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忆：清华岁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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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清华岁月（节选）

发布时间：2013-01-28 来源：86辑 作者：秦宝雄

1930年，我家从我的出生地北平搬到南京，我就在金陵中学读了六年书。1936年夏天我考入清华大学， 9月5日到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报到，在那里读了九个月的书。1937年6月我放假回南京。不到一个月就是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战事，很快就占领了北平。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战事，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在9月初离开南京，乘轮船去汉口住了一个月。那年的10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收容了三校原来在北平和天津的教授、职员和学生。我10月中旬就到长沙学校去报到。住在一个兵营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读了三个月的书。1938年1月，学校宣布要搬去云南昆明，改名叫“西南联大”。教授、职员和男学生可以步行去昆明，不步行的则从香港乘船去法属安南，再坐火车去昆明。 　　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待了四个月，觉得所学无几，又恐怕去了昆明，读书环境更加恶劣，所以就乘火车到汉口与我父亲商量，想去美国继续学业。他稍加考虑，就同意了。于是我1938年2月从汉口飞到香港，再乘船抵上海，准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清华大学十七个月的生活也就告一终结。今天回想七十几年前，在清华各方面情景，犹历历在目。现在将记得的个人经验写下来，或有助于对那个时代学校生活有兴趣的朋友，了解我们那时的情况。 长期准备 　　报考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高中二年级，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第一是去书店把历年著名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买来研究和温习，明了各个大学考试的内容和重点。那个时候考大学的目标是几所重点大学，依次来排序的话，大概是：上海的交通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这些都是国立的学校。稍次是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等等，这些都是私立的教会学校。为准备考大学，我们除买了考试的题目自修以外，学理工的还找到了几本英国牛津大学的物理、算学教科书，自己做题温习。以补学校教学之不足。另外，在中学二年级以后的暑假期间，我们还去了上海交大办的暑期学校，上了几个星期的课，补习物理、数学和化学。 　　我就读了六年的金陵中学，是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在金陵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升入金陵大学就读。我的想法是，假如考不上那几所重点大学，就先去金陵大学读一年，再另作打算。 为什么考清华 　　我那时不但对学校的考题非常留意，还研究过各大城市会考（全市集中考试）的题目。上海全市会考有一年国文的题目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南京市有一年考题是“安内与攘外，孰先孰后”，前者需要有国学常识，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来做“八股文章”，后者是对学生政治思想的一个考验，应该如何反应，确实要费些脑筋。 　　那时上海交通大学非常注重国文，由国学大师陈柱尊主持中文系。有一年出的考题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论语中的一句。我哥哥宝同1935年考上了交通大学。但我1936年没有报考交大，因为觉得交大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国文，实在是不合时代，所以我就报考了清华。 上阵应战 　　1936年，清华在全国几个地方招考学生，大概有北平、上海、汉口、广州，我是在上海应试。日期在8月初，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我在考前四天就去了上海，住在八仙桥青年会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那次我带了很多书，每天除了下楼吃三顿饭，就坐在房间里翻看带去的书籍材料。考过以后，忽然明白那三天的时间都白费了，因为清华考的是你的智慧和学识，不是教科书里的东西。考完以后，我马上就收拾衣物和书籍，乘下一班的火车回南京去等消息了。 　　考完以后的心情怎样呢？我可以打个比喻：1937年8月13日，国民政府军队和日本在上海开战几天后，国军把德国制造的最好的大炮运到前方，猛轰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旗舰“出云号”。事后有新闻记者去问炮兵队长，是否中的。炮兵队长的回答是：“不清楚，明天看报就知道了。” 　　同样地，我是否考上清华，也只能等看报了。 考试内容 　　入学考试，项目可以选择。几门的考题，除了历史和国文（现在叫语文），内容都不太记得了。好像历史有一题是“列出我国历史上十个知名人物”，而且要按年代排出。国文考试有一部分是改正几个成语用字的错误，如“伸（身）手不凡”、“开书（卷）有益”、“折衡（冲）樽俎”等等。 　　最让我高兴的，是作文题目“我的衣服”。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了题目，觉得可以发挥的范围很广，可以写一段故事，也可以写个人的生活经验。我一经思索，就选了后者，用幽默的口气，述出自己（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选择衣服的困难和问题。居然振笔直书，一气写了一千多字，自己觉得很满意。回家之后，又将这篇短文写出誊清，送去母校金陵中学的月报上刊登。我自己也留存了底稿，和我过去发表过的习作，放在一处。可惜1937年暑期回南京时，没有将书籍和文稿带回。一个月后日军侵占校园，这些留存的东西，也就随风而逝了。 图一　作者的金陵中学毕业证 图二　1936年，作者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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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衣服”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的衣服”里，我提到可以穿中装，那就是蓝布长袍，和西式长裤；因为每天要骑着自行车上学，穿着这样的衣服，行动很不方便。也可以穿西装，那就是在“三友实业社”买的白衬衫，西式长裤，再加上外衣或者毛线衣，有时还要加一条领带；这样的服装，真是又费钱又费事。我最喜欢穿的是由学校规定代做，但并不强迫学生穿的黄色卡其布制服；这样的衣服，可以说是价廉物美，还可以时常洗涤熨平，保持整齐洁净。
　　这套中学制服，我后来还带到了清华园。初开学时，也穿过一两次，后来在被十一级同学“拖尸”时，才知道穿中学制服，也是“罪状”之一。只好将这套制服，藏在箱底，永不再见天日了。

秋季入学

　　到了8月20号前后，在北平的一个金陵中学的同班同学邵循恺，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说看到北平《晨报》，我们两人都已经被清华录取了。他还说我应该在9月1日之前去北平。得知我被清华录取，父母也非常高兴，给我准备了一些衣物被服，我就单身去了北平。那年全国报考清华的大约有六千人，实际录取二百九十四人，最低分数线是67分。录取学生以考分高低排序，我是第176名。
　　1936年9月，被录取的莘莘学子、学女，纷纷自远近各方来到北平西郊的清华园，开始大学生活，我们那一级被称为“12级”。春风化雨，乐趣无穷。

入境随俗

　　初去清华园的新生，因对情况不太熟悉，举止往往不合“规则”。记得在上最初几节课时，每次教师进入课堂，总有很多学生起立致敬。这大概是那时一般中学的习惯。有一位教国文的李先生竟为这事，把学生教训了一通。大意是：新生到清华来，应该“入境随俗”。在清华，教师和学生都一律平等，教师来上课，学生不必起立致敬，这是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课。后来知道，“入境随俗”并不只限于在教室里，在校园里时时都要随时注意，以下就是一个实例。

夜半“拖尸”

　　开学两个星期以后，一天半夜，忽然有几个人冲进我们卧室。他们先用手电筒在我脸上照了一下，大声地说：“就是找你，赶快下楼！”我糊里糊涂，只好跟他们下楼，看见有一堆人在宿舍大门外。有一个人跳出来说：“这位新生行为越轨，应该把他拖尸。”我当时就问他：“有什么越轨行为？”他的回答是：“有一天你穿了清华网球校队的绒线背心，在各处招摇。你还穿了军官式的制服，在校园走动。”当时不由分说被几个彪形大汉抬手抬脚，在空中摇晃了几下，幸未伤及筋骨。我这才想起来，有一晚去找旧识11级的林慰梓聊天，临别时因为夜凉，向他借了一件绒线背心穿回宿舍，我还曾穿过金陵中学的制服在校园走动。想不到因为“我的衣服”（入学考题）而致祸。后来有人和我说“拖尸”这件事是一些11级（比我们高一级）同学搞的。凡是他们看了不顺眼的12级新生，都要被“夜半拖尸”。那夜被拖尸的另一位是王恭斌——著名外交家王正廷的侄子。
　　拖尸（英语toss 的音译），是美国大学的一种风俗。高年级学生为给新学生下马威：把他们抛在水里，或用其他方法来捉弄他们。拖尸的领头人是11级的陈体强，外号叫“陈体亏”。
　　现在来说说陈体强。他1939年清华政治学系毕业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所作论文被世界公认为是法学经典，大学法学院学生必读之书。1948年回国后，不久国体改变，此前所学都是“离经叛道”的谬论，遂郁郁不得志，并屡受冲击，不再有所作为，六十六岁就故世了。

院长捡球

　　在校园里一片最旧的平房宿舍里（大概是二院），有联排三间屋子，每间屋里都放了一张乒乓球桌，是专为学生作课余运动之用。我和室友邵循恺（195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后回国任教）都嗜好打乒乓球，每星期必定要去打两三次。有一个早春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打了半个钟头以后，汗流浃背，就把屋后两扇玻璃窗都打开通风。不巧因用力过猛，把球打出窗外。因为出去捡球要绕走很多的路，所以我们就到窗前去观望。刚好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薄呢大衣的人，靠着屋旁边走过来。我们就指着落在远远路旁的球说了声“Ball please！”那位先生居然跑了好几步，弯腰将球拾起，掷到窗内。我们称谢之余，仔细一看，那捡球的人竟是工学院院长顾毓琇。
　　顾毓琇（1902—2002）是20世纪的一个奇才。他集工程师、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于一身。1923年清华毕业，192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博士。回国后在政界、教育界、工业界服务，并在多个学校任校长、院长和教授。 1950年后，在美国大学任教，1999年退休。

教授不交题

　　第一学期的大一物理，在一间很大的教室上课，有五六十个学生。这门课原应由萨本栋教授主讲（他所著的《大学物理》就是这门课的教科书）。不过因为萨先生在美国没有回来，所以最初的几个月，由吴有训教授代课。那时每星期照例出几个物理题目，学生要在星期一上课以前，将写好的解答，放在教室前的一张长方桌上。大约在新年以后的一个星期一，我在上课前几分钟去交题，看见有一个穿着蓝色长袍的年轻人站在桌旁。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以为他一定是同班同学，就顺便问他一句：“你交题了吗？”那位年轻人向我摇了摇头，微笑着说：“我不用交题，我是萨本栋。”我赶紧上前与他握手，欢迎他回来授课。
　　现在来说说萨本栋（1902—1949）。1922年萨本栋在清华毕业后去美国入斯丹福大学，又去麻省的伍斯特工学院，1927年获得物理学博士。1928—1937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以后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9年病逝于美国加州。
　　1943年他被国民政府送去美国考察，来到斯城（Schenectady, NY）我工作的地方。我请他吃饭，并谈些清华往事。他还记得我是一年级学生，但不记得1937年春天我欢迎他回来授课的事了。

我认识的教授

　　1936年，临去清华之前，父亲给我一封信，叫我到清华后去找数学教授郑桐荪（1887—1963），因为他和郑在民国初年，一度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过数学。我去拜望郑教授和夫人后不久，他们就请我吃饭。同桌还有八九个学生，好像都是那年考取的新生。
　　一年以后，我在长沙临时大学选了郑桐荪的微积分课。只上了两三次，就有日本飞机轰炸市区和车站。以后他就没有再来上课，听说他和他的女儿回北平了。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教授，是潘光旦（1899—1967）。开学不久，他叫人来找我，说要请我到他家吃晚饭。我按时前去，才知道那是一个同乡聚会。江苏省邻近上海的四个县，太仓、嘉定、崇明、宝山的人都算是同乡。潘光旦是宝山人，我算是嘉定人，所有其他六七个在座学生也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同乡。说说笑笑，倒也热闹。1922年潘光旦在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主修优生学和遗传学。他在清华读书时，因踢足球伤腿，被锯去一段，走路得用单拐。学校选留美学生时，有人认为送他这个残废人出去“有伤国体”，经美国教员为他力争，才得出国。
　　“文革”时，红卫兵要他作文攻击美国，被他拒绝。他写了“我不能仇视美国，因为美国人讲正义”。红卫兵就逼他蹲在地上拔野草。1967年他得了膀胱炎，未获医治，在极端痛苦情况下，死在家里。


图三　作者当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借书证


图四　作者保存的清华校旗、校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