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锦里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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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锦里读书记


中学同学聚会（前排左三为张隆溪）


锦里读书记



－－－作者：张隆溪

离开成都二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一个文风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风之厚，尤其在艰难之际越发能显出底蕴来。记得上高小和中学的时候，常到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去玩，喜欢背诵楼台亭阁到处可见的楹联。在供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前，有咸丰年间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题的一付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工部祠前有几树腊梅，长得疏落有致，初春时分梅花盛开，或红若胭脂，或黄如嫩玉，远远就可以闻到一阵幽香。所以在正月初七的人日游草堂，别有一番风味。在草堂寺，也许晚清顾复初所撰的对联最有名：“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小时候虽然不能完全体会这对联的意思，却总觉得读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也就一直记得。另外使我印象很深，后来一直不忘的是陈毅元帅在草堂的题词，取杜工部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读来十分痛快，似乎能从中体味杜甫的沉郁，也更能想见陈毅自己的性格。


成都南郊有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可是成都人都称之为武侯祠，说明在人们心目中，神机妙算，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远重于那位靠人扶持的刘皇叔。武侯祠的楹联也很多，其中有集杜甫诗句的一联：“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那飘在万古云霄中一片羽毛的形象，实在令人难忘，读来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诸葛亮殿看见墙上石刻的杜诗《蜀相》，尤其开头这几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再看看庭院中的古柏，便对这些诗句有格外亲切的体会。这几句诗使我想见远在唐代，杜甫就已在城郊去凭吊过诸葛武侯，于是觉得在这些诗句中，似乎找到了和千年以上的过去一种特殊的联系，而在默默感悟之中，也似乎无意间获得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其实在小时候，这些都由耳濡目染得来，浑不知历史感为何物，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文史，对读书，便自然发展出纯粹的兴趣。所谓纯粹，就是在其本身的乐趣和价值之外，别无任何实际利害的打算。我在开头所说淳厚的文风，就是在这种对知识的纯粹兴趣和追求中形成的风气。



然而对于求知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却是极为不利的一段。那时候说读书无用好像理直气壮，报纸上就经常有伟人宏论，说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知识分子被名为臭老九，几乎等同于阶级敌人。当时有几个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识：凡中国古代属封建主义，西方属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属修正主义，封资修都在破除之列，于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无一不是毒草。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时间好像与一切文化为敌，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战。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地方观念，也决不认为四川人有什么特别，但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说过一句话，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以肯定的是，对当时那种状态，多数人是反感的。我那时候充满了年轻人的反叛精神，对报纸上公开宣扬的读书无用论和大肆吹捧的白卷英雄，都从心底里反感、厌恶。我不相信杜甫那些优美而感人肺腑的诗句、莎士比亚那些深刻而动人的戏剧作品，居然是必须铲除的毒草！而且我发现在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中，有我这样想法的并不在少数。一位中学老师黄遵儒，在那年头名字就犯忌，而且属于“牛鬼蛇神”之类，于是取鲁迅诗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学校以长于书法有名，在我们这帮学生几乎全数下乡之际，他用极工整的楷书抄录两首鲁迅的诗送给我，我珍藏至今。这些诗句表达的忧闷心情，对于我们当时的情形颇为贴切。





张隆溪返德昌时寄赠友人的字


从1969至1972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三年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知青对书本和知识，都有如饥似渴的追求。我们互相传阅仅有的几本书，讨论一些跟当时的生活现实没有一丝关联的问题。我下乡时，中学一位英文老师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余的两本书送给我，一本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另一本是英美文学选读。山村里没有电，我只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每天晚上就着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读到深夜。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很艰苦，或许恰恰因为物质生活艰苦，我们就完全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不仅读文学，而且还特别喜爱哲学。知青们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远，也要时常来往。记得一位绰号叫野猫的朋友为了来交谈，到晚上一定要约我和他赶夜路骑车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可是在乡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绊倒，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门牙被磕断了两颗。我一直为此感到内疚，可是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为了一夕清谈，好像什么都值得。记得曾与一位比我年稍长的朋友陈晶通信，每封信都写好几页。我们谈文学、美学和哲学，谈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谈雪莱和华兹华斯，谈鲁迅和林语堂，也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我们那时候的谈论也许并非没有一点深度，而那份真挚和热忱更是绝对纯粹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记得陈晶写来的第一封信，就引了《小雅．伐木》里这古老的诗句，正可以道出我们那时候的心情。


在乡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单纯，却又很复杂。我们看见农村的贫困，农民生活的艰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却又因为落户在此，身处其中，而且是到农村来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居高临下式的同情，而不过是自怜而怜人。又因为身不由己，不知将来会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随时有受困而无奈的感觉。那种困境不只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的枯竭。身边贫乏困苦的现实和无尽的精神追求之间的脱节，可以说是知青生活最大的特点，不知有多少痛苦，多少悲剧和喜剧，都从这里发生。不过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有旺盛的生命力，更有压抑不住的精神。和我一道下乡的同学，都各有自己的爱好和特点。其中一位叫谢洪，后来进了中央戏剧学院、成为电影导演，但在那时候他无法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几乎把乡下的生活变成舞台，随时显得很有戏剧性。我的好友张爱和极有音乐才能，现在参与编辑一本和音乐有关的杂志。在乡下，他拉起手风琴来，那悠扬的乐声好像可以使我们抛开身边的烦恼，进入另一个美好的时空和世界。我那时有一本奥地利作家斐利克斯．萨尔腾（Felix Salten）的名著《小鹿斑比》，我把它译成中文，由谢洪用戏剧演员的腔调来朗诵，那伤感而带哲理的故事，让大家听了时常感动不已。回想那些艰难的岁月，在困苦中仍然有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在贫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欢笑，实在永远也不会忘记。


1972年春天，我从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调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了五年修理工。那时候工间里完全没有正常作业，我每天都背一个书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时间，立即到碱水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别人打牌或聊天的时候，就拿出一本书来读。我喜欢艺术，有一帮画画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现在已是颇有成就的艺术家，但那时和我同是运输公司的工人。说起这帮喜爱美术的朋友，当时在成都有不少业余绘画爱好者，都各在工厂或别的单位工作。他们简陋的家里，往往藏着一幅幅国画或油画。他们也常常在一起画，互相切磋。后来四川美术学院重新招生，他们当中好几位都去了重庆，成为一代相当成功的艺术家。不过三十多年前，这些文化艺术的根苗都还在恶劣的环境里自生自灭，全凭个人兴趣和爱好在那里坚持。我和朱成在工厂认识后，他知道我懂英文，就问我有没有见过原文的莎士比亚全集。我当然回答说，从来没有见过，他就说可以替我找一本。我以为他是在吹牛或者开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来一本精装书，正是多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收有十四行诗的一本。我大为惊讶，朱成才告诉我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父亲的藏书，老先生不相信现在居然还有年轻人能读这样的书，所以借出此书的条件是要看书的人翻译一首诗，如果真能译出一首来，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书。我喜出望外，立即选译了一首，交给朱成去复命。莎士比亚一百多首十四行诗，我已不记得译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译诗就像《天方夜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个故事里开门的咒语，为我打开了一个书籍的宝藏。


欧阳子隽先生曾在旧《中央日报》当过记者，喜欢读古书，也喜欢英文，当年曾和在成都的外国人时常来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他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做售货员，为人谦和，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欧阳先生对文化受到摧残感到痛心疾首，看见我译的诗，发现居然有年轻人还能读莎士比亚，高兴异常，立即请我到他家里去。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在一个破旧的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房子，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一排木板做成书架，密密层层放满了各种旧书，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书。我们一见面，欧阳先生就慷慨地对我说：“我这些书就是你的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在那年头，书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封存，想不到在一间旧房子里，竟保存了英国文学和历史的许多经典。在“破四旧”的一阵风暴里，成都也到处有抄家、焚书的举动，可是欧阳先生的书却能保留下来，几乎是个奇迹。这是否和这个城市古来的文风有一点关系呢？在激进口号的喧嚣声中，在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的表面之下，是否文化和典籍就像龙蜷虎卧，沉潜于平民百姓之家，在为我们自己保存一点精神的根基呢？无论如何，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许多英文原版书，也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名著。



在欧阳先生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到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说下乡三年，读希腊罗马文学有一点收获，那么在欧阳先生那里，我就第一次读到了对英国语言有很大影响的钦定本《圣经》，又称詹姆斯王译本（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腊古典和《圣经》可以说是两个主要的源头，而钦定本《圣经》的英文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于是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在欧阳先生那里，我还借阅了法国史家泰纳（Hyppolyte Taine, 1828-93）著名的《英国文学史》。他在那本书里提出文学的产生取决于作家所属的社会群体、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即他所谓race, milieu, moment），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批评中，曾造成相当影响。当时我读得最勤，可能获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F. T. Palgrave）所编《金库英诗选》（The Golden Treasury）。这部诗选初版于1861年，后来不断补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们的《唐诗三百首》。我从这部选集里翻译了大概三百首诗，这在我是很好的练习，因为读诗是获得敏锐语感最佳的途径。熟悉诗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语言的音调节奏，轻重缓急，词句和语意的平衡，在自己说话和写作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组织篇章，遣词造句。英语和汉语在语句组织、节奏和表达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读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诗，才可能最好地获得英语的语感，增强自己的信心，能够把英语运用自如。与此同时，就像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的那样，了解一种外语可以反过来帮助提高对自己母语的认识，也就会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当特殊的环境里，尽管没有学校提供条件，没有老师指点，我却由于结识了欧阳子隽先生而读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我永远感谢欧阳先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为我打开书的宝藏，提供精神的食粮，这对于我后来的发展，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可是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没有考虑知识有任何实际用处。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知识的积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纯粹的兴趣，文风的形成靠的不是实用，而是对知识文化本身的追求。


我在欧阳先生那里不仅借书、读书，也经常聚在一起谈论，谈书，谈文学和文化传统，自然也谈那时让人焦虑担忧的时事。时常参加的还有他的儿女，阳旦、阳含、阳芳，有时候还有别的几个年轻人。欧阳先生的两个儿子阳旦和阳芳，一个喜爱大提琴，一个学练小提琴，后来都成了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阳含则去了美国，现在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回想当年在那个陋室里的交谈，实在令人永远怀念。欧阳先生把当时的聚会，都详细写在他的日记里，多年后我在成都重新见到他老人家，他还把当年的日记翻出来，读给我听。成都人所谓摆龙门阵，在互相了解的朋友之间，可以说无所不谈。对当时否定文学和文化，对人类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做法，我们是用读书的实际来回应的。这倒不是有意为之，也更没有任何实际的考虑，而是在成都这个有淳厚读书风气的地方，读书人自然的反应。说不定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读书人大概也像这样在下面议论，并且把旧书典籍藏起来，使中国文化传统继续存在。毕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要使文化知识完全断绝，更是谈何容易。在三十多年前极为艰难的环境里，成都这个地方使我能找到书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得以不断自学，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这使我永远感激我的故乡，也对我们自己知识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永远充满了信心。

2006年7月2日初稿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寓所

7月4日完稿于德国埃森人文研究院（K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