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冷静观世，耿直做人——《文化与中国转型》自序

教师之友网

袁伟时：冷静观世，耿直做人——《文化与中国转型》自序
时间:2013年1月29日 作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来源:袁伟时的博客

中国社会转型，困扰世人快二百年了。

巨龙蜕变，谈何容易！知识阶层吵嚷不休，祭坛上堆满志士头颅，数以亿计的失声百姓沦为饿殍和战地遗骨。

几年来，有感而发，说了不少。集结成书，整体呈现给读者，还有什么要说呢？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因观念错误而误入歧途是最可怕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有些问题切勿再轻忽大意：

第一．莫名其妙的中华文化优越论。

传统文化是应该珍视的历史积淀。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成就和缺失，应该在自由交流中自然演变。肆意摧毁传统或顽固拒变甚至强加于人都是深重的灾难。

19世纪中国为什么步履蹒跚？信守华夷之辨，掌权者颟顸，清醒者无权，先驱的洞见被蔑视！洋兵摧枯拉朽，国将不国，仍有人坚信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蛮夷望尘莫及，遑论师夷长技！

文革的思想支柱之一，是狂信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必须反修防修，确保永不变色，解救各国人民。

当下，戴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高帽熏熏欲醉，“解救世界，舍我其谁”和“重睹汉官威仪”的冲动蔓延，“中国模式”应运而生。数说生民多艰，制度缺陷；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别有用心！

蕴藏其中的文化心理依然是天朝心态。不过，吃过几天洋面包，说辞与老翰林不同了。最时髦的总结陈辞是：“文化是多元的，类型不同，各有千秋，无所谓先进与落后。”言下之意是：我行我素，学习现代文化就免了吧！胆子更大的则扬言：现有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基本概念，出自洋人，包藏祸心，必须由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重新审查和界定。于是，核心价值，普世价值；中国式民主，西方民主；如此等等，吵得不亦乐乎！

厘清是非，必须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有所了解。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来自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二战前后，吸取教训，预防瘟疫，各国学者和政府代表联手制定现代文明不可逾越的规则——联合国的三个人权文件。先是1948年发布《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进一步将《宣言》的规定具体化，制定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三大华章，亦中亦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融为一体，是公认的现代文化结晶和现代政府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现代文化从此固化为国际规则和不容侵犯的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1997、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后两个公约，承认它是正确和必须遵守的。

现代文化和前现代文化的分水岭在此！困扰人们多年的文化争论终结了。价值观，社会和政府的运行准则，无一不应以它为准则重新审视。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传统科技，不同国家或民族异彩纷陈。但全球化洪流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基本制度、基本规则何来此疆彼域？以民族差异掩盖文化的时代性和本国的落后，愚不可及，客观上阻滞了社会前进。

再次图谋将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化。

儒学，作为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它蕴含着许多珍宝。但同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它也有黑暗面；其中之一是把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化。从独尊儒学开始，对孔孟及其著作任何非议，都属罪大恶极的“非圣无法”！而掌权者就是“今圣”，稍有不慎，犯下“大不敬罪”，不但自己掉脑袋，还可能株连九族！

几经革命风暴，这个传统竟然披着“革命”、“民族”外衣潜滋暗长，甚至变本加厉。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总理（孙文）遗教不特训政时期以之为根本法，即宪政时期亦须以之为宪法之准则。”因此，“确定总理遗教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逾者也。”国民党宣布自己的领袖的著作就是法律，而且是最高的宪法！于是，这世界，有些人成了不能批评、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敢于怀疑或否定，罪不容诛！中国人创造了世界法制史的奇观。下一步是疯狂岁月，一个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连续上演；人们耳熟能详，不说也罢。

痛定思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深信：现代社会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财产权是生命和自由的基础。法治和民主，则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好制度和现代社会运行的枢纽。

花样翻新，有人冀图将所谓“国学”——汉族的传统文化国教化。有人并且扬言，儒教是中国宪政的基础。

首先，宪政的必要基础是每个现代公民个体生下来就应该具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体现在不受侵犯的私人空间和足够的公共空间。这些空间都是靠伸张公民权利一步一步生长出来的。

其次，各种文化都可能是扩展公民权利的助力，至于儒学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宪政生长，这需要具体考察。

各种文化的小传统（风俗习惯等等）通常比较芜杂，它需要的是自然传承、自由选择，除了有损人身尊严、生命和安全的陋习（如多妻、多夫制，沉潭等等），无须政府干预。有些儒教信徒寄希望于家族。可是，他们忘记了中国公民个人权利的生长，除了反抗专制统治者的侵犯，还要冲破家族宗法关系的束缚。包括家族在内的旧传统，总会在社会生活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只有注入现代公民权利的理念，这些遗存才会发挥正面作用。即使被知识阶层念叨了几千年的传统伦理道德，如要继续生存，也无法逃脱这场现代化的洗礼。

而在文化的大传统（精英文化）而言，以等级、服从和人治（圣贤语录与今上旨意就是宪章）为特征的儒学，整体上与宪政全不搭界。个别精英的民本思想不过是吉光片羽，无法改变整体状况。

与国教派天花乱坠的说教不同，早在18世纪，戴震直指儒家提倡和坚持的不平等制度是以理杀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

戴震还严厉指出，鼓吹与维护这样的宗法专制制度的儒者，其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都是不足取的：“宋代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2]

当下某些国教徒，尽管枭气炙人、互称大师，不幸在扭曲了的教育制度下成长，其知识和文化素养能否与前人比肩，尚且不无疑问；加上全球化加速，知识海量增长，瞬时交流，夜郎自大，何堪取法？

至于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否超越了“大道失而行事乖”，更令人担忧。

儒学与老庄、佛学等及中国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精神家园，而不是指向未来的路标，更不应是排斥外来文化的堡垒。

不管论者主观动机如何，任意拔高儒学，用非其所，客观效果只能是锻造新的意识形态枷锁。他们的思想死结在于挑战两个常识：各种文化一律平等。

辛亥革命以后，儒学丧失特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进步。

同一切文化一样，儒学只能在自由交流中让公民自由选择。现代国家，文化倾向的选择是公民的私权，任何强制，都是对公民权利和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侵犯。

2.公民一律平等。

某些儒教徒鼓吹他们享有特权（如自封大儒就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否决权），是侵犯公民平等权的反动思潮。

与这些文人不同，不少学者长期沉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不但在学术上卓有成就，而且大都对中西文化的得失持论客观和比较全面。应该为这些通儒和书生鼓掌，他们是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极。

第三．转型期，不要忘记冷静观世，耿直做人。

粤谚有云：“一样米养百样人。”对知识人说来，面对复杂情景的选择至关重要。

有些人耐不住寂寞，捧着典籍与权力调情，冀图再现独尊儒术的辉煌岁月。世事苍黄翻覆！孔伋投奔陈胜的故事3.0版刚刚重演，令人目瞪口呆！

新旧纠缠，风浪迭至，是转型社会常见的景色。历尽风波的苏东坡曾慷慨赋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历史智慧，值得记取。

察世观变，最需高瞻远瞩，看到复杂局势的方方面面。极端和狂热是通向灾难的路标。肃杀冰凉中有橙黄橘绿！转型期最忌偏执；必须拒绝极端，拒绝与极端共生的绝望和接踵而至的铤而走险！

为人处世，应该独立，豁达，包容。

人，应该有自己的品格和情操，“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 ”（郭璞：《客傲》）。师法清莲、金菊：叶碎枝枯种子在，霜摧风卷身犹直！

现代人，个个有自己的尊严。斗争哲学以摧毁别人为乐，社会为之破碎，学术文化凋零。文革后重建学术，恢复文化，正直的学者都致力扫除两大障碍：一是不讲学术规范，混淆学术与宣传，以不符长官口味为罪。另一是藐视人的独立、平等、尊严。

学术世界没国王，观点不同不是敌。1175年，朱熹、陆九渊在今上饶鹅湖寺争辩三天，没有共识，却无损两人的友谊；后来朱熹还特地邀请陆九渊到其所办书院讲学。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丁文江民主与专制之争，也不碍两人的真挚情谊。丁文江过早陨落，胡适写下《丁文江的传记》以丰富史实彰显了丁公的贡献和风范，不愧为感人至深的悼亡名篇。本书有不少文字批评国教派和蒋庆、秋风等人。但我对两兄都不乏敬意。2010年12月，全国各地近五十位友人齐集广州从化庆贺鄙人进入80后。与会者使之成为学术和思想盛宴，欢声笑语伴随激辩。我与秋风兄交锋的同时在会上紧紧握手，表示以胡、丁为榜样，友谊永存。原因无他，我们都是现代公民，都尊重彼此的自由和人格，愿意平等相处。

压制、攻讦是昨天的噩梦。但愿梦魇不再，自由探讨和争辩的新风吹拂神州。平凡如我，追求十分微薄！

2012年6月11日星期一

[1]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集》（第一册）第1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2] 《与某书》，《戴震全集》（第一册）第21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