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立松：有一种爱卑微却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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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立松：有一种爱卑微却高贵

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 　　六岁时,她作为陪嫁,跟随时任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惠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恶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虽不明白桂荃和来喜有什么不同,却满心欢喜,因为,她早听说她家姑爷是极有学问的人。她聪明勤快,识大体,深得主人欢心。18岁时,在女主人李惠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但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名流、著名学者,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自食其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心甘情愿,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她应有的名分。 　　梁启超温和儒雅,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在她心里,他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莫大的幸福。她把心底里的爱,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诠释。在家中,她不辞辛劳,侍奉他的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子,养育他的儿女。梁启超偶尔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甚至写信。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她也跟随他一家人到日本避难,聪慧如她,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凡家务方面对外联络,大都由她操办,她得以接触了大和民族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四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李惠仙是千金小姐,又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把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日夜不离左右,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其实她自己亲生女儿正因白喉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因护理不周,女儿夭折了,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流涕。 　　正是有她这样卑微的爱,梁启超在晚清政坛,大展拳脚,改建进步党,出任司法总长。他毅然拒绝袁世凯20万元银票的封笔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讨伐袁世凯称帝,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李惠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王桂荃百般劝慰,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极力抚平他的心伤,细心管教他们的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是,5年后的深秋,他仍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她的泪夺眶而出,却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 　　梁启超没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九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只有四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虽然生活困难,但她不以为苦,他临终前的托付,对她而言,是责任,更是信任。 　　她称一大群孩子是她可爱的宝贝。她千方百计让孩子多读书,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她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时,她也跟着读。孩子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们。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们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惠仙为“妈”,却发自内心称呼她为“娘”。 　　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她的勤奋坚忍潜移默化在孩子们身上,也成就了这九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梁思成等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路费和开销。新中国刚成立,小儿子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来日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的老婆”,家被抄尽,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草草地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在北京香山漫山成片的红叶林,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