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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自选集（套装全5册）》
是资中筠先生第一次具有总结性的全面性作品的结集出版，展示了一代知识人的底色。


内容简介
　　《资中筠自选集（套装全5册）》包括《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
　　《感时忧世》卷所收内容涉及公民社会、文化建设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
　　学术文章，多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作者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也很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有的观点为作者首先提出，现已为更多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
　　《士人风骨》卷所收文章，写于1996-2010年间。第一组文章主要讨论知识人的精神家园；第二组文章多是基于历史题材的心得。她说：“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
　　《不尽之思》收录了作者追忆往事的一些文章。它好像是一部黑白电影，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礼、钢琴老师刘金定、胡志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等人与事、地与物，跃然纸上，其中有好些鲜为人知的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事反映了这几十年的历史。
　　《闲情记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写于1980-2010年间，可从中看到作者作为学者之外性情的一面。内容涉及作者所写的序跋或读书随笔、域外风情、音乐随感和记忆等较为私人化的问题，展示了作者在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独特视角和观念。





作者简介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20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译著：《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

媒体评论


　　我和资中筠是三十多年的至交，有通家之好。她学贯古今中外，胸怀天下黎民，勤奋好学，与时俱进，笔耕不辍，思想常新，很值得我们学习。她对属于正业的国际问题研究，造诣很深，特别在美国某些专题的研究和中美关系上，有不少突破。近些年来，她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扩大了境界，更加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捍卫正义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诸多名人激赏，在社会上和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借自选集出版首发之际，衷心祝愿资中筠健康长寿，继续言说。这将是读者之福，中国学术思想之福。
　　——何方

　　资中筠先生是总让我产生自卑的长辈之一。在她面前，我从来都有一种惶恐如影随形；有一种做错了什么和什么做得不够彻底的感觉始终笼罩着我。她的学识，她的人格，常常像镜子照出我的一些丑态来。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的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和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阎连科

　　一句“学而优则仕”，一个科举制度，把读书人赶上“做官”的单行道，一赶就是两千多年。读书人希望“致君尧舜”，君主们则得意于“入吾彀中”。结果，一旦为臣，从此失去了话语权，想说什么，都得看上头的颜色。强项者多半掉了脑袋。“臣”，其造字的本原意思，就是绳索牵着的奴才。社会进入“现代”，必须有一批独立的自由思想者，其责任不在迎合上意，而在批判现实，构想未来。资中筠先生是其中一员。当为政者开始懂得独立思想者的重要并学会从他们的思想创造中汲取理念时，中国才有可能走出“中世纪”。
　　——陈四益

　　每回我读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听她的发言，总是十分惊讶她如何从一堆乱麻中，一堆似是而非的说法中，迅速找出事情的本质，切中要害。她举重若轻的文字，引导着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的基本方向。——崔卫平资中筠先生是我的清华学长，也是我参与编辑《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和主要作者。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她的风骨一直为我景仰。资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深刻，文笔清新典雅。听先生的演讲，读先生的文章，或醍醐灌顶，或如沐春风。她对世界和国事的洞察，常给我以启迪。先生的著作集结出版，是对我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杨继绳

　　祝贺资中筠自选集的出版！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
　　——余世存





目录
《感时忧世》
《士人风骨》
《坐观天下》
《不尽之思》
《闲情记美》





　　自　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 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 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 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 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 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 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 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 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 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 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 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 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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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 资中筠等

时间：2011年10月8日 周六 14:00 ~17：0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临琼楼2层（文津街7号，北海公园南门西侧） 　　发言嘉宾：资中筠、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 　　主持人：梁文道 　　资中筠：我不是一个多产作家，弄了半天就这些了 　　刘瑞琳：欢迎和感谢各位来到这里参加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其实和孙先生结缘还是在去年的沙龙中，2010年我们要做一个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要找一个人撑撑场，我们一致认为非资先生莫属，那是深秋，天气非常冷，资先生来的很早，说了很多的话。第二天的沙龙中资先生和易中天先生有一个对谈，反响非常好。在要送资先生回去的时候，我斗胆跟资先生说：“我们是否有机会出版您的书？”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开启了我们出版《资中筠自选集》的荣幸。 　　出版资老师的书，对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来说，既是出版工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一个新格局的开启。非常巧合，资先生这套集有五卷，每一卷都代表了一个方向。比如，《感时忧世》代表了对现实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关怀等等。可以说，我们有机会出版他的书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深深地认同，我们每一位出版社的同事都感觉到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非常荣幸。 　　下面我把话筒交给今天的特约主持梁文道先生，文道今天是特意从香港赶来，有请文道。 　　梁文道：很荣幸今天来主持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今天是天时人和，天时今天是寒露，天气刚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又很安静，前面是中南海，旁边看出去是北海，北海是皇帝的私家园林，现在变成公园，虽然现在是工作日，很多人进去玩。 　　今天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者、作家、前辈，大家一起来自然是因为资中筠先生，我就不多说废话，等一下今天是以一个类似研讨会的方式进行今天的首发式。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流程，等一下我们依次请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几位，我们会请他们针对这五本著作的其中一卷做出一些评论发言，雷颐先生做一个整体的评论发言。每一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十分钟，资中筠先生会就着每位嘉宾的发言交流5分钟。接下来会有一个30分钟的自由发言时间，所有的在场嘉宾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和交流，到最后资先生有一个总体的回应。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致的流程。 　　我先说一件事情，我看到后面有很多年轻朋友，一定都很仰慕资先生的为人和风采，于是都想来亲近亲近，甚至书都准备好了要来签名，但是希望各位体量，今天恐怕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大家这方面的想法了，等一下结束以后千万别蜂拥而上围着资先生转。 　　下面有请资中筠先生上台。 　　刘瑞琳：资先生，今天这个书刚刚到，好像是今天早上从印刷厂才印出来的，还满意吧？ 　　资中筠：我也是刚刚看到，但是我觉得印的很好，很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现在不想多讲，一个是表示感谢，一个是表示感动，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的书有多少读者，还值得那么多人来关心，很高兴！我这个书有很多是旧作，原来有几个集子，都是从90年代末到二零零几年出的，我一般每隔几年发表一些短的东西，把它集起来出一本集子。现在又有两三年没出集子了，有的人说应该再出一个，过去的那些就买不到了，于是有的出版社说是不是出一个全集全部出一次？我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东西老是出，而且太杂，因为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都有，不见得所有人都感兴趣。所以，我就自己选了一下，按照性质分一下类。过去是不包括写国际问题的，这次把有关国际问题中好懂一点的、还不是太尖涩的文章出了一集。所以，这里面既有新的，又有旧的，向大家交代一下。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弄了半天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厚爱，以后我会把自己的想法再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梁文道：虽然按照内容、方向大致分成了五册，但是这五册里面还是有些东西是贯通的，哪怕是一些散文，但是我仍然感到到里面有某种的忧国的情节在里面。这三十年来的文字结成五册，终于用自己的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读到了所谓知识分子的道统，怎么样继续发扬，尤其是岁数已经不太小了，她仍然针对近年很多国家面对的问题、社会的气氛，各方面的时事都注意到，都有想法。 　　关于《感时忧世》这一册，我们特别请到一位嘉宾上来谈谈想法和看法，有请刘苏里先生。 　　刘苏里：七年来始终没有忘记的一段话 　　刘苏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七年前，也是一个秋天，“读书25周年”的一个民间庆祝活动，我们请到了资先生和陈先生有一个小规模的讲座。当时我和资先生通话的时候问资先生，“您是否能够答应某年某月某日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资先生说“讲什么？”“您可以随意”。资先生就说，“我讲一个文明与野蛮吧”，我当时在电话里就咯噔一下，因为“文明与野蛮”是一个很大的题。在一个春和风暖的下午，资先生到了会场，在两个小时的活动当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七年以来，我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资先生的一段话，他在讲座中特别提到：“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惊，七年来我没有忘却这句话。以我对资本先生的了解，怎么这样一个人自称是野蛮人呢？如果资先生是一个野蛮人的话，我这一代人是什么？至少七年以来，我个人的活动和很多想法正是由资先生的这句话重新开启了我对自己活动和想法一个思考。 　　我谈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对资先生所有文字的一个体会，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十几年的文字，我从资先生最早的文章到后面的几个集子，《锦瑟无端》等等大作，我是资先生十五年以上的读者。我的一个感觉或者体会，资先生这十几年以来的创作，我猜想，她正是在那天下午说的那一句话大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她这一代人如果是作为野蛮人，那十几年以来所作所为想力求脱颖而被束缚，同样我们这一代人要比资先生更加沉重、更加困难、更加无望。 　　资先生的创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包括《感时忧世》，陈乐民先生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鼓吹启蒙这样的大背景，这也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陈先生生前，资先生跟他一唱一和，在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并没有应该有的回响和回声，而在这个独唱中自己加进自己的一段曲子。那么，在陈先生去世以后，资先生跟我讲陈先生关于启蒙的论述被重视的不够，我说是的，几十年以前是救亡压倒启蒙，几十年以后现在是挣钱压倒了启蒙，谁还会在意启蒙吗？尤其是当今之时大国崛起、中国模式，我们需要启蒙别人。那么，资先生第一卷所有的文章是围绕着她感受到的艰难时势发出的危难的声音和陈先生的一唱一和。 　　我希望未来的某一个年代，当我们很多代的孙辈们提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不那么像野蛮人的人，我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员。谢谢大家！ 　　资中筠：关于启蒙的方面我再说一下，这些年来我自己胡说八道都不记得都说过什么了，不过我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是愧对先贤的，先贤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我们在这儿辨得没完没了，他们早就讲明白了，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至于刘苏里先生，他绝对不会是野蛮人，因为他看过很多书，我对于他读书之多是非常敬佩的，他读书速度非常之快。 　　梁文道：刚才资先生提到启蒙，刘先生也提到启蒙，启蒙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告别启蒙了，西方八十年代很多人重新检讨启蒙种种，中国有一种趋势，中国总是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完成启蒙过程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很多“我们其实早就应该告别启蒙了”，其实资先生的书中常常会提到康德谈启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感时忧世》就是资先生对国家的种种问题坚持从启蒙的角度去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试图对我们今天有一些警醒和提醒。 　　非常谢谢刘苏里先生，接下来请到北大关系学院的王逸舟先生。《坐观天下》有资先生自己的一些看法，试图让大家了解这些想法，王先生正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请问王先生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想法。 　　王逸舟：三个突出也是受益更多的地方 　　王逸舟：谢谢文道！我是这个领域非常晚的一个后生，实际上是九十年代初期不能做研究了，跟陈老师、资老师学习国际关系。《坐观天下》这一集确实能够反映出资老师的一个特点，在几乎所有外人看来，一个崛起强大的中国有非常深刻的人文、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种盛世危言，这有非常好的体现，但是如果光看目录看不出来，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基金会制度、中国人的世界观等等，都是很广义问题的研究，但是如果仔细读这本书，参加他各种各样的讨论，我觉得有三个突出也是我自己收受益更多的地方。 　　第一，资先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摆脱了到现在还相当强大的一种传统，就是一种契合决策分析。这两个不一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魂，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在那里，而这些东西摆脱了对策上的研究。 　　第二，有一种非常广阔的对全球化时代变迁的洞察的思想，来看中国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积极的互动。你能够感到资老师能够发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讲到在战争中死很容易，但是真正讲和平的时候，也需要英雄，需要拉丁这种勇气，非常不容易。而且不只是在这些问题上，在台湾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资老师从广义上人的角度、文明的角度，从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族群去看如何朝着更高的阶段发展，这一点可能是大部分人做不到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普遍的研究，缺少这种历史的、国学的、哲学的文化背景，往外面讲就是太将气了，一辈子只是关注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物、某一本书，而缺少用人文的情怀去关注。资老师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文章都透出这种精神，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更开阔、更进步的、人类更加朝着追求真理的方向去走。 　　资老师特别到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像很多思想者、学者一样，有一种欣喜、热情，甚至是一种惊喜的心态，但是越到后来，越感到一种忧虑，感到一种莫名的担忧。这一点我想请教资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转变？我在北大上课，我发现很年轻的学生，比我们这一代经过重大变故的人更悲观，我们是不是自己变得更匠气了？或者是有既得利益，看不到社会或者其他人的考虑了？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做国际问题研究，在任何人看来中国这个时代应该是越来越有精气神、越来越有底气，是不是现在人变得更野蛮了、只是追求钱了，如果往下走，会不会有一个转机？比如说，通过启蒙运动。还是说，全球化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这种经济层面的繁荣，而变得忧虑了？我们看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但是对现实来说，毕竟这个社会、国际关系我们需要往前去推，如果有很强的忧虑意识，怎么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呢？我想向资老师请教这个问题。 　　资中筠：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资中筠：我简单地说两点，从全人类的角度和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讲。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忧虑，就包括我去年和易中天的对话中提到的，整个的科技发展，对人类是造福还是造祸的问题，人能不能控制自己，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答。另外，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国家或者实体，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比如说欧洲，欧盟现在遇到危机，过了这个坎儿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就失败了，就作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它以后会怎么样就很难讲。比如美国，从二十世纪初的运动以后现在又变成一个坎儿，现在华尔街的游行是非常好的迹像，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9·11的话，会早一点发生，这是一个好事，在这个推动之下能不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它过得了、过不了这个坎儿又是一个问题。 　　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是低层次上的，起码是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说八十年代的时候乐观呢？因为又是一个新的气像、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以为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大家知道的那个发展的道路，但是它的发展方向不对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尽管GDP不断增强，因为你最后需要的是公平和正义，我们向往的都是一个公平、争议、平等、自由的社会，这个方向现在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越来越不公平，而且看不到用什么办法达到公平和正义。我所贯穿的忧虑就是我所有的集子里贯穿的忧虑，这个忧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以为可以解决，但是现在看起来还看不到扭转的方向是什么。 　　梁文道：资先生的很多著作和今天选集里面的文章，没有短期很多技术性的政策研究等等，比如她在谈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关于美国国家的把握，但是又不是一个很浮泛的、文学式的观察。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就会看出一些特点，我印像很深的是资先生提到美国国家的强弱与否不是整个经济的总量，不是看它GDP的比重，而是要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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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需要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才能看得到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知道，温州动车这么做是错的，铁道部这么做是错的，艾滋村卖血是错的，这些小学、中学就可以知道，这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全国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什么问题，都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总感觉我们坐了一轮轮船，看见了一座冰山，是避得开的，但是我们一直往他去。
　　今天无论到哪里，一骂官员，永远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官员和公务员的形像如此低，但是那么多的年轻人想去做官员和公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一切的问题是彼此环环绑架在一起的，我们刚刚提到皇帝的新衣，如果传统讲启蒙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小孩跑出来勇敢地揭穿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现实，可是我常常觉得今天中国不是这样，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或许不一定需要太多的启蒙，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自己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过去讲启蒙是揭穿事实，现在不在于揭穿事实了，现在已经揭的够多了，他知道自己没穿，我们也知道，就是坐着一轮大船开向冰山去。
　　资中筠：共勉—还原真相，开启民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资中筠：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的说起几句。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的像是一个大官，非常势力，向权力和财力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想过，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先生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听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的时候，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坚决提出来，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吃的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不是像农村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后来有一次晚上他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下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挨饿是光荣，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信息也不灵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块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有倾的分子不愚昧，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但是从那个以后，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说不对，不让说了。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主流媒体所讲的事情，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主义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于是，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主义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悬殊比资本主义落后得多。于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来了，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那些人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时候呢？因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常数在于效益，在于大大的推进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潮关注弱势群体。当说到矿难、残酷的职业病等等，一些媒体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之所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才能够限制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限制财富。那么，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问题。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我们做不了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说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这一类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并且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的好好，自己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当，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以后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被直问，狼狈的没法说，天天的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我们国家这次漏油的多，最后它赔偿赔的伤筋动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的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渤海湾的污染相当严重，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非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以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梁文道：非常感谢大家，由于时间已经快到六点了，我们超时了太多，我们不再进行提问，大家还是早点回去休息。非常感谢所有的嘉宾参与，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结束！
　　
　　原文发表于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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