广大农村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改变,农家也不会在装修时尚的房间内贴木版年画了。这说明年画已失去了广阔的市场,年画已由普通大众的生活用品转变为少数收藏者、研究者的宝贵资料,或者是国外各类人士的收藏品。拥有四世祖传印制技术的朱仙镇年画老艺人刘金禄先生,由于年画市场萎缩,销量减少,每年只在农闲时印刷,每年的印数只不过十几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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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3 19:45:59 | 只看该作者
  (二)木版年画作品品种锐减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木版年画的保护反而更显得不力。如广东传统的尚红门神,现仅存几个品种;无锡、余杭的漏版纸马已很难寻觅。东南沿海一带城乡居民求神拜佛的颇多,岁时节令礼仪较繁杂,但所用功德纸、纸马已改为丝网印制,木版印制传统已被丢弃了。
  近年来,有的作坊和艺人追求创新,但又不构思新意,而是仿临了其他画种,刻印了诸如水浒人物、三国人物、红楼人物等小型木版画,已失去了原有各地方和各年画作坊所独有的特色。还有的作坊和展馆为了给年画找到新市场,甚至将年画题材内容嫁接于其他工艺上,开发出“刺绣钟馗”、“剪纸门神”、“娃娃瓷盘”等新产品。结果,跨出了木版年画工艺的门槛,实际上使木版年画的发展走入死胡同。
  政府和民间收藏了一定数量的木版年画古旧版,一方面保存了部分重要资料,但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木版年画品种的流通。有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亲自或通过书画贩子购藏古旧版,有的收藏达百余套(约三四百块版)。多数民间收藏者不会印制技术,最多只用油辊油墨印出墨线图,聊胜于无。中国木版年画各个时期各地品种丰富的作品,现在只散见于国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和木版年画爱好者家藏中,尚在各年画作坊中制作的品种已是极少了。
  (三)年画艺术后继乏人
  冯骥才先生指出:“曾经代表我们民族生存形态的东西已经黯然消逝……无数的民间老艺人在无声无息地逝去。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他们的走,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的断绝!”目前健在的木版年画艺术家大都已年愈古稀,且所剩无几。老艺人年事已高,经验虽多而精力不足,而现代年轻人多数不愿从事此业,就连年画艺人的子女也很少子承父业,许多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一度是杨柳青年画最为繁盛地带的杨柳青镇南乡36村,木版年画老艺人如今仅剩下很少的几位。其中,有的因身体原因已放弃了年画创作,有的仅在春节期间制作几百幅年画以怀旧。“冯均记”传人冯炳棠为了重振佛山木版年画,逼儿子学版画。他说:“如果儿子不做这行了,我也不会做了,那么佛山木版年画就变成历史了,这门最有特色的佛山民间艺术就销声匿迹了。”人们知道,木版年画是一项综合的民间作坊式艺术,需要经过勾、刻、印、画、裱等若干个工序精湛的技艺才能制作出来,目前能完整制作真正的木版年画的艺人已经寥寥无几。据现任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郭书荣估计,整个武强县真正精通各种技艺的艺人已不到4人。如今,掌握雕刻印刷朱仙镇木版年画技术的艺人也没有几个了,被誉为“活文物”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也临近消失了。
  (四)年画古雕版损失严重
  年画的濒危不仅仅表现在人才的凋零上,还表现在民间珍贵古版和遗址的破坏和流失方面。改行的年画艺人后代们,对家传的年画古版任其散失,有的当成木料用,有的将古版低价卖给民间收藏者或文物贩子。而有些收藏者将古版原有的画店字号铲去和删改,这为将来的研究考证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根据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最近遗产普查统计得知,独具特色的朱仙镇木刻雕版曾有二三百套,近50年来损失惨重,现在只剩了2块明版、8块清版、23块民国版了。
  (五)古版年画珍品流失严重
  中国木版年画因外国人的收藏而大量流到国外。其中收藏古版年画珍品最多的是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据不完全统计,自1875年至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仅在俄罗斯各博物馆、艺术馆和图书馆中就收藏了各种中国古版年画4500余幅,主要包括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开封朱仙镇等5个省区年画主要产地的作品。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法国人也收藏了近三百幅中国古版年画。令人心痛的是,在年画收藏珍品中,有许多珍品在国内已经失传。它们的原件则保存在俄罗斯的馆藏和法国人的家藏之中。
  (六)年画制作工艺退化质量下降
  全国各主要年画产地都存在木版年画制作工艺的退化和质量下降问题。由于优秀的雕刻制版艺人和调色印刷艺人缺乏,传统的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技术已明显地退化了。而有的作坊为迎合市场的需要,降低成本,单纯追求利润,改用低廉的现代化学颜料,刷印工艺追求数量,简化工艺,以致大量出现错位、重影、跑色等严重质量问题。现在印制的年画已很难看到刻绘精细,套版严谨、色彩厚重且深沉艳丽的作品了。传统工艺的退化必然导致年画艺术本质上的衰败。
  总而言之,尽管有关部门在保护和传承木版年画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木版年画源于民间、长于民间,因此其相关资料也仍大量散落在民间。而这些资料又大都处于一种无序甚至自然消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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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3 19:46:22 | 只看该作者
 二、中国木版年画濒危的原因
  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中国木版年画,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迅速且全面地走向衰亡的边缘,这当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原因。
  (一)社会变革摧毁木版年画的传统社会基础
  中国是一块承载着五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度。在这厚重的文明土壤中产生出来的木版年画,长期扮演着传播文化信息、表达民众朴实情感的重要角色。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国加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化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使历经了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正在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木版年画艺术濒危的根本原因。冯骥才先生曾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农耕文明架构下原有的一切文化都在迅速地瓦解、消失、涣散、泯灭。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转型是从十年浩劫的‘文革'到突然的改革开放这种非线性、非渐变的形式来实现的。农耕文明还来不及清查就被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而去,它们死得迅速而且缄默,那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随之而发生的是深入中国社会生活每一个层面的变迁,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传统的民俗生活改变了,传统的居住环境改变了,传统的精神寄托改变了,文化传播手段更是日新月异。这在根本上毁掉了中国木版年画赖以生长的传统社会基础,迅速将其推入濒危险境。
  人们传统的民俗生活形式的改变,也影响到了艺术的外在形式。今日中国城乡传统的居住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房屋结构和居室装潢的变化,使木版年画在家庭中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譬如传统建筑的木制窗棂配上窗画很美观,而现在的大玻璃窗户却不然;没有了大土炕,炕围画就没了落脚地;没有了水缸,缸鱼画也同样无着落;单门和现代室内装饰决定了人们不会再将一张普通的手印纸质年画随意张贴在大门或墙上。传统的精神寄托发生了变化,挂年画的习俗受到了新的文明元素和文明样式的挑战。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随着传统信仰的淡化和消失,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不再贴年画了,春节时最多在大门上贴一副对联以示吉庆而已。
  而在文化传播手段上,当今社会是一个媒介发达、资讯无比丰富的社会。电视、电影、电脑、报纸、杂志、卡通、动漫、装饰画、工艺品等,早已完全取代了木版年画这类传统的文化遗产而成为大众传媒。失去大众文化传媒功能的木版年画,只能以遗产身份承担着“中国与外国”、“今天与过去”两个历史文化交流的使命。恰如武强年画博物馆郭书荣馆长所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强大的现代传媒将年画这一传统的文化载体逼入了死胡同。”
  (二)新工艺技术冲击木版年画的传统手艺
  在农耕文明的大幕徐徐落下的时候,与传统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传统工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冲击。在日用品生产领域,传统个体手工艺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被大工业取代。人们急不可待地抛下一切手工作坊的产品,冲向大机器制造的产品。中国木版年画传统工艺的前途就这样被宿命地决定了。由电脑照排制版,用胶版锌版机器印刷出来的精美便宜的吉祥画品,早已完全垄断了全国性年节画品市场。而丝网印制工艺技术的普及,又把手工印制的地方性传统年画市场几乎全部占据。木版年画运用的是传统的制版、印刷技术,在功效和成本上根本没有竞争力。
  年过半百的开封朱仙镇年画艺人刘金禄师傅无奈地说:“传统的年画印制工艺复杂,全靠手工,成本高。过去刻版要用价格很贵的梨木,刻一块版要用一个多月,成本要几千元,而印刷一张木版年画,利润不到5分钱。相比之下,用机器胶印年画效率高、品种多、式样好,价格也便宜。以前农村人还迷信地认为买木版年画比买机器胶印的年画更能带来好运气,现在也不迷信了。由于木版年画销路不好,这样一来,很多木版年画艺人就放弃手工印制木版年画,改用机器胶印了。”
  (三)市场极度萎缩导致人才流失后继乏人
  古往今来,任何经济行业的繁荣都取决于市场的繁荣。当木版年画不再承载着大众文化传播功能的时候,木版年画的经济生存空间就只剩下艺术收藏与研究这两块小市场。狭小的利益空间根本无法养活数量众多的艺人,从而使多数业内年画艺人生活状况不佳。这种全行业性超低的社会收入产生出巨大的排斥力,阻止了新人进入年画行业,即便是老艺术家的后代也不愿以此为生,从而导致人才流失和后继乏人。
  广东佛山“冯均记”的木版年画传人冯炳棠说:“由于受到机械印刷技术的冲击,手工绘制木版年画的价格比机器印制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再加上现代的房屋已由古老的双扇门改为单掩门,木版年画的青睐者不再是普通家庭,而变成了收藏者和游客,已经没有什么销售量可言了……比如在旅游景点内开展销点,顾客只要交10元就可以自己动手绘制年画然后带走收藏,仍是收效甚微。到目前为止,一家已经赔进了十几万元,艰难地维持着祖传的版画工艺。”山东潍坊杨家埠“同顺德”木版年画店传人杨洛书已经77岁了,至今仍苦心研究杨家埠年画的改革与创新。他说:“我最大的忧虑就是自己已经老了,有这个精神却没这个力量了。”后继无人的忧虑在中年艺人的心中也同样存在,51岁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艺人张廷旭说到自己的儿子不愿学年画手艺,一脸的无奈:“这孩子一得空儿就溜,说干这个挣钱少,不如出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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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3 19:46:45 | 只看该作者
 (四)利益驱动使年画研究实力不足
  一批在建国后,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开展社会调查的各地文化部门的领导、民间文艺工作者及民间艺人,发掘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木版年画作品和资料,并做了大量整理研究工作。但是现在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作古,如果不能将他们的知识财富很好地保留下来,并传下去,那将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遗憾。其实,现在各基层文化馆、站有许多大专学历的新青年人。他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接过前一辈的知识财富,把木版年画研究事业继续下去。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地事业单位的收入和福利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受利益的驱动,加之管理上的薄弱,有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对木版年画一类的传统民间艺术不再重视,或漠不关心,甚至把过去已取得的成果和展馆当成金字招牌,而不去做更深入地发掘和辅导工作。有的文化馆工作人员把精力更多地用在高考培训、考级辅导、舞台设计、广告创意等创收业务上,顾不上研究年画艺术。在全国从事美术教育和研究的美术院校及美术研究单位,专门研究木版年画的则寥寥无几,甚至远没有民间研究的多。这就使年画在高层次研究领域实力不足,也就直接影响了整个木版年画理论水平的提高。
  三、保护与对策
  (一)创建全国性常设管理机构“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发展学会”
  创建全国性管理机构“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发展学会”,广纳全国各年画基地管理者、艺术名师、专家学者入会。学会为常设机构,下设学会办公室、馆藏部、研发部、市场部、艺人部等下属机构和专项分支机构。同时还应在十二个年画主产基地所在地成立省级“XX木版年画艺术发展学会”。
  (二)创建全球化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品馆藏网络体系
  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品早已经拥有国际鉴赏对象的属性了。我国很有必要以新建“中国木版年画博物馆”为中心,创建全球化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品馆藏网络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网络:其一,由国家和地方美术馆、博物馆、群艺馆、中国木版年画博物馆和基地年画博物馆构成的国内馆藏网络。其二,以英国大英博物馆、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普希金造型艺术馆和冬宫博物馆等为主的,包括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在内的国际馆藏网络。其三,建立“中国木版年画博物馆网站”,包括国家和各基地博物馆网页。同时,将年画网页上到“雅虎”、“搜狐”、“新浪”等全球大型门户网站上。这样,构建起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网上博物馆。在开发这个馆藏网络体系时,应在国内外定期精心举办大型木版年画展览,以树立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品作为国际鉴赏对象的形象地位。
  (三)创建立体化全球化中国木版年画市场体系
  创建立体化全球化中国木版年画市场体系的关键是两个市场的结合。其一是年画艺术品交易市场。国家鼓励并保护重点木版年画基地的精品生产和支持所有的国际交流和精品交易,使精品木版年画在世界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国粹品牌之一,从而使中国木版年画成为海内外民间文化交流和收藏的热门艺术品。其二是木版年画遗产文化旅游市场。利用全国年画基地和年画博物馆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使其成为当地旅游的核心产品,特别使年画基地成为海内外民俗文化旅游的热点目的地,从而带动年画艺术品交流市场的开拓。
  (四)木版年画的保护
  保护涉及到对木版年画文化遗产及其传播者的维护。因为人民有权享有木版年画传统文化,也因为人民与这种文化的结合力由于现代工业化文明的影响而削弱,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在产生木版年画文化遗产的群体内部和外部,保障其传统的地位并保证从经济上给予资助。为此,国家和各有关地区政府应采取下列措施:a)保证木版年画各经营单位有权享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传统技艺,同时还支持其资料、档案、研究等方面的活动以及发扬传统技艺的开发和生产;b)建立木版年画各主产地有关经营单位和研究单位均有代表参加的全国性民间协调机构“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发展学会”;c)向研究、宣传、致力于或拥有木版年画文化遗产的个人和机构提供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促进有关保护木版年画的科学研究;d)以适当方式进行木版年画传统技艺的带徒式传授教育和培训,并将其纳入中、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学计划;e)为了使木版年画传统工艺可以在国内保存、发展和传播,在各方面采取不同的措施,以维护木版年画传统工艺与有关研究成果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权利。
  此外,我国民间艺术与发达国家传统文化相比,我认为根本的差距是缺少知识力量的介入,缺少创新的文化内涵。我国木版年画近20年从简单的加工到简单的抄袭,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无创新状态,也可充分说明这种知识含量的匮乏。正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与我谈此问题时所讲到的:“现在民间艺人中真正具备创作能力的几乎没有,只是掌握了印刷技术。振兴木版年画,关键是需要一批研究人员,从生产工艺到出版发行,各个环节都要进行认真研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疑给我们一个迎头赶上和跳跃式发展的契机。我们应尽快确立经济增长以知识进步为基础的各项战略,通过提高硬件的科学技术水平,通过发展民间艺术教育,努力探索新形式、新内容,从以往的依靠简单制作,转变为依靠知识的投入、题材的创新、观念的变更、信息的运用等软件手段来实现继承、创新与发展。提高作品的知识含量,使知识因素、人文精神渗透到民间艺术作品运行与发展的整个过程。
  中国木版年画是华夏文化的瑰宝。通过对它的研究,能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现状、时代特点及其精神内涵。在这方面,中央美术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已设置了民间美术系,对全国高校而言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大多数美术院校应迅速赶上,制定教学计划,对中国民间美术面临的衰微、失散、断代、失传的现状进行抢救性研究和研究性抢救。因此,把中国民间美术纳入高校美术教育(教学科研实践),实现教育与民间艺术的互补,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培养了民间艺术新的研究力量,可以说是一项长远的文化战略举措。
  (来源:《民间文化论坛》,编辑:江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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